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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报道岳敏君等中国艺术家赴美举办画展时，新闻的配图是几个傻笑人爬上了自由女神像，标题是：他们来了！
6月11日，798发生了一场交通堵塞。
岳敏君个展《路》在佩斯北京画廊举办。展览现场，这位屡屡拍出数千万元天价的艺术家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无数闪光灯对准他噼啪。自1991年创作第一幅“傻笑”作品《大狂喜》起，20年后，岳敏君依然执著地以大笑回应了当下社会。
岳敏君不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在展厅里的样子，会觉得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点慌，总觉得和心理预期不一样。就像他画里的人物一样，他大笑着，却很紧张，紧闭双眼不愿看这个世界，他笑着，但你却会觉得他的心里其实正在想不愿示人的悲观阴暗的事。自己的画挂在展厅里，就好像被脱光了衣服，把内心晾于大庭广众，还一本正经的，太不自在了。
笑是陷阱
和其他当代艺术家相比，岳敏君离娱乐圈更近。他和刘德华交流艺术，张元的电影《有种》，他也合作了一把，连王力宏的《摇滚怎么了》里也唱起了“敏君似的笑脸”。在电影《爱出色》中，岳敏君的作品作为重要道具贯穿整个故事，导演陈奕利说，之所以想把岳敏君的作品放到电影里，是因为它们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但代价就是陈奕利必须每天晚上把画带回家，第二天再拿回拍摄现场，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岳敏君的画中开始不断出现以自己的脸为原型，咧嘴傻笑的人，笑容变成了一副面具。
对于傻笑，每次岳敏君给出的解释都不一样。有时他会说这幅笑脸和人生一样，“每一天都是痛苦与喜悦交织的，人生不能够完全忘我的快乐”；有时他会说这是“被饥饿逼迫的张开的嘴巴”；有时他又会说人在笑的时候最空洞最无情，他重复画笑是想表现丧失信仰，嘲笑充斥着背叛的现实；同时他还觉得“大笑是一种保证，保证一切都会变好，就像佛教所承诺的来生完满”，因为“其他任何反映都是没用的”。此类的话他还说过很多，解释总是多义的，其实岳敏君也不希望笑的含义永远固定，不然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就像博斯和勃鲁盖尔笔下的疯子和愚人，傻笑人正处于极端的感情状态之中，就像脑子进了水，失去了理性能力。“笑是一种陷阱，”岳敏君说，“我想把负面的情绪都隐藏在笑的背后。”
岳敏君也尝试过改变。
2006年，岳敏君似乎厌倦了傻笑，他创作了“寻找系列”。但事实上，“寻找系列”是傻笑人的大脑。“傻笑人感觉很迷茫，而且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所以表现出一种迷宫的感觉。”岳敏君这样解释。而在他的“场景系列”中，作品都是取材于人们熟知的中外油画名作，但抽离了人物，只留下环境。
《渔港新医》中不见了那位朴实的女赤脚医生，只留下空荡荡的渔船；《毛主席去安源》中不见了夹油纸伞的毛主席；而在这次的《受胎告知》里面，大天使拉斐尔和圣母都不在了，只是一个场景。这既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也有一种游戏态度，与傻笑人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许可以使我们摆脱禁锢和束缚，开始重新思考，在与不在这么具体的事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玩世偶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栗宪庭给岳敏君、方力钧等一群画家打上了“玩世现实主义”的标签。
“玩世”作为古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一种处世姿态，在中国由来已久。看似市井无赖的玩世不恭，其实是对正统文化、政治、权利的一种反叛。在高强度的专制统治下，他们一开始会采取一种对立和反抗的态度，但可能马上又消失了，因为要生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又要表达一种态度，他们选择了所谓“泼皮”的方式。
将“玩世现实主义”付诸于当代艺术，方力钧塑造了一群打着哈欠，无所事事，以后脑勺示人的大光头；岳敏君则刻画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傻笑，讽刺社会，嘲笑自我。
第一次听到“玩世泼皮”这个称谓的时候，岳敏君马上就对号入座了。“我当时觉得栗宪庭对事物的理解和把握很犀利很深刻，他能从混乱的感觉中提炼出来，和以往的评论不太一样。”
栗宪庭说，岳敏君是“肤浅偶像的制作者”，他的自嘲性傻笑人，永远咧着大嘴，仿佛患上了欣快症，他们把身体扭成各种“拧巴”的姿势，或穿上大人物的服饰，仿佛在和全世界开玩笑，表达出当今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
这种风格最早形成，是在他的圆明园时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岳敏君搬到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更早些时候，他曾经在钻井平台工作，当一名石油工人，也在石油学校里教过美术。再早一些，他是一个被父母从湖北带到北京的少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界暗流涌动。1989年2月，岳敏君听说中国美术馆将举办一次现代艺术展，当时最好的艺术家齐集一堂。但等他坐火车从河北赶到北京，却已经停展了——艺术家肖鲁用手枪向她的个人装置作品《对话》开火，美术馆里炸了窝，整个展览被强行关闭。此后的一段时间，前卫艺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批判。这件事对中国当时的艺术家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也改变了岳敏君对于世界的看法。
那一年之后，岳敏君开始创作傻笑系列油画。岳敏君将这些笑臉不断复制，让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之中。他的傻笑，与张晓刚的“大家庭”、王广义的“大批判”、方力钧的“大光头”，成为各自标志性的符号。
栗宪庭这样评价岳敏君和方力钧的不同，“方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对抗心理，和内在紧张的力量。一个大光头，或者一排大光头的形象，视觉的冲击力有一种示威的感觉。而岳敏君更外在，傻笑符号是一种没心没肺的松散、慵懒、百无聊赖。”但现实生活中则截然相反，方力钧更外在、更嘻嘻哈哈，岳敏君则更内向。
岳敏君害怕分析自己，没事躺在床上琢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他觉得毛骨悚然。他觉得审视自己之后，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别人也会用昨天晚上你审视自己的眼光看待你。相比剖析自己，岳敏君显然觉得装傻更好，什么都不想，更自然。
疯狂的市场
傻笑人让岳敏君的名气越来越大，随之水涨船高的，是他的市场价格。岳敏君大摇大摆地迈入了“千万俱乐部”，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与疯狂。
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金鱼》以13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100万元的价格成交，岳敏君首次突破千万大关。6月的伦敦当代艺术拍卖会上，其作品《教皇》拍出214万英镑。10月，他的《处决》在伦敦苏富比拍出了590 万美元，约4400万元人民币，再次改写了其个人作品拍卖记录，并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世界纪录。此外，《希阿岛的屠杀》在香港苏富比以约合人民币3500万元成交，香港佳士得春拍推出的《画家和他的朋友们》成交价为2048万元，秋拍上的《活着》以2160万元成交。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岳敏君于1993年创作的《轰轰》依然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上拍出了约为4814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岳敏君的名字变得炙手可热。
同一年，岳敏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这份名单上，除了普京，还有奥巴马和希拉里等人。岳敏君是唯一一个入选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位艺术家。《时代周刊》如此评价岳敏君：“岳敏君经历过新经济的繁荣，这些经历异常清晰地体现在这张脸上。这个笑容不仅仅滑稽可笑，它表达着在繁荣景象的阴影下，深度不安的情绪。被贴上‘玩世现实主义’的标签，这个笑容被解释为荒谬一切的玩笑，或者是生活中欢乐的形象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灭绝。”
岳敏君曾说过，他有一个野心，要让以后所有人只要看到笑就想到他，而且只能想到他，不是别人。于是他霸道地建立了一套理论，或者说是人生哲学，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败”的境地，别人抓不到把柄。岳敏君成功地把自己复制了，塑造成为一个“偶像”。
有人说比起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等人，岳敏君的市场道路和市场策略更为清晰。岳敏君却把这一切归结为小时候文革的经历和毛的影响。毛一直在塑造自己，这影响了他那一代人，渴望塑造自己、影响社会。如今，毛的时代过去了，但烙印却已经消失不了了。
《路》的策展人冷林认为，在岳敏君的艺术中，“自我形象”放大变成了一种市场策略。“岳敏君这一代艺术家成长于中国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并加速发展的时期，这也是世界经济繁荣的时期，他们充分在这一合适的氛围里发展他们的市场策略和公众交流技巧。他们个人几乎变成了自己发明的商标的化身。”
傻笑人的烦恼
这次展览的题目《路》是冷林提出来的，岳敏君说他是觉得没有方向了，才画了基督的一生，想表达人生路途上的一些顿悟和迷茫。
傻笑人究竟还能走多远，对于这个问题，岳敏君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答案。有时候他会说傻笑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下去，艺术应该坚持，不应该变来变去；有时候他又会说他也在困惑，自己到底要不要跳出已有的模式，突破自己。其实他也一直在纠结，在两个选择之间游移不定。“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画下去？”岳敏君自己也会问自己。
其实从一开始，他就铁了心打算设计一个不变的人物，只是替换场景，让他在不同的背景里演绎自己的故事。但社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包容，甚至还称得上尖刻。一方面，评论家们希望艺术家按照同一个脉络线性地发展下去，另一方，作品的千篇一律，确实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仿佛是纯粹投市场所好。
这些年来，傻笑的不断重复出现，让艺术评论家们找到了批评当代艺术创造乏力的理由。他们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是因为艺术家害怕实验失败，怕冒学术和市场的风险，害怕一改风格市场就不认了，这是艺术家在向市场、向流行屈服。
很多人说社会已经变了，但岳敏君觉得没什么改变，他觉得傻笑的文化在我们的环境里并没有结束。这一次，他再次告诉我们傻笑人他会一直画下去，因为他对这个形象还有情。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毕竟市场是存在的，回避不了。
如果想要表现出自己很不在乎市场，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改变同样有问题。2009年，岳敏君做了展览《公元3009之考古发现》，人们质疑他为什么要用現成品，说岳敏君是不是没东西可做了。2008年上海双年展上，名为《迁徙》的大型恐龙群雕也遭到了观念匮乏等批评。岳敏君觉得人们的知识系统完全出问题了。“人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范围，很难逃过自己设置的逻辑。”
艺术家并不是单一的个体，社会的压力随时要影响、塑造艺术家，过去是通过父母，现在则是通过媒体、评论、网络谩骂等各种渠道。当所有人都在说他“炒冷饭”，岳敏君说他本来还挺热情地热恋着自己的作品，被这么一说，就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但他同时又说没必要为了社会、别人强加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改变自己的想法，要凭自己的感觉去做，保持自我本色。“艺术家最可贵的，还是要保持自己对事物的认识，以自我为中心，独立思考。变和不变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是问题，艺术作品也不能用变与不变的标准来判断。”
钱钟书的《围城》岳敏君看过好几遍，他觉得方鸿渐和自己很像，没办法挣脱，把自己变得很伟岸。“为什么说方鸿渐是没用的人，我觉得是种自嘲。”岳敏君不是一个时刻提醒自己要正视自我的人，“我没有勇气，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才敢去做”。
来源：京华周刊
6月11日，798发生了一场交通堵塞。
岳敏君个展《路》在佩斯北京画廊举办。展览现场，这位屡屡拍出数千万元天价的艺术家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无数闪光灯对准他噼啪。自1991年创作第一幅“傻笑”作品《大狂喜》起，20年后，岳敏君依然执著地以大笑回应了当下社会。
岳敏君不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在展厅里的样子，会觉得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点慌，总觉得和心理预期不一样。就像他画里的人物一样，他大笑着，却很紧张，紧闭双眼不愿看这个世界，他笑着，但你却会觉得他的心里其实正在想不愿示人的悲观阴暗的事。自己的画挂在展厅里，就好像被脱光了衣服，把内心晾于大庭广众，还一本正经的，太不自在了。
笑是陷阱
和其他当代艺术家相比，岳敏君离娱乐圈更近。他和刘德华交流艺术，张元的电影《有种》，他也合作了一把，连王力宏的《摇滚怎么了》里也唱起了“敏君似的笑脸”。在电影《爱出色》中，岳敏君的作品作为重要道具贯穿整个故事，导演陈奕利说，之所以想把岳敏君的作品放到电影里，是因为它们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但代价就是陈奕利必须每天晚上把画带回家，第二天再拿回拍摄现场，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岳敏君的画中开始不断出现以自己的脸为原型，咧嘴傻笑的人，笑容变成了一副面具。
对于傻笑，每次岳敏君给出的解释都不一样。有时他会说这幅笑脸和人生一样，“每一天都是痛苦与喜悦交织的，人生不能够完全忘我的快乐”；有时他会说这是“被饥饿逼迫的张开的嘴巴”；有时他又会说人在笑的时候最空洞最无情，他重复画笑是想表现丧失信仰，嘲笑充斥着背叛的现实；同时他还觉得“大笑是一种保证，保证一切都会变好，就像佛教所承诺的来生完满”，因为“其他任何反映都是没用的”。此类的话他还说过很多，解释总是多义的，其实岳敏君也不希望笑的含义永远固定，不然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就像博斯和勃鲁盖尔笔下的疯子和愚人，傻笑人正处于极端的感情状态之中，就像脑子进了水，失去了理性能力。“笑是一种陷阱，”岳敏君说，“我想把负面的情绪都隐藏在笑的背后。”
岳敏君也尝试过改变。
2006年，岳敏君似乎厌倦了傻笑，他创作了“寻找系列”。但事实上，“寻找系列”是傻笑人的大脑。“傻笑人感觉很迷茫，而且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所以表现出一种迷宫的感觉。”岳敏君这样解释。而在他的“场景系列”中，作品都是取材于人们熟知的中外油画名作，但抽离了人物，只留下环境。
《渔港新医》中不见了那位朴实的女赤脚医生，只留下空荡荡的渔船；《毛主席去安源》中不见了夹油纸伞的毛主席；而在这次的《受胎告知》里面，大天使拉斐尔和圣母都不在了，只是一个场景。这既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也有一种游戏态度，与傻笑人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许可以使我们摆脱禁锢和束缚，开始重新思考，在与不在这么具体的事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玩世偶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栗宪庭给岳敏君、方力钧等一群画家打上了“玩世现实主义”的标签。
“玩世”作为古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一种处世姿态，在中国由来已久。看似市井无赖的玩世不恭，其实是对正统文化、政治、权利的一种反叛。在高强度的专制统治下，他们一开始会采取一种对立和反抗的态度，但可能马上又消失了，因为要生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又要表达一种态度，他们选择了所谓“泼皮”的方式。
将“玩世现实主义”付诸于当代艺术，方力钧塑造了一群打着哈欠，无所事事，以后脑勺示人的大光头；岳敏君则刻画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傻笑，讽刺社会，嘲笑自我。
第一次听到“玩世泼皮”这个称谓的时候，岳敏君马上就对号入座了。“我当时觉得栗宪庭对事物的理解和把握很犀利很深刻，他能从混乱的感觉中提炼出来，和以往的评论不太一样。”
栗宪庭说，岳敏君是“肤浅偶像的制作者”，他的自嘲性傻笑人，永远咧着大嘴，仿佛患上了欣快症，他们把身体扭成各种“拧巴”的姿势，或穿上大人物的服饰，仿佛在和全世界开玩笑，表达出当今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
这种风格最早形成，是在他的圆明园时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岳敏君搬到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更早些时候，他曾经在钻井平台工作，当一名石油工人，也在石油学校里教过美术。再早一些，他是一个被父母从湖北带到北京的少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界暗流涌动。1989年2月，岳敏君听说中国美术馆将举办一次现代艺术展，当时最好的艺术家齐集一堂。但等他坐火车从河北赶到北京，却已经停展了——艺术家肖鲁用手枪向她的个人装置作品《对话》开火，美术馆里炸了窝，整个展览被强行关闭。此后的一段时间，前卫艺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批判。这件事对中国当时的艺术家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也改变了岳敏君对于世界的看法。
那一年之后，岳敏君开始创作傻笑系列油画。岳敏君将这些笑臉不断复制，让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之中。他的傻笑，与张晓刚的“大家庭”、王广义的“大批判”、方力钧的“大光头”，成为各自标志性的符号。
栗宪庭这样评价岳敏君和方力钧的不同，“方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对抗心理，和内在紧张的力量。一个大光头，或者一排大光头的形象，视觉的冲击力有一种示威的感觉。而岳敏君更外在，傻笑符号是一种没心没肺的松散、慵懒、百无聊赖。”但现实生活中则截然相反，方力钧更外在、更嘻嘻哈哈，岳敏君则更内向。
岳敏君害怕分析自己，没事躺在床上琢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他觉得毛骨悚然。他觉得审视自己之后，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别人也会用昨天晚上你审视自己的眼光看待你。相比剖析自己，岳敏君显然觉得装傻更好，什么都不想，更自然。
疯狂的市场
傻笑人让岳敏君的名气越来越大，随之水涨船高的，是他的市场价格。岳敏君大摇大摆地迈入了“千万俱乐部”，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与疯狂。
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金鱼》以13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100万元的价格成交，岳敏君首次突破千万大关。6月的伦敦当代艺术拍卖会上，其作品《教皇》拍出214万英镑。10月，他的《处决》在伦敦苏富比拍出了590 万美元，约4400万元人民币，再次改写了其个人作品拍卖记录，并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世界纪录。此外，《希阿岛的屠杀》在香港苏富比以约合人民币3500万元成交，香港佳士得春拍推出的《画家和他的朋友们》成交价为2048万元，秋拍上的《活着》以2160万元成交。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岳敏君于1993年创作的《轰轰》依然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上拍出了约为4814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岳敏君的名字变得炙手可热。
同一年，岳敏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这份名单上，除了普京，还有奥巴马和希拉里等人。岳敏君是唯一一个入选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位艺术家。《时代周刊》如此评价岳敏君：“岳敏君经历过新经济的繁荣，这些经历异常清晰地体现在这张脸上。这个笑容不仅仅滑稽可笑，它表达着在繁荣景象的阴影下，深度不安的情绪。被贴上‘玩世现实主义’的标签，这个笑容被解释为荒谬一切的玩笑，或者是生活中欢乐的形象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灭绝。”
岳敏君曾说过，他有一个野心，要让以后所有人只要看到笑就想到他，而且只能想到他，不是别人。于是他霸道地建立了一套理论，或者说是人生哲学，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败”的境地，别人抓不到把柄。岳敏君成功地把自己复制了，塑造成为一个“偶像”。
有人说比起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等人，岳敏君的市场道路和市场策略更为清晰。岳敏君却把这一切归结为小时候文革的经历和毛的影响。毛一直在塑造自己，这影响了他那一代人，渴望塑造自己、影响社会。如今，毛的时代过去了，但烙印却已经消失不了了。
《路》的策展人冷林认为，在岳敏君的艺术中，“自我形象”放大变成了一种市场策略。“岳敏君这一代艺术家成长于中国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并加速发展的时期，这也是世界经济繁荣的时期，他们充分在这一合适的氛围里发展他们的市场策略和公众交流技巧。他们个人几乎变成了自己发明的商标的化身。”
傻笑人的烦恼
这次展览的题目《路》是冷林提出来的，岳敏君说他是觉得没有方向了，才画了基督的一生，想表达人生路途上的一些顿悟和迷茫。
傻笑人究竟还能走多远，对于这个问题，岳敏君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答案。有时候他会说傻笑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下去，艺术应该坚持，不应该变来变去；有时候他又会说他也在困惑，自己到底要不要跳出已有的模式，突破自己。其实他也一直在纠结，在两个选择之间游移不定。“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画下去？”岳敏君自己也会问自己。
其实从一开始，他就铁了心打算设计一个不变的人物，只是替换场景，让他在不同的背景里演绎自己的故事。但社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包容，甚至还称得上尖刻。一方面，评论家们希望艺术家按照同一个脉络线性地发展下去，另一方，作品的千篇一律，确实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仿佛是纯粹投市场所好。
这些年来，傻笑的不断重复出现，让艺术评论家们找到了批评当代艺术创造乏力的理由。他们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是因为艺术家害怕实验失败，怕冒学术和市场的风险，害怕一改风格市场就不认了，这是艺术家在向市场、向流行屈服。
很多人说社会已经变了，但岳敏君觉得没什么改变，他觉得傻笑的文化在我们的环境里并没有结束。这一次，他再次告诉我们傻笑人他会一直画下去，因为他对这个形象还有情。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毕竟市场是存在的，回避不了。
如果想要表现出自己很不在乎市场，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改变同样有问题。2009年，岳敏君做了展览《公元3009之考古发现》，人们质疑他为什么要用現成品，说岳敏君是不是没东西可做了。2008年上海双年展上，名为《迁徙》的大型恐龙群雕也遭到了观念匮乏等批评。岳敏君觉得人们的知识系统完全出问题了。“人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范围，很难逃过自己设置的逻辑。”
艺术家并不是单一的个体，社会的压力随时要影响、塑造艺术家，过去是通过父母，现在则是通过媒体、评论、网络谩骂等各种渠道。当所有人都在说他“炒冷饭”，岳敏君说他本来还挺热情地热恋着自己的作品，被这么一说，就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但他同时又说没必要为了社会、别人强加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改变自己的想法，要凭自己的感觉去做，保持自我本色。“艺术家最可贵的，还是要保持自己对事物的认识，以自我为中心，独立思考。变和不变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是问题，艺术作品也不能用变与不变的标准来判断。”
钱钟书的《围城》岳敏君看过好几遍，他觉得方鸿渐和自己很像，没办法挣脱，把自己变得很伟岸。“为什么说方鸿渐是没用的人，我觉得是种自嘲。”岳敏君不是一个时刻提醒自己要正视自我的人，“我没有勇气，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才敢去做”。
来源：京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