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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文革”题材小说的结局常常是：受害者没有找到具体的责任人（如果有也只是大家的共同责任人，那就是“四人帮”），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其加以起诉、施以惩罚。相反，受害者或作者都倾向于原谅甚或帮助伤害过自己的加害者，因为“害人者其实也被人害”，因为整个悲剧不取决于任何个人，或者加害者只是无知而非坏人。比如，王蒙的《蝴蝶》和张贤亮的《绿化树》中都没有可以具体归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