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现代政党政治实践中,政党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党协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我国的政党协商以其独有的原则理念、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等,较好地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新时代,优化政党协商的制度机制、提升政党的政治参与水平,要健全完善素质保障机制、内生动力机制、互动沟通机制、协商监督机制,以整合政党协商资源,加强政党协商效能.
【机 构】
:
河北体育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41;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现代政党政治实践中,政党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党协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我国的政党协商以其独有的原则理念、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等,较好地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新时代,优化政党协商的制度机制、提升政党的政治参与水平,要健全完善素质保障机制、内生动力机制、互动沟通机制、协商监督机制,以整合政党协商资源,加强政党协商效能.
其他文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我们为什么能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开展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西柏坡时期,经过整党运动,党内政治文化由地富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等杂糅并存的不纯洁状态向以无产阶级思想为主导的比较纯洁统一的状态转化,使党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有力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新时代,按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从历史中探寻经验、总结规律、因时制宜,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前发展,是一条基本途径.
判定行政机关是否存在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应从其有无监督管理职责、有无具体履职手段和是否穷尽履职手段三个方面来审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不同于普通诉讼中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法定职责是指行政机关的对外管理职责,而监督管理职责既包括对外管理职责,也包括对内监督职责等.行政机关的履职手段既包括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责令纠正违法、征收税费等执法性措施,也包括检查报告、转交、代为修复等事实性手段.在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应重点从其主观上是否有不履行的故意,客观上是否穷尽法律法规授权
作为2018年修宪时新增设的国家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基于自身的宪法地位享有独立的立法权,以便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供给配套的监察法规.目前,尽管已经获得了监察法规制定权,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权在权力来源、内容范围以及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制定程序等方面仍存在规范层面上的缺失,并由此导致监察工作实践中的多重困境.有鉴于此,应当结合国家监察工作的实际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未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措施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权进行法治构建,充实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权的内容,建立健全监察法规
我国《民法典》实质上已经规定了《商法通则》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民法典》的总则编客观上具备了“商法总则”的功能.当前我国民商立法存在“商法过度”与“商法不足”的弊端.“民法的商法化”“民商合一、合而不同”等现代私法的理念和技术应当被我国民商事立法者与民商事裁判者加以借鉴和发扬.我国商事立法的核心问题是商事一般条款的完善,我国应当通过“商法的方法”创设我国特有的商法规范.
算法治理是算法时代的核心议题.然而,当下算法治理的实效不彰,算法治理的理论亦分歧重重.鉴古而知今,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算法治理史不但展现了丰富的制度实践,也为我国算法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深邃洞见.聚焦于关键场景算法透明公平的“法律”、趋于共识的算法伦理“规范”和迈向算法可解释的“代码”,贯穿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算法治理进程.政府(法律)、社会(规范)、市场(代码)的耦合,以及工具性/自主性算法和高/低风险算法的类型化,共同塑造了理一分殊的“模块化”算法治理体系,为分类分级的算法治理奠定了稳固的理论之基.
在我国《监察法》明确规定监察赔偿制度后,《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八十条、第二百八十一条进一步规定了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适用情形、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等,使得监察赔偿制度具有了可操作性,要依据体系解释的方式对这些规则予以适用.但现行监察赔偿规则相对于实践需求还存在制度供应不足.为实现规范和制约监察权的目标,未来需进一步完善监察赔偿的具体赔偿内容、程序、救济途径等.监察赔偿属于独立的国家赔偿类型,在监察法律体系中确定与监察体制相对应的监察赔偿规则,同时对《国家赔偿法》作相应的修改:确立监察赔偿的基本原则,
留置作为一项监察调查权,是由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的、针对人身自由的强制性限制措施,该性质的明确是监察留置得以自洽的前提和基础.因其内容的强制性,留置措施的规范设置及规则适用应坚守谦抑审慎的法治态度,在留置对象范围的设置上应以公职性作为界定标准;在留置适用的事实条件上应结合实践中的常见情形进行类型化、具体化、有针对性的标准设置,为实现留置规则的自洽进而推进监察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提供更合理规范的操作标准.
我国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效果模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为节点,由之前实定法中德国式的“契约地位承受”,到其后虽无明确规定但实务中依然沿袭的暧昧态度,体现了我国立法在效果模式上的模棱两可,也为其他效果理论留下证呈的空间.检视其他效果模式,存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分配不合理、与现行法律体系不兼容等缺陷.故此,应当矫治我国买卖不破租赁法律效果理论上的“物权化”倾向,以契约地位承受模式为基础,明确租赁物所有权人对受让人的告知义务及在买卖合同中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我国当构建债法路径下的买卖不破租赁法律效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对新时代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融入统战工作之中”,概括了“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开拓创新”等成功经验.2022年,各民主党派迎来新一轮政治交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新征程中,民主党派如何守正创新,将政治交接中的优良传统与时代结合,推进新时代参政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总结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基本经验,深入研究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内涵与特点,激发政治交接的活力与效能,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