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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老舍在1949-1952年的文艺评论，剖析其在建国初期的创作心态：全身心的拥抱新中国，积极学习《讲话》精神，并投身于对通俗文艺的呼吁、对文艺创作的指导，“赶任务”式的创作《方珍珠》、《龙须沟》等话剧作品，获北京市“人民艺术家”称号。作为新中国主人翁的充沛自豪感与对新政权、新时代的歌颂成为其思想主流。
关键词：1949-1952；老舍；文艺评论；创作心态
1949年7月2日的第一次文代会，老舍由于远在美国并没有参加，但其后的三十年的所有规约都在此确立，正如周扬在代表解放区所做的文艺工作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强调的那样，“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而在文代会筹备期间，周恩来授意郭沫若、茅盾、周扬、曹禺等三十多人共同签名向老舍发出邀请。
老舍于10月返程，12月9日抵达天津，12日回到阔别十四年的北京，回国后受到的尊敬和礼遇让老舍心生感念，北京城和家人生活状态的改变也让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新政权。与此同时，相继而来的各种荣耀、官衔则让他选择放弃了回国之前反复向好友重申的“三不主义”（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
作为一名作家，老舍深知自己投身祖国建设最重要的方式还是创作，而新时期的创作，是以《讲话》为最高圭臬的。因而，老舍说“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完了这篇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看过的文艺理论里面，没有一篇这么明确的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
从1950年2月老舍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谈相声的改造》可以看出，老舍已经能够运用《讲话》提供的规范提出相声的改造办法：他反思旧相声最大的问题不是欠缺资料而是思想的方向问题，号召“到活图书馆——民间——去观察，去收集资料”创造“新相声”；关于“笑”和“讽刺”的问题，要把“讽刺的对象弄清楚，好教相声也担起点宣传的，教育的责任”，“调动”包袱“把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拉来做挖苦的对象”。
老舍之所以如此快速的学习并运用《讲话》精神进行文艺批评，一方面是因为“爱”，真心拥戴这一政权，另一方面也存在隐微的“怕”，满族的祖籍身份、建国前对中国革命和革命群众的不理解甚至歪曲丑化、文代会表征出的作家之间的等级秩序（解放区高于国统区、高于海外归来），都让老舍急于跟进时代。
在这三年中，老舍除了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和积极的自我调整以外，主要精力投入在了“大众文艺改造”、“青年创作指导”和“自身创作实践”三方面，共发表各类评论36篇。
作为《说说唱唱》主编以及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老舍首先将兴趣和精力放在了影响广、见效快、工农兵喜闻乐见且宣传效果好的大众文艺（相声、鼓词、快板等）。《谈相声的改造》、《略谈戏改问题》、《怎样写通俗文艺》中提出要明确服务对象、深入生活、思想改造，《曲艺改进在北京》、《学习民间文艺》等提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现成”与“深入浅出”》、《民间文艺的语言之美》中探讨语言问题，《新曲艺应该更进一步》、《谈文艺通俗化》、《怎么写快板》中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具体纠正和指导以及《北京的“曲剧”》等对新剧种的推介，都体现了老舍对大众文艺的重视。他也亲身投入大众文艺创作实践，创作曲剧《柳树井》、相声《维生素》、大鼓书词《生产就业》、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等。
同时，作为一名“老作家”，在培养后进方面，老舍表现出极强的耐心和真诚的劝勉态度。《态度问题》、《我怎样学习语言》、《谈用字》、《散文并不“散”》等文分别从“去向群众学习生活和语言，给人民写作”、“没有生活就没有语言”、用字措辞的训练方法和文章的章法布局等方面对青年作家和文学创作给予指导。
如果说以上这些更多是作为“文化官员”的老舍的行为的话，那么作为“作家”的老舍，则将对祖国的热情倾注到了话剧创作之中。从1951年6月开始创作《方珍珠》到9月10日《龙须沟》在《北京文艺》连载，三个月内创作两部话剧，本身就能看出老舍澎湃的激情，而“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心人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情使我敢去冒险。”的创作自述，更表明老舍在这一时期对政府的强烈情感认同和倾心拥护赞美。这种赞美一方面是看到祖国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创作环境的认可“写此二剧，我得到向来没有过的创作上的愉悦。在解放前，文艺创作几乎是件犯罪的行为；现在，我在动笔之前即得到各方面的鼓励，使我觉得我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大家重视文艺，尊重文艺工作者。”
1952年3月，经周总理推荐，《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老舍全家应邀前往观看，演出后，老舍受到毛泽东接见。12月21日，彭真代表政府和人民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因而，在这一时期，在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和文艺界整体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下，老舍本人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祖国建设的洪流中，并与政府保持着极亲密的关系。前期担心出身和“落后”而被迫学习的想法，也随着话剧的成功演出和对大众文艺改造的全情投入而转变为一种积极地向上心态。解放前那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和重建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在这一时期更多表现对新政权的歌颂、对新时代的信心。
关键词：1949-1952；老舍；文艺评论；创作心态
1949年7月2日的第一次文代会，老舍由于远在美国并没有参加，但其后的三十年的所有规约都在此确立，正如周扬在代表解放区所做的文艺工作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强调的那样，“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而在文代会筹备期间，周恩来授意郭沫若、茅盾、周扬、曹禺等三十多人共同签名向老舍发出邀请。
老舍于10月返程，12月9日抵达天津，12日回到阔别十四年的北京，回国后受到的尊敬和礼遇让老舍心生感念，北京城和家人生活状态的改变也让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新政权。与此同时，相继而来的各种荣耀、官衔则让他选择放弃了回国之前反复向好友重申的“三不主义”（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
作为一名作家，老舍深知自己投身祖国建设最重要的方式还是创作，而新时期的创作，是以《讲话》为最高圭臬的。因而，老舍说“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完了这篇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看过的文艺理论里面，没有一篇这么明确的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
从1950年2月老舍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谈相声的改造》可以看出，老舍已经能够运用《讲话》提供的规范提出相声的改造办法：他反思旧相声最大的问题不是欠缺资料而是思想的方向问题，号召“到活图书馆——民间——去观察，去收集资料”创造“新相声”；关于“笑”和“讽刺”的问题，要把“讽刺的对象弄清楚，好教相声也担起点宣传的，教育的责任”，“调动”包袱“把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拉来做挖苦的对象”。
老舍之所以如此快速的学习并运用《讲话》精神进行文艺批评，一方面是因为“爱”，真心拥戴这一政权，另一方面也存在隐微的“怕”，满族的祖籍身份、建国前对中国革命和革命群众的不理解甚至歪曲丑化、文代会表征出的作家之间的等级秩序（解放区高于国统区、高于海外归来），都让老舍急于跟进时代。
在这三年中，老舍除了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和积极的自我调整以外，主要精力投入在了“大众文艺改造”、“青年创作指导”和“自身创作实践”三方面，共发表各类评论36篇。
作为《说说唱唱》主编以及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老舍首先将兴趣和精力放在了影响广、见效快、工农兵喜闻乐见且宣传效果好的大众文艺（相声、鼓词、快板等）。《谈相声的改造》、《略谈戏改问题》、《怎样写通俗文艺》中提出要明确服务对象、深入生活、思想改造，《曲艺改进在北京》、《学习民间文艺》等提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现成”与“深入浅出”》、《民间文艺的语言之美》中探讨语言问题，《新曲艺应该更进一步》、《谈文艺通俗化》、《怎么写快板》中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具体纠正和指导以及《北京的“曲剧”》等对新剧种的推介，都体现了老舍对大众文艺的重视。他也亲身投入大众文艺创作实践，创作曲剧《柳树井》、相声《维生素》、大鼓书词《生产就业》、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等。
同时，作为一名“老作家”，在培养后进方面，老舍表现出极强的耐心和真诚的劝勉态度。《态度问题》、《我怎样学习语言》、《谈用字》、《散文并不“散”》等文分别从“去向群众学习生活和语言，给人民写作”、“没有生活就没有语言”、用字措辞的训练方法和文章的章法布局等方面对青年作家和文学创作给予指导。
如果说以上这些更多是作为“文化官员”的老舍的行为的话，那么作为“作家”的老舍，则将对祖国的热情倾注到了话剧创作之中。从1951年6月开始创作《方珍珠》到9月10日《龙须沟》在《北京文艺》连载，三个月内创作两部话剧，本身就能看出老舍澎湃的激情，而“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心人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情使我敢去冒险。”的创作自述，更表明老舍在这一时期对政府的强烈情感认同和倾心拥护赞美。这种赞美一方面是看到祖国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创作环境的认可“写此二剧，我得到向来没有过的创作上的愉悦。在解放前，文艺创作几乎是件犯罪的行为；现在，我在动笔之前即得到各方面的鼓励，使我觉得我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大家重视文艺，尊重文艺工作者。”
1952年3月，经周总理推荐，《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老舍全家应邀前往观看，演出后，老舍受到毛泽东接见。12月21日，彭真代表政府和人民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因而，在这一时期，在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和文艺界整体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下，老舍本人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祖国建设的洪流中，并与政府保持着极亲密的关系。前期担心出身和“落后”而被迫学习的想法，也随着话剧的成功演出和对大众文艺改造的全情投入而转变为一种积极地向上心态。解放前那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和重建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在这一时期更多表现对新政权的歌颂、对新时代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