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加会议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爸爸第一句话就是：“《少年文艺》的单老师打了好几次电话找你。”心中好似有一根弦被轻轻拨了一下。“少年文艺”这四个字，宛若有神奇魔力的咒语一般——“芝麻开门”——记忆的闸门呼啦一下推开了，十年的光阴一瞬间奔涌而来，直扑入眼底。
　　《少年文艺》于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是与童年记忆血脉相连的一个关键词。而《少年文艺》于我，就更像是“芝麻开门”的神奇咒语，它是一把金钥匙，给小小懵懂的我打开了一个美丽广大的新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它奠定了我全部人生轨迹的最初脚印。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少年文艺》的忠实读者了。但真正与《少年文艺》有实质联系，却要从初一时候，妈妈为我报名参加“新芽”写作函授班算起。人生的许多缘分往往是由一个不经意的偶然肇始的，却又是冥冥中自有命定。自第一次收到负责我的编辑老师单德昌老师亲切耐心的回信起——我曾把我们的厚厚的往来通信束成一扎，珍藏在小书桌最私密的第一格抽屉里，这么多年后闭上眼我还清清楚楚记得起他熟悉的字迹——我便与《少年文艺》、与上海、与那些遥远的却又可亲的编辑老师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芝麻开门”——《少年文艺》为我这个初谙世事的小女孩打开了瑰丽丰富的文学世界之门。它培养了我的文字趣味。我在北大中文系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待了这么些年，也认识了许多极聪明有才情的朋友，他们童年的阅读资历让我惊叹和汗颜。但我很感激，我的童年是由《少年文艺》为我奠定了最初的阅读和写作品位，那些温暖、纯真、美好与笃信爱和善的文字。少年时代我发表的文章是如此，现在我闲来写些小东西也是如此，它们看起来不那么山高水深，不那么疼痛深刻，但它们打动人心的力量也许恰恰就在于它的简单真诚，阳光一般的光明和温暖。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文字趣味的层面了，可以说，《少年文艺》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最关键的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让我始终笃信美好善良、笃信爱的力量，从而形成今天的健康、完整、自足的人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文艺》也为小小的我打开了一道人生的大门。
　　我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枇杷又熟了》。在这一个函授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很荣幸地被评为最高荣誉“新芽奖”，受邀赴上海领奖。那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去到一个遥远的城市。我来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那个美丽幽深的老庭院，见到了那些和蔼亲切的编辑老师——他们都是多么好的人呵！还认识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如秦文君，我后来把这一段小插曲写成散文《寻找秦文君》，发表在《少年文艺》上。迄今想来仍然感激编辑老师们对我的重视和厚爱，我当时刚上完初一，是那一届获奖学员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可是在最后的颁奖大会上，老师们竟然决定让我代表发言。
　　那一个夏天，是我的人生中第一个闪烁着童话般奇妙光芒的夏天。始终觉得，是《少年文艺》给我打开了一扇神奇的门，从此通向一个光明美好、随时有惊喜和奇遇出现的未来。如果不是在《少年文艺》上初试啼声，我不会对写作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和自信。后来，我又在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了若干文章——不过，每一次写出来一篇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满意的作品，首先想到的都是《少年文艺》。因为发表了这些作品，在我高一暑假的时候，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向我约稿，于是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青涩季节》出版了。由于我在写作上的特长，加诸自身学习、工作方面的表现，高三时我得到了福建省唯一一个北京大学文科自主招生的名额。于是，２００４年９月的夏天，我走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五院古雅美丽的小院子——是六年前小小的我意料之外却又顺理成章的一个结局，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北大中文系不是一个诞生作家的地方，而是一方培养学者的园地，它学风谨严，底蕴沉厚，在这里，我渐渐沉潜下来，从单纯迷醉于美丽感性的叙述文字，到学会欣赏、写作理性深刻的学术文章。大约是归功于自小《少年文艺》为我奠定的对于文字的直觉和敏感，我进入中文系后如鱼得水，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我长期保持年段第一的优异成绩，现已保送北大中文系本科直攻博士生，师从著名的陈平原教授。这也是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直博名额。大三学年即将结束时，又是一个神奇的夏天，由我曾赴台交流学习时结识的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人鹏教授推荐，我破格参加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学术会议——亚洲文化研究上海年会（规定与会者为博士生以上的青年学者）。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上海。由于一周的会议安排实在太满，我来不及再回去看一看那个我魂牵梦萦的大庭院，看一看那些我深深想念的编辑老师们——又也许，是我有一点点惭愧而不知该如何面对。当最后一天，突降暴雨，我坐在出租车上赶去华东师大参加最后一场会议的时候，车驶过延安西路，这个深深嵌入我血脉之中的熟悉的路名，我趴在车窗上，努力地、徒劳地在雨中分辨着我记忆中的大门。然而，上海变得太厉害了，十年光阴，延安西路也不再是我记忆中尘土飞扬、还在建设修缮的那条路了。
　　我到现在还时常想起小时候看朱效文老师为当时年轻的女作家殷健灵的书作的序，说作为编辑老师，他们十分惋惜看到太多有才华的小作者在长大成人后，因为种种的原因，辜负了最初写作的天赋，很欣慰殷健灵没有让他们失望。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小小的我当时暗暗在心里发愿，我一定不要辜负编辑老师对我的期望。然而，如今每每想起我十分汗颜而感伤——我也渐渐与老师们的期望愈行愈远了。多少次我想给编辑老师写信，汇报我的近况，告诉他们我一直很努力，没有辜负他们当初的厚爱，然而每每铺开纸都无法下笔，我无颜面对老师们的期待，我再也写不出老师们希望我继续下去的美好感性的文字了。
　　今年３月初，我由导师推荐，有幸赴美参加了第七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当我终于见到虽素未谋面、邮件往来却莫名觉得十分亲切熟悉的会议主办者——Ｓｗａｒｔｈｍｏｒ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东亚系主任孔海立教授时，望着他和蔼亲近得如自家长辈一样的笑容，我突然一阵恍惚，他的容颜与我记忆中单老师的温暖笑容重叠，我不由脱口而出：“教授，您祖籍哪里？”——我明明知道他在美国生活多年。奇迹一般地，他吐出了我萦绕心中的那两个字——“上海”。
　　上海。上海！上海……我最初的起点和庇佑我一路的如有神力的所在，我的《少年文艺》。闲谈中孔教授突然笑着说：“小作家最近有没有写新的小说呢？”我大吃一惊，不知他如何得知，我很惭愧地答道：“已经很久没写了。现在只会写论文了。”教授慈和地笑着：“以后也可以继续写嘛，学术和儿童文学不矛盾。”
　　我的心中突然一阵释然。是啊，也许，一些年之后，我还会重新拾起曾经的禀赋和梦想，继续我与《少年文艺》、与儿童文学的这一段不解之缘。又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归儿童文学。然而，我终于想明白，即使未来我走上看似和儿童文学渐行渐远的学术道路，它们也始终是并行不悖的。而那个最初的原点会一直在那里，守护着我，滋养着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