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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屈武回忆录》指出：于右任负气出走成都事发1943年春，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是在1944年；两事发生后他都与周恩来会商并得周面授处置机宜。经对有关史料考辨可知，于右任出走成都是在1944年春，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则是在1945年；两事发生时周恩来均不在重庆，因此向屈武面示处置措施者均非周恩来。
【关键词】 周恩来；蒋介石；于右任；屈武；史实考辨
屈武曾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翌年赴苏留学。1938年秋回国后不久即向中共南方局提出恢复党籍、上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但鉴于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及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广泛联系的有利条件，周恩来指示他“站在党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好”。② 从此屈武就“在重庆住了下来，生活在于右任先生身边”③ 配合中共南方局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笔者最近在阅读《屈武回忆录》时发现，其中有若干重要史实应该是因屈武先生记忆混淆而存在着差错，特作如下考辨。
（一）于右任负气出走成都是在1944年春，于出走后向屈武面授机宜者不会是周恩来
屈武在其回忆录第五十六章《蒋介石气走于右任》中讲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于右任一直耿耿于怀；1943年春，由于不愉快事件的接连发生，特别是因对蒋介石干涉一起事涉其左右权要人物贪污案件弹劾的不满，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愤然离开重庆，拂袖而走成都”。④
于右任负气出走成都事件一般史籍鲜有记载，《屈武回忆录》则详细地讲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公布了时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办公室主任、于右任出走事件的又一亲历者陈继业1982年2月就此事给屈武的信。从该信来看，陈继业亦将于右任出走成都误记为事发1943年春，但陈在信中全文抄录并特地加以辩驳的一直以来被人误作于右任为悼念林森而写、实则是于负气离渝前夕为抨击重庆政治黑暗而作的《浣溪沙》词一首，则为我们进一步判定于右任出走成都事发年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该词云：
歌乐山前云半遮，老鹰岩上日西斜，琴声隐隐起谁家。
依旧小园迷燕子，几番风雨泪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⑤
笔者曾在黄炎培1944年5月2日日记中见到了于右任这首词的另一版本。黄炎培该日日记写道：“于右任不满意于蒋、孔所为，留词大去：歌乐山头雾半遮，老鹰崖畔日西斜。清筝哀怨起谁家，小苑依然迷燕子。残春无奈冻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其后还特地注明：“原文不明，为之补成”。⑥ 这表明：黄炎培是在1944年5月2日或稍前听人转述的于右任负气出走事及于所留之词，并在记入日记时就于词别人转述或自己记忆不清之处自行补上。而于词中提到的“老鹰崖”则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在重庆的一处住所。时为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的唐纵曾在其1944年5月3日日记中写道：“一再展期的最高情报会议，今天上午在委座官邸举行。委座还没有完全康复，他自己吩咐要举行，今天特别自老鹰崖回来主持”。① 由以上分析可知，于右任负气出走成都事发1944年春而非1943年春，于此首《浣溪沙》词实是他在出走成都之前为抨击国民党政治黑暗所作而非是在悼念林森。
屈武在其回忆录中接着讲到：于右任出走成都的次日，他将此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对于右任的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既表示惊讶又表示赞赏，并指示他赴成都陪侍于右任；分手时周恩来还叮咛他：“到成都后，请你代我向于先生表示慰问，并希望他坚持正义，不要悲观”。② 但如前所析，于右任出走成都事发1944年春，而此时周恩来是在延安而非重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于1943年6月28日离渝，7月16日回到延安，再次赴重庆工作则是在1944年11月10日。③ 因此，屈武有关于右任出走次日他将情况面禀周恩来、周恩来指示他赴成都陪侍于右任的回忆显然失实。④
（二）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长是在1945年，其时与屈武会商此事者亦不会是周恩来
屈武在其回忆录第五十八章《被贬到陕西任建设厅长》中讲到：1944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招他至办公室，强令他出任陕西省建设厅长；他曾求蒋经国斡旋转圜无效，最后只得离渝赴任。⑤ 上世纪九十年代，屈武在纪念杨明轩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也写道：“一九四四年春天，我接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为时一年多”。⑥
此处屈武关于蒋介石强令他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是在1944年的记忆同样有误。据黄炎培1945年4月22日日记记载：“讯屈经文（武）（枣岚塔斯社大门内或中苏协会），附周定宣《陕茶制砖意见书》。……屈新受陕建厅长命”。⑦当时生活在重庆、与屈武同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亦称“小民革”）成员的阳翰笙在其1945年上半年的日记中也多次记载过屈武在重庆的社交活动情况。如其3月2日日记中写道：“午后朋辈在纬兄家为轩兄寿”；⑧ 此处注释解释“纬兄”即屈武。4月10日日记写道：“屈武陪我去看道洛费也夫”。⑨ 4月19日日记写道：“晨到中苏开第一次研委会。道洛费也夫、天心、经文、一虹均到”。⑩ 而其6月12日日记则显示了屈武离渝赴任的信息——“五时，则兄为纬兄饯行。我去参加时，舍兄同我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 另据陕西省地情网记载：“1945年7月1日，陕西省政府新任民政厅长蒋坚忍、财政厅长陈庆瑜、建设厅长屈武于西安宣誓就职”。 此外1944年起在民盟西北支部工作的王维祺也回忆说屈武任职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综合以上史料可知，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应该是在1945年而非1944年。
屈武在《被贬到陕西任建设厅长》中接着讲到：他将蒋介石强令他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以及蒋经国表示难以转圜等情况面禀周恩来，周恩来沉思片刻说：“这件事看来已无可挽回，那就只好去喽，违抗是无益的。”临别之际，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经文先生，莫要悲观。俗话说‘山不转水转’，说不定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又‘转’到一块啦！” 同样如前所析，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及屈武让蒋经国从中转圜应该是在1945年3、4月间。而周恩来则在这年2月16日离开重庆回延安，再次到重庆则是在8月28日陪毛泽东前来谈判。因此，蒋介石强令屈武离渝赴任陕西之际屈武曾与之会商此事者亦不会是周恩来。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关键词】 周恩来；蒋介石；于右任；屈武；史实考辨
屈武曾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翌年赴苏留学。1938年秋回国后不久即向中共南方局提出恢复党籍、上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但鉴于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及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广泛联系的有利条件，周恩来指示他“站在党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好”。② 从此屈武就“在重庆住了下来，生活在于右任先生身边”③ 配合中共南方局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笔者最近在阅读《屈武回忆录》时发现，其中有若干重要史实应该是因屈武先生记忆混淆而存在着差错，特作如下考辨。
（一）于右任负气出走成都是在1944年春，于出走后向屈武面授机宜者不会是周恩来
屈武在其回忆录第五十六章《蒋介石气走于右任》中讲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于右任一直耿耿于怀；1943年春，由于不愉快事件的接连发生，特别是因对蒋介石干涉一起事涉其左右权要人物贪污案件弹劾的不满，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愤然离开重庆，拂袖而走成都”。④
于右任负气出走成都事件一般史籍鲜有记载，《屈武回忆录》则详细地讲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公布了时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办公室主任、于右任出走事件的又一亲历者陈继业1982年2月就此事给屈武的信。从该信来看，陈继业亦将于右任出走成都误记为事发1943年春，但陈在信中全文抄录并特地加以辩驳的一直以来被人误作于右任为悼念林森而写、实则是于负气离渝前夕为抨击重庆政治黑暗而作的《浣溪沙》词一首，则为我们进一步判定于右任出走成都事发年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该词云：
歌乐山前云半遮，老鹰岩上日西斜，琴声隐隐起谁家。
依旧小园迷燕子，几番风雨泪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⑤
笔者曾在黄炎培1944年5月2日日记中见到了于右任这首词的另一版本。黄炎培该日日记写道：“于右任不满意于蒋、孔所为，留词大去：歌乐山头雾半遮，老鹰崖畔日西斜。清筝哀怨起谁家，小苑依然迷燕子。残春无奈冻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其后还特地注明：“原文不明，为之补成”。⑥ 这表明：黄炎培是在1944年5月2日或稍前听人转述的于右任负气出走事及于所留之词，并在记入日记时就于词别人转述或自己记忆不清之处自行补上。而于词中提到的“老鹰崖”则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在重庆的一处住所。时为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的唐纵曾在其1944年5月3日日记中写道：“一再展期的最高情报会议，今天上午在委座官邸举行。委座还没有完全康复，他自己吩咐要举行，今天特别自老鹰崖回来主持”。① 由以上分析可知，于右任负气出走成都事发1944年春而非1943年春，于此首《浣溪沙》词实是他在出走成都之前为抨击国民党政治黑暗所作而非是在悼念林森。
屈武在其回忆录中接着讲到：于右任出走成都的次日，他将此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对于右任的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既表示惊讶又表示赞赏，并指示他赴成都陪侍于右任；分手时周恩来还叮咛他：“到成都后，请你代我向于先生表示慰问，并希望他坚持正义，不要悲观”。② 但如前所析，于右任出走成都事发1944年春，而此时周恩来是在延安而非重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于1943年6月28日离渝，7月16日回到延安，再次赴重庆工作则是在1944年11月10日。③ 因此，屈武有关于右任出走次日他将情况面禀周恩来、周恩来指示他赴成都陪侍于右任的回忆显然失实。④
（二）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长是在1945年，其时与屈武会商此事者亦不会是周恩来
屈武在其回忆录第五十八章《被贬到陕西任建设厅长》中讲到：1944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招他至办公室，强令他出任陕西省建设厅长；他曾求蒋经国斡旋转圜无效，最后只得离渝赴任。⑤ 上世纪九十年代，屈武在纪念杨明轩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也写道：“一九四四年春天，我接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为时一年多”。⑥
此处屈武关于蒋介石强令他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是在1944年的记忆同样有误。据黄炎培1945年4月22日日记记载：“讯屈经文（武）（枣岚塔斯社大门内或中苏协会），附周定宣《陕茶制砖意见书》。……屈新受陕建厅长命”。⑦当时生活在重庆、与屈武同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亦称“小民革”）成员的阳翰笙在其1945年上半年的日记中也多次记载过屈武在重庆的社交活动情况。如其3月2日日记中写道：“午后朋辈在纬兄家为轩兄寿”；⑧ 此处注释解释“纬兄”即屈武。4月10日日记写道：“屈武陪我去看道洛费也夫”。⑨ 4月19日日记写道：“晨到中苏开第一次研委会。道洛费也夫、天心、经文、一虹均到”。⑩ 而其6月12日日记则显示了屈武离渝赴任的信息——“五时，则兄为纬兄饯行。我去参加时，舍兄同我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 另据陕西省地情网记载：“1945年7月1日，陕西省政府新任民政厅长蒋坚忍、财政厅长陈庆瑜、建设厅长屈武于西安宣誓就职”。 此外1944年起在民盟西北支部工作的王维祺也回忆说屈武任职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综合以上史料可知，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应该是在1945年而非1944年。
屈武在《被贬到陕西任建设厅长》中接着讲到：他将蒋介石强令他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以及蒋经国表示难以转圜等情况面禀周恩来，周恩来沉思片刻说：“这件事看来已无可挽回，那就只好去喽，违抗是无益的。”临别之际，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经文先生，莫要悲观。俗话说‘山不转水转’，说不定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又‘转’到一块啦！” 同样如前所析，蒋介石强令屈武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及屈武让蒋经国从中转圜应该是在1945年3、4月间。而周恩来则在这年2月16日离开重庆回延安，再次到重庆则是在8月28日陪毛泽东前来谈判。因此，蒋介石强令屈武离渝赴任陕西之际屈武曾与之会商此事者亦不会是周恩来。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