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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荣衰与执政集团逐渐蜕变成狭隘利益集团密切相关
利益不仅是分析经济现象，也是分析政治现象、总结政治规律的基本范畴。《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利益的解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有学者认为，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征的需要”。一般而言，利益可以简单分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两种。按照“经济人”理性假设，以“公共性”自居的政府官员，本质上也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故政府官员常常是法理上的“政治人”和现实中“经济人”二者的矛盾体。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受托者，政府官员应是一个“政治人”，他应按照公共性的要求从事具有公共利益的行为，以维护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而现实中，承担多重社会角色的官员往往又无法绕开自身的利益，无法避开“经济人”理性的支配，故经常会选择在更短的时间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取决于他的最大利益——这个根本的需求动机。即使是更具有公共利益的现代政党和政府，由于其成员的自利化，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果不能有效预防公共利益的狭隘化，最终也会完全成为狭隘利益集团。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国家的荣衰，都与执政集团逐渐失去其公共利益，最后完全蜕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狭隘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党必须直面领导干部的利益问题，通过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做事的利益机制，才能真正地调动好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領导干部也是“人”，他们也是凡夫俗子，不能完全超越利益而存在
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党政官员内部传出了与群众路线教育极其不和谐的声音：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过头了，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干部没有干事的动力了”；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我们在县乡基层工作，工资本来就很低，做基层干部，不就是图个好办事，图个吃吃喝喝”；甚至还有一些干部公然说，“群众路线教育我们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辞职，到企业去干！”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正说明了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人为本，也应考虑到领导干部也是“人”，他们也是凡夫俗子，不能完全超越利益而存在。在深入开展党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应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正当利益，依法保障党员干部的合法利益，依法破除领导干部的非法利益。通过健全党员干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党员干部干事的动力机制，让领导干部“愿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群众路线教育最直接的目标。
“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并不难，关键要看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真正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待公与私、权与利的关系，能否在心底对个人的私欲、权欲亮起红灯，守住从政的道德底线。为此，必须健全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坚决把私欲关进“纪律”的笼子里。只有在思想认识上达到应有的高度，在处理公与私关系上把握好分寸，才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定出刚性“标准”，才能控制领导干部个人私欲的膨胀，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既能做事，又不出事。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科学运用利益激励机制，可以把外在的强制力变为内在的驱动力，增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与勇气。
在今天，“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员干部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了他们心理上的严重失衡，必然使得传统的“精神激励”价值失去其原有的强大激励作用。当前，在不断进行宗旨教育的基础上，领导干部确实需要一种长期性的物质激励机制，以保证他们干事创业的可持续动力。
让“热衷利益”的领导干部退出，让敢于担当的干部脱颖而出
前黄埔军校大门有幅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实际上，后来国民党失去政权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党政官员贪污腐败和贪生怕死。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告诫全党，“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要健全对“热衷利益”的领导干部的退出机制，让那些真正“为民、清廉、务实”和敢于担当的好干部脱颖而出。
首先，对工作有能力、有热情，但因专业不对口等原因而造成工作绩效不高的领导干部，可结合他们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进行跨部门的平级调整。通过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常态调整机制，旗帜鲜明地支持实干者，惩治腐败者，鞭挞空谈者，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既治贪，也要治庸、治懒。
其次，要深化“引咎辞职”、“追究解职”与“因咎追究”机制，以促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并形成领导干部为了公共利益而勇于担当的良好风气。
再次，要通过“上评下议”，完善领导干部末位退出机制。要通过干群合作评议为基础的“上评下议”活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优汰劣。要把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与“上评下议”的结果，尤其是基层群众评议的结果紧密结合起来。
最后，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领导干部“裸退”步伐。在我国现有体制下，一个人一旦成为领导干部，除非被撤职查办，一般都能获得终生福利，有的还可以惠泽于子孙。我国“从党政部门到人大政协”、“从领导岗位到非领导岗位”式的领导干部退休路径已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我们可充分借鉴西方国家民选政务官“裸退”的方式、方法，逐步解决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在退休过程中的“隐退”、“半退”现象，通过一次性货币化安置，加快领导干部“裸退”机制建设。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严俊 美编/李祥峰
利益不仅是分析经济现象，也是分析政治现象、总结政治规律的基本范畴。《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利益的解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有学者认为，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征的需要”。一般而言，利益可以简单分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两种。按照“经济人”理性假设，以“公共性”自居的政府官员，本质上也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故政府官员常常是法理上的“政治人”和现实中“经济人”二者的矛盾体。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受托者，政府官员应是一个“政治人”，他应按照公共性的要求从事具有公共利益的行为，以维护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而现实中，承担多重社会角色的官员往往又无法绕开自身的利益，无法避开“经济人”理性的支配，故经常会选择在更短的时间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取决于他的最大利益——这个根本的需求动机。即使是更具有公共利益的现代政党和政府，由于其成员的自利化，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果不能有效预防公共利益的狭隘化，最终也会完全成为狭隘利益集团。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国家的荣衰，都与执政集团逐渐失去其公共利益，最后完全蜕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狭隘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党必须直面领导干部的利益问题，通过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做事的利益机制，才能真正地调动好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領导干部也是“人”，他们也是凡夫俗子，不能完全超越利益而存在
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党政官员内部传出了与群众路线教育极其不和谐的声音：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过头了，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干部没有干事的动力了”；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我们在县乡基层工作，工资本来就很低，做基层干部，不就是图个好办事，图个吃吃喝喝”；甚至还有一些干部公然说，“群众路线教育我们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辞职，到企业去干！”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正说明了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人为本，也应考虑到领导干部也是“人”，他们也是凡夫俗子，不能完全超越利益而存在。在深入开展党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应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正当利益，依法保障党员干部的合法利益，依法破除领导干部的非法利益。通过健全党员干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党员干部干事的动力机制，让领导干部“愿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群众路线教育最直接的目标。
“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并不难，关键要看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真正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待公与私、权与利的关系，能否在心底对个人的私欲、权欲亮起红灯，守住从政的道德底线。为此，必须健全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坚决把私欲关进“纪律”的笼子里。只有在思想认识上达到应有的高度，在处理公与私关系上把握好分寸，才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定出刚性“标准”，才能控制领导干部个人私欲的膨胀，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既能做事，又不出事。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科学运用利益激励机制，可以把外在的强制力变为内在的驱动力，增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与勇气。
在今天，“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员干部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了他们心理上的严重失衡，必然使得传统的“精神激励”价值失去其原有的强大激励作用。当前，在不断进行宗旨教育的基础上，领导干部确实需要一种长期性的物质激励机制，以保证他们干事创业的可持续动力。
让“热衷利益”的领导干部退出，让敢于担当的干部脱颖而出
前黄埔军校大门有幅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实际上，后来国民党失去政权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党政官员贪污腐败和贪生怕死。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告诫全党，“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要健全对“热衷利益”的领导干部的退出机制，让那些真正“为民、清廉、务实”和敢于担当的好干部脱颖而出。
首先，对工作有能力、有热情，但因专业不对口等原因而造成工作绩效不高的领导干部，可结合他们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进行跨部门的平级调整。通过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常态调整机制，旗帜鲜明地支持实干者，惩治腐败者，鞭挞空谈者，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既治贪，也要治庸、治懒。
其次，要深化“引咎辞职”、“追究解职”与“因咎追究”机制，以促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并形成领导干部为了公共利益而勇于担当的良好风气。
再次，要通过“上评下议”，完善领导干部末位退出机制。要通过干群合作评议为基础的“上评下议”活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优汰劣。要把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与“上评下议”的结果，尤其是基层群众评议的结果紧密结合起来。
最后，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领导干部“裸退”步伐。在我国现有体制下，一个人一旦成为领导干部，除非被撤职查办，一般都能获得终生福利，有的还可以惠泽于子孙。我国“从党政部门到人大政协”、“从领导岗位到非领导岗位”式的领导干部退休路径已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我们可充分借鉴西方国家民选政务官“裸退”的方式、方法，逐步解决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在退休过程中的“隐退”、“半退”现象，通过一次性货币化安置，加快领导干部“裸退”机制建设。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严俊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