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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说过，“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
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圈，姜文似乎也能够担得起这个评价。在他的身上，贴满了诸如才子、暴君等形形色色又相互矛盾的标签，最终，这些标签一起将“姜文”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符号。
姜文总能让陌生人产生一种心惊胆颤的状态，似乎他随时会逼问你，永远有一种俯视的态度。
在等待姜文的休息室里，每个记者都在压低声音窃窃私语，彼此心照不宣地承认早已经熟读了一篇题为《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的大篇幅文章，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调侃而无奈地介绍经验，比如要“模拟周韵的穿衣风格”“灌醉自己”“化一个十八岁的妆”。
但主角安安静静地出现了。姜文穿着运动衣和球鞋，举着一杯掺着番茄汁的血腥玛丽，大大咧咧地将杯沿上的一圈粗盐抹掉，然后用那种胸腔共鸣的声调说道，“来！我们聊！”
如果算上《一步之遥》，作为导演的姜文一共拍摄了5部作品，跨度长达22年。据称，这部《一步之遥》的投资总额达到了前4部电影的总和。
这部电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上海的真实事件“阎瑞生杀人案”。1920年6月，上海洋行职员阎瑞生因欠赌债无力偿还，将身为“花国总统”的王莲英约到郊外，杀人劫财。事发后，阎瑞生先后遁迹江苏松江、海州和山东青岛等地，最后落网入狱被处死刑。
“阎瑞生杀人案”一时轰动上海，大小报端争相报道，上海民众街谈巷议。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也由此问世，影片片长2小时左右，是当年最卖座的商业电影。这部载入史册的电影胶片虽然已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毁，但这部电影的诞生和这段旧上海谜案一起，已成为历史传奇叙事中的一部分。
《一步之遥》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为了还原民国时期上海的历史细节，编剧团队耗时两年做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对当时轰动一时的“花国总统”大选始末、上海租界的中外时局、阎瑞生杀人案件的细节都做了最详尽的整理研究。但电影并非只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是借助这桩历史谜案的外壳，讲述了一个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故事。
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曾经有人问姜文，“如果让你凭空想象创造一个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姜文给出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答案：“如果可能的话，就让我创造一座城市吧。”
姜文（左）与老搭档葛优在《一步之遥》拍摄过程中演练。
某种程度上说，《一步之遥》让姜文完成了他的心愿：民国的上海，却没有弄堂、街巷和平凡的烟火人家，只有热气腾腾的乱世风景。
他甚至没有还原历史上真实的“上海大世界”，而是凭空搭建起了一座带有西班牙高迪风格的空中楼阁。在那里，冒险家、流氓、落难格格、时髦名媛，共同组成了一个血雨腥风又花团锦簇的大上海。
“我觉得姜文的片子一般都是一个男性荷尔蒙比较足的片子，而不是一个特别小清新的女生的片子。这个片子可能跟他其他的片子不一样，因为这里面有缠绵。爱情也好，私奔也好，还是反抗家庭也好，男女关系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跟他原来的电影有挺大的不一样。” 姜文的儿时邻居、好友洪晃这样说道。在剧中，她出演了一个身材肥硕、表情诡异的角色。
在拍摄过程中，姜文曾经特别兴奋地告诉他的好友、卢米埃影业有限公司总裁胡其鸣，他用了9台真正的3D摄影机，以节省换镜头的时间。后来，胡其鸣从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哪里是9台，一共用了十好几台呢！”
姜文曾经是有名的“烧钱”导演，为了达到他理想中的画面标准，他重新粉刷过整条烟囱、铺过铁轨、种过鲜花，为了一场戏耗掉过11万尺的胶片。而很多时候，他所精雕细琢的细节，并非能让每一位观众都注意到。有人曾形容，姜文的电影是“锦衣夜行”，但对于《一步之遥》，姜文说，“依旧是锦衣夜行，但这次，我开了路灯，还是多角度的光源。这次，我要把钱花在你们能看到的地方。”
“其实，我对电影就俩要求！”姜文嘎嘣脆地吐出两个词 ，“好看，有趣。其余没了。”
《一步之遥》成为了《让子弹飞》之后，姜文的第二部民国戏，同样充满在乱世中冒险的趣味。姜文对这样的题材似乎情有独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就像所有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军队子弟一样，姜文的文化谱系里也烙下了浓厚的“大院”印记：托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柴可夫斯基和样板戏、内部电影、红头文件和私下流传的黄皮书，共同组成了那个时代中少年的全部精神生活。
那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是在少年的眼中，1970年代的阳光、水汽，还有烧焦荒草的气味，共同组成了一个明亮与暧昧并存的夏天。很多年以后，姜文在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这种感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至今，那部张扬着浓厚的青春凶猛气息的作品，仍旧是大部分与姜文同龄的中国男人最喜爱的中国电影之一。连葛优都说，“我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部电影非常恰如其分地勾起了我们这代人对于青春的追忆。” 而陈丹青则评价：“姜文的电影相当生猛，不光布满了男人味，而且布满了动物性，这么多国产电影，只有他拍出了那个非凡年代的质感。”
但是，电影之外的姜文，在少年时代，却远没有像电影中的男孩那样气势汹汹。在他的好友、72中同学胡其鸣的印象里，那时候，姜文刚刚跟随在部队工作的父亲从贵州迁回北京定居，在学校里并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他挺沉默的，而且年龄偏小，基本比同班同学都小了两岁，所以好像并没显露出什么峥嵘。”胡其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剧照：《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时候，胡其鸣和英达住在位于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家属院中，而姜文家所在的军队大院在内务部街，两条胡同紧邻，人艺子弟和大院子弟很快就交上了朋友。胡其鸣的妈妈是人艺著名演员吕恩，而英达的父亲英若诚则是人艺的艺委会副主任。姜文就常常跟随胡其鸣和英达一起跑人艺后台，蹭戏、听朗诵、看内部电影。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班会活动上，姜文站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故事，他的班主任第一次发现了隐匿在这个寡言少年血液中的表演天分。也是在她的鼓励下，成绩平平的姜文决定报考表演系。
197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后，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就此各奔东西，英达上了北大，胡其鸣已经早两年去了被他戏称为“五道口男子技工学校”的清华大学，而姜文则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结果落榜。
当年姜文落榜的原因后来也在北电表演系内部悄悄流传。有一种说法是他在进行模仿片段的考试环节时，把所有考官都镇住了，因为这孩子模仿得实在太像，以至于所有老师都拿不准，到底要不要招进来一个能够如此纤毫毕现进行模仿的学生。
对于姜文传奇般的声音模仿能力，在他后来的中戏同学高广健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现在在国家大剧院担任舞美设计总监的高广健回忆，在30年前的中戏校园里，大他三届的师兄姜文是个调皮的风云人物，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打电话，在电话里模仿曹禺、模仿赵丹，将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唬得一愣一愣。
当然，此为后话。就像很多著名演员在日常生活中都沉默寡言一样，在大众印象中侃侃而谈的姜文，在上大学之前，不但话少，甚至还有点结巴。
“他只有在说台词的时候才顺溜。”胡其鸣肯定地说。在他看来，那些电视采访中，姜文之所以也能顺溜着说话，是因为“可能对他来说，那也是台词的一种”。
当年，姜文就读的北京72中不但不属于重点中学，反而有点“不光彩”，因为那所学校的诞生源于一次“放逐事件”。重点中学二中为将一批调皮捣蛋的“坏学生”调剂出去而单独成立了那所学校，“坏学生”包括胡其鸣、英达、濮存昕，还有姜文。这些“坏学生”按照谐音给72中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气死二中”。 多年后，这两所学校又进行了合并。有一年，二中校庆，还曾联系姜文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回校出席活动。对于这个邀请，姜文就像在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中扮演的那个口吃角色一样，撇着嘴，大大咧咧地说：“谁……谁……谁……谁是你们校友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不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某种程度上，姜文的名字都和“少年得志”脱不开干系。他不仅长着一张20岁和40岁时基本都看不出分别的脸，并且周身散发出的浓烈的少年意气也仿佛从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他就长那样，20岁时没人信他真就那点儿岁数，但现在也没啥变化。”胡其鸣开玩笑地说。
在更多人眼里，姜文活得不委屈、不压抑，在他身上，永远不可能发生许三观或者福贵式的故事。他仿佛做什么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一把手枪、一块惊堂木，就可以站着把钱赚了。但在胡其鸣的印象里，即便面对最亲近的朋友，姜文也很少直接流露感情。“他绝不会拎着酒瓶子来找你，说，咱干了吧。”而是经常选择一种迂回的、疏离的、甚至带有自嘲色彩的方式来默默抵御外界的压力。
据圈中一位好友回忆，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大获成功，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姜文导片儿就是玩票儿，长久不了。姜文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想让这些人看看到底什么才是好看的电影。被“阳光”普照8年之后，他拍了一部无比绝望与黑色的电影《鬼子来了》，结果被禁。而又过了7年，姜文拍摄了《太阳照常升起》，但这次，太阳并没有带来好运，票房惨败。
《太阳照常升起》的故事最初脱胎于苏州女作家叶弥的小说《天鹅绒》，那是一篇只有8000字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荒诞年代里的荒诞故事。短故事被姜文扩充成了一部时长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如同一场梦境，那些膨胀着欲望又游离在现实之外的角色们在《梭罗河》与柴可夫斯基《那波利舞曲》声中，完成一次诡异又美艳的交汇轮回。
事实上，“太阳的升起”非常艰难，电影拍摄过程中，投资人突然撤资，姜文只能急病乱投医。在投入大量私人资产之后，是英皇集团老板杨受成及时补入资金，让他最终完成了这部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让子弹飞》剧照
而在电影上映之前的样片审查环节中，一位主管官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该官员认为，电影中“天鹅绒”这个意向指代暧昧，并且电影最终也没讲清楚到底什么是天鹅绒;二是剧本中多次出现“你的肚子像天鹅绒”这样的台词，有色情意味。
为解决领导的疑问，姜文号召周围所有工作人员都放下手头工作，开始搜罗天鹅绒材质的东西，结果有人把鸭绒被都买了回来。最终，姜文选择了一条天鹅绒质地的围巾，终于解决了领导的疑惑。
姜文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但在接下来与市场的战斗中，却无力回天。这部投资8000万人民币、他最珍视的大银幕梦境，最终只收到了3000万左右的票房。 后来，在无数场合，姜文都表示，《太阳照常升起》是他偏爱的作品，甚至在后来的《让子弹飞》中，他还大量使用了“太阳”中的配乐，以示致敬。
“他们都说不好，我就偏说好。” 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聚会上，姜文就着一点酒意说起了“太阳”。谈起这段往事，胡其鸣叹了口气：“他真聪明。只可惜他的聪明不能仅仅奉献给电影。”
姜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工作过程中，姜文最喜欢表达的观点就是，“电影是为了表现生活，不是要去教人们怎样生活的。”而在影评人周黎明看来，“欣赏姜文的影片，如果不做诠释的话，会损失一半的乐趣。”就像《让子弹飞》，有人看完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的评论，一一描述其电影中的各种隐喻，从而证明姜文电影中无与伦比的包容性。文青看到啥，愤青看到啥，普通观众看到啥，“脑残”看到啥——你看，他甚至连“脑残”的口味都照顾到了。
曾有影评人谈笑间比较起中外男演员，得出的结论是：陈道明像凯文·斯派西，阴郁内敛;而姜文则像阿尔·帕西诺，霸气外露。
面对这样的评价，姜文未置可否。但他的合作者描述导演姜文时，“体贴”甚至“羞怯”却是最常出现的词汇。
“演对手戏时，他好像比我还紧张。”第一次与姜文合作的舒淇回忆道，“在他的片场你会经常听到掌声，我觉得姜文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特别特别会夸奖人，夸奖到你都不相信自己真的有那么好。”
而葛优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从来都不会给我具体意见，顶多慢悠悠地说一句，葛老，台词可以说得再‘香’一点。”当葛优用自己独特的声线模拟姜文语气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香”绝不是香水的脂粉气，而是人间烟火的饭菜香。
除了谦和与体贴，让好友高广健印象最深刻的是，姜文身上一直有着浓重的古典情结，“他喜欢作诗填词，而且一有得意之作，就会用短信发给朋友们欣赏。”高广健说，有一次姜文发过来的诗中有一句 “长天过大云”，让他觉得气魄非常壮美。后来，想必姜文自己也很喜欢这句得意之作，甚至还用它当做了书名。
至今，中戏校友高广健还会常常和姜文一起进剧场看戏。今年5月，他们一起去北大百年讲堂看了德国邵宾纳剧院的《朱丽小姐》。他和姜文经过一条黑暗的长走廊。姜文突然弯下腰去，捡起地上的一个空易拉罐，丢进旁边的垃圾桶。“等下绊着别人就不好了。” 姜文在黑暗里瓮声瓮气地说。
对于姜文的善解人意和体贴，有个小段子一直流传。
上世纪80年代，姜文常常去邻居洪晃家做客，看到刚做完手术心情不佳的章含之（洪晃母亲），便开玩笑想让她开心，说：“章阿姨，您真漂亮，如果我找女朋友，一定要找您这样儿的。”结果许多年过去，洪晃每次见到姜文，提起自己的妈妈，还要说“你女朋友”云云。
结果，这个段子后来被姜文自己“辟谣”了，“洪晃多会写文章啊，你们可不能听她说的，她说完我都信了！”“我哪敢这么和章阿姨说话，在我们小时候，她是我们整片儿男孩儿们的梦中情人，我也就是背地里和洪晃说说，谁知道她真的去告诉了她妈了。”
“其实，我特别困惑的一点是，我觉得我非常不会讨女人高兴。我妈、我媳妇儿、我闺女，我都弄不懂。特想弄懂怎么能和她们配合，怎么让她们高兴，别怪我，一直是个课题，怎么也弄不明白。”
不过，在“喊冤”过后，姜文马上又狡黠一笑：“其实洪晃说的那个‘女朋友’的段子被我用在了《一步之遥》里了，马上你们就会在电影里看到。”
很早以前，还在做演员的姜文在街上打车。司机高兴地认出了他，说：“哎，你不就是演姜文的那人吗！”
“他是说错了，但是我乐了，挺高兴，觉得挺有意思。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姜文’在很多人的感觉中已经成为一个‘角色’，他是不是我，已经不重要了。这个‘角色’姜文在人们的心目中、在社会的某一个角落已有一个位置，就跟拼图似的给拼到那儿了。”姜文这样说。姜文觉得，司机无意间说了一句挺智慧的话。他就接了一句：“对，没错！我就是演‘姜文’的那个人。”
如今，姜文依旧在特立独行地扮演着“姜文”。
他没有注册微博，自己的团队也没有公众账号，只在每一部电影上映前进行常规的宣传活动。他更喜欢隐匿在大幕后边，小心翼翼地透过取景框，构建着心目中最奇异的梦境。
他有两个习惯。喜欢随手拍各式各样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发在私人的微信朋友圈中，粗粝的、精致的、简陋的，但它们都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隐匿在无数或熟悉或陌生的城市中。另外，他还喜欢站在电影院的二层，看观众们的反应。“我最喜欢看他们笑的样子，并且喜欢默默记下他们不同的笑点。”姜文说。
有一段著名的探戈舞曲，与姜文的新片有着同样的名字：一步之遥。对于姜文来说，也许我们依旧与他间隔着似近还远的距离，当你觉得已经认清了他的模样，他却又飞快地滑着舞步，退到海阔天空的背后，而你却还是不甘心，一定要将准确的标签贴到他身上，最后发现，这一切可能仍是徒劳。
就像有人问他，《一步之遥》电影说明书中对于其中的角色马走日的描述是这样的：不委于世，不负于名。这句话是不是形容你姜文本人？
姜文转头就问：“这谁写的啊？”编剧之一阎云飞承认是出自自己之手后，姜文的回答诚恳又无赖：“这怎么能说是我自己呢？我可真的不姓马啊！”
《一步之遥》剧照。
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圈，姜文似乎也能够担得起这个评价。在他的身上，贴满了诸如才子、暴君等形形色色又相互矛盾的标签，最终，这些标签一起将“姜文”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符号。
姜文总能让陌生人产生一种心惊胆颤的状态，似乎他随时会逼问你，永远有一种俯视的态度。
在等待姜文的休息室里，每个记者都在压低声音窃窃私语，彼此心照不宣地承认早已经熟读了一篇题为《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的大篇幅文章，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调侃而无奈地介绍经验，比如要“模拟周韵的穿衣风格”“灌醉自己”“化一个十八岁的妆”。
但主角安安静静地出现了。姜文穿着运动衣和球鞋，举着一杯掺着番茄汁的血腥玛丽，大大咧咧地将杯沿上的一圈粗盐抹掉，然后用那种胸腔共鸣的声调说道，“来！我们聊！”
“还是锦衣夜行，但这次我开了路灯”
如果算上《一步之遥》，作为导演的姜文一共拍摄了5部作品，跨度长达22年。据称，这部《一步之遥》的投资总额达到了前4部电影的总和。
这部电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上海的真实事件“阎瑞生杀人案”。1920年6月，上海洋行职员阎瑞生因欠赌债无力偿还，将身为“花国总统”的王莲英约到郊外，杀人劫财。事发后，阎瑞生先后遁迹江苏松江、海州和山东青岛等地，最后落网入狱被处死刑。
“阎瑞生杀人案”一时轰动上海，大小报端争相报道，上海民众街谈巷议。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也由此问世，影片片长2小时左右，是当年最卖座的商业电影。这部载入史册的电影胶片虽然已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毁，但这部电影的诞生和这段旧上海谜案一起，已成为历史传奇叙事中的一部分。
《一步之遥》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为了还原民国时期上海的历史细节，编剧团队耗时两年做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对当时轰动一时的“花国总统”大选始末、上海租界的中外时局、阎瑞生杀人案件的细节都做了最详尽的整理研究。但电影并非只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是借助这桩历史谜案的外壳，讲述了一个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故事。
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曾经有人问姜文，“如果让你凭空想象创造一个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姜文给出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答案：“如果可能的话，就让我创造一座城市吧。”
某种程度上说，《一步之遥》让姜文完成了他的心愿：民国的上海，却没有弄堂、街巷和平凡的烟火人家，只有热气腾腾的乱世风景。
他甚至没有还原历史上真实的“上海大世界”，而是凭空搭建起了一座带有西班牙高迪风格的空中楼阁。在那里，冒险家、流氓、落难格格、时髦名媛，共同组成了一个血雨腥风又花团锦簇的大上海。
“我觉得姜文的片子一般都是一个男性荷尔蒙比较足的片子，而不是一个特别小清新的女生的片子。这个片子可能跟他其他的片子不一样，因为这里面有缠绵。爱情也好，私奔也好，还是反抗家庭也好，男女关系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跟他原来的电影有挺大的不一样。” 姜文的儿时邻居、好友洪晃这样说道。在剧中，她出演了一个身材肥硕、表情诡异的角色。
在拍摄过程中，姜文曾经特别兴奋地告诉他的好友、卢米埃影业有限公司总裁胡其鸣，他用了9台真正的3D摄影机，以节省换镜头的时间。后来，胡其鸣从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哪里是9台，一共用了十好几台呢！”
姜文曾经是有名的“烧钱”导演，为了达到他理想中的画面标准，他重新粉刷过整条烟囱、铺过铁轨、种过鲜花，为了一场戏耗掉过11万尺的胶片。而很多时候，他所精雕细琢的细节，并非能让每一位观众都注意到。有人曾形容，姜文的电影是“锦衣夜行”，但对于《一步之遥》，姜文说，“依旧是锦衣夜行，但这次，我开了路灯，还是多角度的光源。这次，我要把钱花在你们能看到的地方。”
“其实，我对电影就俩要求！”姜文嘎嘣脆地吐出两个词 ，“好看，有趣。其余没了。”
《一步之遥》成为了《让子弹飞》之后，姜文的第二部民国戏，同样充满在乱世中冒险的趣味。姜文对这样的题材似乎情有独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谁……谁……谁是你们校友啊？”
就像所有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军队子弟一样，姜文的文化谱系里也烙下了浓厚的“大院”印记：托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柴可夫斯基和样板戏、内部电影、红头文件和私下流传的黄皮书，共同组成了那个时代中少年的全部精神生活。
那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是在少年的眼中，1970年代的阳光、水汽，还有烧焦荒草的气味，共同组成了一个明亮与暧昧并存的夏天。很多年以后，姜文在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这种感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至今，那部张扬着浓厚的青春凶猛气息的作品，仍旧是大部分与姜文同龄的中国男人最喜爱的中国电影之一。连葛优都说，“我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部电影非常恰如其分地勾起了我们这代人对于青春的追忆。” 而陈丹青则评价：“姜文的电影相当生猛，不光布满了男人味，而且布满了动物性，这么多国产电影，只有他拍出了那个非凡年代的质感。”
但是，电影之外的姜文，在少年时代，却远没有像电影中的男孩那样气势汹汹。在他的好友、72中同学胡其鸣的印象里，那时候，姜文刚刚跟随在部队工作的父亲从贵州迁回北京定居，在学校里并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他挺沉默的，而且年龄偏小，基本比同班同学都小了两岁，所以好像并没显露出什么峥嵘。”胡其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那时候，胡其鸣和英达住在位于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家属院中，而姜文家所在的军队大院在内务部街，两条胡同紧邻，人艺子弟和大院子弟很快就交上了朋友。胡其鸣的妈妈是人艺著名演员吕恩，而英达的父亲英若诚则是人艺的艺委会副主任。姜文就常常跟随胡其鸣和英达一起跑人艺后台，蹭戏、听朗诵、看内部电影。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班会活动上，姜文站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故事，他的班主任第一次发现了隐匿在这个寡言少年血液中的表演天分。也是在她的鼓励下，成绩平平的姜文决定报考表演系。
197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后，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就此各奔东西，英达上了北大，胡其鸣已经早两年去了被他戏称为“五道口男子技工学校”的清华大学，而姜文则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结果落榜。
当年姜文落榜的原因后来也在北电表演系内部悄悄流传。有一种说法是他在进行模仿片段的考试环节时，把所有考官都镇住了，因为这孩子模仿得实在太像，以至于所有老师都拿不准，到底要不要招进来一个能够如此纤毫毕现进行模仿的学生。
对于姜文传奇般的声音模仿能力，在他后来的中戏同学高广健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现在在国家大剧院担任舞美设计总监的高广健回忆，在30年前的中戏校园里，大他三届的师兄姜文是个调皮的风云人物，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打电话，在电话里模仿曹禺、模仿赵丹，将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唬得一愣一愣。
当然，此为后话。就像很多著名演员在日常生活中都沉默寡言一样，在大众印象中侃侃而谈的姜文，在上大学之前，不但话少，甚至还有点结巴。
“他只有在说台词的时候才顺溜。”胡其鸣肯定地说。在他看来，那些电视采访中，姜文之所以也能顺溜着说话，是因为“可能对他来说，那也是台词的一种”。
当年，姜文就读的北京72中不但不属于重点中学，反而有点“不光彩”，因为那所学校的诞生源于一次“放逐事件”。重点中学二中为将一批调皮捣蛋的“坏学生”调剂出去而单独成立了那所学校，“坏学生”包括胡其鸣、英达、濮存昕，还有姜文。这些“坏学生”按照谐音给72中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气死二中”。 多年后，这两所学校又进行了合并。有一年，二中校庆，还曾联系姜文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回校出席活动。对于这个邀请，姜文就像在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中扮演的那个口吃角色一样，撇着嘴，大大咧咧地说：“谁……谁……谁……谁是你们校友啊？”
“他们都说不好，我就偏说好”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不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某种程度上，姜文的名字都和“少年得志”脱不开干系。他不仅长着一张20岁和40岁时基本都看不出分别的脸，并且周身散发出的浓烈的少年意气也仿佛从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他就长那样，20岁时没人信他真就那点儿岁数，但现在也没啥变化。”胡其鸣开玩笑地说。
在更多人眼里，姜文活得不委屈、不压抑，在他身上，永远不可能发生许三观或者福贵式的故事。他仿佛做什么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一把手枪、一块惊堂木，就可以站着把钱赚了。但在胡其鸣的印象里，即便面对最亲近的朋友，姜文也很少直接流露感情。“他绝不会拎着酒瓶子来找你，说，咱干了吧。”而是经常选择一种迂回的、疏离的、甚至带有自嘲色彩的方式来默默抵御外界的压力。
据圈中一位好友回忆，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大获成功，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姜文导片儿就是玩票儿，长久不了。姜文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想让这些人看看到底什么才是好看的电影。被“阳光”普照8年之后，他拍了一部无比绝望与黑色的电影《鬼子来了》，结果被禁。而又过了7年，姜文拍摄了《太阳照常升起》，但这次，太阳并没有带来好运，票房惨败。
《太阳照常升起》的故事最初脱胎于苏州女作家叶弥的小说《天鹅绒》，那是一篇只有8000字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荒诞年代里的荒诞故事。短故事被姜文扩充成了一部时长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如同一场梦境，那些膨胀着欲望又游离在现实之外的角色们在《梭罗河》与柴可夫斯基《那波利舞曲》声中，完成一次诡异又美艳的交汇轮回。
事实上，“太阳的升起”非常艰难，电影拍摄过程中，投资人突然撤资，姜文只能急病乱投医。在投入大量私人资产之后，是英皇集团老板杨受成及时补入资金，让他最终完成了这部电影。
而在电影上映之前的样片审查环节中，一位主管官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该官员认为，电影中“天鹅绒”这个意向指代暧昧，并且电影最终也没讲清楚到底什么是天鹅绒;二是剧本中多次出现“你的肚子像天鹅绒”这样的台词，有色情意味。
为解决领导的疑问，姜文号召周围所有工作人员都放下手头工作，开始搜罗天鹅绒材质的东西，结果有人把鸭绒被都买了回来。最终，姜文选择了一条天鹅绒质地的围巾，终于解决了领导的疑惑。
姜文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但在接下来与市场的战斗中，却无力回天。这部投资8000万人民币、他最珍视的大银幕梦境，最终只收到了3000万左右的票房。 后来，在无数场合，姜文都表示，《太阳照常升起》是他偏爱的作品，甚至在后来的《让子弹飞》中，他还大量使用了“太阳”中的配乐，以示致敬。
“他们都说不好，我就偏说好。” 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聚会上，姜文就着一点酒意说起了“太阳”。谈起这段往事，胡其鸣叹了口气：“他真聪明。只可惜他的聪明不能仅仅奉献给电影。”
姜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工作过程中，姜文最喜欢表达的观点就是，“电影是为了表现生活，不是要去教人们怎样生活的。”而在影评人周黎明看来，“欣赏姜文的影片，如果不做诠释的话，会损失一半的乐趣。”就像《让子弹飞》，有人看完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的评论，一一描述其电影中的各种隐喻，从而证明姜文电影中无与伦比的包容性。文青看到啥，愤青看到啥，普通观众看到啥，“脑残”看到啥——你看，他甚至连“脑残”的口味都照顾到了。
“我真不知道女人是怎么想的。”
曾有影评人谈笑间比较起中外男演员，得出的结论是：陈道明像凯文·斯派西，阴郁内敛;而姜文则像阿尔·帕西诺，霸气外露。
面对这样的评价，姜文未置可否。但他的合作者描述导演姜文时，“体贴”甚至“羞怯”却是最常出现的词汇。
“演对手戏时，他好像比我还紧张。”第一次与姜文合作的舒淇回忆道，“在他的片场你会经常听到掌声，我觉得姜文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特别特别会夸奖人，夸奖到你都不相信自己真的有那么好。”
而葛优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从来都不会给我具体意见，顶多慢悠悠地说一句，葛老，台词可以说得再‘香’一点。”当葛优用自己独特的声线模拟姜文语气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香”绝不是香水的脂粉气，而是人间烟火的饭菜香。
除了谦和与体贴，让好友高广健印象最深刻的是，姜文身上一直有着浓重的古典情结，“他喜欢作诗填词，而且一有得意之作，就会用短信发给朋友们欣赏。”高广健说，有一次姜文发过来的诗中有一句 “长天过大云”，让他觉得气魄非常壮美。后来，想必姜文自己也很喜欢这句得意之作，甚至还用它当做了书名。
至今，中戏校友高广健还会常常和姜文一起进剧场看戏。今年5月，他们一起去北大百年讲堂看了德国邵宾纳剧院的《朱丽小姐》。他和姜文经过一条黑暗的长走廊。姜文突然弯下腰去，捡起地上的一个空易拉罐，丢进旁边的垃圾桶。“等下绊着别人就不好了。” 姜文在黑暗里瓮声瓮气地说。
对于姜文的善解人意和体贴，有个小段子一直流传。
上世纪80年代，姜文常常去邻居洪晃家做客，看到刚做完手术心情不佳的章含之（洪晃母亲），便开玩笑想让她开心，说：“章阿姨，您真漂亮，如果我找女朋友，一定要找您这样儿的。”结果许多年过去，洪晃每次见到姜文，提起自己的妈妈，还要说“你女朋友”云云。
结果，这个段子后来被姜文自己“辟谣”了，“洪晃多会写文章啊，你们可不能听她说的，她说完我都信了！”“我哪敢这么和章阿姨说话，在我们小时候，她是我们整片儿男孩儿们的梦中情人，我也就是背地里和洪晃说说，谁知道她真的去告诉了她妈了。”
“其实，我特别困惑的一点是，我觉得我非常不会讨女人高兴。我妈、我媳妇儿、我闺女，我都弄不懂。特想弄懂怎么能和她们配合，怎么让她们高兴，别怪我，一直是个课题，怎么也弄不明白。”
不过，在“喊冤”过后，姜文马上又狡黠一笑：“其实洪晃说的那个‘女朋友’的段子被我用在了《一步之遥》里了，马上你们就会在电影里看到。”
“‘姜文’已经成了一个角色”
很早以前，还在做演员的姜文在街上打车。司机高兴地认出了他，说：“哎，你不就是演姜文的那人吗！”
“他是说错了，但是我乐了，挺高兴，觉得挺有意思。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姜文’在很多人的感觉中已经成为一个‘角色’，他是不是我，已经不重要了。这个‘角色’姜文在人们的心目中、在社会的某一个角落已有一个位置，就跟拼图似的给拼到那儿了。”姜文这样说。姜文觉得，司机无意间说了一句挺智慧的话。他就接了一句：“对，没错！我就是演‘姜文’的那个人。”
如今，姜文依旧在特立独行地扮演着“姜文”。
他没有注册微博，自己的团队也没有公众账号，只在每一部电影上映前进行常规的宣传活动。他更喜欢隐匿在大幕后边，小心翼翼地透过取景框，构建着心目中最奇异的梦境。
他有两个习惯。喜欢随手拍各式各样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发在私人的微信朋友圈中，粗粝的、精致的、简陋的，但它们都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隐匿在无数或熟悉或陌生的城市中。另外，他还喜欢站在电影院的二层，看观众们的反应。“我最喜欢看他们笑的样子，并且喜欢默默记下他们不同的笑点。”姜文说。
有一段著名的探戈舞曲，与姜文的新片有着同样的名字：一步之遥。对于姜文来说，也许我们依旧与他间隔着似近还远的距离，当你觉得已经认清了他的模样，他却又飞快地滑着舞步，退到海阔天空的背后，而你却还是不甘心，一定要将准确的标签贴到他身上，最后发现，这一切可能仍是徒劳。
就像有人问他，《一步之遥》电影说明书中对于其中的角色马走日的描述是这样的：不委于世，不负于名。这句话是不是形容你姜文本人？
姜文转头就问：“这谁写的啊？”编剧之一阎云飞承认是出自自己之手后，姜文的回答诚恳又无赖：“这怎么能说是我自己呢？我可真的不姓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