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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
一、能让孙中山从神坛上走下来吗?
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动。而今人纪念辛亥革命,多是纪念孙中山。对其他有功的一批战友,特别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与之联电、联函、被时人并称的黄兴,压得过低,低到只能承担“路线错误”责任,低到历史教科书仅见或不见,低到后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其为何人的地步。
就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学日本、亲身参与并目击辛亥革命和往后政坛、史坛风云变幻的鲁迅先生不无疑惑地说:“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
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政治原因,个人的“自我包装”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除此之外尚有:
(一)主勋变故。一些开国元勋,或英年早逝,如黄兴、蔡锷、邹容、陈天华、赵声……或惨遭毒手,如宋教仁、秋瑾、杨衢云、吴禄贞、陶成章、张振武……或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清高超然态度,作了进绵山中的介子推, 如谭人凤、李燮和……而某些人因不必或很少亲临战阵,硕果幸存,致使打天下与坐天下部分分离。
(二)后继者打扮历史。在上者:以衣钵真传自命,虔诚门徒自诩,排斥异己,放逐功臣,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在下者:扭曲的政治氛围长期使一些历史学家不敢秉笔直书;有的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有的思想僵化,以讹传讹……
由此可见,要把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还需把当时的一切人和事,都放到理性的思辩台前,在充分发掘、比较、考证各种史料真伪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二、且从《有志竟成》一文说起
孙中山的《有志竟成》一文,主要追述了他自个从1885年起30余年来的人生历程,“以励来者”。
文章开宗明义说自己是个“先知先觉者”,为了证实,乃“追求革命原起”,自称:“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他何时开始“立志”呢?文中是这么说的:“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为什么偌大中国,从1885年到1905年的20来年间,“几为”他“一人之革命”?细察,孙写作此文时已是1918年,党内“造神”已成气候,孙也身不由己地“自我包装”起来。本来他不太知历史,这也难怪。他10岁入塾读书,12岁(1878年)即随母亲去了檀香山,从此读的是洋书,学的是医学。这段时间出现的以百计、千计的民族先烈、民族英豪如谭嗣同、朱红灯、唐才常、黄兴、宋教仁、严复、章太炎、陶成章、秋瑾、朱执信、廖仲凯等一大批叱咤历史舞台人物,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造神”运动的推动下,也就自然忽视了1894年他参与创建、起初由杨衢云担任领袖的兴中会和会中同仁;也自然忽视了同盟会成立前的其他革命组织,如自立会、支那亡国纪念会、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等。
为了适应“造神”要求,孙把“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时间定在1885年,似乎有点欠思考。因为,如果是这样,他自此之后的许多事情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兴中会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现在已普遍认断,在1894年创立时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概念,而是在“稍晚些才形成”并见诸文字的。更别说此前10 年多以前的所谓“立志”的事体了。又假如我们承认孙自己所说的,早在1885年就有“倾覆”、“创建”之大志,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10年后的1894年,他为什么还要仆仆风尘北上,找门路,通关节,上书拜求李鸿章,“真诚地希望投身于权贵们的改良派中去”。
按孙的《伦敦被难记》一文所述,他在1892年尚“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到“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却是在1896年。文中说: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
按照孙投拜李鸿章的言行来看,这段叙述符合实情。可是,孙在1918年写作《有志竟成》一文时在首段即“修正之,以辅事实”。“修正”了什么?由“投身为彼党党员”改为“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造”;又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倡行新政”,改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这两改,既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又由改良派一跃登上革命派巅峰。
当冯自由为《伦敦被难记》为何有“如此措辞之理由”向孙“请示”时,孙以“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作答。 这就使人疑窦丛生:孙于1897年写作上文,为何知道1897年以后“每次”之事?1897年以前,仅有1895年杨衢云为首、有孙参与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根本谈不上有“每次”。再说,《有志竟成》对《伦敦被难记》只否定了上述之一,但未否定如下之二:1896年,始“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
提到武昌起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洋洋洒洒三大本,孙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只用了一段文字来高度概括,中心题旨是:
(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无心助汉而亡胡者欤?”孙自己没有领导,也不承认有别人在组织领导,比如黄兴,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谭人凤、宋教仁等等。1923年3月,孙还在说:“中国现局堕落,一至如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于无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
(二)武昌之成功得归功于两个法国人,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国人,即孙自己。
头一个是法国武官:“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这么说,武汉新军的革命思想是由孙叮咛洋人灌输“成熟”的。
第二个法国人是“领事罗氏”。孙在文中说:“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瀓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武昌起义,瑞瀓“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武汉领事团开会商议,由于法国领事罗氏,是孙“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孙自称――引者注),称予命令而发难者”。“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于是各国赞成之,……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瀓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不言而喻,是孙的号令与旧交成全了武昌起义成功。不过,孙在行文没有否认“领事罗氏”的说法,那么,武昌起义就是由孙的“命令而发难”,这怎么能说“成于意外”?
(三)黄兴无功可言。“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寥寥25个字。黄兴事前周密规划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闻变赶来武汉,亲冒矢石,血战一月,运筹帷幄,艰苦卓绝的一丁点影儿也不见了。
(四)武昌起义成功的第二功臣是陈其美。孙上文的一段文字以陈其美始:“先是陈英士……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又以陈其美终:“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陈其美何许人?上海青帮大头目;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被推为庶务部长;任沪军都督期间,结纳旧官僚、买办,镇压农民抗租和工人罢工,排挤李燮和,并通过他人刺杀陶成章;孙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是其最得力助手。
考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无法领袖群伦,远不能超越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更别提黄兴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最力者是宋教仁、谭人凤等发起,并得黄兴的支持与同意,武汉发难,居正等以陈其美无足轻重,原没有知照陈其美,而是请黄、宋、谭去主持的。
其次,陈其美和上海光复并没有起“一木之支”的作用。湖南第一个响应,并且派出了劲旅支援;第二个响应的是江西,稳住了紧邻武汉的下游,上海到11月3日才光复,6日才成立沪军都督府,此时之前,还有陕、鲁、滇省已成立,黔、苏、浙独立虽晚一、二天,但军政府成立比上海要早。
上海光复是光复会、同盟会共同促成的,革命军总司令是李燮和,他是当时公推的起义指挥人。陈其美为邀功,在李燮和尚未部署妥贴前,不经请示,即率部攻打江南制造局,“薄其门”时,即为清军生擒,李为顾全大局,“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作解救,进而光复了上海。说来,李是陈的救命恩人。
谈到沪督,按光复上海的功劳与德望,非李莫属,可陈为争夺,在没有光复会方面参加的情况下,擅自召集“各界人士”会议,以手枪威胁,爬上了都督宝座。当时,即引起普遍愤愤不平,有人主张对陈治以违令起事及窃踞名义之罪;有人主张由李榜示,变更陈的都督文告,李均以那将“贻误革命大局”而未采纳,退而督吴淞分府,随后陈取消吴淞分府,李又改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积极帮助光复浙江,又亲率光复军开赴南京前线,……所以,“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由此可见,说到光复上海和上海的作用,得先说李燮和,不能因为李后来参与筹安会的不光彩作为,就可前功尽弃,就可张冠李戴。
(五)文中闭口不谈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及此前的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作用与勋业,这或许是对历史知之甚少的原故。须知,湖北新军1万多人中, 就有文学社员5000余人,还有相当多的共进会员,这些远非“法国武官联络”的成效。
反观黄兴,通读《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以及新近发现散见于当时报刊刊出、或私家收藏的黄兴书信、演讲、电文等,尚未发现任何矫饰、夸张的情事,真是文如其人,心迹双清,“熟视徐行路觉平,心宽意适步更轻。”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辞世前夕这样评价黄兴:“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时间跨度几近一个世纪,唯独夸赞这样两位伟人,这是他最后的历史沉思。
三、孙、黄组织、宣传才能比较
最足以表现孙中山组织、宣传才能的,莫过于他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孙加入洪门后情况,当然也有他执意创建和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关于后者,本文作者之一撰写的《重评中华革命党》一文,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这里就不赘述了,让我们着重看看前者事实。
兴中会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任领导人是刘祥、何宽,他们分别被举为正、副主席。孙是参与创立者(一说孙为会长)。次年在香港吸收杨衢云、谢缵泰等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杨“气宇轩昂”,“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为人仁厚和霭, ……尤富于国家思想”,孙与之初识,“即有相见恨晚之感。成立会上, 杨即以颇高名望和思想激进而被举为第一任会长。“此为中国革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兴中会也才名符其实地开展工作。会后,杨积极准备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集饷械,事败,“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经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众多醵金助之”。1896年11月,杨晤孙于日本,孙以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责难备至”,杨是个明白的汉子,深知孙的潜意,“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1899年,毕永年有联合各秘密会党之议,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联合,孙被选为会长,孙以一派不能有两位会长为理由,说服杨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这才确立孙在兴中会的领导地位。兴汉会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杨仍“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卒为凶徒杀害。从此,孙独当一面。
此前1894年秋,孙回到养育长大的檀香山,孙事后不得不自认:“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这是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情况。后梁启超至檀组织保皇会,“于是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大势为之一变”;1895年冬,孙“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1899年以后,“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
1896年,孙“莅美后,乃奔走各埠,向致公堂职员极力劝导”,虽“舌敝唇焦,均难收效”,“仅在旧金山结识……数人,毫无所得。”可是康有为于1899年到美组织保皇会,“未几旧金山、纽约、芝加古、沙加缅度、檀香山各地保皇会相继成立,会中职员多属致公堂分子。”
1904年,孙由日本再次来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感于势孤寡助”,“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哪知“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
檀香山这种凄清局面,直到曾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的留日学生刘成禺的到来才有所改观:“大同报自刘主持笔政,旗垒为之一新,……使致公堂会员……前之误染康、梁余毒,以敌为友者,至是迷途知返”;刘“革命横议,鼓荡全美,……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会员二十余人”,戊戌(1898年)政变后,康、梁等逃亡到日本,“实为旅日保皇党徒之全盛时代。是时横滨兴中会员多受康、梁煽惑,存者无几”。1903年夏孙来,与孙“仍旧往还者”仅有10数人。孙“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
反观黄兴。黄兴比孙年少8岁,当孙28岁参与创建兴中会(1894 年)时,黄20岁,正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28岁(1902年)时,正由两湖书院选派赴日留学,行前赋诗,已有凌云之志:“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抵日不久,即被举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初露组织才能。1903年5月回国,着力组织革命团体,11 月华兴会成立。在成立会上,黄兴首次倡先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为他们那一代仁人志士奠定了革命理论基石。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以及革命方法与手段十分完备。会员主要来自湘鄂两省,其他如闽、苏、浙、皖、川、赣、黔、粤、直等省也有列名者,实际上是个跨省区组织,其骨干成员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杨笃生、刘揆一、胡瑛、吴禄贞、周震麟、刘道一、张继等,大都在当时及此后的政治舞台上,昂霄耸壑,成了同盟会以及民国时期出类拔萃的人物,为革命作出过贡献。
1904年是华兴会组织大发展、活动最有力、声势最宏大的一年,其声威东到上海、江苏、江西,北到湖北,西到四川,跨国到了日本,“东京的新华会就是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华兴会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包括新军、会党的庞大网络,其人数在10万以上,这是兴中会无法望其项背的。
四、孙、黄筹款业绩隅反
辛亥前,孙长年在海外奔走,他自称“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被人称为“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一书是这样介绍孙“筹款”“接济革命”的:
1895年,……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开始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他总以为金钱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和船票。这段文字再现了孙捉襟见肘的窘态:
兴中会日本分会成立不久,孙即“向会员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会员“及闻”,“乃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会所”。1903年冬,孙在日又“有檀香山之行,以资斧不足,向黄宗仰商借二百元,始克就道”。
再看“专任筹款”:
1894年秋,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即“提议发行革命债券,规定成功日加倍偿还,前后约得香港银数万元”。可是,翌年初,梁启超抵檀募款,“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在他从未涉足的生地,竟“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另招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前者为港银,日后还要“加倍偿还”;后者为华银(比港银值高),是“捐”,数额也大得多。
1896年,当孙“莅美”“奔走各埠”“毫无所得”之时,1899年康有为等至美,“复假商业救国美名”,“向各地华侨募集股金不下华币千数百万元,其中属于致公堂会员者实非少数”。
1903年冬,孙抵檀香山后,其母舅杨文纳以孙1896年第一次游美“成绩不佳”,乃力劝“列籍洪门,以厚党势”,被封为“洪棍”,他踌躇满志手订致公堂新章,按新章规定,每个会员须缴纳注册费美金二元,“会员逾十五万人”,“总数可收入美金三十万元以上,倘以此款协助祖国革命党充购械起兵之实用,则满清政府运命之日臻危险,不言可知。致公堂职员对总理此项计划,极为赞成,遂推举总理及总堂大佬黄三德二人亲往全美南北各地,劝导……注册,……周游南北数十埠,历时半载有余,……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后孙“旋渡欧洲”,来时借款就道,“濒行前犹赖欧美学界同志接济旅费始能成行。由此可知洪门总注册之成绩如何矣。”
1904年,孙中山雄心壮志未泯,再度来檀,乃变换手法,“印制一种美金十元之军需债券,载明‘此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百元’,……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购者寥寥,全数仅得二千余元,以视梁启超所筹之数,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矣。”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孙命汪精卫等到荷属南洋群岛筹饷,因未与时任教该岛,“成绩斐然,深受华侨信仰”的当地著名革命党人李燮和取得联系,“无功而返”。1910年冬,黄兴也赴同地筹措广州起义军饷,一去即与李等接头,“力劝捐除意见”,李欣然悦服从命,因此,“共筹款三万余元”。
1910年初,赵声、倪映典以运动广州新军起义,黄兴致电在美的孙中山求助,孙回电满口答应如期筹足2万元,可他奔走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筹集8000元汇去,黄兴等“咸异常焦灼”,幸革命党人李海云毁家赴义,尽数将自己店内现款2 万余元捐出,才解眉燃。
1911年初,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正紧张筹备,“屡电催款”,孙只是在采纳了冯自由的建议提出“变产救国”、“舍私从公”口号后,才使他们“大为感动”,或抵或卖会所,并由冯自由具体负责,得以先后给香港统筹部汇去7万余元。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孙在美国即接到黄兴从香港发出的“请速汇款应急”的电报,当时他“思无法得款”,拟电“令勿动”,幸他“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次日晨醒读报,才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何“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他认为:“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遂起程赴美东”,后又去英、法穿梭,“商革命政府借款”等事,当他于是年底抵上海时,革命党人满以为他带回了大批款项建设民国,哪知“不名一文”,幸旅美洪门筹饷局应他要求汇去美金3000元,“供归国旅费”,使他适时返国,第5天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7天就赴宁就职。
黄兴戎马倥偬,主要忙于国内革命事业的组织与起义指挥,除了上述偶去南洋筹款外,还可再引一例:云南护国起义后,李根源等向日本政府借款200万元充作军费,经黄兴出面担保,才达成了协议。此前,国内各界函电交驰,热烈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这时已抵日本。适时正收到孙来信委请他向日本政府借款,购武器,建新军。信中说:“唯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惟兄足以助成此举”,经黄奔走,不几日,日方即允借500万日元。
五、孙、黄战略策略观等之类比
孙中山直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他也未能从纯主两广、云南一带起义的固陋观念中蜕变出来,他的武昌起义“成于意外”论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1908年共进会的成立;1909年陶成章、章太炎的倒孙;1910年陶成章等重新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组成;……它都反映了革命党人普遍对孙的战略策略的不以为然。共进会认为,“同盟会举止纾缓”,“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陶成章等不满于孙侧重华南武装斗争”;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此前“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
在动力、方法上,孙始终迷信会党,直到1918年在写作《有志竞成》时,还坚持认为,1900年以前,“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但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等,均是发动会党或义勇乡团去实施的,可见他的指导思想并未改变。真正实施新军、会党结合发难的1911年黄花岗之役,才是辛亥武昌起义的序幕,也可以说是与其相似而规模小的演习,它是黄兴呕心沥血策划、领导的,体现了他的动力、方法、思想。
黄兴一开始就注重革命大联合,主张数省纷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首起提出这一战略、策略的领导人。为实现它,他开始组建的华兴会就是一个超越省界的组织,为准备长沙起义,于本省布置已有头绪后,即派人去湖北、江西、四川、宁、沪等地结纳同志,运动新军,策反防营,接洽会党,关照江、浙光复会策应。他还着力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发动、组织,在“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人士”,如陈独秀、蔡元培、蔡锷等知名人士均在“招邀”之列。他的“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到同盟会后期已为志士们接受,武昌起义一举,即夺得全国的胜利。
摘自《史学月刊》
一、能让孙中山从神坛上走下来吗?
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动。而今人纪念辛亥革命,多是纪念孙中山。对其他有功的一批战友,特别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与之联电、联函、被时人并称的黄兴,压得过低,低到只能承担“路线错误”责任,低到历史教科书仅见或不见,低到后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其为何人的地步。
就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学日本、亲身参与并目击辛亥革命和往后政坛、史坛风云变幻的鲁迅先生不无疑惑地说:“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
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政治原因,个人的“自我包装”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除此之外尚有:
(一)主勋变故。一些开国元勋,或英年早逝,如黄兴、蔡锷、邹容、陈天华、赵声……或惨遭毒手,如宋教仁、秋瑾、杨衢云、吴禄贞、陶成章、张振武……或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清高超然态度,作了进绵山中的介子推, 如谭人凤、李燮和……而某些人因不必或很少亲临战阵,硕果幸存,致使打天下与坐天下部分分离。
(二)后继者打扮历史。在上者:以衣钵真传自命,虔诚门徒自诩,排斥异己,放逐功臣,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在下者:扭曲的政治氛围长期使一些历史学家不敢秉笔直书;有的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有的思想僵化,以讹传讹……
由此可见,要把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还需把当时的一切人和事,都放到理性的思辩台前,在充分发掘、比较、考证各种史料真伪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二、且从《有志竟成》一文说起
孙中山的《有志竟成》一文,主要追述了他自个从1885年起30余年来的人生历程,“以励来者”。
文章开宗明义说自己是个“先知先觉者”,为了证实,乃“追求革命原起”,自称:“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他何时开始“立志”呢?文中是这么说的:“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为什么偌大中国,从1885年到1905年的20来年间,“几为”他“一人之革命”?细察,孙写作此文时已是1918年,党内“造神”已成气候,孙也身不由己地“自我包装”起来。本来他不太知历史,这也难怪。他10岁入塾读书,12岁(1878年)即随母亲去了檀香山,从此读的是洋书,学的是医学。这段时间出现的以百计、千计的民族先烈、民族英豪如谭嗣同、朱红灯、唐才常、黄兴、宋教仁、严复、章太炎、陶成章、秋瑾、朱执信、廖仲凯等一大批叱咤历史舞台人物,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造神”运动的推动下,也就自然忽视了1894年他参与创建、起初由杨衢云担任领袖的兴中会和会中同仁;也自然忽视了同盟会成立前的其他革命组织,如自立会、支那亡国纪念会、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等。
为了适应“造神”要求,孙把“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时间定在1885年,似乎有点欠思考。因为,如果是这样,他自此之后的许多事情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兴中会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现在已普遍认断,在1894年创立时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概念,而是在“稍晚些才形成”并见诸文字的。更别说此前10 年多以前的所谓“立志”的事体了。又假如我们承认孙自己所说的,早在1885年就有“倾覆”、“创建”之大志,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10年后的1894年,他为什么还要仆仆风尘北上,找门路,通关节,上书拜求李鸿章,“真诚地希望投身于权贵们的改良派中去”。
按孙的《伦敦被难记》一文所述,他在1892年尚“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到“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却是在1896年。文中说: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
按照孙投拜李鸿章的言行来看,这段叙述符合实情。可是,孙在1918年写作《有志竟成》一文时在首段即“修正之,以辅事实”。“修正”了什么?由“投身为彼党党员”改为“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造”;又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倡行新政”,改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这两改,既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又由改良派一跃登上革命派巅峰。
当冯自由为《伦敦被难记》为何有“如此措辞之理由”向孙“请示”时,孙以“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作答。 这就使人疑窦丛生:孙于1897年写作上文,为何知道1897年以后“每次”之事?1897年以前,仅有1895年杨衢云为首、有孙参与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根本谈不上有“每次”。再说,《有志竟成》对《伦敦被难记》只否定了上述之一,但未否定如下之二:1896年,始“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
提到武昌起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洋洋洒洒三大本,孙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只用了一段文字来高度概括,中心题旨是:
(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无心助汉而亡胡者欤?”孙自己没有领导,也不承认有别人在组织领导,比如黄兴,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谭人凤、宋教仁等等。1923年3月,孙还在说:“中国现局堕落,一至如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于无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
(二)武昌之成功得归功于两个法国人,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国人,即孙自己。
头一个是法国武官:“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这么说,武汉新军的革命思想是由孙叮咛洋人灌输“成熟”的。
第二个法国人是“领事罗氏”。孙在文中说:“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瀓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武昌起义,瑞瀓“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武汉领事团开会商议,由于法国领事罗氏,是孙“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孙自称――引者注),称予命令而发难者”。“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于是各国赞成之,……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瀓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不言而喻,是孙的号令与旧交成全了武昌起义成功。不过,孙在行文没有否认“领事罗氏”的说法,那么,武昌起义就是由孙的“命令而发难”,这怎么能说“成于意外”?
(三)黄兴无功可言。“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寥寥25个字。黄兴事前周密规划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闻变赶来武汉,亲冒矢石,血战一月,运筹帷幄,艰苦卓绝的一丁点影儿也不见了。
(四)武昌起义成功的第二功臣是陈其美。孙上文的一段文字以陈其美始:“先是陈英士……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又以陈其美终:“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陈其美何许人?上海青帮大头目;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被推为庶务部长;任沪军都督期间,结纳旧官僚、买办,镇压农民抗租和工人罢工,排挤李燮和,并通过他人刺杀陶成章;孙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是其最得力助手。
考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无法领袖群伦,远不能超越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更别提黄兴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最力者是宋教仁、谭人凤等发起,并得黄兴的支持与同意,武汉发难,居正等以陈其美无足轻重,原没有知照陈其美,而是请黄、宋、谭去主持的。
其次,陈其美和上海光复并没有起“一木之支”的作用。湖南第一个响应,并且派出了劲旅支援;第二个响应的是江西,稳住了紧邻武汉的下游,上海到11月3日才光复,6日才成立沪军都督府,此时之前,还有陕、鲁、滇省已成立,黔、苏、浙独立虽晚一、二天,但军政府成立比上海要早。
上海光复是光复会、同盟会共同促成的,革命军总司令是李燮和,他是当时公推的起义指挥人。陈其美为邀功,在李燮和尚未部署妥贴前,不经请示,即率部攻打江南制造局,“薄其门”时,即为清军生擒,李为顾全大局,“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作解救,进而光复了上海。说来,李是陈的救命恩人。
谈到沪督,按光复上海的功劳与德望,非李莫属,可陈为争夺,在没有光复会方面参加的情况下,擅自召集“各界人士”会议,以手枪威胁,爬上了都督宝座。当时,即引起普遍愤愤不平,有人主张对陈治以违令起事及窃踞名义之罪;有人主张由李榜示,变更陈的都督文告,李均以那将“贻误革命大局”而未采纳,退而督吴淞分府,随后陈取消吴淞分府,李又改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积极帮助光复浙江,又亲率光复军开赴南京前线,……所以,“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由此可见,说到光复上海和上海的作用,得先说李燮和,不能因为李后来参与筹安会的不光彩作为,就可前功尽弃,就可张冠李戴。
(五)文中闭口不谈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及此前的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作用与勋业,这或许是对历史知之甚少的原故。须知,湖北新军1万多人中, 就有文学社员5000余人,还有相当多的共进会员,这些远非“法国武官联络”的成效。
反观黄兴,通读《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以及新近发现散见于当时报刊刊出、或私家收藏的黄兴书信、演讲、电文等,尚未发现任何矫饰、夸张的情事,真是文如其人,心迹双清,“熟视徐行路觉平,心宽意适步更轻。”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辞世前夕这样评价黄兴:“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时间跨度几近一个世纪,唯独夸赞这样两位伟人,这是他最后的历史沉思。
三、孙、黄组织、宣传才能比较
最足以表现孙中山组织、宣传才能的,莫过于他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孙加入洪门后情况,当然也有他执意创建和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关于后者,本文作者之一撰写的《重评中华革命党》一文,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这里就不赘述了,让我们着重看看前者事实。
兴中会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任领导人是刘祥、何宽,他们分别被举为正、副主席。孙是参与创立者(一说孙为会长)。次年在香港吸收杨衢云、谢缵泰等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杨“气宇轩昂”,“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为人仁厚和霭, ……尤富于国家思想”,孙与之初识,“即有相见恨晚之感。成立会上, 杨即以颇高名望和思想激进而被举为第一任会长。“此为中国革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兴中会也才名符其实地开展工作。会后,杨积极准备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集饷械,事败,“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经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众多醵金助之”。1896年11月,杨晤孙于日本,孙以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责难备至”,杨是个明白的汉子,深知孙的潜意,“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1899年,毕永年有联合各秘密会党之议,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联合,孙被选为会长,孙以一派不能有两位会长为理由,说服杨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这才确立孙在兴中会的领导地位。兴汉会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杨仍“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卒为凶徒杀害。从此,孙独当一面。
此前1894年秋,孙回到养育长大的檀香山,孙事后不得不自认:“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这是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情况。后梁启超至檀组织保皇会,“于是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大势为之一变”;1895年冬,孙“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1899年以后,“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
1896年,孙“莅美后,乃奔走各埠,向致公堂职员极力劝导”,虽“舌敝唇焦,均难收效”,“仅在旧金山结识……数人,毫无所得。”可是康有为于1899年到美组织保皇会,“未几旧金山、纽约、芝加古、沙加缅度、檀香山各地保皇会相继成立,会中职员多属致公堂分子。”
1904年,孙由日本再次来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感于势孤寡助”,“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哪知“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
檀香山这种凄清局面,直到曾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的留日学生刘成禺的到来才有所改观:“大同报自刘主持笔政,旗垒为之一新,……使致公堂会员……前之误染康、梁余毒,以敌为友者,至是迷途知返”;刘“革命横议,鼓荡全美,……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会员二十余人”,戊戌(1898年)政变后,康、梁等逃亡到日本,“实为旅日保皇党徒之全盛时代。是时横滨兴中会员多受康、梁煽惑,存者无几”。1903年夏孙来,与孙“仍旧往还者”仅有10数人。孙“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
反观黄兴。黄兴比孙年少8岁,当孙28岁参与创建兴中会(1894 年)时,黄20岁,正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28岁(1902年)时,正由两湖书院选派赴日留学,行前赋诗,已有凌云之志:“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抵日不久,即被举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初露组织才能。1903年5月回国,着力组织革命团体,11 月华兴会成立。在成立会上,黄兴首次倡先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为他们那一代仁人志士奠定了革命理论基石。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以及革命方法与手段十分完备。会员主要来自湘鄂两省,其他如闽、苏、浙、皖、川、赣、黔、粤、直等省也有列名者,实际上是个跨省区组织,其骨干成员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杨笃生、刘揆一、胡瑛、吴禄贞、周震麟、刘道一、张继等,大都在当时及此后的政治舞台上,昂霄耸壑,成了同盟会以及民国时期出类拔萃的人物,为革命作出过贡献。
1904年是华兴会组织大发展、活动最有力、声势最宏大的一年,其声威东到上海、江苏、江西,北到湖北,西到四川,跨国到了日本,“东京的新华会就是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华兴会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包括新军、会党的庞大网络,其人数在10万以上,这是兴中会无法望其项背的。
四、孙、黄筹款业绩隅反
辛亥前,孙长年在海外奔走,他自称“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被人称为“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一书是这样介绍孙“筹款”“接济革命”的:
1895年,……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开始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他总以为金钱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和船票。这段文字再现了孙捉襟见肘的窘态:
兴中会日本分会成立不久,孙即“向会员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会员“及闻”,“乃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会所”。1903年冬,孙在日又“有檀香山之行,以资斧不足,向黄宗仰商借二百元,始克就道”。
再看“专任筹款”:
1894年秋,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即“提议发行革命债券,规定成功日加倍偿还,前后约得香港银数万元”。可是,翌年初,梁启超抵檀募款,“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在他从未涉足的生地,竟“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另招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前者为港银,日后还要“加倍偿还”;后者为华银(比港银值高),是“捐”,数额也大得多。
1896年,当孙“莅美”“奔走各埠”“毫无所得”之时,1899年康有为等至美,“复假商业救国美名”,“向各地华侨募集股金不下华币千数百万元,其中属于致公堂会员者实非少数”。
1903年冬,孙抵檀香山后,其母舅杨文纳以孙1896年第一次游美“成绩不佳”,乃力劝“列籍洪门,以厚党势”,被封为“洪棍”,他踌躇满志手订致公堂新章,按新章规定,每个会员须缴纳注册费美金二元,“会员逾十五万人”,“总数可收入美金三十万元以上,倘以此款协助祖国革命党充购械起兵之实用,则满清政府运命之日臻危险,不言可知。致公堂职员对总理此项计划,极为赞成,遂推举总理及总堂大佬黄三德二人亲往全美南北各地,劝导……注册,……周游南北数十埠,历时半载有余,……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后孙“旋渡欧洲”,来时借款就道,“濒行前犹赖欧美学界同志接济旅费始能成行。由此可知洪门总注册之成绩如何矣。”
1904年,孙中山雄心壮志未泯,再度来檀,乃变换手法,“印制一种美金十元之军需债券,载明‘此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百元’,……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购者寥寥,全数仅得二千余元,以视梁启超所筹之数,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矣。”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孙命汪精卫等到荷属南洋群岛筹饷,因未与时任教该岛,“成绩斐然,深受华侨信仰”的当地著名革命党人李燮和取得联系,“无功而返”。1910年冬,黄兴也赴同地筹措广州起义军饷,一去即与李等接头,“力劝捐除意见”,李欣然悦服从命,因此,“共筹款三万余元”。
1910年初,赵声、倪映典以运动广州新军起义,黄兴致电在美的孙中山求助,孙回电满口答应如期筹足2万元,可他奔走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筹集8000元汇去,黄兴等“咸异常焦灼”,幸革命党人李海云毁家赴义,尽数将自己店内现款2 万余元捐出,才解眉燃。
1911年初,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正紧张筹备,“屡电催款”,孙只是在采纳了冯自由的建议提出“变产救国”、“舍私从公”口号后,才使他们“大为感动”,或抵或卖会所,并由冯自由具体负责,得以先后给香港统筹部汇去7万余元。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孙在美国即接到黄兴从香港发出的“请速汇款应急”的电报,当时他“思无法得款”,拟电“令勿动”,幸他“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次日晨醒读报,才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何“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他认为:“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遂起程赴美东”,后又去英、法穿梭,“商革命政府借款”等事,当他于是年底抵上海时,革命党人满以为他带回了大批款项建设民国,哪知“不名一文”,幸旅美洪门筹饷局应他要求汇去美金3000元,“供归国旅费”,使他适时返国,第5天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7天就赴宁就职。
黄兴戎马倥偬,主要忙于国内革命事业的组织与起义指挥,除了上述偶去南洋筹款外,还可再引一例:云南护国起义后,李根源等向日本政府借款200万元充作军费,经黄兴出面担保,才达成了协议。此前,国内各界函电交驰,热烈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这时已抵日本。适时正收到孙来信委请他向日本政府借款,购武器,建新军。信中说:“唯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惟兄足以助成此举”,经黄奔走,不几日,日方即允借500万日元。
五、孙、黄战略策略观等之类比
孙中山直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他也未能从纯主两广、云南一带起义的固陋观念中蜕变出来,他的武昌起义“成于意外”论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1908年共进会的成立;1909年陶成章、章太炎的倒孙;1910年陶成章等重新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组成;……它都反映了革命党人普遍对孙的战略策略的不以为然。共进会认为,“同盟会举止纾缓”,“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陶成章等不满于孙侧重华南武装斗争”;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此前“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
在动力、方法上,孙始终迷信会党,直到1918年在写作《有志竞成》时,还坚持认为,1900年以前,“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但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等,均是发动会党或义勇乡团去实施的,可见他的指导思想并未改变。真正实施新军、会党结合发难的1911年黄花岗之役,才是辛亥武昌起义的序幕,也可以说是与其相似而规模小的演习,它是黄兴呕心沥血策划、领导的,体现了他的动力、方法、思想。
黄兴一开始就注重革命大联合,主张数省纷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首起提出这一战略、策略的领导人。为实现它,他开始组建的华兴会就是一个超越省界的组织,为准备长沙起义,于本省布置已有头绪后,即派人去湖北、江西、四川、宁、沪等地结纳同志,运动新军,策反防营,接洽会党,关照江、浙光复会策应。他还着力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发动、组织,在“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人士”,如陈独秀、蔡元培、蔡锷等知名人士均在“招邀”之列。他的“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到同盟会后期已为志士们接受,武昌起义一举,即夺得全国的胜利。
摘自《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