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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低调,但他的影片知名度大,《红樱桃》、《红色恋人》、《陈赓大将》、《西安事变》等“红色”影视剧是他导演的,但他不愿意让人觉得他有浓郁的“红色情结”。
他的父亲——航天工程师叶正明是叶挺的二儿子。
他是叶大鹰,不循规蹈矩,不人云亦云,活得真实而自在。
恍恍惚惚的少年时光
1958年,叶大鹰在长春出生。这年,祖父叶挺已去世12年。第二年,全家从长春迁到北京,小学四年级时,全家又搬迁到了上海郊外的松江。他和小朋友们摸鱼、养狗、打麻雀、赶鸭子……
叶大鹰的母亲安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十岁以前,叶大鹰就在八一厂的大院里成长。
“我认识的大人们都是拍电影的,于是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和电影有关系,电影不是个神圣的东西。”
1969年,叶大鹰随父亲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松江,在父亲工作的某航天研究所附近的农村公社小学上四年级。
从此,电影不再和叶大鹰有什么关系了,唯一有的就是每当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电影,看到八一厂的那个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在片头闪烁的时候,叶大鹰就会有点激动。
叶大鹰到上海时正是“文革”热火朝天的时候,父亲叶正明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他亲眼看见人家把大字报贴在父亲的身上,这一年叶大鹰只有10岁。由于家庭的动荡,他平均两年转一次学。频繁转学的结果是,没有同学愿意和他这个走资派的孩子玩,而且还经常有人欺负他。这种情况下,叶大鹰开始反抗了。
“我要保护好自己和妹妹不被‘好孩子’欺负,于是我就成了坏孩子,每天得跟那些‘好孩子’打架。”
“那时我打架特有招,一次打下来,好长时间都没人跟我打了。”
叶大鹰打架看似都是有理的。有一次,小学生叶大鹰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喊“打倒叶正明”,而且还冲着叶大鹰喊,他就急了,与喊口号的人打架。叶大鹰打完架后发现父亲叶正明就站在很远的地方,站在写着很大的“打倒叶正明”的标语旁边,每个字比叶大鹰个头还大好多。
“我觉得每天在马路中央爸爸的名字上面走过,就像从爸爸的身体上走过一样。”
叶大鹰就朝父亲那边走过去,走到父亲面前时,父亲说,你真不懂事!当时叶大鹰觉得特别委屈。
“文革”时期,学校把一些“特殊”的孩子集中放在一个班,叫“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一些表现不好的、貌似小流氓的,以及家里有问题的,每天都到那里去听课。
即便是这样的“学习班”,也让叶大鹰觉得这是自己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1974年,16岁的叶大鹰告别了学生时代,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段久远的时光和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一起混杂进了记忆之中。
1976年,18岁的叶大鹰被分配到上海新新机器厂技工学校上技校,学习专业是钳工。
让叶大鹰觉得日子特别美好的还有一件事。这一年,父亲叶正明被解放回家了。
1978年恢复高考,20岁的叶大鹰一下子担心起前途来,此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大学。
然而,命运就在这个时候拐弯了。
“‘文革’后,父亲和母亲一起带着妹妹调回了北京,我因为已经分配了工作,只能一个人留在上海。我妈在电影学院当老师,回北京后她给一个朋友家里寄招生简章,无意间让我去转交。我拿出来一看——哎哟,电影学院导演系——不考外语,不考数理化。我一想,哎,这事儿靠谱,咱们就奔这条道试试看吧。”
与电影相遇
叶大鹰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然而,他并没有考上,在复试中被淘汰下来了。
“但能顺利混到复试,给我带来巨大的信心。你想想,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家伙,什么都没学过,居然混到了复试,差点被录取!这说明自己能干这行啊,哈哈。”
第二年,叶大鹰去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考试题目中有诗朗诵,叶大鹰选了祖父叶挺的诗——《囚歌》。
21岁时,叶大鹰顺利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
1980年,开始西影演员之路的叶大鹰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干不了演员这一行。他觉得自己上台后会哆嗦。
此外,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那时流行的“高大全”形象,更不是奶油小生。
于是,叶大鹰给自己定下了当导演的目标。
在做了一部半戏的场记后,1984年,叶大鹰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94年,叶大鹰开始筹拍《红樱桃》。
拒绝不了的红色情结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仪式,当看到叶挺部队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时候,叶大鹰说自己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真切地感受到爷爷的存在。
2009年9月3日,叶大鹰执导的电影《天安门》在北京上映。
拍《天安门》,一次做音效的时候,叶大鹰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了。“三十万人的声音,在那儿喊‘毛主席万岁’,我就站起来了。后来我发现每个第一次听到这段声音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站起来,那种感觉很让人难以想象。”
“其实,拍成《天安门》我还是很骄傲的。人们可以忘记导演,但是有些人不能忘,很多人是应该被记住的。电影是我能掌握的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希望以后我能拍想拍的故事。”
由于拍摄电视剧《陈赓大将》,叶大鹰错过了拍摄电视剧《叶挺将军》的机会。拍祖父叶挺一直是叶大鹰的心愿,但是他一直不敢。
“过去我一直没动,一直不敢面对这个题材,因为我没想好,现在突然想到了。不过具体剧本都还在创作中。”
“我希望2020年前完成《敢死队》的制作,《敢死队》——一部关于我爷爷叶挺将军的电影。现在我的家人以及喜欢我爷爷的人都希望我能出来拍。但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它必须在我心里是一个好电影,在观众面前也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才敢拍。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反正不着急,面对创作的时候,没办法急功近利,我想十年时间应该够了。”
“十年后,我希望人们忘记我的红色电影,我希望那时候自己的新片子比以往的红色电影更加出色,更加精彩,更受观众喜爱。所以我必须不断地努力。
摘自《名人传记》2010年第9期
他的父亲——航天工程师叶正明是叶挺的二儿子。
他是叶大鹰,不循规蹈矩,不人云亦云,活得真实而自在。
恍恍惚惚的少年时光
1958年,叶大鹰在长春出生。这年,祖父叶挺已去世12年。第二年,全家从长春迁到北京,小学四年级时,全家又搬迁到了上海郊外的松江。他和小朋友们摸鱼、养狗、打麻雀、赶鸭子……
叶大鹰的母亲安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十岁以前,叶大鹰就在八一厂的大院里成长。
“我认识的大人们都是拍电影的,于是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和电影有关系,电影不是个神圣的东西。”
1969年,叶大鹰随父亲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松江,在父亲工作的某航天研究所附近的农村公社小学上四年级。
从此,电影不再和叶大鹰有什么关系了,唯一有的就是每当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电影,看到八一厂的那个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在片头闪烁的时候,叶大鹰就会有点激动。
叶大鹰到上海时正是“文革”热火朝天的时候,父亲叶正明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他亲眼看见人家把大字报贴在父亲的身上,这一年叶大鹰只有10岁。由于家庭的动荡,他平均两年转一次学。频繁转学的结果是,没有同学愿意和他这个走资派的孩子玩,而且还经常有人欺负他。这种情况下,叶大鹰开始反抗了。
“我要保护好自己和妹妹不被‘好孩子’欺负,于是我就成了坏孩子,每天得跟那些‘好孩子’打架。”
“那时我打架特有招,一次打下来,好长时间都没人跟我打了。”
叶大鹰打架看似都是有理的。有一次,小学生叶大鹰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喊“打倒叶正明”,而且还冲着叶大鹰喊,他就急了,与喊口号的人打架。叶大鹰打完架后发现父亲叶正明就站在很远的地方,站在写着很大的“打倒叶正明”的标语旁边,每个字比叶大鹰个头还大好多。
“我觉得每天在马路中央爸爸的名字上面走过,就像从爸爸的身体上走过一样。”
叶大鹰就朝父亲那边走过去,走到父亲面前时,父亲说,你真不懂事!当时叶大鹰觉得特别委屈。
“文革”时期,学校把一些“特殊”的孩子集中放在一个班,叫“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一些表现不好的、貌似小流氓的,以及家里有问题的,每天都到那里去听课。
即便是这样的“学习班”,也让叶大鹰觉得这是自己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1974年,16岁的叶大鹰告别了学生时代,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段久远的时光和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一起混杂进了记忆之中。
1976年,18岁的叶大鹰被分配到上海新新机器厂技工学校上技校,学习专业是钳工。
让叶大鹰觉得日子特别美好的还有一件事。这一年,父亲叶正明被解放回家了。
1978年恢复高考,20岁的叶大鹰一下子担心起前途来,此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大学。
然而,命运就在这个时候拐弯了。
“‘文革’后,父亲和母亲一起带着妹妹调回了北京,我因为已经分配了工作,只能一个人留在上海。我妈在电影学院当老师,回北京后她给一个朋友家里寄招生简章,无意间让我去转交。我拿出来一看——哎哟,电影学院导演系——不考外语,不考数理化。我一想,哎,这事儿靠谱,咱们就奔这条道试试看吧。”
与电影相遇
叶大鹰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然而,他并没有考上,在复试中被淘汰下来了。
“但能顺利混到复试,给我带来巨大的信心。你想想,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家伙,什么都没学过,居然混到了复试,差点被录取!这说明自己能干这行啊,哈哈。”
第二年,叶大鹰去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考试题目中有诗朗诵,叶大鹰选了祖父叶挺的诗——《囚歌》。
21岁时,叶大鹰顺利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
1980年,开始西影演员之路的叶大鹰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干不了演员这一行。他觉得自己上台后会哆嗦。
此外,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那时流行的“高大全”形象,更不是奶油小生。
于是,叶大鹰给自己定下了当导演的目标。
在做了一部半戏的场记后,1984年,叶大鹰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94年,叶大鹰开始筹拍《红樱桃》。
拒绝不了的红色情结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仪式,当看到叶挺部队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时候,叶大鹰说自己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真切地感受到爷爷的存在。
2009年9月3日,叶大鹰执导的电影《天安门》在北京上映。
拍《天安门》,一次做音效的时候,叶大鹰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了。“三十万人的声音,在那儿喊‘毛主席万岁’,我就站起来了。后来我发现每个第一次听到这段声音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站起来,那种感觉很让人难以想象。”
“其实,拍成《天安门》我还是很骄傲的。人们可以忘记导演,但是有些人不能忘,很多人是应该被记住的。电影是我能掌握的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希望以后我能拍想拍的故事。”
由于拍摄电视剧《陈赓大将》,叶大鹰错过了拍摄电视剧《叶挺将军》的机会。拍祖父叶挺一直是叶大鹰的心愿,但是他一直不敢。
“过去我一直没动,一直不敢面对这个题材,因为我没想好,现在突然想到了。不过具体剧本都还在创作中。”
“我希望2020年前完成《敢死队》的制作,《敢死队》——一部关于我爷爷叶挺将军的电影。现在我的家人以及喜欢我爷爷的人都希望我能出来拍。但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它必须在我心里是一个好电影,在观众面前也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才敢拍。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反正不着急,面对创作的时候,没办法急功近利,我想十年时间应该够了。”
“十年后,我希望人们忘记我的红色电影,我希望那时候自己的新片子比以往的红色电影更加出色,更加精彩,更受观众喜爱。所以我必须不断地努力。
摘自《名人传记》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