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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型智库的增量空间很大，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将是其发展的最大动力。但是，只有当政府和智库都做好准备，才能真正迎来“智库的春天”。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中国智库发展进程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批示，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的表述，再到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的积极建言“发声”，这些都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国智库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将扮演何种角色？能释放多大能量？政府和智库是否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做好了准备？
智库的“春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稍早前的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强调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智库是政府的“外脑”，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和政府的理性。那么，中国智库建设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这个“春天”的？
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外部环境改变对智库建设产生了新的推动力。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带来全球性治理难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肯綮之处，利益纠缠、诉求多元，公共决策风险性陡然加大，亟需吸纳众智，优化解决方案，这对智库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我国经济也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并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通过扩大与国外的交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告诉《决策》。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智库建设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智库发展的整体现状来看，中国的智库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的智库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决策对智库的需求很迫切，智库也应该在决策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讲述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一个小细节，就是一个例证。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2009年7月，在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的面对面会谈中，美国的部门负责人都会有自己的“外脑”，他们会提供谈判的政策方案。会谈中当美方提出一个议题后，中方因为没有详细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力的回应，也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这时，就明显感觉到中国的专家研究还不能满足需要，实际上这里真正的趋势是政府决策需要智库。”朱旭峰分析说。
这种决策对智库的需求，在2012年和2013年又一次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各类智库提出的多套改革方案相继对外发布，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目前，中国智库建设正向纵深展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地方智库在内的中国智库体系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期。
那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陈干全博士认为，只有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才是新型智库。“新型智库一定要是专业化、职业化的；要能合力发挥作用，各干各的肯定不行；如果体制内和体制外不沟通的话，也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则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分析说：“新型智库在组织形式、人员管理、经费使用、分类考核、薪酬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都要创新。”
“智库是思想的工厂，智库的使命是通过新思想来引领决策，新型智库不是解读而是引导政策”，魏建国从智库的政策供给角度分析说：“智库应该在政策出台之前，提供决策方案，拿出政策思路。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要出招就不是一般的招，而是高招、绝招。”
智库产品需求的多个维度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当下，中国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各类智库又能否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方案？
朱旭峰曾对某市34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分析，其中一项“所在单位举办专家决策咨询活动频率”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调查显示，“专家书面咨询意见”频率分布为：“每月”采纳为12.5%、“每3个月”为11%，“每半年”为14.2%，“每年或者以上”为12.2%，“从不采用这一咨询形式”的为5.8%。
“组织专门研讨会或论坛”，“课题招标或委托研究”、“专家服务团活动”、“听证会等其他活动”的采用频率，“每半年”、“每年的”频率均高于其他选项。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隐藏着丰富的信息，所有数字说明从政府决策咨询常态化的需求看，采纳频度并不高。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不会激发政府对智库产品更加旺盛的需求？
陈干全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观察视角。在他看来，政府对智库需求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因不同行政层级而异。
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决策平台的开放性越强，吸纳智库意见也越多，如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对专家咨询的重视程度较高。从事权角度来看，行政级别越高，决策咨询的需求越大，因为省以下的决策权较小，市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执行大于决策。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中国智库发展进程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批示，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的表述，再到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的积极建言“发声”，这些都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国智库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将扮演何种角色？能释放多大能量？政府和智库是否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做好了准备？
智库的“春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稍早前的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强调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智库是政府的“外脑”，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和政府的理性。那么，中国智库建设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这个“春天”的？
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外部环境改变对智库建设产生了新的推动力。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带来全球性治理难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肯綮之处，利益纠缠、诉求多元，公共决策风险性陡然加大，亟需吸纳众智，优化解决方案，这对智库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我国经济也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并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通过扩大与国外的交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告诉《决策》。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智库建设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智库发展的整体现状来看，中国的智库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的智库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决策对智库的需求很迫切，智库也应该在决策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讲述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一个小细节，就是一个例证。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2009年7月，在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的面对面会谈中，美国的部门负责人都会有自己的“外脑”，他们会提供谈判的政策方案。会谈中当美方提出一个议题后，中方因为没有详细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力的回应，也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这时，就明显感觉到中国的专家研究还不能满足需要，实际上这里真正的趋势是政府决策需要智库。”朱旭峰分析说。
这种决策对智库的需求，在2012年和2013年又一次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各类智库提出的多套改革方案相继对外发布，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目前，中国智库建设正向纵深展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地方智库在内的中国智库体系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期。
那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陈干全博士认为，只有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才是新型智库。“新型智库一定要是专业化、职业化的；要能合力发挥作用，各干各的肯定不行；如果体制内和体制外不沟通的话，也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则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分析说：“新型智库在组织形式、人员管理、经费使用、分类考核、薪酬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都要创新。”
“智库是思想的工厂，智库的使命是通过新思想来引领决策，新型智库不是解读而是引导政策”，魏建国从智库的政策供给角度分析说：“智库应该在政策出台之前，提供决策方案，拿出政策思路。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要出招就不是一般的招，而是高招、绝招。”
智库产品需求的多个维度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当下，中国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各类智库又能否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方案？
朱旭峰曾对某市34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分析，其中一项“所在单位举办专家决策咨询活动频率”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调查显示，“专家书面咨询意见”频率分布为：“每月”采纳为12.5%、“每3个月”为11%，“每半年”为14.2%，“每年或者以上”为12.2%，“从不采用这一咨询形式”的为5.8%。
“组织专门研讨会或论坛”，“课题招标或委托研究”、“专家服务团活动”、“听证会等其他活动”的采用频率，“每半年”、“每年的”频率均高于其他选项。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隐藏着丰富的信息，所有数字说明从政府决策咨询常态化的需求看，采纳频度并不高。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不会激发政府对智库产品更加旺盛的需求？
陈干全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观察视角。在他看来，政府对智库需求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因不同行政层级而异。
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决策平台的开放性越强，吸纳智库意见也越多，如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对专家咨询的重视程度较高。从事权角度来看，行政级别越高，决策咨询的需求越大，因为省以下的决策权较小，市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执行大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