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同济大学有缘。中国人最早了解泰戈尔，与同济人有关。
　　“一战”后，德国社会各界逐渐视东方文化为拯救西方文化弊端的良药，而此时在德国留学的同济毕业生，如宗白华（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预科，1920年赴德）和魏时珍（1913年考入同济大学德文科，1920年4月赴德）等，则及时向国内介绍了德国的东方文化热及“泰戈尔热”，进而推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第一次“泰戈尔热”。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德国发起成立“中德文化研究会”，研究德国之强与中国之弱的根源，分析泰戈尔在德国受到欢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启发。因此，中国最早的泰戈尔研究，也与同济人有关。
　　同济大学的文脉，自然包含了这个特殊的“泰戈尔期”。
　　实际上，同济大学与泰戈尔的这份缘一直在延续着。2013年6月12日，同济大学与印度国际大学、印度驻上海总领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瑞典皇家科学院等联合举办了“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名为“‘梵典’与‘华章’：跨越喜马拉雅的彩虹”的中印文化交流会，使世界了解了当代同济人对泰戈尔的挚爱。
　　目前，同济大学的“泰戈尔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已经自成特色：以发掘史料、还原泰戈尔及其中国影响的历史原貌为起点，进而以研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为目的，研究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百年关系史，迄今已经出版了相关研究专著5部、资料集2部、论文集1部，发表论文30余篇，承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规划课题各1项，同济大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泰戈尔研究的一个中心，这也是同济大学百年泰戈尔文脉的自然延续和发展。
　　我们推出这个专题，也意在延续这种文脉。
　　本专题辑录3篇论文。《泰戈尔“东方西方”观及“东方文化”论》指出：泰戈尔的“东方西方”观体现了鲜明的“印度本位”意识，即以具有强大的宗教文化影响力和多文化融合特性的印度为东方文化的中心，联合东方民族以应对“西方文化”的迫临。《泰戈尔与郭沫若的诗歌精神》重点分析了郭沫若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泰戈尔色彩及中国新诗从接受外来影响到走向自觉的过渡性特征。《泰戈尔情味诗学观》阐释了泰戈尔诗学观的核心构成、对印度“情味论”诗学传统的传承和对英国浪漫主义“表现论”诗学的借鉴、在其创作中的表现及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3篇论文既能丰富泰戈尔与东西方文化、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可从一特定角度说明中国文学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摸索、发展的规律。而通过重新审视和发掘泰戈尔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经典课题的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意义，则可发现中国文学走向自觉、自信和成熟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