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老街

　　
　　 清晨，当城市开始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距离南京一百多公里的高淳刚刚苏醒。只有八百多米的高淳老街，却浓缩了自宋以来历代建筑的精华，被誉为“金陵第一古街”。十多条巷弄沿老街横向排列，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区格局。青瓦白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尘嚣，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水乡人家的温婉。
　　 高淳东邻苏州、无锡，西接安徽，自古就被誉为“日出斗金、日落斗银”的鱼米之乡。
　　 高淳之高，在其眼光放得高远;高淳之淳，在其心思始终淳朴。灾难过后，艰难度日的高淳人没有放弃重建家园的决心，人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卖上一捆柴或一筐鱼，总会从牙缝里省出一点钱来，置几块砖买几根木料留着，农闲时间，人们在密密麻麻的水网中一担担运土、一砖砖垒堤，像燕子衔泥般重建家园。
　　 历史终究没有遗忘这片良善之地，时代也不会抛弃这些淳朴之民。多年后，一条崭新的街道再度出现。明弘治四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比以往更加繁华热闹。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就曾游历高淳，当年御用的水井至今还陪伴着老街人的生活。
　　 几百年的时光没有改变老街的格局，蜿蜒的街道好似钱兜的形状，寓意着“聚财兴旺，前程无限”的好风水，从审美上来说，也有移步换景，别有洞天的感觉。沿街前店后宅的砖木骑楼，是典型的徽派风格。从建设之初，老街人就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融入进一砖一瓦中，直到今天，还能在门梁木雕上看到“文武财神”“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的形象。
　　 吴家大院原是吴氏家族的祠堂，也是老街人商量大事的地方。1938年6月的一天夜晚，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客人来到这里，挥毫写下一首《东征初抵高淳》，他就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芦苇丛中任我行，星星渔火水中明。步哨呼觉征人起，欣然夜半到高淳。”这首诗记录下了新四军第一次来到高淳时的情景。
　　 第二天，老街四千多人全都聚在了一起，聆听陈毅的抗日救国演讲。在此之前半年，他们刚刚经历过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大屠杀”，国破家亡的屈辱和绝望笼罩着所有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让他们一下子看到了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曙光。
　　 高淳人接纳了这支年轻的队伍，先后把三千多名子弟送去参军，以极大的奉献精神支持着人民子弟兵。
　　 抗战时期，高淳老街成为新四军茅山根据地和皖南总部的重要中转站。一次惨烈的战斗后，新四军伤亡极大，为了不影响整体行动，部队决定让五十多位伤员就地养伤。为了避开日伪军拉网式的扫荡，高淳人把伤员藏进固城湖的芦苇荡里。艰难的生活使伤病员的身体恶化了。消息传出来，乡亲们非常着急，他们冒着被日伪军发现的危险，半夜偷偷给战士们送去粮食。
　　 子弟兵为人民浴血奋战，高淳人倾其所有支持他们。仅在一次战役中，高淳就有六千多名支前民工把60万斤大米、1300担小鱼、12000條毛巾、6000双军鞋和1万块大洋送上前线。这些钱和物资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家产，有些甚至是来年的种子。国难当头之际，高淳人深明大义，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做出了选择。
　　 直到今天，每当说起往事，87岁的吴河水老人都会满脸的自豪。
　　 今年90岁的梅位炳，当年跟着师傅为新四军做军鞋，从此学得了一门手艺。解放后，他在老街开了一家布鞋店，手工缝制的布鞋舒适透气，街坊邻居都喜欢找他做鞋。改革开放后，高淳老街成为小有名气的商业街区，梅家老布鞋也成了“名牌”，上了电视、报纸，还被热心人介绍到网上，销量越来越大。高淳人不屑名利之争，要的只是内心那份知足常乐的满足。七十多年过去了，梅位炳老人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老师傅，但却始终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缝出了老街人的淳朴与善良。
　　 在高淳老街，还有许多像梅位炳这样的手艺人，他们守着一份老传统和旧情怀，以一种近乎执着的态度延续着数百年来的风俗。
　　

将台堡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乎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邻葫芦河，右靠马莲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
　　 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在将台堡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八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
　　 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
　　 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
　　 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十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说，这个井打成以后水量很旺，为当地的百姓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就把这个井叫作“红军井”。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
　　 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四十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教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
　　

杨柳街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蕴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
　　 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进它，了解它。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鸦山脚下，北起新舟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
　　 八十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的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五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有过这样的部队，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八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1月9日听说中央纵队进城，三千老百姓自发地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
　　 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如今，这座二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歷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
　　 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
　　 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四千，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
　　 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两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一场军民协作的平叛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
　　 在楊氏家族统治播州的七百二十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箕裘，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
　　 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了名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地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寄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
　　 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四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三千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李炳文大儿子李孟常说，他父亲也很害怕，那些资料底稿还放在他父亲家里面。前边门面上来搜了之后，他父亲在前面应付。后头，就是他母亲听到来搜来了，就急中生智，马上把另外一个帽筒的米倒在装了资料的帽筒里头，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了，就看不出有资料在里头。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
　　 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三千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里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遵义因地处重庆和贵阳之间，成为抗战时期连接前后方重要的运输线之一。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经过四次搬迁，最终选在杨柳街落脚。
　　 心底无私的老街人接到浙大要迁来的消息后，专门成立了接洽浙大的委员会。当时在战事与灾荒的双重影响下，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老街人决定“每日以当日最低价供给”浙大三担大米，并且允诺，紧急情况下优先保障浙大师生使用。在自身住房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遵义人为浙大师生让出250多间房屋，并且在城西专门规划二百多亩地，提供给浙大办农场。
　　 刚刚落户杨柳街时，浙大有一名教师，三名学生患上了肺结核，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被传染的师生越来越多，老街上的中医朱诚中主动提出为浙大病人诊治。
　　 战争年代，药品稀缺且极其昂贵，但是朱诚中却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当得知人工气胸术对治疗肺结核病很有帮助时，朱诚中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从朋友那里东拼西凑，购买了一套气胸设备。
　　 七年的时间里，杨柳街人用无私的胸怀接纳和帮助着受难的同胞，使得浙大在战乱中保全了下来。
　　 战争过后，杨柳街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青石板路历经了岁月的磨洗，在时光的流逝当中，见证了老街厚重的过往。而心底无私的胸襟与气度也随着时间的流转被深植在了老街人的心底，在今天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
　　 李光老人从小在杨柳街长大，1935年红军到来时，这个只有14岁的放牛娃，报名参了军，和5500多名遵义的热血青年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终于换来了天下太平。1985年，李光离休后，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大部分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向十多所中小学捐款超过六十万元。 　　 老人对孩子们十分慷慨，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岁月蹒跚了老人的步履，光阴却没能改变他的信念。如今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因身体原因已不能言语，但他的目光中却闪烁着那如同当年参加红军时般的坚定。
　　 “只要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帮助孩子。”一句承诺，三十年坚守。
　　 为了感谢老红军的捐助，遵义的原桂花小学、海龙中学分别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如今，三万多名义工散落在遵义的大街小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公益之路，把老人播撒下的希望种子和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太平镇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92岁高龄的车盛寅老人。
　　 从古蔺县电力公司离休后，车盛寅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
　　 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九岁的车盛寅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车盛寅家当时是做小本生意的。红军来的当天上午下雨了，房子有点儿漏，父亲拿盆去接。有个红军就问，老大爷，您在做什么？他说我房子漏了。红军说让我看看，他就爬上去给补好了。
　　 红军的举动让车在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慢慢地，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盐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
　　 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們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古镇居民胡兵说，因为爷爷在行医的时候，曾祖父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最后他和奶奶商量，第二天红军要走的时候，他把秘方送给了红军。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
　　 胡大成的情义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艄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
　　 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漂走，断了敌军的追路。
　　 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牧池

　　 马牧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
　　 沂蒙山位于山东省中南部，这里不仅是革命的老区，也是世界著名的长寿养生圣地。“马牧池”是过往军队在汶河边上建造的饮马的池子。它群山环绕，易守难攻，常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大批的共产党员从延安转战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这里又有多少革命的火种被抚育成长。乡亲们把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做成好吃的给革命战士的孩子们吃 。他们心甘情愿地为革命战士抚养孩子，解决他们上战场作战的后顾之忧。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区的人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他们为人的高尚品德。八路军战士为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这一切让当地的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读书识字，并且有了自己名字。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惠及当地人民，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八十、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十几斤。
　　 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建设，提防敌人的进攻。当敌人来冒犯时，八路军首先保护的是老百姓，其次才想到的是自己。由于常年奔波在外地的孩子，会出现营养不良，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烈士和干部的子女被分散到农户家抚养。
　　 在于爱梅母亲张淑贞的眼里，革命战士的孩子就是由大家来共同抚养，即便是自己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得把革命战士的孩子养大：这是革命得以继续的根啊！罗东进出生三四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被张淑贞抚养。七十多年过去了，罗东进将军提起这件事依然感动不已，难以忘怀。 罗东进将军回忆当时自己就是被这些大爷大妈像大鸟喂小鸟一样口对口地喂养。当时送到张淑贞家的孩子有几十个，从七八岁到刚出生三天，孩子大小不一，张淑贞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让帮忙人乳喂养。
　　 由于孩子多，仅有的奶水不够，张淑贞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八路军的孩子吃。她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但自己唯一的儿子由于无力照顾而不幸夭折。
　　 张淑贞老人告诉自己的女儿于爱梅：八路军都在前方打仗，有的已经成为烈士，他们的根不能断，自己还年轻还可以再生。（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就断了根了。）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在马牧池有一个共同的“娘”，为了让娘过上好日子，安度晚年，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他们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他们觉得八路军在前方为老百姓卖命，老百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
　　 当然这些孩子们对于“娘”的养育之恩铭记在心。农历九月十三，是“娘”张淑贞105岁寿辰。孩子们都会回到牧马池为她过生日。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七八十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他们特意从北京赶过来给娘过生日，祝福革命老妈妈生日快乐。
　　 马牧池是一座拥军爱军的历史城堡。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的“团瓢”。为掩护革命战士和保护伤员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有一位叫明德英的哑女，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以种地为生，她家的房子就是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兵放火烧了。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当时就有八路军小战士身负重伤。明德英出去挖苦菜碰到，把小战士背回了家。后来才得知他的名字叫庄新民。面对流血过多、奄奄一息的小战士，她顾不了很多，用自己的乳汁一滴一滴来喂他。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革命战士，这足以见证军民鱼水情，她当时把小战士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救治，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伟大无比的一种举动。
　　 明德英虽然不会讲话，但她心里特别清楚八路军就是自己最亲的人，而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在她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為了不让敌人发现受伤的伤员，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并且让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
　　 当年，在沂蒙山区流传着这样的话语：“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七万多人。革命的火种一点点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当地的老百姓也把自己对八路军战士的亲情一点点加深，变浓。
　　 “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在马牧池是一件常见的事，八路军舍身为民，百姓心里像明镜一样。他们知道没有八路军来保卫国家，保护百姓，那么百姓将会成为日寇脚下的草木，后果不堪设想。
　　 马牧池人也竭尽全力去帮助八路军，和他们并肩同行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汶河在静静地流淌着，如今虽已波澜不惊，但它仍然在战争的烟火中波涛汹涌不止。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妇救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五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然而，村子里的青壮年男人都去参军了，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孩子和妇女。情急之下，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蹚进冰冷的河水中，临时架起了一座“人桥”。她说水最深的地方到肚脐，她们分组，四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搭起来了。
　　 在这争分夺秒的时候，战士们赶到河边，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有的战士说他们不能踏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李桂芳劝他们不要犹豫，在这个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 坚决要求大家踩着“人桥”过河。
　　 五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位上涨。32位沂蒙红嫂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通道。战士们一个个踩着“人桥”过去了，但红嫂们却被这冰冷的河水冲击留下了伤痕，有的流产，有的残疾，有的终身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这些红嫂都是当地一个个随处可见的平凡人，然而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无私和勇敢的精神却至高无上。正是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和这片土壤养育了这样爱憎分明、宽厚豁达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