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与定调2021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在供给侧改革推进了历时五年而且起到了明显成效的基础上，高层首提需求侧改革，不仅仅是新年度经济工作重点的落子，应当还是整个“十四五”期间经济步伐迈进方向的导引。
　　需求包括外需与内需两个方面，即国外出口需求和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二者构成了总需求。从1998年强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到2015年提出“适度扩大总需求”，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高层围绕需求所做的两次重要政策表述虽有所差异，但实践的最终指向都是扩大消费需求。而这一次同样概莫能外。论外需，我国出口持续保持强势，即便是新冠肺炎蔓延的2020年依然成绩不菲;而作为国内需求的重要部分，投资性需求尤其政府投资需求也一直处于较为流畅与活跃状态。但相较而言，消费需求则波动较大且呈持续收敛状态，自然就凸现为政策所要发力的重点部位。
　　需要进一步廓清地是，需求只是一个经济单位概念，直观反映出的是社会商品与服务最终转化为价值的成效，而需求侧除了包括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转换外，也关注转化环节与过程，也就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包括打破抑制需求的瓶颈，疏通阻碍需求的堵点，祛除掣肘需求的痛点等，因此需求侧改革就隐含着更多的制度与技术创新驱动变量，而不仅仅是消费动态变化的单一识别维度，实践过程中我们强调扩大需求就不应再只是盯住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多与少这一矢量，而是注重消费动能的营造与累积，政策导向也不应只强调短期消费目标的实现，更要倾向消费的持久与稳定。
　　鉴于消费需求或者准确地说居民消费需求是需求侧内容的重中之重，而消费需求能力释放的最重要基础又是民众收入，由此我们基本可以锁定需求侧改革的根本突破口与关键部位，同时一个不得不强调的逻辑真理是，离开了民众收入的改善谈扩大消费需求以及需求侧改革，任何的目标诉求都将成为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
　　最近几年，国内居民收入无论是总体还是个体在绝对数额增长的同时，更体现为增长幅度明显放缓的重要特征。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2009年同比增长9.8%跌落至2019年的5.8%，我国居民收入增幅呈现出逐年滑落趋势，而且除了少数年份外，居民收入增幅均跑输了GDP与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2019年，GDP年均增幅为8.47%，财政收入年均增幅为11.96%，而同期居民收入年均增幅为7.95%。
　　按照公平理论，人们在进行收入比较时，不仅会在纵向上与自己的过去所得比较，而且也会在横向上与其他相关的变动指标展开比较。对于民众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中，年均收入增幅呈递减趋势，而且双双落后于GDP与财政收入增幅，直接的影响就是在可能形成收入增长幅度会继续下降的惯性认知，同时对未来不确定预期也会随之增加，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于是成为了一种最直接也是最敏感的抉择。公开数据显示，最近10年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高位，截至目前居民存款达到92.09万亿元，人均存款6.6万元。
　　民众收入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居民和家庭单位的负债性支出占比不断提高。按照央行的权威数据，目前国内居民家庭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0%，也就是说债务率为60%，对应2019年国内99万亿元的GDP规模计算，全部居民负债额应为59万亿元，相对于10年前19%的占比，如今中国居民负债率跳升了41%;虽然60%的居民負债率并不是全球最高，但却远超新兴市场国家37%的平均水平，而且过去10年超170%的中国负债率增幅也大大超过了发达经济体20%以上的增长幅度。
　　据央行的权威说法，75.9%的居民家庭将负债用于了买房，也就是说日益高涨的房价对居民收入形成的“虹吸效应”是导致居民负债率飙升的罪魁祸首;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居民负债群体正呈现出年轻化趋势，除了80年后因购房而成为了主要负债群体外，90后甚至00后因信用卡以及通过花呗、借呗等互联网平台的借贷而背上债务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
　　居民负债比的过快提升既冲淡了远期消费预期，更直接削弱了即期消费能力，道理很简单，居民不能不将更多收入或者储蓄用于还贷付息，而且在更多的年轻人背上沉重债务包袱且无力独立偿还的前提下，债务负担也会转嫁和传递了父辈头上，从而对整体家庭消费形成“挤出效应”。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过去10年一路走低，从最高点的23%滑落至目前的8.0%。
　　综上，以打通影响居民消费收入改善的堵点为突破口，需求侧改革首先需要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与凸显发展质量。虽然经济增长须摆脱“唯GDP论”的窠臼，但同样没有适当速度的GDP，肯定不会有民众收入的增加，在这里我们需要改变的只是GDP增长方式，即经济增长的动能今后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破除要素流通壁垒，降低交易成本，进而纵深挖掘要素改革红利，同时打破垄断，提高能源、通讯以及文化和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开放度，实现微观经济主体的深度再造，此外，要重点推进与加强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投资与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新产业崛起，以带动与催生新型消费。
　　其次，要持续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与扩大公共产品规模。一方面需在确保作为最主要消费力量的中产阶级群体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加大对于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包括基本生活救助、失业与再就业以及各种创业补贴，同时解除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户籍约束、资源分享不平等诸多制度与体制障碍，让农民尽可拥抱城市化的红利与增强边际消费能力;不仅如此，要切实补齐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公共教育等公共产品短板，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让公众敢于消费与放心消费。
　　再次，要坚决防止房价的再度抬头与蓄势上涨。立足于“房住不炒”的政策总基调，一方面须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以及因城施策的管理模式，但更应强化对房价上涨过快城市的问责尤其是处罚力度，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必须彻底摒弃“土地财政”与“卖地思维”。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11个城市的卖地收入超过1000亿元，30个城市超过500亿元，均刷新历史记录。在已经开辟了地方政府债新的融资通道的前提下，城市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土地售卖，的确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最后，要哄热股票市场的赚钱效应与回报预期。一方面，在IPO常态化的基础上，保持融资与投资的基本均衡，尤其要优化股票供给质量，加大退市力度，让投资人可以分享优质企业创新与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要充实市场化成色，与供给侧即将在全场推行注册制即发行完全市场化相比，需求侧也应适度给市场放权，增大市场的价格发现以及优质投资标的选择功能，而监管的重点则是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操作、恶意炒作以及信披违规等行为的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