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名官员仅因晚上洗澡，没有接听省巡查组在4分钟内拨打的4次电话，被指对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被县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事件曝光后引发舆情风波，认为执纪人员有矫枉过正之嫌。官方随后回應，原处分处理不恰当，决定撤销。
　　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要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问责也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一事当前，该不该问责、谁该被问责、怎样问责、问责到何种程度，关乎问责的作用和实际效果以及党组织的公信力。有权就有责、失责必追究。笔者认为，只有拧紧责任“发条”，把该打的板子打下去，让党员干部“心里有戒尺，头上有悬剑”，才能防止“破窗效应”。
　　但也要注意，问责过多过滥、畸轻畸重、悖情悖理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时隐时现，主要表现有：一是内部发现的不愿追究，不敢追究；二是上级巡视、审计发现的过度追究；三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追究。一有错就问责，一问责就动纪，不分原因、动机、过程、因果关系、工作成效、一贯表现，一律追究。还有的追下级责任严肃有余，追本级责任偏少偏软。
　　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实事求是是党的问责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如果问责简单粗暴，或是上纲上线扩大责任，或是自我膨胀，以处理人为快事，就损害了党纪国法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公信力，违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强化问责，让失职失责者承担应有责任，意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对其施加的对象来说，都是一种惩戒，对应的处罚只有于法有据，与事实相符，才能真正起到警示效果。要把工作上的失误和违纪违法行为、一般性的过失与严重的失职失责区分开来，界定责任范围，厘清权责归属，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做到宽严适度、公允客观、不枉不纵。不通人性、不近人情、不做区分的处理，看似更为严格，不仅不能服众，也消解了执纪行为的严肃性，最终让干部寒心。
　　严管厚爱干部不仅体现于严格问责，还要在他们受到委屈和不公时及时纠错、鲜明亮剑，让其信赖依靠组织。如果执纪人权力任性，不置可否，当事人既自辩不明又得不到正名，就会产生挫败感和无力感，背负“黑锅”，内心憋屈、窝火，甚或一蹶不振，自陷沉沦。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强化执纪问责的态势下，被处分干部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后续如何起用和使用也应跟上。对那些政治可靠、经济清白、实绩突出、德才优秀，影响期满后的干部应当理直气壮地继续启用。如果这么多干部被处分后，组织上戴“有色眼睛”将之“一棍子打死”，不仅贻误个人发展，对干部资源也是损失。这既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题中之义，也是真诚关爱干部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