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分析法、比较法等，在多元视角下对当下媒体体育传播的诸多消极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旨在通过对当下我国媒体体育传播运作过程中偏颇与不足的强调，来引起社会、媒体和大众的注意，为推动当前和未来媒体体育健康传播提供点滴理论依据。
关键词：我国 媒体 体育传播 消极影响
体育作为一种蔚为大观的社会现象，是人类为适应生产需要和自身发展等，而在各种实践中所创造的产物，是一种以体力出成果而以智力为灵魂的文化活动。从古到今，在人类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同一的、普遍的、稳定的，且又是与其他的社会活动根本区别的，体育的质的规定性是：有目的地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体育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也必定仍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任何将体育片面或单纯理解为娱乐、运动、竞技或者是脱离人的身心发展的其他活动（政治化、商业化等）的做法，都是违背体育本质的，都将导致体育的改写及其社会效益的异化。
同任何文化形态一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体育，其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媒体的传播。尤其在大众传播时代，体育的传播和发展已离不开媒体，媒体也离不开对体育的报道。体育运动通过传媒通道，被输送到处在不论远近的大众日常生活之中，而媒体又借助于体育运动的魅力，吸引着无以计数的“眼球”。然而，随着体育与媒体关系的进一步演进，由于商业化的过分追求，使得当下媒体体育传播日益沉湎并局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狭隘的竞技体育空间里，且在传播体育竞技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无关体育赛事本身的新闻信息的传播，甚至有时是借题发挥并大肆炒作，而关涉国民身心健康的大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及与竞技体育有关的人文信息传递往往被置于边缘地位，从而造成当下媒体体育传播的诸多消极影响：
一、异化了体育的真义，扭曲了大众体育价值观
媒体体育传播是人们共享体育文化的过程，也是人们接受不断被媒体化体育所传送并强化过的体育价值观的教化过程。媒介通过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在受众中的长期渗透，受众就会逐渐在媒介的影响下形成各自头脑中的“信息体育世界”。这种媒体体育对广大受众的长期“培养”在传播学中被称为“涵化分析”。如，电视通过自身的技术和逻辑向广大受众提供了极佳的视觉冲击效果，其直观、鲜活、毫不隐讳地表达了媒体体育的象征性意义和作用，以及表层的文化学、社会学价值。但电视体育并非仅代表着这些近似客观的显性文本意义，而是有意无意间折射出更多隐性文本内涵，即透显出更深层的背后意义——电视系统所有者、制作者以及广告商、媒体赞助商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民族主义、性别主义、商业主义等原本游离于体育之外的内容。放眼电视与体育狂欢的朝朝暮暮，人们很难发现有关能正确阐释体育本质的体育。
体育观是人们对于如何认识体育的根本观点。没有对体育本质的科学理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体育观。所谓体育的本质是指：“有目的地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体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１］而媒体“再现”的体育形象和信息强调经过选择的主题，即确认他们认为重要的议题和看待与解释世界的具体的方式。研究表明，美国媒体体育强调动作、竞争、最终分数、成绩统计、记录、核心运动员和赛事、抱负、英雄行为，以及运动员的情感和个性。其实，当下我国媒体化体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人们沉溺于这样的体育传播环境里，长期以往，其体育观如何不受影响？有怎样的体育观，反过来又对体育实践以影响。如人民网2006年04月20日的新闻“中国学生体质调查：学生胖而无力危及国家竞争力”（人民网http：//sports. people.com.cn）及新华网2006年09月2日的新闻“升旗也能累晕我国青少年体质如此孱弱谁之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就充分地说明了媒体化体育时代所造成的弊端，由此可反观当下人们的体育观被电视化体育所扭曲的严重程度。［２］
二、破坏了体育发展之路
（一）打破了体育内部的平衡
透过经济共生下的媒体和体育的“联姻”，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爱”是不对等的。因为作为社会文化的体育，其要发展，就得传播。所以，它对电视等媒体的爱是真诚的、出自肺腑的，是真心想借媒体，尤其是电视的神威，而走进千家万户，去造福社会大众。当然，体育在付出自己对媒体的真爱的同时，也真心地呼唤着媒体对自己的珍爱，希望电视对自己的爱是真心的、是全方位的。然而，现实是无奈的，也是残酷的，媒体对体育的爱从来就不是全方位的，而是有选择的。随着以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过多以竞技体育及其“延伸”（色情化、明星化、暴力化等）为传播对象的现代媒体体育传播，正在引导人们对体育文化整体的误读。
当下人们眼中的体育，已是经大众媒体虚拟化的，其造成了体育传播诸多不平衡——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热”项目与“冷”运动、现代竞技与传统养生、男性与女子、成功与失败等。电视所关注的体育，更多的是对“成功主题”的颂扬，对胜利者的大肆吹捧，继而放大他们在成功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对比之下，似乎在告诉人们失利运动员之所以失利，完全应归结于其不努力的结果。电视还经常通过夸大精彩场面、杜撰不存在的对手，并捏造值得一读和一睹的重要事件来“天花乱坠地宣传”体育竞技。电视因经济利益背后的“人气指数”追求，造成对某些项目的特殊偏爱，破坏了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的平衡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正常地位。与此同时，关涉国民身心健康的大众性体育活动及民族体育却被媒体有意忽视，难见天日。
（二）主宰着体育项目的命运
信息时代的大众接收体育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媒介，他们接触到的体育信息也主要是媒体传播中的体育。所以，那些适合于大众媒介传播的体育项目必然会对大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并在受众中赢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使得该类项目在与大众的互动下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对另外一些体育项目来说，会因为媒体的“冷遇”，逐渐被大众所忘却而边缘化。体育机构已认识到：传媒的关注程度决定了各个项目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体育机构与体育组织之间的贫富差距，特别是电视的关注。因此，现代体育运动要想成为媒体愿意传播的内容，就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按照媒体逻辑对自身加以改造，否则将难以走进大众的怀抱。
媒体在给人们带来精彩的赛事和赛事的精彩的同时，也深深地介入、影响并干预体育本身。对于当下体育的发展，媒体尤其是电视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几乎到了体育项目首先要有观赏性，且适合于电视转播，才能有机会张显个性魅力，并拥抱大众。正如美国人洛伊所认为的：“电视实际上控制了职业运动的命运，既表现在形式上，也体现在经济基础上。”而萨马兰奇的预言——“将来的体育运动会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体育项目只有在属于第一类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发展，否则要么衰落，要么踏步不前。”［３］则更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三、滋生骚乱，增加社会不稳定性
正如W·李普曼所认为的，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拟态环境”的营造，媒介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再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且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美国学者格伯纳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我国媒体体育传播过程中，对存在于体育运动中的一些不良社会问题如黑哨、赌球、兴奋剂等报道过度，负面信息传播“超载”。特别是两年前的中超罢赛事件，被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不少“革命”性字眼频繁地出现于媒体的报道中；不健康因素的信息传播比重上升，给公众营造出社会不稳定的“拟态环境”，造成公众心中的体育与实际存在的体育现实的偏差。
关键词：我国 媒体 体育传播 消极影响
体育作为一种蔚为大观的社会现象，是人类为适应生产需要和自身发展等，而在各种实践中所创造的产物，是一种以体力出成果而以智力为灵魂的文化活动。从古到今，在人类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同一的、普遍的、稳定的，且又是与其他的社会活动根本区别的，体育的质的规定性是：有目的地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体育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也必定仍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任何将体育片面或单纯理解为娱乐、运动、竞技或者是脱离人的身心发展的其他活动（政治化、商业化等）的做法，都是违背体育本质的，都将导致体育的改写及其社会效益的异化。
同任何文化形态一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体育，其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媒体的传播。尤其在大众传播时代，体育的传播和发展已离不开媒体，媒体也离不开对体育的报道。体育运动通过传媒通道，被输送到处在不论远近的大众日常生活之中，而媒体又借助于体育运动的魅力，吸引着无以计数的“眼球”。然而，随着体育与媒体关系的进一步演进，由于商业化的过分追求，使得当下媒体体育传播日益沉湎并局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狭隘的竞技体育空间里，且在传播体育竞技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无关体育赛事本身的新闻信息的传播，甚至有时是借题发挥并大肆炒作，而关涉国民身心健康的大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及与竞技体育有关的人文信息传递往往被置于边缘地位，从而造成当下媒体体育传播的诸多消极影响：
一、异化了体育的真义，扭曲了大众体育价值观
媒体体育传播是人们共享体育文化的过程，也是人们接受不断被媒体化体育所传送并强化过的体育价值观的教化过程。媒介通过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在受众中的长期渗透，受众就会逐渐在媒介的影响下形成各自头脑中的“信息体育世界”。这种媒体体育对广大受众的长期“培养”在传播学中被称为“涵化分析”。如，电视通过自身的技术和逻辑向广大受众提供了极佳的视觉冲击效果，其直观、鲜活、毫不隐讳地表达了媒体体育的象征性意义和作用，以及表层的文化学、社会学价值。但电视体育并非仅代表着这些近似客观的显性文本意义，而是有意无意间折射出更多隐性文本内涵，即透显出更深层的背后意义——电视系统所有者、制作者以及广告商、媒体赞助商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民族主义、性别主义、商业主义等原本游离于体育之外的内容。放眼电视与体育狂欢的朝朝暮暮，人们很难发现有关能正确阐释体育本质的体育。
体育观是人们对于如何认识体育的根本观点。没有对体育本质的科学理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体育观。所谓体育的本质是指：“有目的地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体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１］而媒体“再现”的体育形象和信息强调经过选择的主题，即确认他们认为重要的议题和看待与解释世界的具体的方式。研究表明，美国媒体体育强调动作、竞争、最终分数、成绩统计、记录、核心运动员和赛事、抱负、英雄行为，以及运动员的情感和个性。其实，当下我国媒体化体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人们沉溺于这样的体育传播环境里，长期以往，其体育观如何不受影响？有怎样的体育观，反过来又对体育实践以影响。如人民网2006年04月20日的新闻“中国学生体质调查：学生胖而无力危及国家竞争力”（人民网http：//sports. people.com.cn）及新华网2006年09月2日的新闻“升旗也能累晕我国青少年体质如此孱弱谁之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就充分地说明了媒体化体育时代所造成的弊端，由此可反观当下人们的体育观被电视化体育所扭曲的严重程度。［２］
二、破坏了体育发展之路
（一）打破了体育内部的平衡
透过经济共生下的媒体和体育的“联姻”，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爱”是不对等的。因为作为社会文化的体育，其要发展，就得传播。所以，它对电视等媒体的爱是真诚的、出自肺腑的，是真心想借媒体，尤其是电视的神威，而走进千家万户，去造福社会大众。当然，体育在付出自己对媒体的真爱的同时，也真心地呼唤着媒体对自己的珍爱，希望电视对自己的爱是真心的、是全方位的。然而，现实是无奈的，也是残酷的，媒体对体育的爱从来就不是全方位的，而是有选择的。随着以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过多以竞技体育及其“延伸”（色情化、明星化、暴力化等）为传播对象的现代媒体体育传播，正在引导人们对体育文化整体的误读。
当下人们眼中的体育，已是经大众媒体虚拟化的，其造成了体育传播诸多不平衡——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热”项目与“冷”运动、现代竞技与传统养生、男性与女子、成功与失败等。电视所关注的体育，更多的是对“成功主题”的颂扬，对胜利者的大肆吹捧，继而放大他们在成功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对比之下，似乎在告诉人们失利运动员之所以失利，完全应归结于其不努力的结果。电视还经常通过夸大精彩场面、杜撰不存在的对手，并捏造值得一读和一睹的重要事件来“天花乱坠地宣传”体育竞技。电视因经济利益背后的“人气指数”追求，造成对某些项目的特殊偏爱，破坏了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的平衡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正常地位。与此同时，关涉国民身心健康的大众性体育活动及民族体育却被媒体有意忽视，难见天日。
（二）主宰着体育项目的命运
信息时代的大众接收体育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媒介，他们接触到的体育信息也主要是媒体传播中的体育。所以，那些适合于大众媒介传播的体育项目必然会对大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并在受众中赢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使得该类项目在与大众的互动下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对另外一些体育项目来说，会因为媒体的“冷遇”，逐渐被大众所忘却而边缘化。体育机构已认识到：传媒的关注程度决定了各个项目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体育机构与体育组织之间的贫富差距，特别是电视的关注。因此，现代体育运动要想成为媒体愿意传播的内容，就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按照媒体逻辑对自身加以改造，否则将难以走进大众的怀抱。
媒体在给人们带来精彩的赛事和赛事的精彩的同时，也深深地介入、影响并干预体育本身。对于当下体育的发展，媒体尤其是电视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几乎到了体育项目首先要有观赏性，且适合于电视转播，才能有机会张显个性魅力，并拥抱大众。正如美国人洛伊所认为的：“电视实际上控制了职业运动的命运，既表现在形式上，也体现在经济基础上。”而萨马兰奇的预言——“将来的体育运动会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体育项目只有在属于第一类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发展，否则要么衰落，要么踏步不前。”［３］则更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三、滋生骚乱，增加社会不稳定性
正如W·李普曼所认为的，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拟态环境”的营造，媒介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再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且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美国学者格伯纳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我国媒体体育传播过程中，对存在于体育运动中的一些不良社会问题如黑哨、赌球、兴奋剂等报道过度，负面信息传播“超载”。特别是两年前的中超罢赛事件，被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不少“革命”性字眼频繁地出现于媒体的报道中；不健康因素的信息传播比重上升，给公众营造出社会不稳定的“拟态环境”，造成公众心中的体育与实际存在的体育现实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