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重视文化教育,重视民族精神的培育。文化教育是我们民族生存、国家安定的命脉。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思想家大多非常重视教育,希望统治者通过文化教育能够成为圣明之主。它对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制度整合作用,这一作用集中表现在通过礼法制度的建构与实施,使得儒家思想以及道德精神成为社会的核心或主导价值观念,并围绕此价值核心建立起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系,提供了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社会制度环境与精神基础。
　　一、“仁人君子”的教育目标
　　儒家教育培养的目标是“君子”。君子是德才兼备的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君子要有道德。孟子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社会立场上,把理想人格设计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不同的发展层次,并对每个层次的人格价值标准,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之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如果说,一般人经过主观努力仅能达到“善”和“信”两种道德境界。那么,逐渐将仁义道德完满充实地贯彻到人格之中,以辉煌的人格精神照临四方,以道德人格之美化育天下,从而达到非人智所知、非人力所及的奇妙境遇,则是儒家学者矢志追求的理想目标。
　　二、“道德为重”的教育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以伦理道德为最高价值取向,儒家“德治”、“教化”思想决定了教育的内容以道德为重。《周蛊》指出:“君子以振民育。”儒家还有“三不朽”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价值的三种不同境遇,其中立德标志着人格不朽,是其中最根本一条。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夕是吾忧也口”,他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所讲的“行”指的就是履行“孝”、“悌”、“仁”之类德准则的“德行”。在这里,孔子将道德教育放在了教育的首位。孔子曾说:“无求生以害,有杀生以成仁。”孟子也讲要“舍生而取义”,可见,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比生命还重要。
　　三、“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
　　“有教无类”的思想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他在《论语•卫灵公》中说:“有教无类。”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有教无类”的含义为:招收学生不分出身、贵贱、阶级、阶层。如孔子的弟子中有“富于周公”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冉求,有常处于“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平民阶层的颜回,有“衣敝摄袍”的“野人”子路,有“请学稼”、“请学为菌”的农民阶级的樊迟;不分地域、国籍,他的弟子以鲁国人最多,而卫、陈、齐、宋、晋、昊、楚和戎狄族的人也不少;不分智愚,如有颜回那样的高材生“闻一知十”,也有愚笨的高柴和鲁莽的曾参。也就是说,“有教无类”的含义是讲教育应为更多的人服务,人们受教育的权利不应当受到种族、阶层、门第的限制。当然,孔子又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末尝无诲焉。”这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能交上十条肉干的学生决不会是一贫如洗的低下层劳动人民。
　　四、“学思结合”的教育方法
　　《论语》中讲“学”的地方很多,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礼的知识,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习接受前人已有的知识,这是培养理想人格的基础。孔子反复强调学习的必要性,他甚至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学习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主要因素,这就十分明确地强调了学习在道德培养和人格塑造过程中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道德教育,我们在今后的教育中要保持重视德育的传统,要努力将传统教育所推崇的“浩然正气”转化为人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心,使其成为共产党人所应具备的革命气节和高尚情操,从而实现对传统气节理论的提升和超越,培育出当代的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