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在BBC发表了号召法国人抵抗纳粹德国的简短演讲。这一行动日后成为法国当代史乃至整个法国史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在溃不成军、巴黎弃守、数百万人争相南逃的法国，真正听到这一演讲的人为数不多，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戴高乐是何许人也。当时戴高乐既无政府授命，也无民众拥戴，不握一兵一卒，除了总理雷诺临时拨付的区区十万法郎，几近赤手空拳，他从哪里获得了勇气来致力于拯救法国、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一

　　在五十年代写成的《战争回忆录》开篇，戴高乐写道，他终生都对法国具有“某种观念”：“没有伟大则法国不成其为法国。”一九四0年法国的溃败特别是投降无疑是足以警戒世人的巨大不幸。当一个民族堕入臣服的深渊时，伟大何在？
　　对他而言，一个民族的伟大并不在于她在一切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业中始终能够取得胜利，而在于在遭遇分裂、腐败、战败和奴役时，仍然能从自身的历史和精神中汲取力量重获自由和新生。戴高乐自幼受到深具人文素养、担任预备班文科教师的父亲影响，迷恋法国历史，从军后特别是在军事学院任教时对法国军队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法兰西及其军队》（一九三八年出版）一书，对军队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进行了探讨。“法国是利剑铸就的”，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武力，但军事的价值取决于政治;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武力则会被滥用。法国之挺立在于强大的权力和坚固的军队的结合，或者说集权的国家和常规军队的结合。在书中，戴高乐只用了一章“起源”概述了古代和中世纪法国的军事史。在他看来，法国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是从旧制度开始的。戴高乐对旧制度有一种相对理想化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哲学：“旧制度的政治是关于情势（circonstances）的政治。避免抽象化而考虑现实，注重效用甚于高贵，注重恰到好处甚于轰动一时，对于每个具体问题，寻求实际而非理想化的解决方式，对于手段并无多少顾忌，但是在要追求的目标和国家的力量之间遵循恰当的比例，在这一点上，旧制度的政治很伟大。”相应地，指导军事的也是经验主义、事实、理智和时机。戴高乐洞察到了旧制度的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特征，但是他淡化了路易十四的扩张主义政治和战争所暴露出来的绝对主义政治的过度倾向。他欣赏于旧制度的是注重均衡的古典主义，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意识形态化对立日趋尖锐和极端，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总体性和毁灭性的。戴高乐引用了后来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成为将军的圣日耳曼的话：“为了建造军队，不需要摧毁一个民族。”舊制度战争的特点不是“摧毁敌人、大规模入侵、不顾一切的民族抵抗”，而是局部性的，目标是对敌对国家造成某种打击从而实现具体明确的国家利益，这与“一战”这样通过民族动员来完全击败对手、摧毁敌国的总体战有很大区别。这一总体战在法国大革命中已经初现端倪。戴高乐指出了革命战争和旧制度战争的差别：“不再是争夺一个省、地方权利、继承的利益战争，而是原则的战争、民族战争，因此很激烈。”革命战争突破了对旧制度强国构成约束的框架，造就了伟大也带来了混乱。伟大在于革命生发的民族激情激发了法国士兵的斗志;混乱则是革命内部的冲突、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斗争对军队的指挥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伴随大革命的余波，拿破仑以其军事天才让法国成了欧洲霸主，但也因为其无节制的野心而最终让法国走向了失败。此后，从复辟到第二帝国，在十九世纪的多数时期，法国军队的表现乏善可陈，从滑铁卢以及拿破仑帝国的彻底终结到色当战役之惨败和第二个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法国“从一次灾难走向另一次”。不过，第三共和国早期仍然能够积聚力量，克服重重分裂，以充分的动员、顽强的意志、务实的战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这部从封建制时期到“一战”的军事史呈现了法国在历史上的兴衰荣辱，失败与胜利交织、耻辱与光荣共存。在这幅图景的最后，戴高乐指出，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法兰西民族背负着最沉重的痛苦枷锁，但从不屈服;虽然种种经历并没有让这个古老的民族消除罪恶，但她不断树立新的希望;她会陷入幻想，但也会从中摆脱并奋起。法兰西民族在历史的重负中不断自我更新是戴高乐的演讲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在阿尔及尔的演讲中，他谈到，法兰西是“充满艰险的历史所塑造的古老民族”。《战争回忆录》开始于他对法国的“某种观念”，也以这一观念终结：“古老的法兰西，承担历史的重压，遭到种种战争和革命的打击，不断在伟大与衰败中往复，但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总会被更新的禀赋不断振兴。”这两处的历史均是大写（Histoire）。戴高乐没有在历史中像米什莱和拉维斯那样建构浪漫主义、共和主义、进步主义的民族神话，也没有像莫拉斯那样宣扬保守乃至反动的反启蒙、反革命、反现代的思想。他客观地审视法国每个历史时期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和弱点，但并非是实证主义的历史还原，而是检视得失，汲取教训。更为重要的是，在戴高乐的历史哲学里，历史并无明确目的、方向和规律，而是充满了斗争，法兰西民族在其考验中孕育其生命、涵养其禀赋、塑造其精神，并通过历史传达出一种时刻面对重压和挑战而不屈服的坚韧的民族信念。这是他所理解的法兰西民族之伟大的根本所在。因此，一九四0年的溃败对他来说是法国历史上的又一黑暗时刻，但同样也是他的祖国再次从其精神禀赋中汲取力量而奋起的契机。

二

　　在戴高乐看来，无论政治和军事都需要接受某种事物的自然秩序和均衡的限制，一旦跃出这一限制，则必然造成灾难和毁灭。对事物秩序的尊重和节制的必要性，是戴高乐思想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因此，虽然纳粹通过极权主义组织动员和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生产制造出来魔鬼般的巨大军事力量，看上去席卷一切，但戴高乐并没有被吓倒，因为他深知，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的精神和力量不断挑战事物的自然秩序，已经在“一战”中招致了惩罚，现在必然重蹈覆辙，再度走向毁灭。
　　早在一九二四年，戴高乐就发表了《敌人当中的纷争》一书，对德国“一战”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戴高乐尤其批判了德国领袖的自我崇拜：“典型的对庞大无度的事业的趣味、不惜一切代价扩张个人权势的激情、对人类经验确立的限度、对理智和法律的蔑视。”他指出，这种崇拜是德国将领在军事领域运用尼采的超人思想的结果。他们自认为这种个人主义崇拜正是德国的力量所在，对个人荣耀的追求就是对祖国的贡献，因此他们蔑视“奴隶大众”、绝不考虑人类的痛苦，或者认为这种痛苦是必要的、可欲的。这种藐视人道的狂热的唯意志主义完全背离了戴高乐所欣赏的古典规则和秩序。只有在这种古典规则和秩序中才能找到“对均衡、可能、分寸的感受，只有这一感受才能使充满能量的努力变得持久并硕果累累”。在《法兰西及其军队》中，戴高乐勾勒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崛起及其从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向威廉二世的世界政治的转变：“这个民族被诸多受压抑的激情搅扰，节制无法在那里持续下去。”这一点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这些尼采主义者（指德国的军事领袖）不接受他们的权力意志受到任何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