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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推动了中国新兴的经理人市场的发展。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管理者配置资源的效率的提高，改革改变了管理者的角色，管理者不用再像机器人一样仅仅按照指令行事。相反，他们需要通过合同来明确自己应付的责任和所能得到的回报。因此，管理者合同是上世纪80年代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变革，这与市场占支配地位的标准相一致。由于从企业中产生的激励竞争使企业受到了更强的市场约束，从而使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
关键词：市场化 代理理论
一、利益冲突与代理问题
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生产经营者积极性的提高，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这一点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各个环节——放权让利、生产经营责任者、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看出，每一个环节都透着如何激励企业经营者的问题，试图建立劳动激励机制，诱发出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在钱财的处理上，合股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的合伙人，则纯为自己打算。……疏忽和浪费，常为合股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的确，时至今日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合股公司的弊窦”仍然存在，而且有时表现的特别突出。Demski(2003)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为其带来私人利益时，冲突就会发生。就利益冲突本身而言，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它和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但是如何解决冲突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企业中，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则是这些利益冲突的一个纽带或核心。经济学将它称为“代理问题”。
解决代理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通过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这就是Eugene F Fama和Miehael C Jensen(1985)中所分析的为什么各种组织形式可以生存下来，以及股份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中具有优势的原因所在。但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是从组织结构和权威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企业是个多面体，具有多种特性。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层面对代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关于企业的“权威”属性和“非权威”属性的关系，以及对代理问题研究的影响，James A Mir-rless(1976)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他认为权威关系可以发生在任何两个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中下级单位之间。但是，组织结构的各种可能性也远比“权威”这个术语所蕴含的内容要丰富的多。例如在Marschak和Radner(1972)所研究的团队理论中，人们同意在一起工作，却不用建立起权威结构。这样，在研究企业时就可以剔除权威因素。而Alchian和Dem-setz则在这个问题上走的更远。在他们的模型中组织里权威的作用只是为了计量成员之间的劳动投入，成员之间的回报根据合同来进行。因此，这两位作者强调团队理论是唯一适宜的企业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权威关系将不再发生。
James A Mirrlees没有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认为从Alchian和Demsetz的模型中可以发现用权威这个术语来描述比较困难的其他的有趣的方面。而且这些可能性还适用于更加以权威为基础的组织模型的生产可能性。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交互模式来形成个人关系，因此，无法在完全市场关系与组织内关系之间画上一个明确的界限，这样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激励问题不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另外，从代理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问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同质性。当我们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分为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者和现代企业制度等三个阶段时，可以明显看出企业的组织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中所体现的权威关系的不同。但是这三个阶段中没有改变的就是不同的权威关系可以看作是都是代理关系。
二、代理理论与激励结构
当一个人为其他人服务时，这两人之间就产生了代理关系。前者一般称为代理人，后者则被称为委托人。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代理关系的产生即不要求决策或行动的次数也没有规定双方关系持续的长短。这使代理问题的研究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较强的适用性，并为代理理论的发展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在代理关系中，一方面规定了双方的利益目标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规定了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由此而隐含了代理关系中必然会出现利益冲突。Holmstrom(1982)指出，缓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很自然的办法就是委托人花费一定的代价来监督代理人的行动。如果可以对代理人实施完全监督，那么委托人就可以明确告诉代理人应该怎样行动，并且对偏离指令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实现所谓的“最优解”。但是，这种方法在具体实施时会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为了完全掌握代理人的行动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监督所必须的技术手段的付出，而这些代价无法用收益的增加所抵消。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监督是不可行的。其次，在很多情况下代理人的行动是无法观察到的或者说委托人所能获得的关于代理人行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因此，完全监督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就转向了如何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尽量保持一致，这样代理人的行动必然会使委托人的福利增加。
于是利益冲突、代理问题和激励就成为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这些概念成为代理理论研究的中心环节。代理理论中关于代理人行为的无法观察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而在这个假设条件下委托人如何对代理人实施激励，从而使代理人的行为与自己的利益尽可能一致，则成为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Arrow(1976b)和Pauly(1968)对不可观察行为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将这个问题模型化。Zeckhauser(1970)通过研究保险条款的选择将该问题模型化。后来，Spence和Zeckhauser(1971)在更一般背景下的，即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讨论了这个问题。Ross(1973)将代理问题标准化为下列形式：假设代理人和委托人具有状态独立的期望效用函数，分别用G(●)和U(●)表示。不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他们的目标都是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
Mirrlees(1975)研究了这样一个模型。一方面代理人行动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代理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可观察到的，只有行动结果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于是，在委托代理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只能以行动结果作为条款。但是，作者认为此时合同只能任意接近最优但无法达到最优。在Mir-flee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Holmstrom(1982)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该作者注意到，如果完全观察代理人行动是不可能的时候，委托人只能获得关于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这时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不完全信息来缓解代理问题成 为关注的焦点。这里作者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次优解是严格劣于最优解的。这一点与Mirrlees(1999)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在次优条件下，委托人也可以使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提高。同时，一个额外的信号具有信息含量时，委托人就应该将其列入合同中。因此不断优化合同是可能的。
Grossman和Hart(1983)提出了研究委托——代理问题的另外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在以后的代理理论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他们将委托人的问题分为两部分：一是计算代理人所采取行动的成本，二是计算代理人所采取行动的收益。在这里，作者假设代理人关于收入彩票的偏好与行动是相互独立的。并将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表示为C(a)+K(a)v①，其中v是实值、连续、严格增的凸函数。这种表示方法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采用，成为一种标准的表示方法。除了可以提供一个严格的方法，这种思路还有助于区分代理人的产出在委托代理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代理人产出的提高可以增加给委托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因此委托人很希望产出数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代理人的产出是传递给委托人关于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号。
作者关于最优合同激励安排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在作者给定的假设条件下)：第一，在最优环境中，如果代理人是严格风险厌恶的，则委托人承担所有风险。但是在代理背景下，委托人不应该自己完全承担风险。这是因为如果代理人完全规避在风险之外，他就没有动力来提高自己的努力程度。第二，在一定条件下，最优激励安排不应该是一个减函数，而且激励和风险分担是相互强化的。第三，关于影响激励问题的严重程度的因素，如果关于代理人行动的信息的质量越差，则激励问题就越重要。
总之，虽然通过转化经营机制赋予了管理者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活力也加强了，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代理问题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不可否认，代理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代理理论只是其中一种。代理理论的优点在于它规避了企业组织的权威特性，抽象出了企业成员之间所具有的契约关系的一面。这种抽象使得代理理论具有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上面介绍的代理理论属于传统代理理论的范畴。随着代理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将会更清楚地认识企业的本质，更有效地处理代理问题。
关键词：市场化 代理理论
一、利益冲突与代理问题
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生产经营者积极性的提高，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这一点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各个环节——放权让利、生产经营责任者、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看出，每一个环节都透着如何激励企业经营者的问题，试图建立劳动激励机制，诱发出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在钱财的处理上，合股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的合伙人，则纯为自己打算。……疏忽和浪费，常为合股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的确，时至今日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合股公司的弊窦”仍然存在，而且有时表现的特别突出。Demski(2003)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为其带来私人利益时，冲突就会发生。就利益冲突本身而言，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它和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但是如何解决冲突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企业中，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则是这些利益冲突的一个纽带或核心。经济学将它称为“代理问题”。
解决代理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通过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这就是Eugene F Fama和Miehael C Jensen(1985)中所分析的为什么各种组织形式可以生存下来，以及股份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中具有优势的原因所在。但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是从组织结构和权威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企业是个多面体，具有多种特性。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层面对代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关于企业的“权威”属性和“非权威”属性的关系，以及对代理问题研究的影响，James A Mir-rless(1976)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他认为权威关系可以发生在任何两个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中下级单位之间。但是，组织结构的各种可能性也远比“权威”这个术语所蕴含的内容要丰富的多。例如在Marschak和Radner(1972)所研究的团队理论中，人们同意在一起工作，却不用建立起权威结构。这样，在研究企业时就可以剔除权威因素。而Alchian和Dem-setz则在这个问题上走的更远。在他们的模型中组织里权威的作用只是为了计量成员之间的劳动投入，成员之间的回报根据合同来进行。因此，这两位作者强调团队理论是唯一适宜的企业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权威关系将不再发生。
James A Mirrlees没有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认为从Alchian和Demsetz的模型中可以发现用权威这个术语来描述比较困难的其他的有趣的方面。而且这些可能性还适用于更加以权威为基础的组织模型的生产可能性。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交互模式来形成个人关系，因此，无法在完全市场关系与组织内关系之间画上一个明确的界限，这样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激励问题不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另外，从代理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问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同质性。当我们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分为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者和现代企业制度等三个阶段时，可以明显看出企业的组织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中所体现的权威关系的不同。但是这三个阶段中没有改变的就是不同的权威关系可以看作是都是代理关系。
二、代理理论与激励结构
当一个人为其他人服务时，这两人之间就产生了代理关系。前者一般称为代理人，后者则被称为委托人。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代理关系的产生即不要求决策或行动的次数也没有规定双方关系持续的长短。这使代理问题的研究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较强的适用性，并为代理理论的发展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在代理关系中，一方面规定了双方的利益目标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规定了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由此而隐含了代理关系中必然会出现利益冲突。Holmstrom(1982)指出，缓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很自然的办法就是委托人花费一定的代价来监督代理人的行动。如果可以对代理人实施完全监督，那么委托人就可以明确告诉代理人应该怎样行动，并且对偏离指令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实现所谓的“最优解”。但是，这种方法在具体实施时会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为了完全掌握代理人的行动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监督所必须的技术手段的付出，而这些代价无法用收益的增加所抵消。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监督是不可行的。其次，在很多情况下代理人的行动是无法观察到的或者说委托人所能获得的关于代理人行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因此，完全监督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就转向了如何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尽量保持一致，这样代理人的行动必然会使委托人的福利增加。
于是利益冲突、代理问题和激励就成为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这些概念成为代理理论研究的中心环节。代理理论中关于代理人行为的无法观察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而在这个假设条件下委托人如何对代理人实施激励，从而使代理人的行为与自己的利益尽可能一致，则成为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Arrow(1976b)和Pauly(1968)对不可观察行为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将这个问题模型化。Zeckhauser(1970)通过研究保险条款的选择将该问题模型化。后来，Spence和Zeckhauser(1971)在更一般背景下的，即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讨论了这个问题。Ross(1973)将代理问题标准化为下列形式：假设代理人和委托人具有状态独立的期望效用函数，分别用G(●)和U(●)表示。不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他们的目标都是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
Mirrlees(1975)研究了这样一个模型。一方面代理人行动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代理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可观察到的，只有行动结果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于是，在委托代理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只能以行动结果作为条款。但是，作者认为此时合同只能任意接近最优但无法达到最优。在Mir-flee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Holmstrom(1982)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该作者注意到，如果完全观察代理人行动是不可能的时候，委托人只能获得关于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这时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不完全信息来缓解代理问题成 为关注的焦点。这里作者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次优解是严格劣于最优解的。这一点与Mirrlees(1999)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在次优条件下，委托人也可以使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提高。同时，一个额外的信号具有信息含量时，委托人就应该将其列入合同中。因此不断优化合同是可能的。
Grossman和Hart(1983)提出了研究委托——代理问题的另外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在以后的代理理论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他们将委托人的问题分为两部分：一是计算代理人所采取行动的成本，二是计算代理人所采取行动的收益。在这里，作者假设代理人关于收入彩票的偏好与行动是相互独立的。并将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表示为C(a)+K(a)v①，其中v是实值、连续、严格增的凸函数。这种表示方法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采用，成为一种标准的表示方法。除了可以提供一个严格的方法，这种思路还有助于区分代理人的产出在委托代理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代理人产出的提高可以增加给委托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因此委托人很希望产出数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代理人的产出是传递给委托人关于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号。
作者关于最优合同激励安排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在作者给定的假设条件下)：第一，在最优环境中，如果代理人是严格风险厌恶的，则委托人承担所有风险。但是在代理背景下，委托人不应该自己完全承担风险。这是因为如果代理人完全规避在风险之外，他就没有动力来提高自己的努力程度。第二，在一定条件下，最优激励安排不应该是一个减函数，而且激励和风险分担是相互强化的。第三，关于影响激励问题的严重程度的因素，如果关于代理人行动的信息的质量越差，则激励问题就越重要。
总之，虽然通过转化经营机制赋予了管理者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活力也加强了，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代理问题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不可否认，代理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代理理论只是其中一种。代理理论的优点在于它规避了企业组织的权威特性，抽象出了企业成员之间所具有的契约关系的一面。这种抽象使得代理理论具有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上面介绍的代理理论属于传统代理理论的范畴。随着代理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将会更清楚地认识企业的本质，更有效地处理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