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坚韧，擅长化悲为乐。明朝的时候，杭州人把清明节过成了郊游节，人们妆饰一新出门踏青，扫完墓就地野餐。重阳节亦是如此。按《易经》之说，九为阳数，九月九日，是阳气极盛时。三月三踏春，九月九踏秋，秋收时祭天祭祖，佩茱萸、饮菊花酒求寿。曹丕認为“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希望长寿的意思。不过，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里另有一种解释。
　　汝南桓景跟着方士费长房—就是“壶中日月”，会缩地术那位—游学，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回家去让家人做绛囊，盛茱萸，系在胳膊上，登高饮菊花酒，就能避祸。桓景照办了，登高喝完酒回家，发现家里的鸡犬牛羊死了一地—算是替家里人遭了祸。

　　按这个说法，重阳节其实是登高避祸节。山东昌邑以前也有规矩，重阳节喝辣萝卜汤—“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滕州不许出嫁不到三年的女儿归家过节—“回家过重阳，死她婆婆娘”。不过这只是地方习俗，大多数人重阳节优哉游哉，就是个爬山喝酒。细想来，插茱萸、饮菊花酒都有道理。哪怕不是为了避祸，茱萸可以防虫驱寒，菊花可以解热去痛，秋风肃杀时节，配这二物没错。但也有不那么仪式化的：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就一点儿都没有避祸的慌张，纯粹是郊游取乐，贪图朋友的鸡黍、青山来着。
　　中国人最重饮食，而且不时不食，节令献祭、聚会饮宴，最后都是吃。以前北京的山东馆子极聪明，每逢重阳节，不只备有菊花酒，还会弄个“菊花锅子”。因为重阳节在入秋时节，须进补，可是大宅门里的太太小姐多有类似林黛玉的体质的，纤弱不胜，不能像北方大汉似的狂吞涮羊肉。把菊花瓣儿撒在火锅里，另加刻意削薄的鱼片、羊肉片、藕片等物，一涮就熟，温润中不失清和，专门迁就太太小姐们。袁枚《随园食单》里则说起过重阳小食栗子糕：把栗子磨成粉，与糯米和糖一起蒸成糕，加瓜子、松仁当零食吃。可以想见其甜软香糯，怎么吃都不会伤脾胃。
　　重阳节的传统食物就是重阳糕。隋唐之际，重阳节还有秋天祭祀的任务。黍秫收获，于是用黏米来做糕，大家边吃边感谢上苍；富贵人家将枣子和栗子混合进去，图个香甜。北宋末年，做重阳糕已经形成规模，蒸好了糕，还要加石榴籽、栗黄、银杏、松仁，上面插小彩旗，偶尔还会加猪羊肉和鸭子。明朝时还有一种习俗，是拿重阳糕搁在儿女的额头，祝愿：“愿儿百事皆糕（高）。”取谐音，图个吉利。重阳糕历来配方不一，但高糖、高热量是一定的，无非是为了秋天补一补气罢了。
　　喝菊花酒的规矩也不难理解。中国人自来喜欢吃花喝花，不独菊花一味。屈原“夕餐秋菊之落英”，是直接吃的。曹丕趁重阳节给钟繇送菊花，认为那天一切植物都萎靡，只有菊花“纷然独荣”，若非“含乾坤之纯和，体芳芳之淑气”，怎会如此？菊花用来泡茶就很香了，泡酒更妙，而且不只重阳节能喝。《金瓶梅》里，夏提刑和西门庆交好，到十月份还制了菊花酒送去。西门庆嫌这东西“香淆气的，没大好生吃”，后来要吃时，“碧靛清，喷鼻香”。喝菊花酒有讲究：未曾筛酒，先搀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后贮于布甑内”，这样再筛出来，醇厚好吃。这意思很明白：菊花酒香得有蓼辣之性了，要加水稀释才好喝。王维想象山东兄弟“遍插茱萸少一人”，很感伤，其实兄弟们登了高，香甜的菊花酒喝着，又黏又甜的重阳糕吃着，再感伤也有限，苦的是他自己，只好“每逢佳节倍思亲”了。
　　中国人善于将一切节日过成“吃节”，重阳节也不例外。说来似乎不甚严肃，但其实古代岁时叵测，生活不容易，每个节日亲人又未必在一起，不好好吃点东西，真过不去—世事已经那么艰难，还不让人吃点好的，怎么对抗无常的世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