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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爆发的极端组织是怎么一回事？
近几个月突然爆发的极端组织一下子扰乱了世界局势。不是说原来的世界局势不乱，而是极端组织的迅速崛起太让人感到困惑了，它是怎么就突兀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关心世界政治的人本来能把中东乱局的战线分得很清楚，俄罗斯人在支持谁，西方人在支持谁，叙利亚后面还有哪些人，谁在背后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土耳其人为什么一反常态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对立的立场等等。但是极端组织一出现，许多微妙的事情产生了。极端组织既与叙利亚对着干，与伊拉克对着干，还大肆屠杀没有国家实体的库尔德人。在极端组织面前，一贯互相敌对的美国人与伊朗人（还有叙利亚人）好像抱着琵琶半遮面，想要互相说点什么，又羞羞涩涩不好意思说。极端组织则像是天字第一强大的妖魔似的满不吝，谁也不放在眼里，逮谁打谁。在这个情况下，联合国匆匆忙忙地召开会议，对极端组织的行径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要想了解极端组织，那得先研究一下极端组织的人士是怎么想的，那些不把生死当成一回事的人们为什么会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的。原先有一个词叫“原教旨主义”，近些年来不大听到了，其实原教旨主义就是极端主义者的行为信条。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主张所有的穆斯林都要按照《古兰经》经文的训言生活和做事，那么，《古兰经》中有哪些话让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偏激呢？
在《古兰经》第九章第五节里有这样的训诫：“斋月过后，无论在任何地方看见异教徒，要与他们征战、抓住他们、围攻他们、利用各种方法埋伏着等待他们，杀掉他们。讨伐那些不相信神，也不相信末日，不接受真理之教的人们。《古兰经》的第五章里还充斥着强烈的仇恨思维：不要把犹太人和基督徒当做朋友，无论在上面地方，杀掉非穆斯林的信徒。
如果我们中国人看到这样的一群信徒，他们严格地按照这样的教义行事，那么，那谁都不会对现在的极端组织的行径感到意外了。
根据我的生活经历，大城市里的汉族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受到家里长辈们这样的教训：永远不要跟回族人较劲。上学后，受到的教育是凡是涉及宗教的评价都要极其慎重。干了30年的出版编辑工作，更是对涉及伊斯兰的文字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事情躲得了，思想躲不了，总要对这些出现在现实生活的国际政治进行思考的。
《古兰经》里的“古兰”的意思是阿拉伯语的“诵读”的意思，成书于1400年前。那个时候，正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极端仇杀的时期，两个宗教之间在那么长的时期里的刻骨仇恨，不会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而且，在封闭的内陆地区，这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宗教组织还在强化着仇恨，最要命的是所有的男孩子从打一懂事就接受这样的启蒙教育，这可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中国人没有那样严格的宗教教育，但是文革中，“极左路线”向青年学生灌输“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让许多平时看来温文尔雅的青年学生竟然做出侮辱老师甚至残害老师的事情、子女把亲身父母押上批斗台进行训斥甚至打骂怎样的事情是不少见的，可见对青少年的灵魂铸造是多么的可怕，影响是多么的巨大。据报载，那些极端组织的人不光是来自中东，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来自欧洲和北美，“自从2013年以来，大约3000名欧洲穆斯林去了叙利亚并加入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数量多得多的欧洲穆斯林承认，他们欣赏极端分子的目标和方法。”（《参考消息》2014年10月7日）
生活在欧洲或北美，那么优越的生活环境也能为极端组织培育后备军，这是我们一般中国人所想不到的，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是阿富汗或者亚丁湾那样的闭塞地区才会产生那样“封闭落后”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了，可见，寻找产生极端组织的土壤，要把目光放得更开阔些。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与当时的伊斯兰教一样，在规定的宗教生活和仪式上，都在散布对对方的仇恨，这就是延续近两千年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仇杀历史。但是后来天主教经过宗教改革，不但与黑暗告别，还使得自身突兀地生出来难以预料的生命力，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力量，开创出现代人类社会的空前繁荣。而伊斯兰教方面则一直墨守成规，它固然能守住信仰的一贯性，但由于没能“与时俱进”，就始终没有在思想上走出中世纪。当然，在迪拜、伊斯坦布尔这样受到西方思想影响较重的地方还是接受了不少西方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
有了这样的回顾，我们不能不对极端组织的突然爆发有了思想准备，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怎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避免极端组织这样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加强国人的信仰教育是必须的、刻不容缓的，尤其在西北边远地区。
现在当政的日本人要干什么？
与中国紧密相关的国际政治中，中日关系无疑是很重要的一块。人们都注意到了，在日本经历了“十年九相”的政局不稳定期以后，安倍的上台使得日本政局进入了稳定期。在“不稳定期”，中日关系相对平稳，而为什么在它的“稳定期”就让中日关系进入紧张狀态呢？而且上一个“稳定期”——小泉时代，也是一个中日关系紧张期。这足以说明，要看清这个问题必须要说说日本人的民族性。
以前我们接受的正面宣传是，日本人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好战的”和军国主义余孽是极少数的人。其实，这样的分析很不客观。比起我们中国人来日本人这个群体，十分理性，也十分抱团，他们的看法不会受到外界压力而轻易改变。他们在对待二战的态度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反省，或者反省得很不认真。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的气氛一下子就弥漫整个世界，日本人在被联合国军占领以后前战败国角色很快被冲淡，成为美国战车上的“一员猛将”，美国人也不愿意多提战前的责任问题，而把精力放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战略上。这样，日本人也很快转换了角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作为一个整体，日本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在二战中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错误只是“做了与国力不相称的事情”。出于这样的认识，又在战争后期受到美国为主的外国的严厉打击，他们的感情是微妙且隐秘的，对于中国韩国那样受到日本侵略较大的国家的认罪要求，总是躲躲闪闪，像“村山谈话”那样直白的战争道歉，多数人甚至有些抵触，这也是那些“短命内阁”得不到多数日本国民认可、从而迅速倒台的原因。
了解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中国人最应当做的事情不是与他们面对面在桌面上争上一时之短长，而是把眼光放在国内社会的建设，真正地把国家做大做强，用实力的持续增长做最有力的后盾，最终将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让日本人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后果是什么。而现在打嘴架，针对所谓“参拜问题”你来我往说个不停实在没有意思。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想得太一厢情愿了，总以为那个岛国吸收了我们中国那么多的有用的东西，理应当如何如何，那都是那部分见识浅薄的中国人文化梦呓，在国家间的关系上，只有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间的区别，讲那么多的“友谊啦”，“一衣带水啦”，如果在外交场合上唱一唱也未尝不可，要是真把自己也骗住了，那个人就不配当外交家。
我一直把日本人想成一个整体，虽有不同的声音，但所有的意见都是那个民族对外的宣传而已，从来不会脱出他们自身的利益说话，就像他们现代化的企业里的流水线上的各个环节一样配合默契。这一点正是中国人要认真学习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没有学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就在与他们的对话中不能显示出自己持久的力量、主张自己对历史的观点和现实的利益，也就不会从心底让他们服气于中国人的胸怀和大度。
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人为敌的澳大利亚人，现在突然跟日本人打得火热，这引起我的思考，日本人正是抓住了什么，才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补救好了这样的盲区，就能让日本人在所有加害过的民族面前现出尴尬，直到他们像德国人一样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取得世人的原谅。
当前的时事政治，不比冷战时紧张，更不比二战时的激烈，但是其复杂性更加令人扑朔迷离，只有透过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看到各个民族心底的念想，才能领悟到人们为什么那么费尽心机甚至勾心斗角，基于此来制定我们中国人的对策，才是可以长久恒定的，以避免朝令夕改，叫他人暗笑。
（本文终结）
近几个月突然爆发的极端组织一下子扰乱了世界局势。不是说原来的世界局势不乱，而是极端组织的迅速崛起太让人感到困惑了，它是怎么就突兀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关心世界政治的人本来能把中东乱局的战线分得很清楚，俄罗斯人在支持谁，西方人在支持谁，叙利亚后面还有哪些人，谁在背后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土耳其人为什么一反常态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对立的立场等等。但是极端组织一出现，许多微妙的事情产生了。极端组织既与叙利亚对着干，与伊拉克对着干，还大肆屠杀没有国家实体的库尔德人。在极端组织面前，一贯互相敌对的美国人与伊朗人（还有叙利亚人）好像抱着琵琶半遮面，想要互相说点什么，又羞羞涩涩不好意思说。极端组织则像是天字第一强大的妖魔似的满不吝，谁也不放在眼里，逮谁打谁。在这个情况下，联合国匆匆忙忙地召开会议，对极端组织的行径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要想了解极端组织，那得先研究一下极端组织的人士是怎么想的，那些不把生死当成一回事的人们为什么会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的。原先有一个词叫“原教旨主义”，近些年来不大听到了，其实原教旨主义就是极端主义者的行为信条。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主张所有的穆斯林都要按照《古兰经》经文的训言生活和做事，那么，《古兰经》中有哪些话让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偏激呢？
在《古兰经》第九章第五节里有这样的训诫：“斋月过后，无论在任何地方看见异教徒，要与他们征战、抓住他们、围攻他们、利用各种方法埋伏着等待他们，杀掉他们。讨伐那些不相信神，也不相信末日，不接受真理之教的人们。《古兰经》的第五章里还充斥着强烈的仇恨思维：不要把犹太人和基督徒当做朋友，无论在上面地方，杀掉非穆斯林的信徒。
如果我们中国人看到这样的一群信徒，他们严格地按照这样的教义行事，那么，那谁都不会对现在的极端组织的行径感到意外了。
根据我的生活经历，大城市里的汉族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受到家里长辈们这样的教训：永远不要跟回族人较劲。上学后，受到的教育是凡是涉及宗教的评价都要极其慎重。干了30年的出版编辑工作，更是对涉及伊斯兰的文字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事情躲得了，思想躲不了，总要对这些出现在现实生活的国际政治进行思考的。
《古兰经》里的“古兰”的意思是阿拉伯语的“诵读”的意思，成书于1400年前。那个时候，正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极端仇杀的时期，两个宗教之间在那么长的时期里的刻骨仇恨，不会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而且，在封闭的内陆地区，这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宗教组织还在强化着仇恨，最要命的是所有的男孩子从打一懂事就接受这样的启蒙教育，这可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中国人没有那样严格的宗教教育，但是文革中，“极左路线”向青年学生灌输“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让许多平时看来温文尔雅的青年学生竟然做出侮辱老师甚至残害老师的事情、子女把亲身父母押上批斗台进行训斥甚至打骂怎样的事情是不少见的，可见对青少年的灵魂铸造是多么的可怕，影响是多么的巨大。据报载，那些极端组织的人不光是来自中东，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来自欧洲和北美，“自从2013年以来，大约3000名欧洲穆斯林去了叙利亚并加入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数量多得多的欧洲穆斯林承认，他们欣赏极端分子的目标和方法。”（《参考消息》2014年10月7日）
生活在欧洲或北美，那么优越的生活环境也能为极端组织培育后备军，这是我们一般中国人所想不到的，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是阿富汗或者亚丁湾那样的闭塞地区才会产生那样“封闭落后”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了，可见，寻找产生极端组织的土壤，要把目光放得更开阔些。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与当时的伊斯兰教一样，在规定的宗教生活和仪式上，都在散布对对方的仇恨，这就是延续近两千年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仇杀历史。但是后来天主教经过宗教改革，不但与黑暗告别，还使得自身突兀地生出来难以预料的生命力，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力量，开创出现代人类社会的空前繁荣。而伊斯兰教方面则一直墨守成规，它固然能守住信仰的一贯性，但由于没能“与时俱进”，就始终没有在思想上走出中世纪。当然，在迪拜、伊斯坦布尔这样受到西方思想影响较重的地方还是接受了不少西方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
有了这样的回顾，我们不能不对极端组织的突然爆发有了思想准备，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怎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避免极端组织这样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加强国人的信仰教育是必须的、刻不容缓的，尤其在西北边远地区。
现在当政的日本人要干什么？
与中国紧密相关的国际政治中，中日关系无疑是很重要的一块。人们都注意到了，在日本经历了“十年九相”的政局不稳定期以后，安倍的上台使得日本政局进入了稳定期。在“不稳定期”，中日关系相对平稳，而为什么在它的“稳定期”就让中日关系进入紧张狀态呢？而且上一个“稳定期”——小泉时代，也是一个中日关系紧张期。这足以说明，要看清这个问题必须要说说日本人的民族性。
以前我们接受的正面宣传是，日本人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好战的”和军国主义余孽是极少数的人。其实，这样的分析很不客观。比起我们中国人来日本人这个群体，十分理性，也十分抱团，他们的看法不会受到外界压力而轻易改变。他们在对待二战的态度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反省，或者反省得很不认真。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的气氛一下子就弥漫整个世界，日本人在被联合国军占领以后前战败国角色很快被冲淡，成为美国战车上的“一员猛将”，美国人也不愿意多提战前的责任问题，而把精力放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战略上。这样，日本人也很快转换了角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作为一个整体，日本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在二战中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错误只是“做了与国力不相称的事情”。出于这样的认识，又在战争后期受到美国为主的外国的严厉打击，他们的感情是微妙且隐秘的，对于中国韩国那样受到日本侵略较大的国家的认罪要求，总是躲躲闪闪，像“村山谈话”那样直白的战争道歉，多数人甚至有些抵触，这也是那些“短命内阁”得不到多数日本国民认可、从而迅速倒台的原因。
了解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中国人最应当做的事情不是与他们面对面在桌面上争上一时之短长，而是把眼光放在国内社会的建设，真正地把国家做大做强，用实力的持续增长做最有力的后盾，最终将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让日本人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后果是什么。而现在打嘴架，针对所谓“参拜问题”你来我往说个不停实在没有意思。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想得太一厢情愿了，总以为那个岛国吸收了我们中国那么多的有用的东西，理应当如何如何，那都是那部分见识浅薄的中国人文化梦呓，在国家间的关系上，只有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间的区别，讲那么多的“友谊啦”，“一衣带水啦”，如果在外交场合上唱一唱也未尝不可，要是真把自己也骗住了，那个人就不配当外交家。
我一直把日本人想成一个整体，虽有不同的声音，但所有的意见都是那个民族对外的宣传而已，从来不会脱出他们自身的利益说话，就像他们现代化的企业里的流水线上的各个环节一样配合默契。这一点正是中国人要认真学习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没有学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就在与他们的对话中不能显示出自己持久的力量、主张自己对历史的观点和现实的利益，也就不会从心底让他们服气于中国人的胸怀和大度。
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人为敌的澳大利亚人，现在突然跟日本人打得火热，这引起我的思考，日本人正是抓住了什么，才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补救好了这样的盲区，就能让日本人在所有加害过的民族面前现出尴尬，直到他们像德国人一样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取得世人的原谅。
当前的时事政治，不比冷战时紧张，更不比二战时的激烈，但是其复杂性更加令人扑朔迷离，只有透过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看到各个民族心底的念想，才能领悟到人们为什么那么费尽心机甚至勾心斗角，基于此来制定我们中国人的对策，才是可以长久恒定的，以避免朝令夕改，叫他人暗笑。
（本文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