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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0年7月至1923年8月是苏俄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由疏转亲、重新认识的重要时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便极为关注苏俄的动向。同时，苏俄基于远东政策的需要也不断同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进行接触，维经斯基、维连斯基、马林、越飞等人通过对华工作向苏俄持续传递关于中国国民党的情况，为苏俄远东政策的制定提供情报基础。从苏俄工作人员之间的通信、电报、工作报告等文本，可以看出苏俄经过初步试探与内部的分歧争论后，最终决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半官方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苏俄对国民党的认知极为复杂且认可度并不高，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扶持中国国民党以壮大中国共产党，形成亲苏同盟。
【关键词】苏俄;中国国民党;越飞;孙中山;半官方关系;亲苏联盟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5-0081-09
目前，国内学界对苏俄与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关系已有详细论述，但是随着档案资料逐渐解密，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细节尚待发掘和探讨。1920 —1923年，苏俄来华人员同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的试探与接触，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苏俄通过来华人员的工作报告和当面汇报初步形成对国民党的整体认知。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探讨的是苏俄人员对国民党形象的认知，不是国民党本身而是他人对国民党的印象。这种认知并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受限于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的作用与影响。
一、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对华基本政策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的对华政策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即革命手段。二是促成北洋政府对苏俄政府合法性的承认以巩固其政权，即外交手段。苏俄外交部长契切林分别于1921年10月、11月、12月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员扬松、列宁以及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派克斯的电报与信中连续强调同广州革命政府的联系要秘密进行，以免影响苏俄和北洋政府的谈判。三是与包括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在内的中国各派系的领导者进行秘密接触，帮助中国成立亲苏的新政府，同中国建立较为稳定的关系，即半外交半革命手段。
由于中苏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北洋政权频繁更迭以及苏俄民族主义立场，中苏两国政府在1920—1923年之间的谈判未取得丝毫进展。苏俄的远东政策逐渐向半外交半革命手段倾斜。1922年11月，苏俄驻华特使越飞在给吴佩孚的通信中表明态度：中国的现行政府在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左右的情况下同俄国的谈判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实际上，苏俄虽然从未指望同北洋政府的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但也没有停止此种外交尝试，原因之一就在于苏俄不想把北洋政府推到完全对立面。苏俄希冀同中国建立较为稳固的联系，以打破西方国家将中国拉入资本主义阵营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局的变化，苏俄多次派遣人员同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进行接触，调整远东政策。
二、苏俄对中国国民党的初步印象
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的谈话中提到“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表明了对俄国新政府的期待。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以“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為目标。这次会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临时联盟”。这是苏俄及共产国际东方政策转向的开始，也是苏俄将目光转向中国国民党的契机之一。
向来主管东方事务的维经斯基、维连斯基的态度并未发生改变。1920年8月，苏俄驻华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提到在中国进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鼓动工作时，强调“革命的学生必须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9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在介绍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东亚各国人民中的工作情况时，并未提到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党组织，反而一再强调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组织建设及从事的苏维埃和党的宣传工作。
随后，费奥多罗夫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费奥多罗夫1920年10月写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关于会谈的报告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孙中山的称呼，孙中山被称为“中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南方革命运动的首领”;二是孙中山为保持同苏俄的密切联系，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三是将中国南方省份的革命活动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并指出南方是更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地区。虽然费奥多罗夫依然未明确将国民党作为政党组织提出，但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显然同维经斯基、维连斯基有较大区别。
当然，费奥多罗夫的报告并不具备普遍性。1920年12月，苏俄派往中国考察的波达波夫将军在给苏俄外交部长契切林的报告中，竟然得出孙中山在中国是国民党领袖、但国民党至今尚未成立的错误结论。但波达波夫指出“孙逸仙是得到译载我国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等文件的英文小册子的第一人”，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特殊关注。与此同时，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的旅俄共产华员局成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这极有可能是这一阶段苏俄人员对国民党认识偏差过大的原因之一，这些苏俄人员较为左倾，对其他党派表现出过高的排斥性。但是若把其作为主要原因，则极为不妥。1920年10月，契切林曾致函孙中山，讲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契切林不仅将1920年直皖战争中直系和皖系的交战看作是正义与非正义的作战，并且对以吴佩孚和曹锟为领袖的直系给予很高的评价。契切林认为，直系的胜利为中国自治和自决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契切林于1918—1930年任苏俄外交部长，有着丰富的国际政治经验，却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给出这样的解读。这说明在当时的大部分苏俄人员看来，中国国民党还没有能力进入中国政治局势的角逐之中，因此他们仅仅把中国国民党当作一个同无产阶级党派对立的普通资产阶级党派看待，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而且孙中山此时对苏俄的政治态度同样模棱两可，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孙中山曾表示“到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在事实上不可能”。 1921年1月，维经斯基和柏烈伟曾在广州进行考察，考察结果体现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该报告对国民党有着详细的分析，如国民党“大约成立于15年前”（即1906年，这与事实不符），是“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党”，曾与“封建军阀建立了反常的联盟”，其策略原则存在不足。報告还提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与国民党中央的谈判，“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索科洛夫还报告了他同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的会面，李烈钧表示为了革命的成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因此，索科洛夫认为：“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这是因为近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充满活力的党，也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自然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和在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党都赢得了更大的同情。”对于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马林也曾指出“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此外，索科洛夫的报告中还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因此，基于苏俄和共产国际外交政策中拉拢更多的同盟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这些报告都使得苏俄认识到同国民党进一步接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苏俄内部关于中国国民党的认知分歧与争议
经过初步接触后，苏俄对华工作人员对中国国民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不断完善对国民党认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与争议。从国民党员张秋白于1922年2月作为南方全权代表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开始，到1923年8月斯大林提出派鲍罗廷来华的建议，中间以1923年1月孙中山公开表明对苏俄的友好态度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部分苏俄对华工作人员开始正视中国国民党，但认知出现诸多分歧;第二阶段，尽管争议不断，苏俄最终仍然做出积极推动与国民党建立半官方关系的决定。
（一）第一阶段：分歧出现
维连斯基在1922年3月致列宁的信中分析中国政治现状时，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而是将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奉天派、直隶派、安福派、华南四派，其中华南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主的国民党为领导者，控制着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等中国南方地区。吴佩孚和曹锟领导的直隶派是苏俄一直争取的联合对象。维连斯基指出，若孙中山有再次被推举为中华民国总统而统一全国的可能，那么苏俄应该作为积极的力量去推动这一过程。这为苏俄加重在国民党上的砝码提供了一个解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苏俄人员对中国国民党的解读中，更多的是将国民党作为孙中山的“附庸”，孙中山的个人光辉强于国民党的整体形象。这一点在1922年11月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里尤为明显，越飞称国民党为“他的党”，他即孙中山。这个阶段，国民党的形象构建远远小于孙中山个人的影响力，没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在苏俄人员眼中可能仅仅是一个脸谱化的符号，和中国的其他若干党派没有区别。在多封的通信及工作报告中，苏俄人员提到国民党时更多带有顺带提及的暗示。
虽然孙中山于1921年底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交谈后一直在表达对苏俄的亲近，但由于他本人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运动和在工人间开展政治宣传并不热心。因此，在陈炯明公布孙中山大总统任职期间联俄联德的文件后，上海孙中山秘书处却对密函内容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这可能是出于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干涉的策略考虑。但是综观1920—1923年间《孙中山全集》的信件、公文，其中很少提到苏俄及共产国际，这可能导致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不满，使得苏俄人员找寻新的苏俄“代理人”。因此在维连斯基致列宁的这封信的附录“督军”中出人意料地详细介绍了陈炯明，“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尽管条件困难，世界帝国主义对南方政府持明显敌对态度，陈炯明还是在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
之后几个月，维连斯基基于对陈炯明的欣赏，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拉狄克的信中提议把在中国的工作基地迁到广州，以便开展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维连斯基甚至在文章中声称“如果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那么就应该以他（陈炯明）为依靠对象”。然而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的心腹发出要求徐世昌和孙中山同时下野的通电。次日，陈炯明派人包围总统府，并公开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接触。基于此苏俄把目光再次集中于孙中山与“他的党”。
1922年7月，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马伊斯基的《中国和中国的斗争》，文章提到对国民党的印象，认为国民党是以“青年学生、受过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军官”为基础且赞同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党派，其强烈的爱国心以及对民主的渴望不应该被低估。随后，《真理报》刊登马林的文章《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个人印象点滴》，马林认为国民党于清朝被推翻后建立，大部分的国民党上层人物都支持社会主义，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以及在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这同马伊斯基的分析有很大不同，马林对国民党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同工人的密切关系很是赞赏。
而中国国民党真正走进苏俄及共产国际视线是以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来华为标志。越飞曾被列宁任命担任“布尔什维克的两个最重要的外交上的地位”，是早期苏俄外交中的关键人物。越飞来华及其与孙中山的接触意味着列宁越来越重视中俄关系的发展。越飞到达北京后便开始与北洋政府谈判，并同孙中山、吴佩孚进行初步接触。越飞于1922年8、9月间一直在试图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联合，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表示对北洋政府以顾维钧为首的外交部极为失望，并指出苏俄对华政策的最好结果是“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由此可见，他非常希望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能够干预现行政府的政策，组织一个亲孙、亲苏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使用暴力手段反抗北洋政府。苏俄更倾向于通过不流血的方式促成中国新政府、新局面的形成，这样既能防止造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又可以避免在远东问题上付出过大的代价。 但是随着吴佩孚对外政策向英美国家不断靠拢，孙中山在与陈炯明分裂后态度有所松动，越飞期望孙中山和国民党倾向苏俄，希望苏俄选择孙中山。毕竟在与陈炯明分道扬镳之前，孙中山虽然对十月革命表示向往，对苏俄表示友好，但是仍然坚持效仿欧美的民主制度，不想同苏俄建立实质的官方联系。越飞在1922年11月给契切林的电报中提道：目前为止，在中国现今的政治环境中，孙中山及“他的党”最为接近苏俄及社会主义，“孙逸仙是最亲近我们的，特别是从共产党员也加入他的党时起就更是如此”。越飞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在1923年1月13日和26日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封信中，坚定地认为苏俄应选择孙中山而不是吴佩孚。因为孙中山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整个中国的领导者，中国的现行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领导整个中国。越飞指出，国民党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已经正在逐渐成为全国群众性的政党，而这种局面会让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同俄国最大限度的接近”。越飞对国民党的评价明显过高，这可能与其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受到冷遇而急于给出应对远东问题的下一步策略有关。因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1923年1月20日（时间处于1月13日和26日越飞致俄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两封信之间）给越飞的信中提到“您认为中央委员会对您‘不信任’（或者说不够信任）的揣测，在我看来是毫无根据的”。
如前所述，马林对于国民党的评价也很高，相比于其他苏俄来华人员，马林对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国民党披上了一层在共产国际眼中的合法“革命”外衣。马林于1922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可以很好地阐释他对中国国民党的认知，他认为广州在思想领域里处于极高的地位，并声称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民党上层领袖中存在一批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而这些人“決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但马林在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中却强调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暂时的，中共应时刻牢记政治性质，时刻准备“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马林的发言不排除有削弱共产国际内部反对派声音的可能，毕竟共产国际内部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很高，因此这个发言有可能是马林为自己寻找的政治退路。在共产国际看来，孙中山及“他的党”同中国共产党的亲疏之分很明显。1923年1月25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提道：赤塔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对于越飞所采取的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策略持“否定的态度”。维经斯基依然赞同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与越飞的策略截然不同。
这些苏俄人员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对于国民党的认知定位也有所不同，其中维连斯基、越飞、马林等人在不同时期的着眼点显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第二阶段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苏俄对国民党的印象正在逐渐摆脱表面化，随着认识加深以及局势变化，国民党必然会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远东政策中占据更加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战略位置。在这一阶段，苏俄对国民党的整体认知可从1923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看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1923年1月26日的发表，则是苏俄公开表明对中国国民党支持的开始。
（二）第二阶段：从内部争论到半官方关系的建立
1923年2、3月，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工作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多次给予中国工人运动很高的评价，并同时表达对中国国民党的不信任，对国民党的评价持续走低，甚至希望由萨法罗夫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在维经斯基眼中，国民党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不值得共产国际及苏俄过于重视。4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第一季度工作汇报中，萨法罗夫等人再次强调国民党不是居领导地位且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井’小资产阶级、主张自治的广州小资产阶级”，并认为国民党由于同张作霖和段祺瑞的结盟在中国各界的政治威信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共产国际的任务应是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同时萨法罗夫在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严厉谴责马林。他认为马林在“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报道国民党”，并认为国民党没有军队、没有政治宣传，国民党同军阀结盟一事更是对革命的背叛，苏俄及共产国际应该反对孙中山的督军制度而非支持他。
但有意思的是，1923年5月，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刊载《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一文。《真理报》的编辑却在文后加了一句话：“编辑部认为，魏金斯基（维经斯基）同志对农民和孙中山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看来连《真理报》都不认同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过低估计。布哈林也强调中国国民党不同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军阀集团，国民党内“不仅有小资产阶级、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部分农民、部分尚未脱离全民族脐带的工人”。
实际上，维经斯基、萨法罗夫等人对国民党的反对态度并没有对俄共（布）的对华决策产生太多影响。1923年1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中提到“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2月，托洛茨基致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的信中已在讨论应给予孙中山的具体援助。3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53号记录也表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已在认真考虑援助中国国民党一事 。托洛茨基给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去信提到希望能够详细了解中国的军事状况以便给予孙中山援助。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维尔德在信中写道：“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指上海）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这已经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对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的反对没有生效。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指示将要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时，仅仅强调保持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独立性、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由此可见，对于要不要支援国民党这一问题已无疑问，这也印证了维尔德的话。 1923年7月，中共三大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表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这一论述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暂时妥协。8月，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决定将鲍罗廷派遣至孙中山身边担任政治顾问，责成其“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以“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为目的。其后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革命时代的开启，同时也进入了中国国民党同苏俄的蜜月时期。尽管苏俄内部对国民党的认知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是苏俄同国民党的关系在官方层次上已暂时成为定局。
四、结语
苏俄对中国国民党从试探到建立暂时的半官方关系，对国民党的认知经历了渐趋成熟的过程。首先，苏俄对国民党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国民党的领袖是孙中山，是积极承认孙中山在中国巨大影响力的表现，也同孙中山的对俄友好态度有关。如1922年越飞给马林的信指出：“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让孙给国民党的议员下达一个经常在议会里提出俄国问题的任务。”马林也曾在报告中指出孙中山“亲自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即使到1924年，在对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概况已经了解得较为清楚的情况下，苏俄人员对国民党的定义依然是“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群对自己领袖孙中山抱有个人信仰的人的结合体”。其次，苏俄人员认为孙中山及国民党对苏俄最为在意的外蒙驻军和中东铁路这两个问题上容忍度较高。越飞曾指出，外蒙不撤军这一问题若由孙中山亲自出面阐述，可以降低中国国内群众对苏俄的敌意。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回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
随着对中国国民党认识的加深，大部分苏俄对华工作人员都认为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社会基础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以及工人，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是以反动军阀性为主还是以社会主义群众性为主这一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以越飞为代表的苏俄人员强调国民党已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在全国居领导地位的群众性资产阶级政党，其大部分领导人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素养。而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苏俄人员（尤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则认为国民党与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军阀没有任何区别，它缺乏信心且从未表达过对工人的同情。维经斯基在与中共中央的通信中曾表示消灭督军统治可以从“揭露政府和那些与督军统治斗争不坚决、看着某些军阀脸色行事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和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入手。
越飞一派以斯大林派遣鲍罗廷来华获得暂时胜利，但这并不能说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认可程度。其实对于苏俄及共产国际来讲，国民党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党以后能否按照苏俄所希望的道路发展以及起到维护苏俄利益的作用。因此尽管孙中山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越飞却对此并无异议。但《真理报》在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一文件时，并没有用原本的题目发表见报，仅仅将两者的声明内容置于《苏中关系》大标题下设的小章节中讲述。另外，《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关于越飞同意孙中山所说苏维埃制度不适于中国的话，在俄文版的宣言中更是遍寻不到。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信任程度显然并不深，与此同时，苏俄却极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实际上，对于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正如马伊斯基所说：“中国将逐步形成重现俄国历史的有利条件：革命积极性将越来越多地蕴积于无产阶级一极，而不是资产阶级一极。”中共代表刘仁静也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发言中提道：“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苏俄;中国国民党;越飞;孙中山;半官方关系;亲苏联盟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5-0081-09
目前，国内学界对苏俄与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关系已有详细论述，但是随着档案资料逐渐解密，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细节尚待发掘和探讨。1920 —1923年，苏俄来华人员同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的试探与接触，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苏俄通过来华人员的工作报告和当面汇报初步形成对国民党的整体认知。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探讨的是苏俄人员对国民党形象的认知，不是国民党本身而是他人对国民党的印象。这种认知并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受限于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的作用与影响。
一、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对华基本政策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的对华政策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即革命手段。二是促成北洋政府对苏俄政府合法性的承认以巩固其政权，即外交手段。苏俄外交部长契切林分别于1921年10月、11月、12月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员扬松、列宁以及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派克斯的电报与信中连续强调同广州革命政府的联系要秘密进行，以免影响苏俄和北洋政府的谈判。三是与包括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在内的中国各派系的领导者进行秘密接触，帮助中国成立亲苏的新政府，同中国建立较为稳定的关系，即半外交半革命手段。
由于中苏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北洋政权频繁更迭以及苏俄民族主义立场，中苏两国政府在1920—1923年之间的谈判未取得丝毫进展。苏俄的远东政策逐渐向半外交半革命手段倾斜。1922年11月，苏俄驻华特使越飞在给吴佩孚的通信中表明态度：中国的现行政府在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左右的情况下同俄国的谈判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实际上，苏俄虽然从未指望同北洋政府的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但也没有停止此种外交尝试，原因之一就在于苏俄不想把北洋政府推到完全对立面。苏俄希冀同中国建立较为稳固的联系，以打破西方国家将中国拉入资本主义阵营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局的变化，苏俄多次派遣人员同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进行接触，调整远东政策。
二、苏俄对中国国民党的初步印象
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的谈话中提到“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表明了对俄国新政府的期待。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以“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為目标。这次会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临时联盟”。这是苏俄及共产国际东方政策转向的开始，也是苏俄将目光转向中国国民党的契机之一。
向来主管东方事务的维经斯基、维连斯基的态度并未发生改变。1920年8月，苏俄驻华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提到在中国进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鼓动工作时，强调“革命的学生必须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9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在介绍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东亚各国人民中的工作情况时，并未提到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党组织，反而一再强调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组织建设及从事的苏维埃和党的宣传工作。
随后，费奥多罗夫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费奥多罗夫1920年10月写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关于会谈的报告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孙中山的称呼，孙中山被称为“中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南方革命运动的首领”;二是孙中山为保持同苏俄的密切联系，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三是将中国南方省份的革命活动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并指出南方是更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地区。虽然费奥多罗夫依然未明确将国民党作为政党组织提出，但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显然同维经斯基、维连斯基有较大区别。
当然，费奥多罗夫的报告并不具备普遍性。1920年12月，苏俄派往中国考察的波达波夫将军在给苏俄外交部长契切林的报告中，竟然得出孙中山在中国是国民党领袖、但国民党至今尚未成立的错误结论。但波达波夫指出“孙逸仙是得到译载我国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等文件的英文小册子的第一人”，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特殊关注。与此同时，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的旅俄共产华员局成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这极有可能是这一阶段苏俄人员对国民党认识偏差过大的原因之一，这些苏俄人员较为左倾，对其他党派表现出过高的排斥性。但是若把其作为主要原因，则极为不妥。1920年10月，契切林曾致函孙中山，讲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契切林不仅将1920年直皖战争中直系和皖系的交战看作是正义与非正义的作战，并且对以吴佩孚和曹锟为领袖的直系给予很高的评价。契切林认为，直系的胜利为中国自治和自决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契切林于1918—1930年任苏俄外交部长，有着丰富的国际政治经验，却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给出这样的解读。这说明在当时的大部分苏俄人员看来，中国国民党还没有能力进入中国政治局势的角逐之中，因此他们仅仅把中国国民党当作一个同无产阶级党派对立的普通资产阶级党派看待，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而且孙中山此时对苏俄的政治态度同样模棱两可，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孙中山曾表示“到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在事实上不可能”。 1921年1月，维经斯基和柏烈伟曾在广州进行考察，考察结果体现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该报告对国民党有着详细的分析，如国民党“大约成立于15年前”（即1906年，这与事实不符），是“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党”，曾与“封建军阀建立了反常的联盟”，其策略原则存在不足。報告还提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与国民党中央的谈判，“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索科洛夫还报告了他同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的会面，李烈钧表示为了革命的成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因此，索科洛夫认为：“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这是因为近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充满活力的党，也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自然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和在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党都赢得了更大的同情。”对于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马林也曾指出“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此外，索科洛夫的报告中还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因此，基于苏俄和共产国际外交政策中拉拢更多的同盟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这些报告都使得苏俄认识到同国民党进一步接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苏俄内部关于中国国民党的认知分歧与争议
经过初步接触后，苏俄对华工作人员对中国国民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不断完善对国民党认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与争议。从国民党员张秋白于1922年2月作为南方全权代表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开始，到1923年8月斯大林提出派鲍罗廷来华的建议，中间以1923年1月孙中山公开表明对苏俄的友好态度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部分苏俄对华工作人员开始正视中国国民党，但认知出现诸多分歧;第二阶段，尽管争议不断，苏俄最终仍然做出积极推动与国民党建立半官方关系的决定。
（一）第一阶段：分歧出现
维连斯基在1922年3月致列宁的信中分析中国政治现状时，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而是将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奉天派、直隶派、安福派、华南四派，其中华南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主的国民党为领导者，控制着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等中国南方地区。吴佩孚和曹锟领导的直隶派是苏俄一直争取的联合对象。维连斯基指出，若孙中山有再次被推举为中华民国总统而统一全国的可能，那么苏俄应该作为积极的力量去推动这一过程。这为苏俄加重在国民党上的砝码提供了一个解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苏俄人员对中国国民党的解读中，更多的是将国民党作为孙中山的“附庸”，孙中山的个人光辉强于国民党的整体形象。这一点在1922年11月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里尤为明显，越飞称国民党为“他的党”，他即孙中山。这个阶段，国民党的形象构建远远小于孙中山个人的影响力，没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在苏俄人员眼中可能仅仅是一个脸谱化的符号，和中国的其他若干党派没有区别。在多封的通信及工作报告中，苏俄人员提到国民党时更多带有顺带提及的暗示。
虽然孙中山于1921年底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交谈后一直在表达对苏俄的亲近，但由于他本人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运动和在工人间开展政治宣传并不热心。因此，在陈炯明公布孙中山大总统任职期间联俄联德的文件后，上海孙中山秘书处却对密函内容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这可能是出于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干涉的策略考虑。但是综观1920—1923年间《孙中山全集》的信件、公文，其中很少提到苏俄及共产国际，这可能导致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不满，使得苏俄人员找寻新的苏俄“代理人”。因此在维连斯基致列宁的这封信的附录“督军”中出人意料地详细介绍了陈炯明，“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尽管条件困难，世界帝国主义对南方政府持明显敌对态度，陈炯明还是在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
之后几个月，维连斯基基于对陈炯明的欣赏，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拉狄克的信中提议把在中国的工作基地迁到广州，以便开展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维连斯基甚至在文章中声称“如果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那么就应该以他（陈炯明）为依靠对象”。然而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的心腹发出要求徐世昌和孙中山同时下野的通电。次日，陈炯明派人包围总统府，并公开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接触。基于此苏俄把目光再次集中于孙中山与“他的党”。
1922年7月，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马伊斯基的《中国和中国的斗争》，文章提到对国民党的印象，认为国民党是以“青年学生、受过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军官”为基础且赞同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党派，其强烈的爱国心以及对民主的渴望不应该被低估。随后，《真理报》刊登马林的文章《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个人印象点滴》，马林认为国民党于清朝被推翻后建立，大部分的国民党上层人物都支持社会主义，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以及在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这同马伊斯基的分析有很大不同，马林对国民党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同工人的密切关系很是赞赏。
而中国国民党真正走进苏俄及共产国际视线是以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来华为标志。越飞曾被列宁任命担任“布尔什维克的两个最重要的外交上的地位”，是早期苏俄外交中的关键人物。越飞来华及其与孙中山的接触意味着列宁越来越重视中俄关系的发展。越飞到达北京后便开始与北洋政府谈判，并同孙中山、吴佩孚进行初步接触。越飞于1922年8、9月间一直在试图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联合，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表示对北洋政府以顾维钧为首的外交部极为失望，并指出苏俄对华政策的最好结果是“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由此可见，他非常希望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能够干预现行政府的政策，组织一个亲孙、亲苏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使用暴力手段反抗北洋政府。苏俄更倾向于通过不流血的方式促成中国新政府、新局面的形成，这样既能防止造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又可以避免在远东问题上付出过大的代价。 但是随着吴佩孚对外政策向英美国家不断靠拢，孙中山在与陈炯明分裂后态度有所松动，越飞期望孙中山和国民党倾向苏俄，希望苏俄选择孙中山。毕竟在与陈炯明分道扬镳之前，孙中山虽然对十月革命表示向往，对苏俄表示友好，但是仍然坚持效仿欧美的民主制度，不想同苏俄建立实质的官方联系。越飞在1922年11月给契切林的电报中提道：目前为止，在中国现今的政治环境中，孙中山及“他的党”最为接近苏俄及社会主义，“孙逸仙是最亲近我们的，特别是从共产党员也加入他的党时起就更是如此”。越飞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在1923年1月13日和26日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封信中，坚定地认为苏俄应选择孙中山而不是吴佩孚。因为孙中山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整个中国的领导者，中国的现行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领导整个中国。越飞指出，国民党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已经正在逐渐成为全国群众性的政党，而这种局面会让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同俄国最大限度的接近”。越飞对国民党的评价明显过高，这可能与其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受到冷遇而急于给出应对远东问题的下一步策略有关。因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1923年1月20日（时间处于1月13日和26日越飞致俄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两封信之间）给越飞的信中提到“您认为中央委员会对您‘不信任’（或者说不够信任）的揣测，在我看来是毫无根据的”。
如前所述，马林对于国民党的评价也很高，相比于其他苏俄来华人员，马林对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国民党披上了一层在共产国际眼中的合法“革命”外衣。马林于1922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可以很好地阐释他对中国国民党的认知，他认为广州在思想领域里处于极高的地位，并声称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民党上层领袖中存在一批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而这些人“決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但马林在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中却强调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暂时的，中共应时刻牢记政治性质，时刻准备“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马林的发言不排除有削弱共产国际内部反对派声音的可能，毕竟共产国际内部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很高，因此这个发言有可能是马林为自己寻找的政治退路。在共产国际看来，孙中山及“他的党”同中国共产党的亲疏之分很明显。1923年1月25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提道：赤塔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对于越飞所采取的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策略持“否定的态度”。维经斯基依然赞同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与越飞的策略截然不同。
这些苏俄人员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对于国民党的认知定位也有所不同，其中维连斯基、越飞、马林等人在不同时期的着眼点显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第二阶段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苏俄对国民党的印象正在逐渐摆脱表面化，随着认识加深以及局势变化，国民党必然会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远东政策中占据更加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战略位置。在这一阶段，苏俄对国民党的整体认知可从1923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看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1923年1月26日的发表，则是苏俄公开表明对中国国民党支持的开始。
（二）第二阶段：从内部争论到半官方关系的建立
1923年2、3月，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工作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多次给予中国工人运动很高的评价，并同时表达对中国国民党的不信任，对国民党的评价持续走低，甚至希望由萨法罗夫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在维经斯基眼中，国民党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不值得共产国际及苏俄过于重视。4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第一季度工作汇报中，萨法罗夫等人再次强调国民党不是居领导地位且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井’小资产阶级、主张自治的广州小资产阶级”，并认为国民党由于同张作霖和段祺瑞的结盟在中国各界的政治威信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共产国际的任务应是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同时萨法罗夫在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严厉谴责马林。他认为马林在“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报道国民党”，并认为国民党没有军队、没有政治宣传，国民党同军阀结盟一事更是对革命的背叛，苏俄及共产国际应该反对孙中山的督军制度而非支持他。
但有意思的是，1923年5月，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刊载《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一文。《真理报》的编辑却在文后加了一句话：“编辑部认为，魏金斯基（维经斯基）同志对农民和孙中山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看来连《真理报》都不认同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过低估计。布哈林也强调中国国民党不同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军阀集团，国民党内“不仅有小资产阶级、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部分农民、部分尚未脱离全民族脐带的工人”。
实际上，维经斯基、萨法罗夫等人对国民党的反对态度并没有对俄共（布）的对华决策产生太多影响。1923年1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中提到“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2月，托洛茨基致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的信中已在讨论应给予孙中山的具体援助。3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53号记录也表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已在认真考虑援助中国国民党一事 。托洛茨基给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去信提到希望能够详细了解中国的军事状况以便给予孙中山援助。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维尔德在信中写道：“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指上海）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这已经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对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的反对没有生效。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指示将要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时，仅仅强调保持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独立性、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由此可见，对于要不要支援国民党这一问题已无疑问，这也印证了维尔德的话。 1923年7月，中共三大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表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这一论述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暂时妥协。8月，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决定将鲍罗廷派遣至孙中山身边担任政治顾问，责成其“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以“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为目的。其后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革命时代的开启，同时也进入了中国国民党同苏俄的蜜月时期。尽管苏俄内部对国民党的认知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是苏俄同国民党的关系在官方层次上已暂时成为定局。
四、结语
苏俄对中国国民党从试探到建立暂时的半官方关系，对国民党的认知经历了渐趋成熟的过程。首先，苏俄对国民党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国民党的领袖是孙中山，是积极承认孙中山在中国巨大影响力的表现，也同孙中山的对俄友好态度有关。如1922年越飞给马林的信指出：“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让孙给国民党的议员下达一个经常在议会里提出俄国问题的任务。”马林也曾在报告中指出孙中山“亲自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即使到1924年，在对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概况已经了解得较为清楚的情况下，苏俄人员对国民党的定义依然是“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群对自己领袖孙中山抱有个人信仰的人的结合体”。其次，苏俄人员认为孙中山及国民党对苏俄最为在意的外蒙驻军和中东铁路这两个问题上容忍度较高。越飞曾指出，外蒙不撤军这一问题若由孙中山亲自出面阐述，可以降低中国国内群众对苏俄的敌意。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回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
随着对中国国民党认识的加深，大部分苏俄对华工作人员都认为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社会基础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以及工人，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是以反动军阀性为主还是以社会主义群众性为主这一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以越飞为代表的苏俄人员强调国民党已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在全国居领导地位的群众性资产阶级政党，其大部分领导人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素养。而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苏俄人员（尤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则认为国民党与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军阀没有任何区别，它缺乏信心且从未表达过对工人的同情。维经斯基在与中共中央的通信中曾表示消灭督军统治可以从“揭露政府和那些与督军统治斗争不坚决、看着某些军阀脸色行事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和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入手。
越飞一派以斯大林派遣鲍罗廷来华获得暂时胜利，但这并不能说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认可程度。其实对于苏俄及共产国际来讲，国民党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党以后能否按照苏俄所希望的道路发展以及起到维护苏俄利益的作用。因此尽管孙中山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越飞却对此并无异议。但《真理报》在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一文件时，并没有用原本的题目发表见报，仅仅将两者的声明内容置于《苏中关系》大标题下设的小章节中讲述。另外，《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关于越飞同意孙中山所说苏维埃制度不适于中国的话，在俄文版的宣言中更是遍寻不到。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信任程度显然并不深，与此同时，苏俄却极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实际上，对于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正如马伊斯基所说：“中国将逐步形成重现俄国历史的有利条件：革命积极性将越来越多地蕴积于无产阶级一极，而不是资产阶级一极。”中共代表刘仁静也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发言中提道：“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