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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西汉政权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则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执政之前,西汉的政治渐趋稳定。而经过大约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社会生产力也已完全恢复。然而,富者恃财骄横而无顾忌,宗室、贵戚和官僚也争相奢侈,日甚一日。故汉武帝虽承盛世,却也处于由盛而衰的当口。武帝初即位,即接受了儒生们向他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武帝奉行的却是法家的学说。他下令实行一种叫“告缗”的财产税,把那些为逃避征税而隐瞒财产的人搞得倾家荡产。他对盐、铁等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和商业实行官营,使工商业利润都流入国库。这种治国政策和治国理论上的矛盾,终于在西汉的官僚阶层中,产生了一批将儒学作为嘴边装饰的人物,张口闭口都是空话、套话、假话。
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气从何而来
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公孙弘和张汤的为人处世,正是当时官场品格的写照。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
武帝时的公孙弘,因以儒学“对策”而受到武帝的欣赏,从此平步青云。公孙弘是吏员出身,对于如何处理公务,是非常在行的,但明明是按通常的程序和原则处理公务,他总是要引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迎合武帝空谈儒学的嗜好。公孙弘对武帝穷奢极欲的性格看得很透。他宣称做皇帝最怕“不广大”,以迎合武帝的好大喜功。他有时也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却绝不坚持,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敢于讲真话。
他还很会为同僚设陷阱,明明与大臣约好了一起向武帝进谏,到时候却一切迎合武帝旨意。有一次汲黯当场揭露并斥责他的这种行为。武帝追问怎么回事,公孙弘委屈地对武帝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这是出于忠心,不了解我的人才会觉得我不忠。”
身为宰相,公孙弘自奉俭节,吃得很一般,盖的是布被,俸禄都分给朋友,家无余财。汲黯指责他的这种节俭是沽名钓誉,公孙弘也不否认。武帝不但不追究,反而很欣赏他面对指责时所表现出来的儒者谦让之风。其实,公孙弘是个“外宽内忌”的人物。凡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他表面上对人家很和气,暗地里却寻机加害。董仲舒对公孙弘阿谀逢迎的腔调很鄙视。武帝的兄长胶西王性格暴戾,朝廷任命的几任胶西相都被他杀害了。公孙弘就建议武帝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胶西王之手把董仲舒杀掉。
酷吏张汤由于善于迎合,从一个刀笔吏,一直做到廷尉。他判案,总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重判轻判都事先窥得武帝的心思。因为武帝提倡儒学,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时,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的判决符合儒家的教义。他甚至请来研习儒学的博士,为他的判决引经据典。他多用凶狠之辈为爪牙,却又喜欢结交儒生。廷尉府判决的案子,武帝认为好的,张汤总是说手下某某人建议如何,才使案子这样判了。如果案子判得有问题,武帝不满意,张汤就说是自己没有采用手下某某人的建议,把案子办坏了。他这样推功于人,诿过于己,就是要让武帝觉得他为人宽大忠厚,有儒者气象。
披着儒学这张“羊皮”的狼
元帝的时候,有位叫诸葛丰的人说:“如今天下之大,却已找不到能够为了气节、正义而献身的臣子,大家都是在相互讨好,以利益相迎合,心中只有一家一姓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兴亡。”他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出现了。武帝“独尊儒术”数十年,用了多少儒生!但是,临终时像托孤这样的绝顶大事,武帝却一个儒生都不用。可见他最后已经认识到儒生的虚伪面目,他们身披着儒学这张“羊皮”,暗地里却嘶嘶地呼出狼的气息。
元帝时的匡衡,以研习《诗经》而为大儒。元帝即位后,匡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丞相。匡衡正面的话讲得很多,只要论及治国的大道理,他都依据儒家经义而高谈阔论。但是,对于权势,匡衡是极其谄媚的。宦官中书令石显,深得元帝宠幸,匡衡对他从来都是惟命是从,“不敢失其意”。
元帝死,成帝即位。成帝为太子时,石显护佑有功,但成帝并不领情,还是将他调任他职。匡衡做过成帝的老师,颇得成帝宠幸,见石显大势已去,遂与大臣一起上书,历数石显及其党羽的“旧恶”。但一个叫王尊的大臣,却上书弹劾匡衡等人,说他们身为大臣,之前明知石显等人的罪行,却一味地曲意迎合;现在不仅不能检讨自己的不忠,还要宣扬先帝任用那些倾覆小人的过错,有失做臣子的基本操守。匡衡见状,则以退为进,交还相侯印绶,再三请求回乡养老。成帝对匡衡则始终慰留,连他的两个儿子犯法,也仍让他稳坐相位。后来法司又揭露匡衡曾唆使亲信篡改计簿,将四百余顷田亩划入自己的封地。
想当初,元帝即位,匡衡即上书,说贪财贱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已成为天下风气;人们为利益所驱使,连最基本的纲纪人伦都不顾了。他建议元帝以身作则,弘扬道德于京师,使天下起而效法,“大變其俗”。他说得是那样的振振有辞,背地里却干出这种“专地盗土”的勾当,可见他自己就是那种“贪财贱义”之人。
王莽:谄媚天下的“道德楷模”
西汉王朝的问题很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
地”。再就是地方官普遍作奸犯科,与豪强勾结,为霸一方。而朝廷之上,则是外戚专权。但是,对这些问题,以儒学为官者,绝大多数都不敢正视,而为虎作伥者更不在少数。汉宣帝曾就此说道:“俗儒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实际,而一味地是古非今,满口经义,不懂得什么才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哪里能派得上用场。”
然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毕竟使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从那时起,西汉的读书人,便于儒学的“禄利之路”上,一路狂奔不止,说一套做一套成为时代风气。
这样的官场风气让后来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王莽的确很虚伪。他为自己买了侍婢,被人知道了,即说这个侍婢能生儿子,他是为尚无子嗣的后将军朱子元买的。身为大司马,王莽的妻子穿的长裙只遮到膝盖,被人误认为是他家的僮仆。而当时一般人家,妇女都是长裙曳地的。遥想当年公孙弘,身为丞相封侯,却盖着布被,就被汲黯指斥为沽名钓誉,自己也不敢否认。如今,却不再有人用同样的言辞来指斥王莽。在一路由“安汉公”而“假皇帝”,由“假皇帝”而“真皇帝”的过程中,王莽的一切,都被赋予一种道德色彩。在终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王莽亲自搀着西汉王朝最后一位皇太子唏嘘流泪,说周公辅政,最终把天子的权力归还给成王;而自己却迫于“天命”,不敢不取而代之。他哀叹了很久,才让人将皇太子抱下殿,向自己称臣,封为定安公。满朝公卿大臣,没有人对王莽这种虚伪的表演表示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摘自《人民论坛》
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执政之前,西汉的政治渐趋稳定。而经过大约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社会生产力也已完全恢复。然而,富者恃财骄横而无顾忌,宗室、贵戚和官僚也争相奢侈,日甚一日。故汉武帝虽承盛世,却也处于由盛而衰的当口。武帝初即位,即接受了儒生们向他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武帝奉行的却是法家的学说。他下令实行一种叫“告缗”的财产税,把那些为逃避征税而隐瞒财产的人搞得倾家荡产。他对盐、铁等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和商业实行官营,使工商业利润都流入国库。这种治国政策和治国理论上的矛盾,终于在西汉的官僚阶层中,产生了一批将儒学作为嘴边装饰的人物,张口闭口都是空话、套话、假话。
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气从何而来
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公孙弘和张汤的为人处世,正是当时官场品格的写照。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
武帝时的公孙弘,因以儒学“对策”而受到武帝的欣赏,从此平步青云。公孙弘是吏员出身,对于如何处理公务,是非常在行的,但明明是按通常的程序和原则处理公务,他总是要引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迎合武帝空谈儒学的嗜好。公孙弘对武帝穷奢极欲的性格看得很透。他宣称做皇帝最怕“不广大”,以迎合武帝的好大喜功。他有时也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却绝不坚持,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敢于讲真话。
他还很会为同僚设陷阱,明明与大臣约好了一起向武帝进谏,到时候却一切迎合武帝旨意。有一次汲黯当场揭露并斥责他的这种行为。武帝追问怎么回事,公孙弘委屈地对武帝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这是出于忠心,不了解我的人才会觉得我不忠。”
身为宰相,公孙弘自奉俭节,吃得很一般,盖的是布被,俸禄都分给朋友,家无余财。汲黯指责他的这种节俭是沽名钓誉,公孙弘也不否认。武帝不但不追究,反而很欣赏他面对指责时所表现出来的儒者谦让之风。其实,公孙弘是个“外宽内忌”的人物。凡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他表面上对人家很和气,暗地里却寻机加害。董仲舒对公孙弘阿谀逢迎的腔调很鄙视。武帝的兄长胶西王性格暴戾,朝廷任命的几任胶西相都被他杀害了。公孙弘就建议武帝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胶西王之手把董仲舒杀掉。
酷吏张汤由于善于迎合,从一个刀笔吏,一直做到廷尉。他判案,总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重判轻判都事先窥得武帝的心思。因为武帝提倡儒学,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时,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的判决符合儒家的教义。他甚至请来研习儒学的博士,为他的判决引经据典。他多用凶狠之辈为爪牙,却又喜欢结交儒生。廷尉府判决的案子,武帝认为好的,张汤总是说手下某某人建议如何,才使案子这样判了。如果案子判得有问题,武帝不满意,张汤就说是自己没有采用手下某某人的建议,把案子办坏了。他这样推功于人,诿过于己,就是要让武帝觉得他为人宽大忠厚,有儒者气象。
披着儒学这张“羊皮”的狼
元帝的时候,有位叫诸葛丰的人说:“如今天下之大,却已找不到能够为了气节、正义而献身的臣子,大家都是在相互讨好,以利益相迎合,心中只有一家一姓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兴亡。”他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出现了。武帝“独尊儒术”数十年,用了多少儒生!但是,临终时像托孤这样的绝顶大事,武帝却一个儒生都不用。可见他最后已经认识到儒生的虚伪面目,他们身披着儒学这张“羊皮”,暗地里却嘶嘶地呼出狼的气息。
元帝时的匡衡,以研习《诗经》而为大儒。元帝即位后,匡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丞相。匡衡正面的话讲得很多,只要论及治国的大道理,他都依据儒家经义而高谈阔论。但是,对于权势,匡衡是极其谄媚的。宦官中书令石显,深得元帝宠幸,匡衡对他从来都是惟命是从,“不敢失其意”。
元帝死,成帝即位。成帝为太子时,石显护佑有功,但成帝并不领情,还是将他调任他职。匡衡做过成帝的老师,颇得成帝宠幸,见石显大势已去,遂与大臣一起上书,历数石显及其党羽的“旧恶”。但一个叫王尊的大臣,却上书弹劾匡衡等人,说他们身为大臣,之前明知石显等人的罪行,却一味地曲意迎合;现在不仅不能检讨自己的不忠,还要宣扬先帝任用那些倾覆小人的过错,有失做臣子的基本操守。匡衡见状,则以退为进,交还相侯印绶,再三请求回乡养老。成帝对匡衡则始终慰留,连他的两个儿子犯法,也仍让他稳坐相位。后来法司又揭露匡衡曾唆使亲信篡改计簿,将四百余顷田亩划入自己的封地。
想当初,元帝即位,匡衡即上书,说贪财贱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已成为天下风气;人们为利益所驱使,连最基本的纲纪人伦都不顾了。他建议元帝以身作则,弘扬道德于京师,使天下起而效法,“大變其俗”。他说得是那样的振振有辞,背地里却干出这种“专地盗土”的勾当,可见他自己就是那种“贪财贱义”之人。
王莽:谄媚天下的“道德楷模”
西汉王朝的问题很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
地”。再就是地方官普遍作奸犯科,与豪强勾结,为霸一方。而朝廷之上,则是外戚专权。但是,对这些问题,以儒学为官者,绝大多数都不敢正视,而为虎作伥者更不在少数。汉宣帝曾就此说道:“俗儒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实际,而一味地是古非今,满口经义,不懂得什么才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哪里能派得上用场。”
然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毕竟使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从那时起,西汉的读书人,便于儒学的“禄利之路”上,一路狂奔不止,说一套做一套成为时代风气。
这样的官场风气让后来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王莽的确很虚伪。他为自己买了侍婢,被人知道了,即说这个侍婢能生儿子,他是为尚无子嗣的后将军朱子元买的。身为大司马,王莽的妻子穿的长裙只遮到膝盖,被人误认为是他家的僮仆。而当时一般人家,妇女都是长裙曳地的。遥想当年公孙弘,身为丞相封侯,却盖着布被,就被汲黯指斥为沽名钓誉,自己也不敢否认。如今,却不再有人用同样的言辞来指斥王莽。在一路由“安汉公”而“假皇帝”,由“假皇帝”而“真皇帝”的过程中,王莽的一切,都被赋予一种道德色彩。在终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王莽亲自搀着西汉王朝最后一位皇太子唏嘘流泪,说周公辅政,最终把天子的权力归还给成王;而自己却迫于“天命”,不敢不取而代之。他哀叹了很久,才让人将皇太子抱下殿,向自己称臣,封为定安公。满朝公卿大臣,没有人对王莽这种虚伪的表演表示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摘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