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身为作训参谋的罗援，连同他的作训处长、以及宣传处长、财务处长和其他参谋干事一起被调回北京，因为邓小平复出，强调要加强“文革”期间被裁掉的军事院校。“当时没有任何对越作战迹象，若有作战迹象，作训处长怎么也不会在这个时期调离呀。”“……到了2月17号中越自卫反击作战正式打响。离我回到北京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时间，哪里来的临阵逃脱之说？而且我一听到有对越作战的消息，我马上写决心书，要求回原部队，但是那时候工作都由组织来决定，就没有回到前线。” 　　因此，他对“逃兵”一词无法容忍。他说，“作为一个军人来讲，是要讲尊严的。我自己最大的荣誉就是我上过战场，如果我是逃兵，那将是我最大的耻辱。”

硬气来自父辈传承

　　除了老虎画，罗援的办公室里还陈列着4幅大照片，分别是胡锦涛接见、两张军装肖像（其中一幅上，繁体字提“钓鱼岛争端的中国应对之策”，是他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的背景板）以及一张在政协会议现场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同款小幅胡锦涛接见照，多了军事科学院的两个领导。客座沙发茶几上，有一尊周恩来像。
　　去年7月，在同一间办公室，罗援将军穿着军装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言其硬气来自于父辈传承。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1918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后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是继李克农、孔原之后中央调查部第三任部长，保卫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罗青长相继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文革”期间，造反派意图冲击中央调查部档案馆。罗青长挡在门口，“你们要冲档案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评价他说：“你们说罗青长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不管，但他就是守纪律。”罗援始终以父亲为榜样。
　　对于这样的“红色家庭”，外界猜测繁多。
　　二哥也是将军。
　　“我哥哥也是从条件艰苦的基层舰艇部队轮机部门干起的，曾在海军最南边的正师级单位西沙水警区任政委，为祖国南大门站岗放哨，我为他骄傲。当然，我也理解一些网友的意思，所以我非常赞同习总书记说的，大家都应该有机会圆梦，但梦的实现确实离不开艰苦奋斗。”
　　四弟被质疑在美国工作，有海外资产，有人说这跟罗援的“忠于祖国”不符。
　　罗援说，“在世界各地学习工作的中国人非常多，绝大多数都是热爱和忠于祖国的，我四弟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早已回国。我现在打一个电话给他，他就能来。”
　　还有人质疑他不动员自己的儿子去当兵。罗援将军对此回应：“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不贪不腐，不是裸官，参加过作战，所以我说话有底气。”

“理性的鹰派”

　　罗援的“硬气”去年初开始被中国民众所认知，就黄岩岛事件，他接连在媒体上发表强硬言论《菲律宾，别太过分》、《在黄岩岛不应“撤火”，而应增兵》，警告菲方“老实点”，并表达自己的不解和不满：“为什么菲律宾没撤，我们倒要撤？这能起到什么作用？”“树立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模式：凡是挑衅我底线的，必须要受到惩罚”，“不能让菲律宾没受任何惩罚就全身而退，不能让它体面下台。”
　　菲方对《环球时报》上发表的这种强硬言论表达了抱怨，罗援也承认自己提笔前是有顾虑的：“我当然知道，一旦‘发声’的火候掌握不好，或者被曲解，是有风险的。”“有关部门可能有自己的考虑，我的言论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但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始终觉得不吐不快，还是写了。”
　　现在他回想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关键还是国家利益。”“看你有没有自己私心上的考虑，你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其他自己的问题考虑。如果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我觉得就是无欲则刚嘛。”
　　去年9月29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六届两岸发展研讨会”上，罗援提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应在钓鱼岛附近设立军事演习区，导弹试射区，必要的时候把钓鱼岛作为我们航空兵的靶场。我看到台湾方面也有类似的提法。新党主席郁慕明提出，要以新党的名义购买钓鱼岛上的一些山头做为航空兵靶场。我觉得，这方面两岸可以合作。类似‘8·23’炮战的形式，我们一三五开炮，台湾二四六开炮，我们打单不打双，台湾打双不打单，看看到底谁的炮打得准，看谁先把日本在钓鱼岛上的灯塔给轰掉。这也是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来捍卫主权。”
　　去年对罗将军进行了专访的《环球人物》称，罗从不讳谈自己是鹰派。这次再谈起，他又觉得国外舆论将其如此定位，“有时候也是媒体炒作。我12月份刚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美国到场的都是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人，包括约瑟夫·奈在内的一些重量级学者听了我的发言以后说，‘我们不觉得你罗援是一个强硬派啊’，‘你还是挺理性的’。”
　　“在给我定位为鹰派的时候，我都要加上一句我是理性的鹰派，理性鹰派和莽撞鹰派相比，首先是比较客观、冷静地看一些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给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咨询建议，而不是在那发泄一通不满。”

　　不过，罗将军也承认，军人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跟政府部门相比，不会有那么多外交辞令。
　　“所有中国军人有责任履行鹰的职责”——“军人首先是把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要则，军人还是要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就是我们军人的第一选择，也是衡量我们军事工作的第一指标——战斗力。”
　　罗将军很赞同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的观点：“我们和媒体接触，实际上是在进行舆论战，或者说是在为舆论战练兵。该如何与媒体接触，如何在接触中发声，都是舆论战的重要内容。”
　　这也是罗将军在意识到网络凶险之后，依然义无反顾投入其中的原因：“他（刘源）常告诫我们，现在要‘文攻武备’，而不能‘文守武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张将军 国防教育的榜样
　　中国教育台的访谈快要结束时，火车司机问张将军：“我们（工作）的情况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请张老师给提个建议什么的，把路子拓宽？”
　　张召忠说：“火车司机跟汽车司机还不一样，汽车司机经常自己变主意，就到处乱拐，火车司机轨道在那了，你铺啥他走啥。所以党给你铺好的路，你就顺着往前走，没有错。”

“革命战士一块儿砖”

　　这跟他回答前一位90后女生的提问异曲同工。
　　1974年，张召忠被选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因为发不出颤音，他冒险在校医院做了舌头手术。
　　“就像家里的鹩哥八哥，舌头（的某一连接处）要给捋顺，要不学不会说话。”这一“壮举”在所有有关张将军的成长经历中，频频被提起。
　　面前的这位小女生提问：“在被窝里看书、舌头根部动手术，您是有目的性地去做这些牺牲或努力吗？”
　　张将军回答：“我没有目的。你这个问题我感觉特别好。我就是革命战士一块儿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不知道下一步党会把我搬到哪个地方去。”
　　主持人插话：“可没人让你剪舌头啊！”
　　张召忠：“我原来是搞理工的，突然让我来学外语，学习对我来讲是党、是部队交给我的一个任务，我要好好完成这个任务，我怎么就完不成了呢？这个是舌头的事，那我就解决舌头的问题。”“我自己没有太多的人生规划，每一步都是（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我尽量去完成。但是并不是说我干这个事我带着很强的目的性，我要当官，我要立功，没有，绝对没有。”
　　张召忠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的时候，曾做过一个关于军人职业化的研讨报告，其中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兵役制的不同——美国征兵的宣传口号“来当海军吧，瞧这一身军装多漂亮，来当海军吧，能遍历世界的五洲四海，来当海军吧，我们赚的钱多。”而中国是义务兵役制，当兵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的每一步我都没有选择的自由。我就习惯了，让我干啥我干啥。……你把它作为一种命令，要有革命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我穿上军装后首先对我进行的教育。还教育我们军人要忠于党，忠于国家，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惟一觉得自己带有目的去干的事情，是1980年从伊拉克回国之后。
　　1978年，张召忠被派遣至伊拉克当随军翻译。看到战火，张召忠为自己作为一名军人却不懂战事而懊恼，觉得国家白培养自己了，下决心学习。
　　“我就发现阿拉伯语不能实现我的救国的命运，因为阿拉伯语，我在世界上找不到科学技术，发达的科学技术供我们学习，……我就干脆抛弃了这个外语，那个时候是个转型，我就说我自己直接搞工程技术。”
　　2012年，张召忠年满60，是该退休的年龄。但组织让他延长服役，所以他还是现役军人。
　　“我们这些人不知道明天会交给我们什么任务。”
　　即使命运一直是被安排的，但张召忠有自己的骄傲：“我从农民到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每一步，都是靠组织上的培养和自己的奋斗，从来没有送过礼，一分钱没有送过，一瓶酒、一支烟没有送过。我写过4000万字的书，二三十本，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这个你很少见吧？我没有任何背景，我就是一个农民出身，所有的路都是我自己走的。”

传媒时代的“老江湖”

　　当初被北大选中之前，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本来要招张召忠去学习核潜艇专业。但拥有优先招生权的北大老师说：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帅口才也不错，将来是要当外交官的。
　　当他经过工作，将注意力转移到研究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之后，他的形象和口才的特质还是让组织交给了他另一项任务：上电视。
　　1992年，央视一套《军事天地》制作系列节目《三十六计古今谈》，原书作者和另一位学者经过试镜，都没有通过。而那时候因为发表文学作品而在军中小有名气的张召忠，被确定为节目主讲人。
　　因为节目需要，主持人张莉给张召忠化了妆。第一次节目完成后，海军领导要请大家吃开机饭，张召忠到洗手间，才看到自己的妆容。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会激烈地表达当时的震惊和懊丧。他指着镜子，甚至拍打脸庞，不相信镜子里男不男女不女的“鬼”就是自己。他内心里觉得对不起领导，以至于以后凡是看到那位领导的名字，都会感到心有愧疚。
　　在那之后，他苦心琢磨造型和搭配艺术。同事评价他头型已经标准化了，隆起的高度、角度精确到每次都一样。化妆师评价他自己化妆得很自然，“化了跟没化一样”，“西服和领带的搭配也很舒服”。
　　这些造型，张召忠做起来已经非常纯熟，每次只需5分钟。他每周都要上电视做节目。固定的节目有央视四套和七套的《今日关注》《海峡两岸》《防务新观察》，今年又增加了湖北台的《军情第一线》，北京电视台的《军情解码》，和湖北台的《军情第一线》。
　　作为最早从事电视节目录制的军中人物，张召忠认为自己经久不衰的理由，一是每天学习，不断储备；二是政治上从来没有犯错误。他坚持从不背稿子，喜欢用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不愿意像“周全”的专家一样做些“明天可能晴天，也可能阴天，局部地区还可能下雨”的无用预判。他甚至还跟合作主持人提出，“你来挑战我，不敢问别人的问题，都来问我，我喜欢挑战。”
　　他的这种风格受到很多电视观众的喜爱。2009年，曾有观众写信给《防务新观察》节目组，向张教授提出一条建议：以后能不能你多说一点，其他同场的嘉宾少说？张将军回复说：“我最愿意做的节目就是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那种类型，那是一种3个人平等聊天儿的节目，可惜大陆还没有一档那样的节目，凤凰卫视像我这样的身份还不让参加，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我最喜欢的节目是两个人的访谈，一个很有深度、很有学识的主持人来挑战我，然后便是我滔滔不绝地现场直播访谈，这是最刺激最有收视的节目形式。可惜，除去伊拉克战争时期的直播还很少有过，一般都是一个主持人对付两三个嘉宾，因为嘉宾很多，大家只能车轮战，受时间限制，我如果说得多了，别的人就说得很少，那人家坐在那里干什么？听我说？那样太不道德了，所以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嘉宾，我都是很自觉地简短回答问题，然后赶紧闭嘴。我至今也搞不明白，电视节目的最终衡量标准是收视率，我一个人谈收视率总是最高，但偏偏不行，一定要多个嘉宾参与其中，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走题，特别是如果另外一个嘉宾发挥不好、水平不匹配或者两个人关系不好的话，就非常麻烦，就会直接压抑话场，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场谈话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很赞成赵本山的观点，‘有收视率的节目不一定是好节目，但没有收视率率的节目一定不是好节目’。好在我的节目收视率都很好，我在《今日关注》的最高收视率是2.8，在《海峡两岸》的最高收视率是2.2，在《防务新观察》的节目在七频道一直是名列前茅。” 　　张召忠最喜欢的电视直播，他亲历过两次战争直播——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即使是后者，距今也已10年，但那次造成的影响依然常被提及，成为张召忠争议的核心议题。凭借在伊拉克的驻扎经验，他在直播中大胆预言美军会陷入巴格达城市保卫战，共和国卫队、沙漠风暴中的坦克战、伊拉克所设红线及杀伤性武器都会让美国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但萨达姆政权基本没做有效抵抗，几天时间就四散溃退，很多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其反抗翻盘的军迷目瞪口呆。
　　“萨达姆前两天还出来转悠了一圈，怎么突然之间就顷刻瓦解了呢？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作为军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张召忠在节目中说。“为什么不炸桥为什么不埋地雷啊？是不是怕累啊？挖两锹土很累呀。巴格达人呢，有时候就是会怕累，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这些语录成为日后网友吐槽的槽点。认真的张将军为此困扰了几年：“我曾在伊拉克工作过两年，知道他们请法国、意大利军事工程专家修了许多城防工事，这一点，我还与从前线归来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进行过探讨。有部队、有工事、有地道，但为什么伊军不战而散？”
　　直到伊拉克战争总指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上将在退役后出版《美国一兵》，才在书中披露，伊战期间，美军对共和国卫队中可能出现在美军进攻方向的部队的师、旅长全部策反。
　　“部队等到的命令是放下枪炮，就地解散，统管共和国卫队的总司令是萨达姆的表兄提格里蒂投靠美军后被用C-130飞机接到美国去了，这都是绝密的情报，只有美国总统、国务卿、参联会主席等极少数的人掌握，谁也预测不出来。我的预测是按照当时我们所拥有的常规情报，得出来的正常的分析结果。”张召忠说，“预测是有风险的……现在的电视有好多访谈节目，好多专家都是弯弯绕，绕来绕去就像没说一样，没有感染力。我有主见，就不是滑头专家，军人嘛就应该有个军人的样子，错就错，对就是对，要斩钉截铁。”
　　对于网络上的异议，张将军说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于别人的批评也会反思，但不会在网络上做回应，“没那个时间”，“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我强调虚拟空间哪来哪去。你说你叫阿猫，我起一个名字叫阿狗，阿猫和阿狗可以对，但是阿猫和张召忠不能对。如果你写一篇文章，你说张教授为什么你预测不准确，署名你叫什么名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我可以非常尊重你，你在网上说就没有意思了。”“我是老江湖了，身经百战，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国防教育忧心忡忡

　　做电视为张召忠带来了正反截然对立的评价，也有曲解和误解、冒犯和伪造，但他坚持做节目，就是为了不断普及国防教育。
　　最近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张召忠认为，边境地区，尤其是其普通居民，没有平时的国防演练，是不对的。
　　“1999年5月8号，中国使馆被炸之后，当时我写了一本书，《下一个目标是谁》，我说再过十年，你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没有人记得，你别看现在满大街游行，以后大家就不记得了。……你看人家南联盟，警报拉响之后，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知道自己往哪里跑，防空洞里有吃有喝，还有医疗条件。战争以后，北约以为南联盟的飞机、坦克都被炸毁了，谁知道都在地下呢，百分之九十开出来都是好的，炸的都是一些假目标，你看南联盟这个军事准备有多好。我当时就说，中国防空警报响了，老百姓知道往哪里钻吗？我这是99年说的，我说二十多年来不拉防空警报，没有一个城市拉，不进行全民的防空演习，战争动员，这样这个国家安全还有保障吗？”
　　2009年，张召忠到珍宝岛勘察1969年中苏之战的现场。“我马上想到了南沙群岛，我感觉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当时的边防部队只有步枪手榴弹，武器装备非常差，苏军则是飞机、直升机、坦克和装甲车，最终我们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我带着对南沙的忧患前往珍宝岛，想在那个地方求得一个如何解决南沙问题的办法。……在进行了大量调研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我们丢失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我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丢失了最宝贵的战斗精神！珍宝岛精神丧失了，那是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是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那是一种‘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精神！”
　　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张教授勤恳地奔走于媒体之间，在严格遵守纪律的同时，尽可能地传播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国防知识。一次他在军博录现场，一位老妇非拉着他合影，主持人笑话他，粉丝太“资深”。还有一次他去酒泉讲课，一名工作人员在打车去讲课现场时，不经意跟司机提起张召忠教授来了。司机立刻请求工作人员把自己带进会场。一上午不跑活了，专门听课去。
　　“我们应该尊重民间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们是爱好国防的。多好啊。”
　　当湖北电视台邀请张将军专门去做一档军事节目时，将军很吃惊：“地方台都搞娱乐节目，你怎么搞这么一个？他们说限娱令下了以后，感觉确实娱乐太多，作为地方卫视，我们确实要有责任感。我说就凭你们敢出这种重拳，我大力支持！马上就给他们做。”
　　据张将军说，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很好，“在全国排在前几名”。
　　“……我的节目为什么收视率高呢？这么多人写书，为什么我的书摆出去要好卖呢？无形当中都（需要）有竞争力（的考量），这里面的（要素）就有一个，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你有一肚子知识，但是个汉奸，是个卖国贼，不爱国，那有什么用呢？中国历史上这种人多了，所以你的知识要用到正地方，并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好。第一位的是要讲政治，第二位的要守纪律，第三位的要顾全大局。”
　　“没有什么鹰派、鸽派，政治上要和党组织保持一致。你还分什么鹰派和鸽派呢？那是外国的说法，外国是多党制……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都在党的领导下，可能有一些学术观点不一样，那属于学术层面的争论，政治上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