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李慈铭(一八二九——一八九四)的过年并无特殊之处，值得专门一谈。不过此老好写日记，从二十几岁写到晚年。晚年的九本《郇学斋日记》为其门人樊增祥隐藏了将近一世纪，近年才影印出版。这是他当京官时的日记，颇可见当时的社会情况。值此壬申新正之际，摘抄一些当时的过年情景，以为新年的一点点缀。
　　日记首记有李慈铭记买梅花点缀年景的情景，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记：
　　
　　花市贳红梅两盆，付银一两二钱，以小横几度之，置书案前，稍助春色。
　　
　　此可谓年事之序曲。不过也还可以更往前推，即从腊八开始，老北京管它叫作“送信的腊八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樊增祥的夫人亲手制做了腊八粥，派人送给李慈铭一器，接着李也派人送了“腊八粥一小瓯”作为回敬。互馈亲友的腊八粥量都不大，仅供一啜而已，而且送到时间不得过午。从这以后，年事就接踵而来了。及至到了二月二“龙抬头”，才算结束。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李慈铭仍被朋友请去吃春酒，这是“过年”的余波。可见昔年所说的“过年”，从腊八到二月二将近两月之久。
　　李慈铭虽是浙江人，但他多年住在北京，所以《日记》所记大体是北京过年的风俗习惯。腊八粥除自己吃和馈送亲友外，还要用来供佛和祭祀祖先。每年十二月初八，李慈铭总是“做腊八粥供先人及先贤祠、灵祀分祠、观音堂”(按：先贤祠、灵祀分祠、铜观音堂都是李慈铭经管的祠堂和佛堂)。
　　过了腊八，便大事“忙年”了。首先是各大小衙门封印，就是把印信、关防加封条锁起，停止办公，不再用印。时间是十二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回天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后，梨园戏馆封台，停演十多天，到了元旦再开锣演戏。各私塾也解馆放学，谓之“放年学”。过年以后，到正月十九，各衙门再行开印，子弟也在这时上学。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九，李慈铭在《日记》上写道：“午，入署，开印毕，答客数家而归。”李氏给他儿子僧喜请专馆先生，也是在正月十九以后，选择吉日上学。
　　腊月二十三祭灶。北京传说，祭灶是送灶神上天，报告一家善恶，然后在除夕夜内迎回，原意是在除夕前七日为“小令节”，又称“交年”，因此举行祭礼。其实祭灶也是“令节祀”的一种。根据《日记》，李慈铭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祭灶：“夜，祀灶，以竹马车爆鞭送之。”光绪十六年的祭灶，正是李慈铭大病初愈，他在《日记》上写道：
　　
　　夜，祀灶，平生此日不能躬与者唯今年耳。
　　
　　他本人由于病的原因不能祭拜，深感不安，可知此乃不可或少之礼仪，所以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记》上就有了“拜灶王”的记载。
　　扫房，是忙年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旧时谓之“掸尘”，包括打扫房屋，粉刷墙或糊墙纸，糊窗户，贴窗花，若为深宅大院，则甚为繁剧。李慈铭晚年多病，顾不上操持家务，虽有两妾一子一女(其妻已经去世)，看来对于洒扫庭除也是不闻不问的。光绪十六年祭灶前夕，大病之后的李慈铭在《日记》中写着：
　　
　　久不至轩翠舫(按：此系李氏的书房)矣，午后偶过之，乱书堆床，凝尘满席，躬督童仆料检一周，颇觉劳。
　　
　　其家事无人管理由此可见。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李慈铭的生日，这就给他每年的年事活动更增添了几分热闹。光绪十五年李氏过生日是比较隆重的，生日的前三天，他的前辈至交黄漱兰在畿辅先哲祠设午宴为他预祝寿辰，宾主十四人坐了两桌，一直延续到晚上才散。生日的前夕，家人为他“暖寿”，他的厨师司马士容特地为他治了一桌上等燕菜席，全家吃得微醺而散。司马士容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厨师，李慈铭说过：“同治以来，都中治庖最精者称王厨、刘厨及司厨三人，皆能治南菜，有承平士大夫旧法。司厨独善事余，余家祭先请客皆属之。余待之有恩，司厨亦感激尽力。余家典礼皆熟稔，不待指使。童仆在外滋事者，必以告。”从前北京能做第一流菜肴的不是饭庄饭馆，而是“口上”的厨师。他们承应婚、丧、嫁、娶、寿与祭祀、换帖结金兰之好以及年菜等小型酒席，司马士容更是其中佼佼者。李慈铭虽然经济上时常拮据，而尚用名厨治肴，如此讲排场，摆阔气，焉得不困。
　　过生日这一天，李慈铭点蜡烛，拜先人，放鞭爆，并请来伎乐吹奏，以会亲友。来贺者三十三人，有送梅花和迎春花的，有送貂领、四喜袋、荷包的，有送酒席的，有送烛、桃、面、酒的，等等。晚宴客散后，他再约少数至交小酌，并招伶人霞芬、梅云、素云侑觞。清代法律规定，在北京城中，任何官吏不准公开招妓女侑酒，如不遵法令，被巡城御史查到，后果严重。但准许招“雏伶”陪酒，也可把“雏伶”招到家中与之色情鬼混。霞芬就素为李慈铭所狎呢，时常招来侑酒。在他生日的前几天，他的朋友还在霞芬的“下处”为他祝寿，也招来梅云、素云陪侍。这一恶俗，李慈铭不但不以为耻，反而风流自赏，可见当时社会之腐败。
　　李慈铭在北京官监察御史的同时，还任天津问津书院(即北学海堂)的山长，兼领分设的三取书院。《日记》载光绪十六年的束修：
　　
　　春季修脯等银二百四十一两；
　　闰月修脯二十二金；
　　夏季修脯并春夏岁修凉棚等银三百四十三两；
　　五月节敬十六两；
　　秋季束修等银二百四十八两；
　　八月节敬十六两；
　　冬季修金等二百七十一两；
　　年敬十六两。合计一年一千一百余两。这也可以考见当时书院山长束修收入的情况。李氏官监察御史每年的俸禄远不如束修的五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赠金，也不过二百余两。他一年的总收入约有一千五百两。
　　尽管李慈铭一年的总收入有如此之数，可是应酬多，开销大，每到过年过节(五月节、八月节)还要借钱填补亏空。光绪十六年除夕，归还了木厂、绸布铺、米铺、石炭铺、厨师肴馔、书铺、干果铺、纸店、成衣铺、糕点辅的欠款以及车夫秣、家人压岁、仆媪叩岁等银共六百二十八两有奇，并支付了买貂褂银一百五十两之后，他慨叹说：“所入甚微，能久支乎？”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他又向张朗斋尚书借银三百两，向王夫借银五十两，才勉强度过了年关。
　　送礼，在李氏《日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他开支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为例，在这一个月里李慈铭应酬红白喜事就有二十七起，几乎每天都要送礼。他的送礼，大约可分以下七类。
　　一是纯属友谊情感的馈赠。比如有一次他送樊增祥银鱼、紫蟹一盘，这些小心意，小馈赠，有“送”，有“收”，完全是感情上的送礼。
　　二是初见面的馈赠，也就是俗语说的“见面礼”。例如李慈铭记“介唐夫人、资泉夫人及书玉第四女来拜生日，各贻以小儿糕饼一盒，以一两二钱银小元宝馈四小姐。”这属于感情上的馈赠。又如有个黄松泉编修，与李慈铭本不认识，因迁居到他家对门，偕其从子来拜，李氏送了糕桃两盒，这属于应酬性质的敬贺之礼，重在一个“礼”字。
　　三是红白喜事的送礼，娶亲、聘女、过生日，这都是喜事，而且是“红喜事”。死人是丧事，白寿也当喜事办，叫“白喜事”。此外尚有盖屋上梁，乔迁新居以及作佛事、打平安醮、孩子到庙里做寄名和尚，等等，都当喜事送礼。当然，各种“红白喜事”送礼，除关系特殊者外，一般也都是“礼”的成份多，“情”的成份少了。董酝卿尚书的儿媳赵氏守节，死后受到旌表，给李慈铭送来讣闻，他在《日记》中说：“余与尚书素无往来，然闻赵是未婚守节者，与人为善，不可以不礼也，送奠仪十千”。他真是遵守封建之“礼”的典型。
　　四是一般生日送礼，包括小孩满月送礼。李慈铭在《日记》中记詹黼庭的孙子满月，他送糕桃帽璎鞋袜等，他的妾张姬并去祝贺，他说：“都中此等酬应，无谓甚矣。”连他这样注重礼节的人也感到厌倦无聊了。
　　五是节礼，三大节：过年、端五、中秋，小节：元宵、清明、中元、冬至、腊八，都要送礼。封建时代这种节礼最是复杂，亲友之间要送，上下级之间要送，同事之间要送。李慈铭《日记》中记这种互送节礼经常不断，举不胜举。
　　六是送土特产，旧时谓之“馈送土仪”。北京到会稽，会稽到北京，过去旅行不易，长途跋涉，总要带些土产送礼。例如，新春之际，李慈铭的妹妹从家乡托人给他带来枇把露一瓶、鱼干两瓿、彘脯两肩，侄女给他带来酱油一瓮，都是家乡的土特产。
　　七是钻营的送礼，这不是“情”，也不是“礼”，完全是为了“势”和“财”。即以送礼为手段，去结交、奉承权势，拉拢关系，达到钻营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好处。李慈铭的夫人马氏故去后，停灵于崇效寺已有几年，每月要交停灵的房租六两银子。在李氏补了山西道监察御史的实缺之后，崇效寺僧人在年底就送来了唐花海棠、红梅、碧桃、缃梅，显然是在向他拉拢关系，企图得到这位御史老爷的庇护。
　　综上所分，约略为七种，虽未必能概括《日记》中所有的送礼，但大体上也差不多了。
　　馈送礼物的品种也都不一样。根据《日记》所载，作寿、过生日，送寿屏、寿桃、寿面、蜡烛、越酒，等等。其它节礼，亲友馈赠，乡里土仪，钻营孝敬等，各种礼品，名目繁多，难以说清。旧时把所有礼品，概括分之为二大类：即“干礼”、“水礼”。“千礼”包括一切贵重的礼品，甚至金、银财物，如光绪十六年张之洞在湖北就派人给李慈铭送来馈岁银一百两。又如，王夫以写本《金刚经》、吴山尊八言楹帖、罗汉篆香两盒、蜡凤宫烛一对给他祝寿。这样的厚礼，虽不是金银之类，自然也是“干礼”了。“水礼”则是不甚值钱的食物及其他，如寿桃、寿面、香烛、供果，五月节粽子，八月节月饼等类。不过像燕窝之类虽是“水礼”，但应属于贵重礼品。
　　李慈铭生活的时代，一般红、白喜事，各种大礼，送礼要有“礼单”，收礼要记“礼账”。是账开“账单”，是礼物开“礼单”，都有特定的写法。送来的礼品先呈礼单，照单收礼。送厚礼讲究四色、八色，不能单数。收礼的人可以照单全收，也可全不收，从《日记》上看出，很多情况是收几样，退几样。根据礼单所列，在收的物品下注明“敬领”，在不收的物品下注明“敬谢”。把礼单交送礼的仆役带回给他的主人。诸多礼品，要一一登账。一记清礼品财物的数字，赏钱多少，收到日期，以免丢失、遗忘，或发生其它弊端。二备还礼时查考，人家送来多少，将来对方有事，应送多少去。这叫“礼账”，是老式会计账簿中“分类账”的一种。
　　祭祀祖先，是李慈铭生活中的一项大事。每逢曾祖父的生日他要上供，遇到祖母的忌日也要设撰祭奠，甚至外祖母的冥寿也要摆供焚楮，过年、过节、清明、中元、冬至、腊八都要祀先，一年到头这类祭祀不知有多少。他清明祀先时曾赋诗有“清明作客总凄然，典得朝衫也荐先”之句，为了祭祀真可谓不遗余力了。姑且将光绪十五年除夜他祭祀先人的供品开列于下，以见一斑：
　　
　　夜，张灯祀曾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考妣，肉肴六豆、菜肴六豆、轩脍杂味一品锅一、火锅一、时果四盘、素炸杂味八盘、卤子汤一巡、年糕一盘、年粽一盘、酒三巡、饭再巡。又以素馔祀亡室、祀屋之故主。
　　
　　李慈铭是属于南方人流寓北京的，祭祖尤为隆重，大半是鱼肉碗菜盛以高碗，颇有钟鸣鼎食之意。肉肴、菜肴之外，中设火锅，按牌位设杯箸，在除夕、元旦、元夜，都将火锅扇开，随时换菜。祀先虽是迷信，但从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的意识和社会风气来讲，似尚可理解，而祭祀原先住房的主人，则纯属荒诞无稽，令人可笑。
　　拜年，也是过年当中重要活动之一。元旦黎明，祀神祭祖，家人拜年之后，就出门到各戚友家拜年。从初一到灯节(正月十五)以后都是拜年期间，所谓“二月二，青草没驴蹄，拜年也不迟。”李慈铭过年当中每天记下来拜年的人数，最多者有时达四十余人，而他本人出门答客也有二三十家，有时一个下午竟答客三十余家，傍晚又出门答客十余家。他拜年何以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原来除少数至亲好友要进门当面拜年外，一般都是“望门投帖”(名帖)之后，即掉头而去。“名帖”也就是现在的名片，把名字刻在大木头戳子上，用黑色印在红纸或梅红色纸上。如果在丧服守孝期间，俗名“守制”，就用蓝底白字。当时对帖子很重视，比现在名片重要。如本人因故不能出门拜年，则派家里晚辈去送名帖，就等于自己亲自来拜年了，而且更为隆重。李慈铭记翁同、潘祖荫这样大人物给他拜年，其实都是“望门投帖”，并非当面致贺。那时把名帖看得比现在的名片重要得多。有一次李慈铭因身体不好，不能外出拜年，就命他的儿子僧喜拿着他的名帖代他答客六十余家。
　　至于妇女拜年，须过正月初五。初五谓之“破五”。初五以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不得出门，更不得进人家门，谓之“忌门”。所以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六，李慈铭朋友的妻子介唐夫人就来李家向女眷拜年；正月初八，李慈铭的妾张姬也外出各家拜年。她们都是恪守“破五”以前不出门的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