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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理论一直是西方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课题。1962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所著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m版后，更掀起了一股探讨“公共领域”的热潮。公共领域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城邦时代。17世纪重商主义政策催生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公共领域走向衰落，出现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和文化工业对公共领域的消解。
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造成了作为公共领域媒介的新闻传媒与公众的割裂。一方面，随着新闻传媒垄断的加剧，受众很难获取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比较完整的有效信息。另一方面，受市场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传媒进一步走向娱乐化，使公众对于公共话题逐渐丧失兴趣。所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兴起了一种“公共新闻”的新闻实践和理论，笔者认为这是西方传媒为了改变现状做出的复活公共领域的努力。
公共新闻的兴起
公共新闻(public joumalism)，又被称为公众新闻或公民新闻fcjvic iournalism)，它最早在美国竞选报道中产生，后来扩大到与公共生活有关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理论出现后，很快被澳大利亚等国的新闻媒介“引进”，在这些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展开了与美国相似的实践。
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塔鹰报》(《The Wichita Eagle》)在又一轮竞选活动开始时，联合当地的电视台KAKE—TV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最终确定把候选人施政主张中与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的内容作为报道主题，一共讨论了10个问题，每个都配以长篇的背景分析，连续在星期日的报纸上和KAKE-TV电视台作为专题推出，栏题是“他们的立场(WhereThey Stand)”，将竞选双方的不同立场作对比报道。这次报道实践被认为是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起点。
两年后，这家报纸又做了一次试验，是联合当地的电视台KSNW-TV和广播电台KNSS一起来做的。活动的主题是“人民的方案(PeopleProject)”。副题是“我们自己解决问题(Solving h Ourselvesl”，活动持续了10周，先由媒体对威奇塔地区的居民进行采访，一共做了193次各为两个小时的采访，调查居民对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对政府管理的认识。报纸连续出版专刊发表了有关社区问题的报道，如犯罪问题、公寓式学校的问题、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压力问题等，刊登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每一期专刊都以深度报道为主打。向读者解释问题的根源，分析它为什么会难以解决，鼓励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每个主要问题都形成了一场讨论，读者以来访、来信、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出谋划策。报纸还为此开设专门栏目“起点(Place to start)”，刊登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负有责任的机构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电视和广播也与报纸同时报道，为公众参与讨论提供空中论坛。这次活动因为媒体联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推动了问题的解决，使得“公共新闻”获得了最早的实践成果。
此后，美国大大小小的媒体进行了数百次公共新闻实践。较为有名的如1993年《夏洛特观察者》报对有关当地居民间与种族分裂相关的报道、1994年《威斯康星》日报联合多家媒体开展的“我们人民／威斯康星”的媒介活动等。据统计，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共有30多家新闻媒体的公共新闻报道获得了‘詹姆斯·巴顿优秀公共新闻奖’，有226家新闻媒体参与的120多顶公共新闻计划获得资助，有3520多名新闻记者参加了49个‘公共新闻实验工场’，有11300多个新闻工作者和公民领袖阅读皮尤中心(the Pew Center)的季刊”。
公共新闻理论
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Jav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Jav Rosen教授呼吁新闻媒介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众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
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Theodorel，Classer在总结“公共新闻”的行动及目标时指出：“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运行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一、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二、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三、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四、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公共新闻的内涵进行了思考和界定。综合起来，笔者认为公共新闻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媒体角色的转换。公共新闻主张大众传媒应改变传统的“环境监视者”的角色。而应以组织者、行动者的身份参与社区事务，寻找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发起讨论，吸引公众广泛参与，以实现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二是突出“公眾议程设置”。公共新闻主张以平民百姓为新闻来源，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由他们决定时下的报道热点。
三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并以深度报道的方式帮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从公共新闻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新闻旨在培育和营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强调尊重公民的作用，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报道和参与、解决，引导人们共同交流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提高公众在应对社会问题、解决公共事务中的能力，从而建构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从重新树立公共意识，培养公众理性思考能力的角度来看，公共新闻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复活。
公共新闻产生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公共新闻是改变西方政治制度缺陷的一种尝试。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种种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众的政治冷漠和官僚的威权治理。《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当选民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直接的相关性，或者选择的成本太高时，理性的选民就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利益集团或者政府操纵和支配公共政策。因而，依照民主原则本该由全体公民决定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就简化为少数政府官僚和专家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公共新闻的理念和活动正是把握住了选举 活动背后的民众政治脉搏，通过主动反映公众议程而做出的正确尝试。
公共新闻是“公民社会”思潮复兴的产物。西方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诸方面存在的困局，导致了80年代“公民社会”思潮的全面复兴。公民社会理论坚持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经济系统的分离。认为保持一个活跃的、强大的和参与性的公民社会，不断扩大社会自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保证政治民主至关重要。与之相应。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欧美以公民社会、民主、市场为旗帜，兴起的一系列改革波及全球。哈贝马斯指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而自由独立的传媒也是这些组织之一。因此，公共新闻运动以公众为中心，采取平民化的视角。反映社区事务，以复兴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系列理念和运动，是与“公民社会”理论思潮的流行分不开的。
公共新闻是对传媒社会责任的重新思考。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和对“新闻自由”的保障，是西方新闻传播活動中一贯受到遵从的法则。针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某些弊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倡导的“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几点责任观：1.明确否定绝对的自由，只承认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2.强调大众自由与媒介自由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范畴，媒介不能以自身的自由为借口损害公众的自由：3.媒介应切实为公众和社会利益服务，对社会负责；4.当大众和社会利益受到媒介损害时。政府可以出面干预。由此可见，公共新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责任论”的一种积极的解释，指出了引导公众参与社会事务讨论，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是媒体的责任。
结语
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表现了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虽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现实社会矛盾决定了媒介很难真正实现“公共新闻”的理想，但是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闻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了公共事务的公众理性批判空间，更多地关注公众的意见和反映，促成了涉及公众普遍利益事务的公众舆论的形成。由此。笔者认为，公共新闻某种程度上是传媒复活公共领域的一种努力。
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造成了作为公共领域媒介的新闻传媒与公众的割裂。一方面，随着新闻传媒垄断的加剧，受众很难获取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比较完整的有效信息。另一方面，受市场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传媒进一步走向娱乐化，使公众对于公共话题逐渐丧失兴趣。所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兴起了一种“公共新闻”的新闻实践和理论，笔者认为这是西方传媒为了改变现状做出的复活公共领域的努力。
公共新闻的兴起
公共新闻(public joumalism)，又被称为公众新闻或公民新闻fcjvic iournalism)，它最早在美国竞选报道中产生，后来扩大到与公共生活有关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理论出现后，很快被澳大利亚等国的新闻媒介“引进”，在这些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展开了与美国相似的实践。
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塔鹰报》(《The Wichita Eagle》)在又一轮竞选活动开始时，联合当地的电视台KAKE—TV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最终确定把候选人施政主张中与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的内容作为报道主题，一共讨论了10个问题，每个都配以长篇的背景分析，连续在星期日的报纸上和KAKE-TV电视台作为专题推出，栏题是“他们的立场(WhereThey Stand)”，将竞选双方的不同立场作对比报道。这次报道实践被认为是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起点。
两年后，这家报纸又做了一次试验，是联合当地的电视台KSNW-TV和广播电台KNSS一起来做的。活动的主题是“人民的方案(PeopleProject)”。副题是“我们自己解决问题(Solving h Ourselvesl”，活动持续了10周，先由媒体对威奇塔地区的居民进行采访，一共做了193次各为两个小时的采访，调查居民对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对政府管理的认识。报纸连续出版专刊发表了有关社区问题的报道，如犯罪问题、公寓式学校的问题、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压力问题等，刊登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每一期专刊都以深度报道为主打。向读者解释问题的根源，分析它为什么会难以解决，鼓励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每个主要问题都形成了一场讨论，读者以来访、来信、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出谋划策。报纸还为此开设专门栏目“起点(Place to start)”，刊登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负有责任的机构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电视和广播也与报纸同时报道，为公众参与讨论提供空中论坛。这次活动因为媒体联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推动了问题的解决，使得“公共新闻”获得了最早的实践成果。
此后，美国大大小小的媒体进行了数百次公共新闻实践。较为有名的如1993年《夏洛特观察者》报对有关当地居民间与种族分裂相关的报道、1994年《威斯康星》日报联合多家媒体开展的“我们人民／威斯康星”的媒介活动等。据统计，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共有30多家新闻媒体的公共新闻报道获得了‘詹姆斯·巴顿优秀公共新闻奖’，有226家新闻媒体参与的120多顶公共新闻计划获得资助，有3520多名新闻记者参加了49个‘公共新闻实验工场’，有11300多个新闻工作者和公民领袖阅读皮尤中心(the Pew Center)的季刊”。
公共新闻理论
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Jav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Jav Rosen教授呼吁新闻媒介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众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
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Theodorel，Classer在总结“公共新闻”的行动及目标时指出：“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运行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一、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二、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三、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四、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公共新闻的内涵进行了思考和界定。综合起来，笔者认为公共新闻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媒体角色的转换。公共新闻主张大众传媒应改变传统的“环境监视者”的角色。而应以组织者、行动者的身份参与社区事务，寻找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发起讨论，吸引公众广泛参与，以实现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二是突出“公眾议程设置”。公共新闻主张以平民百姓为新闻来源，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由他们决定时下的报道热点。
三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并以深度报道的方式帮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从公共新闻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新闻旨在培育和营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强调尊重公民的作用，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报道和参与、解决，引导人们共同交流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提高公众在应对社会问题、解决公共事务中的能力，从而建构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从重新树立公共意识，培养公众理性思考能力的角度来看，公共新闻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复活。
公共新闻产生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公共新闻是改变西方政治制度缺陷的一种尝试。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种种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众的政治冷漠和官僚的威权治理。《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当选民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直接的相关性，或者选择的成本太高时，理性的选民就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利益集团或者政府操纵和支配公共政策。因而，依照民主原则本该由全体公民决定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就简化为少数政府官僚和专家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公共新闻的理念和活动正是把握住了选举 活动背后的民众政治脉搏，通过主动反映公众议程而做出的正确尝试。
公共新闻是“公民社会”思潮复兴的产物。西方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诸方面存在的困局，导致了80年代“公民社会”思潮的全面复兴。公民社会理论坚持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经济系统的分离。认为保持一个活跃的、强大的和参与性的公民社会，不断扩大社会自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保证政治民主至关重要。与之相应。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欧美以公民社会、民主、市场为旗帜，兴起的一系列改革波及全球。哈贝马斯指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而自由独立的传媒也是这些组织之一。因此，公共新闻运动以公众为中心，采取平民化的视角。反映社区事务，以复兴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系列理念和运动，是与“公民社会”理论思潮的流行分不开的。
公共新闻是对传媒社会责任的重新思考。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和对“新闻自由”的保障，是西方新闻传播活動中一贯受到遵从的法则。针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某些弊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倡导的“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几点责任观：1.明确否定绝对的自由，只承认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2.强调大众自由与媒介自由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范畴，媒介不能以自身的自由为借口损害公众的自由：3.媒介应切实为公众和社会利益服务，对社会负责；4.当大众和社会利益受到媒介损害时。政府可以出面干预。由此可见，公共新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责任论”的一种积极的解释，指出了引导公众参与社会事务讨论，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是媒体的责任。
结语
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表现了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虽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现实社会矛盾决定了媒介很难真正实现“公共新闻”的理想，但是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闻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了公共事务的公众理性批判空间，更多地关注公众的意见和反映，促成了涉及公众普遍利益事务的公众舆论的形成。由此。笔者认为，公共新闻某种程度上是传媒复活公共领域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