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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大学生，他们更需要感情和精神的寄托。家庭教育对他们的人际交往会产生影响。他们出现的心理问题与父母早年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
挂断电话，吴凡顺势将手机往桌子上一扔，“我爸这周又给我下了‘死命令’。”所谓的“死命令”，无非是让吴凡周末回家，可“周末回家”这4个字犹如那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指山一般，令他好不痛快。
本以为进入大学之后，终于可以摆脱父母的“魔爪”，能够过上自由的日子，可世事不尽如人意，大学二年级的吴凡并没有享受到他所畅想的应有的自由。生活上的时间安排还是父母为他做主，不仅如此，吴凡的父母更关注儿子的学业，打算在其毕业后，将吴凡送到国外读研，可这件事并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
回想起高中時代父母对于他的管束，吴凡至今还记忆犹新。“可我现在已经成人了。”吴凡边用手指敲击桌子边抱怨。可对于父母的约束，吴凡束手无策，想和父母谈一谈，却总被父亲驳回来。到头来，吴凡还是相信了“顺其自然”4个字。
《海底总动员》是吴凡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父亲和小丑鱼玛林一样，能够相信儿子有能力照顾自己，而不是过度的保护。吴凡无数次地想告诉父母，他早已不是他们眼中唯命是从的小孩子，可惜吴凡并非勇敢执拗的小丑鱼尼莫，而他的父亲也不是开明的玛林。
为了避免争吵，我只好—直忍耐
在吴凡眼里，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而又古板的人，平日里对待吴凡更是严格。他将自己比喻成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想飞却有重重困扰。
吴凡从小就被严格要求，甚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父母提前给安排好了，“从小就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这是何等的悲哀。我反抗过一次，不仅无果，反而引发了一场争吵，为了避免争吵，我只好一直忍耐。”久而久之，吴凡也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动力。
吴凡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反抗经历，“偷偷出去打篮球，没料到父母提前回来了。”结果被父母训斥，吴凡一气之下便与父亲争吵起来，可最终的结果还是顺服，几乎很少出去打球了。在吴凡眼里，篮球是他的朋友，可是他却没有因篮球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家庭教育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会产生影响。”在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曹惠民看来，家庭教育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比较广，除了影响大学生的正常社交之外，还会影响大学生对大学环境的适应，甚至会令学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良好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学业，更严重的会令这些学生对自我无法自我定位，从而产生性格障碍，甚至有的学生很偏执，会出现神经症状。
在他看来，诸多的心理问题都是由于家庭环境或者教育不当所导致的。
吴凡透露道，自己曾经想过逃避，可总是逃不掉自己内心的胆怯，想倾诉却又无人可诉。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打篮球，能陪自己的只有篮球。与其说吴凡现在不想去思考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不敢去想，“我也自己反思过，可总是钻牛角尖儿。”他越想越不明白，不知道该做什么，“体会过孤独的人最怕的就是回忆”。
在北京从事心理辅导教育多年的高校老师张菲（化名）表示，大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与父母早年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有的孩子的父母态度可能过于严厉，甚至对孩子进行身体上的处罚或是情绪上的处罚，这些都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大多会影响到孩子对情绪的处理。“相对而言，这些孩子对父母肯定会有负面情绪，比如，愤怒或者是不满。”她还强调，有的孩子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愤怒，甚至不敢去承认这个愤怒，那就可能会转变成一些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焦虑等，甚至会出现人格障碍。
吴凡对自己的家庭和父母都比较失望，可作为独生子的吴凡一直担负着为家庭幸福而努力的重任，但他厚实的肩膀却无力承担父母吩咐的一切。
很多家长会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曹惠民对此有着独特的见解，如果家长的方式不当或对孩子的预期过高的话，他们会寻求某种方式缓解或消解他们的心理压力，网络、恋爱或其他方式就成为他们采用的方式，这对于孩子发展的积极作用有限，同时也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家庭的关系发展。
当问到吴凡是否希望有兄弟姐妹来与他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时，一句简单的“我有球就够了”道出了他内心不敢渴望亲情的无助，“多个手足又能怎样呢？还是别和我一样的好。”
二孩政策放开，给她带来一个小弟弟
不知何时，吴凡的眼眶有些湿润，哽咽的声音略带沙哑。可最终吴凡还是把眼泪强忍回去，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愤怒，更多的是说不出的难受与辛酸。他觉得自己仿佛机器一般，即便多了一个兄弟，可出现在自己的家庭里也如同多了一个废人。
现在的大学生在小时候大多没有体会过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1998年出生的袁兰刚步入成年，同时也走进了大学校园，在她成人礼那天，她暗自发誓，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自给自足了。
袁兰的母亲22岁便生下了她，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不是很严重了，但是思想保守的爷爷奶奶依旧希望能有一个孙子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天不遂人愿，大伯和父亲生下的都是女儿，而大姑却生了一个儿子。袁兰小时候经常听到爷爷坐在小院树下独自叹息：“哎，我们老袁家造了什么孽，绝后了，绝后了。”
袁兰清楚地记得，尽管父母在她小时候并不常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对于大姑家的弟弟，父母总是抱着他的时间更多一些。
去年，国家二孩政策的放开，给17岁的袁兰带来一个小弟弟。今年的国庆节，袁兰并没有回家，至于为什么，袁兰给的解释是不想回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家。自从有了这个弟弟，袁兰就一直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个错误。弟弟是老袁家的“独苗儿”，无论是祖辈还是父辈，都对这个小家伙宠爱有加，这让袁兰有些“眼红”。
对于类似袁兰的境况，曹惠民表示，由于“95后”的孩子与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后出生的一代之间的年龄差距相对比较大，而且“95后”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初步确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多子女环境的影响还很难说。即便有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袁兰一时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变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眼下来说，弟弟的到来的确影响了她的生活，瓜分了原本只属于她的小世界。
袁兰整个国庆假期都没有给父母去过一个电话，不幸的是，他的父母也因弟弟的到来而忽略了袁兰的感受。
“有时候我就骗自己，他们不管我正好，还能更自由一些。”袁兰现在只想远离那个家，她并不想让弟弟融入自己的生活。自从得知妈妈怀孕之后，她的不知所措在全家欢庆的气氛下显得更加迷茫。
“作为父母，必须把握度。”这是曹惠民给出的意见，正确处理不同代际之间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否则会对“95后”的大学生的心理产生逆效应，使其产生对于家庭的逆反心理。
和袁兰一样，陈薇也是一名大一新生，不同的是，陈薇是独生女。“我一直跟我妈开玩笑说再生一个妹妹吧。”这仿佛是陈薇在跟自己的姐妹开玩笑一般，“我爸这时候就开玩笑说，有你一个就让我们够烦的了。”
陈薇的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甚至有些让人心生羡慕。她的家境并非特别充裕，但父母有时间就会带着她去外出旅行或附近郊游，甚至连逛街都是一家三口一起。同样是女孩，袁兰却从未有过像陈薇般的生活。自袁兰记事起，父母就一直在为了工作奔波，她自幼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一辈子节俭，也不懂得享受生活，所以袁兰小时候从未有过陈薇那样的生活。
但是，袁兰的弟弟却被全家宠上了天，可以说是“呼风唤雨”，这不仅让袁兰羡慕，更让她生气、自闭，有意无意地反驳父母，甚至一度想远离他们。
有家不回，并非她想要的生活状态
袁兰还记得刚进大学的第一天，她的爸爸把她的行李放到宿舍后，就匆匆坐火车回去了。袁兰自己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收拾，可看到舍友都有父母帮衬，心里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几家欢喜几家愁，吴凡与袁兰不同，他非常不想父母跟他一起走进大学，他越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这一切，他的父母越发觉得他还不成熟。为此，吴凡也懒得再和父母争辩。“都已经麻木了。”吴凡表示随父母决定吧。
大一的时光匆匆而过，吴凡却远远没有做到自己想象的那样。父母这边高压不断，而自己从小以来的生活环境也令他无法应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大部分困难和挫折。反观袁兰，自小以来不得不独立处理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情，顺理成章地早已具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可即使这样，袁兰打心眼儿里还是对那些“乖宝宝”心生羡慕。
陈薇绝对值得袁兰羡慕一番，和谐的家庭关系、独立的思想以及强大的能力令陈薇在大学生活得“风生水起”。
在张菲看来，父母关心和支持，并且孩子犯了错误后不进行处罚，同时能理解、关心孩子内心的一些想法，具有这些的孩子会更加有安全感。一方面，这类孩子习惯与父母相处，并且相处得也比较愉快；另外，他们也不怕和父母分开，因为从不需要担心会被父母抛弃。不仅如此，他们在生活上也能够做到独立，而这种独立并非被迫的，而是有安全感的一种独立。
与陈薇的情况恰恰相反，袁兰的独立就是被迫独立。“父母对孩子的关注不够，孩子就会担心被父母抛弃，然后经常表现出焦虑的情绪。”张菲进一步表示，像这种安全感不足的大学生，容易产生嫉妒心理。父母的冷落甚至可能影响他们之后的人际关系。
“从小父母就没怎么管过我，但是却对新出生弟弟呵護有加。”袁兰时至今日仍旧无法接受父母对自己和弟弟的差别待遇。相较于自己的家，袁兰更喜欢呆在校园里，而这种“有家不回”，并非是她想要的生活状态。
每逢节假日，空荡的校园再没了往日的热闹与欢腾。“我永远不会忘记国庆假期自己在校园踱步的时光。”透过她低落的语气，可以看出袁兰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很好。袁兰有时候自己会胡思乱想，她说如果有一天自己生下一个女儿，一定把她宠上天，并且一定不会再要一个儿子。
总有一天，袁兰要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弟弟，也要不得不融入自己的家庭。正如袁兰表示，她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这个事情，同时，她也希望父母能够更关心她，多陪伴她。即便袁兰口口声声地说想逃离这个家，可是不论年纪几何，家永远是袁兰心中无法取代的存在。
有愿景，只是恐惧占据了他的内心
不仅是袁兰，吴凡对家的感情也是纷繁多杂、难以言喻，“想逃避、想反抗，可是道德伦理观束缚着我。”吴凡格外地认真，他心里很清楚对自己的父母还是存在感情的，为此他也寻求过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老师建议他心平气和地和父母沟通，让父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吴凡知道，自己不敢去和父母公平地聊天，更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父母眼中的他一直都是一个不成熟、不自立的孩子。而吴凡眼中的父母一直都是独断、执拗并且不开明的家长。对于他来说，心理老师的建议固然有用，可他实在没有勇气迈出和父母谈心的第一步。
“和自己的爸爸做哥儿们？”吴凡反讽道，这对于他的爸爸来说就是个笑话，“在他眼里，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始终是儿子。”吴凡有时候会气自己怎么会成为如此冥顽不化、古板父亲的儿子。而他也知道，想去和父母交朋友的话，自己身上最缺少的就是勇气。
说起和父母做朋友，陈薇应该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她始终把父母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的耐心，让他们了解一些新鲜事物。”陈薇同时也强调道，“父母也得学会和孩子平等地相处，得教会孩子独立地去处理身边的各种问题。”
在家庭关系中，家长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加重要。
“家长要强化学习，要充分了解孩子的心理。”曹惠民还强调，家长也需要严格要求自己，言传身教尤其重要。同时还要注重教育孩子的方式，因为教育方式影响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和内容。
武汉理工大学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长雷五明已经做了23年心理咨询，他曾做过一个分析，“80后”孩子的父母是中国历史以来第一代给独生子女做父母的一代，他们非常缺少经验。经验是可以传递的，到了“90后”的父母，雷五明认为是一代比一代更强。
另外，曹惠民还表示，如果父母的教育方式受到孩子的严重抵制时，这种方式本身对于家庭和孩子都是一种“伤害”，家庭的关系更加“孤立”。尤其是对于孩子，他们需要感情和精神的寄托。
虽然不像陈薇父母那样经常给陈薇电话，袁兰的父母还是很挂念自己的女儿。“前几天接到了我妈的电话。”袁兰的语气透露着惊奇，“我妈竟然问我为什么好久不给家里打电话，还说她和我爸都挺挂念我的。”
在雷五明看来，现在的通讯方式更多也更方便，能为孩子与家长的沟通交流提供多种渠道，所以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孩子与父母交往、交流更多。
这次通话让袁兰开始反省自己的“霸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虽然她还是刻意地逃避自己的家，但自从有了这一次妈妈的电话，袁兰倒是很愿意听到电话铃再次响起的声音。（资料来源：《法治周末》）
挂断电话，吴凡顺势将手机往桌子上一扔，“我爸这周又给我下了‘死命令’。”所谓的“死命令”，无非是让吴凡周末回家，可“周末回家”这4个字犹如那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指山一般，令他好不痛快。
本以为进入大学之后，终于可以摆脱父母的“魔爪”，能够过上自由的日子，可世事不尽如人意，大学二年级的吴凡并没有享受到他所畅想的应有的自由。生活上的时间安排还是父母为他做主，不仅如此，吴凡的父母更关注儿子的学业，打算在其毕业后，将吴凡送到国外读研，可这件事并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
回想起高中時代父母对于他的管束，吴凡至今还记忆犹新。“可我现在已经成人了。”吴凡边用手指敲击桌子边抱怨。可对于父母的约束，吴凡束手无策，想和父母谈一谈，却总被父亲驳回来。到头来，吴凡还是相信了“顺其自然”4个字。
《海底总动员》是吴凡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父亲和小丑鱼玛林一样，能够相信儿子有能力照顾自己，而不是过度的保护。吴凡无数次地想告诉父母，他早已不是他们眼中唯命是从的小孩子，可惜吴凡并非勇敢执拗的小丑鱼尼莫，而他的父亲也不是开明的玛林。
为了避免争吵，我只好—直忍耐
在吴凡眼里，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而又古板的人，平日里对待吴凡更是严格。他将自己比喻成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想飞却有重重困扰。
吴凡从小就被严格要求，甚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父母提前给安排好了，“从小就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这是何等的悲哀。我反抗过一次，不仅无果，反而引发了一场争吵，为了避免争吵，我只好一直忍耐。”久而久之，吴凡也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动力。
吴凡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反抗经历，“偷偷出去打篮球，没料到父母提前回来了。”结果被父母训斥，吴凡一气之下便与父亲争吵起来，可最终的结果还是顺服，几乎很少出去打球了。在吴凡眼里，篮球是他的朋友，可是他却没有因篮球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家庭教育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会产生影响。”在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曹惠民看来，家庭教育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比较广，除了影响大学生的正常社交之外，还会影响大学生对大学环境的适应，甚至会令学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良好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学业，更严重的会令这些学生对自我无法自我定位，从而产生性格障碍，甚至有的学生很偏执，会出现神经症状。
在他看来，诸多的心理问题都是由于家庭环境或者教育不当所导致的。
吴凡透露道，自己曾经想过逃避，可总是逃不掉自己内心的胆怯，想倾诉却又无人可诉。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打篮球，能陪自己的只有篮球。与其说吴凡现在不想去思考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不敢去想，“我也自己反思过，可总是钻牛角尖儿。”他越想越不明白，不知道该做什么，“体会过孤独的人最怕的就是回忆”。
在北京从事心理辅导教育多年的高校老师张菲（化名）表示，大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与父母早年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有的孩子的父母态度可能过于严厉，甚至对孩子进行身体上的处罚或是情绪上的处罚，这些都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大多会影响到孩子对情绪的处理。“相对而言，这些孩子对父母肯定会有负面情绪，比如，愤怒或者是不满。”她还强调，有的孩子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愤怒，甚至不敢去承认这个愤怒，那就可能会转变成一些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焦虑等，甚至会出现人格障碍。
吴凡对自己的家庭和父母都比较失望，可作为独生子的吴凡一直担负着为家庭幸福而努力的重任，但他厚实的肩膀却无力承担父母吩咐的一切。
很多家长会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曹惠民对此有着独特的见解，如果家长的方式不当或对孩子的预期过高的话，他们会寻求某种方式缓解或消解他们的心理压力，网络、恋爱或其他方式就成为他们采用的方式，这对于孩子发展的积极作用有限，同时也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家庭的关系发展。
当问到吴凡是否希望有兄弟姐妹来与他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时，一句简单的“我有球就够了”道出了他内心不敢渴望亲情的无助，“多个手足又能怎样呢？还是别和我一样的好。”
二孩政策放开，给她带来一个小弟弟
不知何时，吴凡的眼眶有些湿润，哽咽的声音略带沙哑。可最终吴凡还是把眼泪强忍回去，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愤怒，更多的是说不出的难受与辛酸。他觉得自己仿佛机器一般，即便多了一个兄弟，可出现在自己的家庭里也如同多了一个废人。
现在的大学生在小时候大多没有体会过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1998年出生的袁兰刚步入成年，同时也走进了大学校园，在她成人礼那天，她暗自发誓，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自给自足了。
袁兰的母亲22岁便生下了她，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不是很严重了，但是思想保守的爷爷奶奶依旧希望能有一个孙子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天不遂人愿，大伯和父亲生下的都是女儿，而大姑却生了一个儿子。袁兰小时候经常听到爷爷坐在小院树下独自叹息：“哎，我们老袁家造了什么孽，绝后了，绝后了。”
袁兰清楚地记得，尽管父母在她小时候并不常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对于大姑家的弟弟，父母总是抱着他的时间更多一些。
去年，国家二孩政策的放开，给17岁的袁兰带来一个小弟弟。今年的国庆节，袁兰并没有回家，至于为什么，袁兰给的解释是不想回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家。自从有了这个弟弟，袁兰就一直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个错误。弟弟是老袁家的“独苗儿”，无论是祖辈还是父辈，都对这个小家伙宠爱有加，这让袁兰有些“眼红”。
对于类似袁兰的境况，曹惠民表示，由于“95后”的孩子与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后出生的一代之间的年龄差距相对比较大，而且“95后”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初步确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多子女环境的影响还很难说。即便有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袁兰一时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变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眼下来说，弟弟的到来的确影响了她的生活，瓜分了原本只属于她的小世界。
袁兰整个国庆假期都没有给父母去过一个电话，不幸的是，他的父母也因弟弟的到来而忽略了袁兰的感受。
“有时候我就骗自己，他们不管我正好，还能更自由一些。”袁兰现在只想远离那个家，她并不想让弟弟融入自己的生活。自从得知妈妈怀孕之后，她的不知所措在全家欢庆的气氛下显得更加迷茫。
“作为父母，必须把握度。”这是曹惠民给出的意见，正确处理不同代际之间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否则会对“95后”的大学生的心理产生逆效应，使其产生对于家庭的逆反心理。
和袁兰一样，陈薇也是一名大一新生，不同的是，陈薇是独生女。“我一直跟我妈开玩笑说再生一个妹妹吧。”这仿佛是陈薇在跟自己的姐妹开玩笑一般，“我爸这时候就开玩笑说，有你一个就让我们够烦的了。”
陈薇的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甚至有些让人心生羡慕。她的家境并非特别充裕，但父母有时间就会带着她去外出旅行或附近郊游，甚至连逛街都是一家三口一起。同样是女孩，袁兰却从未有过像陈薇般的生活。自袁兰记事起，父母就一直在为了工作奔波，她自幼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一辈子节俭，也不懂得享受生活，所以袁兰小时候从未有过陈薇那样的生活。
但是，袁兰的弟弟却被全家宠上了天，可以说是“呼风唤雨”，这不仅让袁兰羡慕，更让她生气、自闭，有意无意地反驳父母，甚至一度想远离他们。
有家不回，并非她想要的生活状态
袁兰还记得刚进大学的第一天，她的爸爸把她的行李放到宿舍后，就匆匆坐火车回去了。袁兰自己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收拾，可看到舍友都有父母帮衬，心里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几家欢喜几家愁，吴凡与袁兰不同，他非常不想父母跟他一起走进大学，他越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这一切，他的父母越发觉得他还不成熟。为此，吴凡也懒得再和父母争辩。“都已经麻木了。”吴凡表示随父母决定吧。
大一的时光匆匆而过，吴凡却远远没有做到自己想象的那样。父母这边高压不断，而自己从小以来的生活环境也令他无法应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大部分困难和挫折。反观袁兰，自小以来不得不独立处理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情，顺理成章地早已具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可即使这样，袁兰打心眼儿里还是对那些“乖宝宝”心生羡慕。
陈薇绝对值得袁兰羡慕一番，和谐的家庭关系、独立的思想以及强大的能力令陈薇在大学生活得“风生水起”。
在张菲看来，父母关心和支持，并且孩子犯了错误后不进行处罚，同时能理解、关心孩子内心的一些想法，具有这些的孩子会更加有安全感。一方面，这类孩子习惯与父母相处，并且相处得也比较愉快；另外，他们也不怕和父母分开，因为从不需要担心会被父母抛弃。不仅如此，他们在生活上也能够做到独立，而这种独立并非被迫的，而是有安全感的一种独立。
与陈薇的情况恰恰相反，袁兰的独立就是被迫独立。“父母对孩子的关注不够，孩子就会担心被父母抛弃，然后经常表现出焦虑的情绪。”张菲进一步表示，像这种安全感不足的大学生，容易产生嫉妒心理。父母的冷落甚至可能影响他们之后的人际关系。
“从小父母就没怎么管过我，但是却对新出生弟弟呵護有加。”袁兰时至今日仍旧无法接受父母对自己和弟弟的差别待遇。相较于自己的家，袁兰更喜欢呆在校园里，而这种“有家不回”，并非是她想要的生活状态。
每逢节假日，空荡的校园再没了往日的热闹与欢腾。“我永远不会忘记国庆假期自己在校园踱步的时光。”透过她低落的语气，可以看出袁兰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很好。袁兰有时候自己会胡思乱想，她说如果有一天自己生下一个女儿，一定把她宠上天，并且一定不会再要一个儿子。
总有一天，袁兰要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弟弟，也要不得不融入自己的家庭。正如袁兰表示，她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这个事情，同时，她也希望父母能够更关心她，多陪伴她。即便袁兰口口声声地说想逃离这个家，可是不论年纪几何，家永远是袁兰心中无法取代的存在。
有愿景，只是恐惧占据了他的内心
不仅是袁兰，吴凡对家的感情也是纷繁多杂、难以言喻，“想逃避、想反抗，可是道德伦理观束缚着我。”吴凡格外地认真，他心里很清楚对自己的父母还是存在感情的，为此他也寻求过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老师建议他心平气和地和父母沟通，让父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吴凡知道，自己不敢去和父母公平地聊天，更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父母眼中的他一直都是一个不成熟、不自立的孩子。而吴凡眼中的父母一直都是独断、执拗并且不开明的家长。对于他来说，心理老师的建议固然有用，可他实在没有勇气迈出和父母谈心的第一步。
“和自己的爸爸做哥儿们？”吴凡反讽道，这对于他的爸爸来说就是个笑话，“在他眼里，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始终是儿子。”吴凡有时候会气自己怎么会成为如此冥顽不化、古板父亲的儿子。而他也知道，想去和父母交朋友的话，自己身上最缺少的就是勇气。
说起和父母做朋友，陈薇应该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她始终把父母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的耐心，让他们了解一些新鲜事物。”陈薇同时也强调道，“父母也得学会和孩子平等地相处，得教会孩子独立地去处理身边的各种问题。”
在家庭关系中，家长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加重要。
“家长要强化学习，要充分了解孩子的心理。”曹惠民还强调，家长也需要严格要求自己，言传身教尤其重要。同时还要注重教育孩子的方式，因为教育方式影响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和内容。
武汉理工大学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长雷五明已经做了23年心理咨询，他曾做过一个分析，“80后”孩子的父母是中国历史以来第一代给独生子女做父母的一代，他们非常缺少经验。经验是可以传递的，到了“90后”的父母，雷五明认为是一代比一代更强。
另外，曹惠民还表示，如果父母的教育方式受到孩子的严重抵制时，这种方式本身对于家庭和孩子都是一种“伤害”，家庭的关系更加“孤立”。尤其是对于孩子，他们需要感情和精神的寄托。
虽然不像陈薇父母那样经常给陈薇电话，袁兰的父母还是很挂念自己的女儿。“前几天接到了我妈的电话。”袁兰的语气透露着惊奇，“我妈竟然问我为什么好久不给家里打电话，还说她和我爸都挺挂念我的。”
在雷五明看来，现在的通讯方式更多也更方便，能为孩子与家长的沟通交流提供多种渠道，所以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孩子与父母交往、交流更多。
这次通话让袁兰开始反省自己的“霸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虽然她还是刻意地逃避自己的家，但自从有了这一次妈妈的电话，袁兰倒是很愿意听到电话铃再次响起的声音。（资料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