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现有个作家叫废名。他何以起了这样一个笔名？后来查资料，废名在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他每出版一部新着，都由周作人亲为作序。他的小说和散文名重文坛。
　　那么，冯文炳变成了“废名”，他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壳”呢？
　　他15岁离开老家黄梅，到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接触到新文学，被新诗迷住。毕业后，他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大胆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大佬周作人，附上自己的作品。192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班，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正式走上文学道路。这算一“蜕” 。1930年前后开始钻研佛学，渐会于心。为了彻底与过去告别，他想改名，而后索性“废名”，认真地玩味起人生的种种虚幻来。这又是一“蜕”。
　　废名的狂是出了名的。但他的狂不是轻狂，他是特立独行，不为权势所左右，表现为一种坚定的学术操守和人格风范，敢于对不符合自己内心原则的事说“不”。周作人任伪北大校长期间，曾写信请他回北大任教，他没有答应，宁愿在黄梅教初中生。在儒师周作人和汉奸周作人之间，他断然拒绝了汉奸周作人。
　　49岁之后，废名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蜕壳”。
　　1949年，北大组织员工政治学习，作为知识分子的废名开始了一段心路历程，“洗澡”之后焕“新生”，脱胎换骨，曾经狂放的废名，特立独行的废名，变成 “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是不分离的”废名。
　　废名放弃文学创作，开始热心于政治。这年他写了《读新民主主义论》，送呈毛泽东指正。1952年，他被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讲杜甫，讲诗经，讲美学，讲鲁迅，却已不再遵循自己原本的初心了。30年代他在黄梅乡下小学给学生讲：“鲁迅其实是孤独的，……他写《秋夜》时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写散文是很随便的……”而现在必须这样讲：“我过去以为我懂得中国文学，其实很不懂得，不懂得屈原，不懂得鲁迅，怎么配说懂得中國文学呢？要懂得屈原，懂得鲁迅，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不是分离的。”1953年初，他把刚完成的新著《跟青年读鲁迅》书稿送呈领导指正。两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在一个屋角落满灰尘的纸堆里发现了这部手稿。1965年，废名将《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三部书稿捧到办公楼，一部一部地交给领导。这三个论题都是当时的显学，写这样的书最能表现他思想上的转变，表示这是他向党的生日献礼，请领导审定出版。几个月过去了，废名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后来，他发现屋角有一张废弃的书桌，打开抽屉，看见一沓书稿，书稿上积满了愚昧的尘土。他觉得那些书稿好生眼熟，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那三部书稿。回家以后，他悲愤地吼叫着说：“去把那堆破烂捡回来，我不愿意给他们垫抽屉！”或许从这悲愤的吼叫里，才又透露出了一丝废名当年“特立独行”的影子。
　　“文革”发生后，废名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经常遭批斗，住房也被红卫兵强行占用。1967年8月底，在“文革”的高潮声中，废名离开了人世，死前喃喃自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
　　历经几次“蜕壳” ，废名不但废了名，还废了身。他由文学创作而钻研佛学，由硬骨头化作软骨肋，由特立独行变为顺服温良……惹来的却是冷遇，终至愤愤离世。这是废名的悲哀，也可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然而，废名不废。其名虽废，其作品却善存于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