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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的《新年梦》不可视为普通的小说，其中蕴含着蔡元培的治国理想，本文试图通过解读《新年梦》，以此讨论蔡元培的总体思想。本文首先讨论了蔡元培对小说的理解，其次具体解读了小说的内容，最后将《新年梦》置于横向的比较之中，讨论了蔡元培思想与康有为、孙中山之间的关联和分歧。
关键词：蔡元培；立法；破除家庭；建成国家
吴稚晖视蔡元培为“周公型之人物”，他评价蔡元培曰：“先生托政治于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故于教育，主张急始大学。苟满街皆走大学生，何政不举？”{1}周公是制礼作乐之人，蔡元培一生亦志为中华民族制礼作乐，吴稚晖将蔡元培视为“周公型人物”，可谓卓识，亦深得蔡元培之心。
1904年，蔡元培《新年梦》发表于《俄事警闻》。其后蔡元培曾忆及《新年梦》曰：“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2}蔡元培言《新年梦》发表于《警钟》，盖因时隔已久，误记也。蔡元培夫子自道，可见其作《新年梦》之意——以小说演绎西洋社会主义家言。“西洋社会主义”指无政府主义，故《新年梦》曾被收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本文通过解读《新年梦》，试图窥测蔡元培的总体思想，亦试图见出晚清小说向大说转变的轨迹。
一、蔡元培对小说的态度
《新年梦》既是小说，须先明蔡元培对小说的态度，因蔡元培对小说之态度必然影响其小说的风貌。
蔡元培未作专文论小说，他对小说的理解与论述散见于其文章、演说之中，下文略举一二，或能见微知著，由小知大。
1892年蔡元培中进士，在《殿试策论对》中，蔡元培纵谈诸子及天下大势，顺便提及小说曰：“顾惟小说家者流，闾里小知、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亦使缀而不忘；敢不一杼愚虑，敬傅刍荛狂夫之议乎？”③蔡元培称小说为“闾里小知、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刍荛狂夫之议”，此论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小说为小道，然亦有其作用，故不可废。
1901年，蔡元培作《学堂教科论》，将各种知识分门别类，在文学科中，分设小说学。蔡元培对小说的定义为：“小说者，民史之流也。群学家曰：前史体例，其于事变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以然，且于君公帝王之事，虽小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虽大而不载；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无可稽。我国史记，自太史公以外，皆此类耳。近世乃有小说，虽多寓言，颇详民俗，而文理浅近，尤有语言文字合一之趣。若能祛猥亵怪诞之弊，而纬以正大确实之义，则善矣。”又曰：“诗歌小说，所以刺激感情，而辅庄语之不足者也。感情所溢，以景物、伦理、政事界之。否则，诲盗诲淫之作，皆阑入矣。”{1}蔡元培对小说的评价依旧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小说可见“民生风俗”，可“刺激感情”，然却有“猥亵怪诞”之弊，惟有以“正大确实之义”辅之、界之，方可因小说之利而用之，但务去小说之弊，这与梁启超“欲新民必先新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1916年，蔡元培在讨论通俗教育时，言及小说曰：“小说于教育上尤有密切之关系，往往有寝馈其中而得获知识者。昔时尚无人注意及此。近自西学输入，翻译彼邦小说，日渐繁多，国人始稍稍注意。小说家之名，已见于《汉书·艺文志》。自唐以后，小说渐盛。综观我国小说，强半多涉男女之情。其故由于我国男女之妨素严，作小说者，往往多借文字以发泄其怀抱。其他则不外乎鬼怪神仙之谈。如《水浒》、《红楼梦》等书，在昔人已有目为诲淫诲盗者。足征论者已认此种小说，为有教育之价值。……就教育家之眼光审谛小说，固必取隐恶扬善之意。惟小说家之笔墨，写君子难而写小人易。试观各国之操新闻事业者，为动阅者之目起见，往往搜集各种新奇之侦探案，将案中细情曲意描摹，载诸报纸之上。为营业起见，计固良得。然阅者之脑筋，日日印入此非法行为，难保不因之感染。尝闻有人日阅医家之治症告白，久而久之，其人果患与告白相类之病症。以此例彼，其关系于人心也巨矣。世界万事，有阴必有阳，有暗必有明。作小说者讵能违乎此旨。顾西国所谓自然派小说，笔墨虽写黑暗之状，而目光常注光明之点。我国之作者则不然，如近时所传之《官场现形记》等书，其描写黑暗情形，可谓淋漓尽致。然不能觅得其趋向光明之径线，则几何不牵帅读者而使之沉溺于黑暗社会耶！”{2}蔡元培强调小说有教育国民的作用，但亦警惕其副作用，故欲作小说者扶阳抑阴，“趋向光明”，隐恶扬善，而不可“沉溺于黑暗”。蔡元培改造小说之意于此可见。
就蔡元培写于不同时期的几篇文章观之，蔡元培对小说的态度虽略变，但大体如一。蔡元培相信小说有益于社会，对国民有教育作用，可是也处处防其弊端。蔡元培亦欲改良小说，扶阳抑阴，导小说以“正大确实之义”。蔡元培对小说之态度与梁启超对小说之态度大略相同。小说有益于世人，故蔡元培作小说；小说终究是小道，致远恐泥，故蔡元培毕生只写过这一篇小说。
蔡元培曾言：“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③蔡元培所言“欲自强”，“须自人心风俗始”。此即《学记》“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学始”之象。蔡元培致力于此，张元济致力于此，鲁迅亦致力于此。只是三者化民成俗的方式和方向不同，蔡元培在教育，张元济在出版，鲁迅在写作，然而三者殊途同归。蔡元培一生孜孜以求者在教育，其成就亦体现在教育之中。蔡元培曾作诗自述其志，曰“志以教育，挽彼沦胥。”{4}这两句诗最能见出蔡元培之志。教育之标的在政治，从事教育才是从事最为根本的政治。从政者直接从政，走的是空间路线；教育是哲人的事业，哲人走的是时间的路线。哲人不死，教育不止。蔡元培之教育（化民成俗）体现多端：一为学堂教育，1898年蔡元培辞官离京，1898年12月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0年2月任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受聘南洋公学，{5}遑论此后出任教育部总长，任北京大学校长；二为倡导美育，蔡元培先生曾作《以美育代宗教说》等文，倡导美育，亦是着眼于教育；三为著作，其著作亦着眼于国民教育，比如1912年蔡元培曾作《中学修身教科书》。余不一一赘言，要言之，蔡元培一生言、行皆志在化民成俗。故解读蔡元培的小说《新年梦》亦须从教育（化民成俗）上着手，如此方能懂得小说的真正用意。
二、“新年梦”
《新年梦》情节极其简单，“中国一民”在新年时做了一个梦，这篇小说几乎通篇描写这个梦境。我们先从“中国一民”其人和新年解起。
“中国一民”者何？中国一民是一个人，小说对其人来龙去脉有所交代：“原来那人是江南富家子弟，他自幼性情有点古怪，读书之外，喜学工艺，内地的木工、铁工，都是旧法，无所不学，一学就会。”{6}由此可见，“中国一民”是读书人，且是重视实学的读书人，喜工艺，会木工、铁工。孔子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本末均不废。宋儒则高谈阔论，逐本舍末，如是实学阙如。晚清诸儒已意识到宋儒的这个缺点，他们重视实学，即取不废末之意。又因为晚清士人因为西洋坚船利炮之刺激，开始注重实学，张之洞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蔡元培的好友吴稚晖即躬亲于此，据说吴稚晖“生平好与木工、铁工、水泥工等有一艺之长的人在一起，把刮刨锯凿视为无上精品”{1}。吴稚晖如此，可见其时风气。比如陈天华亦曾言：“你看中国的人，有本领有知识的有几个，就是号称读书的人，除了且、夫、若、曰几个字以外，还晓得什么？那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每人到了六岁，无论男女都要进学堂，所学的无非是天文、舆地、伦理、化学、物理、算学、图画、音乐，一切有用的学问，习了十余年。……他的极下等的人，其学问胜过我国的翰林、进士。”{2}陈天华重视“有用的学问”，故愤然言此。其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即是重视实业思路之延续，盖中国欲实现“富”“强”不得不发展实学。“到十六岁时，他就离家外出，……跑到通商口岸做工度日，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230页）中国一民不仅通实学，亦通洋务，中国一民在通商口岸游历，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学英、法、德文字即是欲理解西方，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欲进入这个世界，须理解这个世界的语言。其时，天下大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露端倪，中国一民为时代之先觉者，已感知到时代气运已变。“隔了三年，差不多三国的通行语都能说了。他又学了点西人的普通学，学了点西人的工艺，就要游历外国。他是最爱平等、爱自由的人，所以先到美国，后又从美国到法国，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又到德国进高等工业学校，自己又研究哲学。那时候，俄国的民党在德国的很多，他时常与之往来，渐渐把俄国话学会了。卒业后，他到英吉利、意大利、瑞士等国游历过了，慢慢的到俄国去考察他们社会上的情形很详细，走西伯利亚回到东三省。”（230页）中国一民遍游欧洲，先到美国、法国，又到德国、俄国。由美国到法国，再到德国，此是学问精进之象，因德国以哲学闻名于世。西方的不同模式皆曾被中国模拟过：有以日为师者，若黄遵宪、康有为；有以法为师者，若吴稚晖、李石曾③；有以德为师者，蔡元培可当之。这些人引进了新的文明模式，欲重新安排中国的礼乐。师法趋向不同，意味着核心价值不同，立法方案不同。中国一民转向德国，可见其最终之方向。中国一民先入工业学校，又研究哲学。工业、实学是西方之表，哲学才是西方之里，是西方学问最根本的东西，中国一民对西方的理解逐渐由表入里，升堂入室。刘鹗作《老残游记》，老残亦游，“奔走江湖二十年”，但止于中国之内，中国一民视域已经扩大，遍游世界。老残“奔走江湖二十年”，为了知己，为了解其时中国之现状，以设法应对；中国一民遍游世界，为理解中国新的世界格局中的总体状况，为了知己知彼。
由上可见，中国一民是士人，对中国和西方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懂得时代风气和世界潮流，实是当时理想士人之典型。《新中国未来记》的演说者孔觉民亦是士人。士人是教化者，以士人为小说主人公，即是以小说之名行教化之实，亦可以见出蔡元培以“正大确实之义”改造小说的意图。
中国一民，有寓意之名也，暗含了蔡元培的政治理想。“中国一民”典出《礼运》篇：“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礼运》强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孙希旦释曰：“礼达分定，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则是天下虽远，而民之亲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亲爱，如一家之人也；中国虽大，而下之趋上，不啻手足头目之相捍卫，如一人之身也。”{4}中国一民强调“中国虽大，如一家之人”。《礼运》篇强调民亲其君，蔡元培以国家置换了君，民非复亲君，而是民要亲国。小说中作者说，战事之后，民间逐渐康乐，那时候“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到很有条理，没有推诿模糊的”（241页）。蔡元培主张废除君主制，其后他与孙中山而非康有为合作，由此可见出端倪。当务之急是须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国家，小说写道：“先要把没有成国的人，都叫他好好儿建起一个国来才好。现在史拉夫人、支那人，都是有家没国的。”（231页）“中国一民”隐喻了蔡元培的政治理想，这是一种国家状态，中国如同一民。在危机时刻、紧急关头，上下团结一致，方有凝聚力。恰如美国联邦党人，因邦联制不足以应对其时美国之困境，故联邦党人欲修宪，将邦联制改为联邦制。邦联制分散，各邦心怀异志；联邦制则能团结诸邦，众志成城，一方面可以防止内乱，另一方面则可以抵制周边国家的侵略。中国一民是蔡元培的理想，其时中国内部之分裂，不能团结一致，抵制列强。蔡元培曾言：“痛乎哉，西人之论中国也，曰：‘中国号一统，实二十三小国也。’呜呼，岂直二十三行省而已！省之下，道若府又自为国也；府之下，州若县又自为国也；州若县之下，邨若肆若塾又各自为国也。”{1}蔡元培之叹与联邦党人之叹，同也。如何作到中国一民？须去除中间的阻隔，小说中提到的主要阻隔是家庭。“中国一民”言“因为一国中，又是一家一家的分了，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把人的力量都縻费掉了。……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縻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公就好了！”（231页）蔡元培这里的主张与梁启超《新民说》如出一辙，《新民说》主张中国建成国家，下面须去掉家庭，上面须去掉天下。“中国一民”可体现《新民说》之意。小说又写道，各国围攻中国，“那知道真金不怕火，竟不是讲多少的，大凡开战时候，守的本来比攻的容易，就只怕有奸细泄露军情。这时候中国的人，就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灵魂，除了这个，没有再找权利的地方，那里肯损害他一点呢！所以外国人用尽方法，想买个奸细，一个都买不出。”（240）这里具体描述了中国一民的状态。
新年者何？甲辰年正月一日。此是天干地支纪年之法。其时关于中国纪年何去何从，有几种争论。以何纪年，兹事体大，盖意味着立谁为城邦之神。康有为持孔子纪年法，这是推尊孔子；章太炎倡黄帝纪年，这是推尊黄帝。{2}但这些纪年方式逐渐被淘汰，基督纪年逐渐胜出，以迄于今。梁启超曾言纪年之义，他说：“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然而年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者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欲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于是乎有纪年。凡天地间事物之名号，其根原莫不处于指代，而纪年亦其一端也。”③梁启超言纪年为“化无定为有定”。海德格尔言“存在时间”，存在即时间，时间即是存在。在《存在与时间》导言中，海德格尔说：“其初步目标则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4}“理解存在须以时间为视野”，蔡元培此处以干支纪年，或可见其以中华民族为本位。此应不为过度阐释，小说后文亦涉及纪年，作者言“西历千八百四十年的联军破法”（240页），强调“西历”，即暗示西历与中历有分别。甲辰年正月一日出现两次，做梦时间为甲辰年正月一日，梦中成立胜自然会时在“后一个甲辰年正月一日”。前一个甲辰年为1904年，后一个甲辰年为1964年，其间经历一个轮回。前一个甲辰年为当时之现在，后一个甲辰年为当时之将来。前一个甲辰年是起点，须从现在做起，立足于当下建起一个新世界，以达后一个甲辰年。为何梦在新年？且小说郑重其事名为“新年梦”？一朝兴起必改正朔，万事皆从新年正月一日始。《春秋公羊传》首句即是“元年春王正月。”时间一定，人世间方有秩序，万事才能各得其所。《新年梦》中的“新年”即可理解为“元年”，只是“君之始年”被置换为“国之始年”。故小说将“新年”与“新世界”放在一起，新年意味着开启了新世界。小说以“公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始，亦以此终。
三、这是个什么梦
《新年梦》是一个梦，梦起于甲辰年正月一日，迄于下一个甲辰年正月一日，最终梦回现实，又回到甲辰年正月一日。这个梦是想象未来，蔡元培将大光明放在国民眼前，使他们看见六十年之后中国强盛，世界大同的景象。梦可以收放自如，可将未来景象放到现实，将现实拉伸到未来，以此激励国民努力。梦也是希望，希望被潘多拉留在盒子之中，然而却可以通过梦释放出来。《新中国未来记》亦是一梦，梁启超想象未来，一片光明。故有论者说：《新年梦》“继承了梁启超首创的以正笔写‘新中国’之美妙诱人的‘未来’的展望体的路数。”{1}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亦想象未来。{2}这三篇小说皆是美梦，皆给国人以希望，三篇小说表面上写将来，其实为当下。梁启超曾言及“希望”曰：“理想与未来，属于希望。而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券符，然则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③以上所举三篇小说之用意，皆可作此理解：“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尽管笔写未来，然心在乎现实。《老残游记》不同，以噩梦开始。老残午睡梦见破船行于海中，船是中国的隐喻，船中情况危急万分，隐喻其时中国危急万分之境况。{4}《新年梦》是美梦，《老残游记》是噩梦，美梦是向希望而生，噩梦是向死而生。向希望而生与向死而生尽管维度不同，然而为生之目的相同。
蔡元培曾言，此前之小说常写黑暗，《新年梦》则写光明，可见其扶阳抑阴之意。常写黑暗，读者熏染久之，心常居于黑暗；写光明，久之读者则常居于光明。《新年梦》则意在以光明感染读者。
这个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简言之，此梦可谓蔡元培的“建国方略”，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中国建国；第二步是建立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第三步是建立胜自然会。就篇幅而言，建国部分占绝大多数，建立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略提及，建立胜自然会一笔带过。叙述之轻重可知地位之轻重与任务之缓急，一般而言，浓墨重彩者为重、为急，故中国建国大书特书。小说因其特性，可以给这建国三步以具体景象。具体景象亲切可感，若以理论逐条陈述，断无亲切确实之感。康有为《大同书》亦如是，以具体景象感动读者，就此而言，将《大同书》理解为小说亦无不可。蔡元培以“正大确实之义”注入小说，如是《新年梦》与大道、治道发生了关联，小说也就成了大说。
中国建国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做到如同一民，是否能够破除家庭，由家人进为国人。{5}蔡元培曾言：我国伦理“顾大率详于个人与个人交涉之私德，而国家伦理阙焉。”{6}即是言此。若能做到中国一民，“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撤去租界”（235—237页）皆能顺利完成。小说写道：“等到裁判所定罪之后，竟没法免死，所以感化很快，不到一年竟做到全国一心。一切办事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些预定的事，竟是如心如意的办下去。”（238—239页）这些措施不可避免会激怒诸列强，于是“各国约定日期，各统海陆军分道并行，海军有向香港的，有向厦门的，有向定海或上海的，有向烟台或天津或旅顺的；陆军有从朝鲜一面来的，有从印度一面来的，有从安南一边来的，或是一国单行，或是两三国联合，东鸣西应，真个展旗蔽日，植桅成林，比那战国时候，六国的合纵攻秦，与西历千八百四十年的联军破法，还要热闹”。（239—240页）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因为中国做到了如同一民，战争轻而易举取胜。“各国的海陆军，既然被中国击败。把从前叫做势力范围的，统统消灭了。兼且从前占去的地方，也统统收回了。”（240页）此景象为叙述之重，盖因其是当务之急，又因其是第一步，为后两步之基础与前提。
如是，转入第二步。小说写道：“我们虽然战胜，但并不要借此占便宜，趁着各国军备零落的时候，就提出弭兵会的宗旨来。请设一个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240—241页）此有王者气象，而非霸王气象。第二步多是想象，小说呈现出极其美好的景象：“所以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到狠有条理，没有推诿模糊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到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两个人合意了，光明正大地在公园里订定。……后来竟没有人犯的，竟把这种律例废掉了。……国内铁道四通……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241页）这幅景象，类似《礼运》对大同景象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景象极其迷人，晚清已降，国人皆为此大同景象奋斗，一代一代前仆后继。陈原曾感慨地说：“这个想象真美，几乎不能相信它是九十年前在这古老帝国的黄昏时刻写出来的。”{1}尽管“大同”的景象或以“三民主义”面目出现，或以“共产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其背后皆是此象。
如是，小说转入第三步。小说写道：“大家商量开一个大会，想把这些国都消灭了，把那个虚设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一个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斗争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挥，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241—242页）其时，世界大同，人类无争无讼，于是转而与自然斗，与外星球斗，其时人的力量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个景象一笔带过，盖因其过于遥远，不宜过分铺排。
这个分三步走的“建国方略”，即是中国一民的梦。这部小说共有两个梦，中国一民在小说中做梦，此为第一层次之梦，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梦，此为第二层次之梦。无论哪个层次之梦，皆以现实为标的。
四、立法诗
《新年梦》可以理解为“立法诗”，这篇小说意在为中国立法，为中国重新安排礼乐，调整中国的方向，为中国寻求新的核心价值。立法者即“周公型”的蔡元培。所立之法为何？即是中国一民梦中的三步。一是建立国家，此对应中国现状而言；二是建立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此是对应新的世界格局而言，在这个格局中中国起主导作用；第三步是建立胜自然会，此是对应人与自然而言，其时人无差别，人之间亦无矛盾，惟人与自然之间尚有冲突。蔡元培以梦的形式为中国立法，梦可以虚幻地呈现真实，蔡元培所要求于国人的就是将梦变为真实，所谓好梦成真。
蔡元培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怀抱相同，他们可以沟通，只是立场有差别而已。
蔡元培这三步，若以康有为、梁启超著作之象观之，可概括为：第一步为《新民说》，第二步为《大同书》，第三步为《诸天讲》。第一步建国，第二步大同，第三步谈天。只是康有为不合时宜，有所躐等，梁启超则是就当下现实言之。蔡元培其时亦如梁启超，故于第一步建国不厌其烦详述，而于第二步和第三步则从简。康有为《大同书》则恰恰相反，于大同则不厌其烦，于小康则几乎不提，他将大同的景象放出来，于是出了问题。蔡元培则是详于小康，略于大同，与《礼运》篇同。蔡元培将大同之景象略一显露，就赶紧结束，且赶紧将时间从下一个甲辰年收回到现实这个甲辰年。蔡元培与康有为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蔡元培略微显露大同景象，康有为将大同景象巨细无遗地写出，但是于显露一面，二人皆同。且蔡元培以小说形式显露大同景象本来就意在给多数人看到，意在宣传，故蔡元培与康有为在此宣传一面几乎相同。
蔡元培这三步，若以孙中山之象观之，亦可通。第一步就是“以建民国”，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以进大同”。孙中山之标的在大同，其念兹在兹的是“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是进向大同之路。吴稚晖将《礼运》与孙中山“三民主义”联系在一起来讲，曾言：“自从孔子倡了这个学说，给了一个方法的目标，二千年以来，已经暗中慢慢地在那里进向大同。更经国父继承了孔子的方法，指点出一个三民主义。”{2}吴稚晖在纪念孙中山时，又言“三民主义为达到世界大同的途径”③。
蔡元培言“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行于国内，故作《新年梦》以倡之。“西洋社会主义”，盖无政府主义也。蔡元培此后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交好，亦是因为思想倾向大致相同。蔡元培其时尽管倡言无政府主义，然无政府主义为其表，《礼运》篇之思想才是其里。其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皆可与孙中山合作，即是因为他们在思想倾向上大体一致。吴稚晖亦曾言：“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此二种主义非相反。惟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可见吴稚晖与孙中山立场几无区别，又曰“由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而进化至社会主义”{1}。此几乎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同。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与康有为不同之处只在是否保皇，康有为主保皇，他们主张种族革命，废除帝制，然其根本理想皆可谓：使中国进至大同。
在立法的意义上，蔡元培的《新年梦》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大略相同。蔡元培与梁启超皆欲为中华民族立法，《新年梦》与《新中国未来记》皆是立法诗，而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说。正是因为二者皆有立法之志，故二人皆改造了小说，将小说变为大说，以小说为民族立法。五四之后，小说大兴，均与此思路有关。
【责任编辑杨站军】
关键词：蔡元培；立法；破除家庭；建成国家
吴稚晖视蔡元培为“周公型之人物”，他评价蔡元培曰：“先生托政治于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故于教育，主张急始大学。苟满街皆走大学生，何政不举？”{1}周公是制礼作乐之人，蔡元培一生亦志为中华民族制礼作乐，吴稚晖将蔡元培视为“周公型人物”，可谓卓识，亦深得蔡元培之心。
1904年，蔡元培《新年梦》发表于《俄事警闻》。其后蔡元培曾忆及《新年梦》曰：“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2}蔡元培言《新年梦》发表于《警钟》，盖因时隔已久，误记也。蔡元培夫子自道，可见其作《新年梦》之意——以小说演绎西洋社会主义家言。“西洋社会主义”指无政府主义，故《新年梦》曾被收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本文通过解读《新年梦》，试图窥测蔡元培的总体思想，亦试图见出晚清小说向大说转变的轨迹。
一、蔡元培对小说的态度
《新年梦》既是小说，须先明蔡元培对小说的态度，因蔡元培对小说之态度必然影响其小说的风貌。
蔡元培未作专文论小说，他对小说的理解与论述散见于其文章、演说之中，下文略举一二，或能见微知著，由小知大。
1892年蔡元培中进士，在《殿试策论对》中，蔡元培纵谈诸子及天下大势，顺便提及小说曰：“顾惟小说家者流，闾里小知、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亦使缀而不忘；敢不一杼愚虑，敬傅刍荛狂夫之议乎？”③蔡元培称小说为“闾里小知、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刍荛狂夫之议”，此论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小说为小道，然亦有其作用，故不可废。
1901年，蔡元培作《学堂教科论》，将各种知识分门别类，在文学科中，分设小说学。蔡元培对小说的定义为：“小说者，民史之流也。群学家曰：前史体例，其于事变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以然，且于君公帝王之事，虽小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虽大而不载；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无可稽。我国史记，自太史公以外，皆此类耳。近世乃有小说，虽多寓言，颇详民俗，而文理浅近，尤有语言文字合一之趣。若能祛猥亵怪诞之弊，而纬以正大确实之义，则善矣。”又曰：“诗歌小说，所以刺激感情，而辅庄语之不足者也。感情所溢，以景物、伦理、政事界之。否则，诲盗诲淫之作，皆阑入矣。”{1}蔡元培对小说的评价依旧不出《汉书·艺文志》范围。小说可见“民生风俗”，可“刺激感情”，然却有“猥亵怪诞”之弊，惟有以“正大确实之义”辅之、界之，方可因小说之利而用之，但务去小说之弊，这与梁启超“欲新民必先新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1916年，蔡元培在讨论通俗教育时，言及小说曰：“小说于教育上尤有密切之关系，往往有寝馈其中而得获知识者。昔时尚无人注意及此。近自西学输入，翻译彼邦小说，日渐繁多，国人始稍稍注意。小说家之名，已见于《汉书·艺文志》。自唐以后，小说渐盛。综观我国小说，强半多涉男女之情。其故由于我国男女之妨素严，作小说者，往往多借文字以发泄其怀抱。其他则不外乎鬼怪神仙之谈。如《水浒》、《红楼梦》等书，在昔人已有目为诲淫诲盗者。足征论者已认此种小说，为有教育之价值。……就教育家之眼光审谛小说，固必取隐恶扬善之意。惟小说家之笔墨，写君子难而写小人易。试观各国之操新闻事业者，为动阅者之目起见，往往搜集各种新奇之侦探案，将案中细情曲意描摹，载诸报纸之上。为营业起见，计固良得。然阅者之脑筋，日日印入此非法行为，难保不因之感染。尝闻有人日阅医家之治症告白，久而久之，其人果患与告白相类之病症。以此例彼，其关系于人心也巨矣。世界万事，有阴必有阳，有暗必有明。作小说者讵能违乎此旨。顾西国所谓自然派小说，笔墨虽写黑暗之状，而目光常注光明之点。我国之作者则不然，如近时所传之《官场现形记》等书，其描写黑暗情形，可谓淋漓尽致。然不能觅得其趋向光明之径线，则几何不牵帅读者而使之沉溺于黑暗社会耶！”{2}蔡元培强调小说有教育国民的作用，但亦警惕其副作用，故欲作小说者扶阳抑阴，“趋向光明”，隐恶扬善，而不可“沉溺于黑暗”。蔡元培改造小说之意于此可见。
就蔡元培写于不同时期的几篇文章观之，蔡元培对小说的态度虽略变，但大体如一。蔡元培相信小说有益于社会，对国民有教育作用，可是也处处防其弊端。蔡元培亦欲改良小说，扶阳抑阴，导小说以“正大确实之义”。蔡元培对小说之态度与梁启超对小说之态度大略相同。小说有益于世人，故蔡元培作小说；小说终究是小道，致远恐泥，故蔡元培毕生只写过这一篇小说。
蔡元培曾言：“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③蔡元培所言“欲自强”，“须自人心风俗始”。此即《学记》“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学始”之象。蔡元培致力于此，张元济致力于此，鲁迅亦致力于此。只是三者化民成俗的方式和方向不同，蔡元培在教育，张元济在出版，鲁迅在写作，然而三者殊途同归。蔡元培一生孜孜以求者在教育，其成就亦体现在教育之中。蔡元培曾作诗自述其志，曰“志以教育，挽彼沦胥。”{4}这两句诗最能见出蔡元培之志。教育之标的在政治，从事教育才是从事最为根本的政治。从政者直接从政，走的是空间路线；教育是哲人的事业，哲人走的是时间的路线。哲人不死，教育不止。蔡元培之教育（化民成俗）体现多端：一为学堂教育，1898年蔡元培辞官离京，1898年12月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0年2月任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受聘南洋公学，{5}遑论此后出任教育部总长，任北京大学校长；二为倡导美育，蔡元培先生曾作《以美育代宗教说》等文，倡导美育，亦是着眼于教育；三为著作，其著作亦着眼于国民教育，比如1912年蔡元培曾作《中学修身教科书》。余不一一赘言，要言之，蔡元培一生言、行皆志在化民成俗。故解读蔡元培的小说《新年梦》亦须从教育（化民成俗）上着手，如此方能懂得小说的真正用意。
二、“新年梦”
《新年梦》情节极其简单，“中国一民”在新年时做了一个梦，这篇小说几乎通篇描写这个梦境。我们先从“中国一民”其人和新年解起。
“中国一民”者何？中国一民是一个人，小说对其人来龙去脉有所交代：“原来那人是江南富家子弟，他自幼性情有点古怪，读书之外，喜学工艺，内地的木工、铁工，都是旧法，无所不学，一学就会。”{6}由此可见，“中国一民”是读书人，且是重视实学的读书人，喜工艺，会木工、铁工。孔子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本末均不废。宋儒则高谈阔论，逐本舍末，如是实学阙如。晚清诸儒已意识到宋儒的这个缺点，他们重视实学，即取不废末之意。又因为晚清士人因为西洋坚船利炮之刺激，开始注重实学，张之洞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蔡元培的好友吴稚晖即躬亲于此，据说吴稚晖“生平好与木工、铁工、水泥工等有一艺之长的人在一起，把刮刨锯凿视为无上精品”{1}。吴稚晖如此，可见其时风气。比如陈天华亦曾言：“你看中国的人，有本领有知识的有几个，就是号称读书的人，除了且、夫、若、曰几个字以外，还晓得什么？那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每人到了六岁，无论男女都要进学堂，所学的无非是天文、舆地、伦理、化学、物理、算学、图画、音乐，一切有用的学问，习了十余年。……他的极下等的人，其学问胜过我国的翰林、进士。”{2}陈天华重视“有用的学问”，故愤然言此。其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即是重视实业思路之延续，盖中国欲实现“富”“强”不得不发展实学。“到十六岁时，他就离家外出，……跑到通商口岸做工度日，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230页）中国一民不仅通实学，亦通洋务，中国一民在通商口岸游历，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学英、法、德文字即是欲理解西方，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欲进入这个世界，须理解这个世界的语言。其时，天下大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露端倪，中国一民为时代之先觉者，已感知到时代气运已变。“隔了三年，差不多三国的通行语都能说了。他又学了点西人的普通学，学了点西人的工艺，就要游历外国。他是最爱平等、爱自由的人，所以先到美国，后又从美国到法国，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又到德国进高等工业学校，自己又研究哲学。那时候，俄国的民党在德国的很多，他时常与之往来，渐渐把俄国话学会了。卒业后，他到英吉利、意大利、瑞士等国游历过了，慢慢的到俄国去考察他们社会上的情形很详细，走西伯利亚回到东三省。”（230页）中国一民遍游欧洲，先到美国、法国，又到德国、俄国。由美国到法国，再到德国，此是学问精进之象，因德国以哲学闻名于世。西方的不同模式皆曾被中国模拟过：有以日为师者，若黄遵宪、康有为；有以法为师者，若吴稚晖、李石曾③；有以德为师者，蔡元培可当之。这些人引进了新的文明模式，欲重新安排中国的礼乐。师法趋向不同，意味着核心价值不同，立法方案不同。中国一民转向德国，可见其最终之方向。中国一民先入工业学校，又研究哲学。工业、实学是西方之表，哲学才是西方之里，是西方学问最根本的东西，中国一民对西方的理解逐渐由表入里，升堂入室。刘鹗作《老残游记》，老残亦游，“奔走江湖二十年”，但止于中国之内，中国一民视域已经扩大，遍游世界。老残“奔走江湖二十年”，为了知己，为了解其时中国之现状，以设法应对；中国一民遍游世界，为理解中国新的世界格局中的总体状况，为了知己知彼。
由上可见，中国一民是士人，对中国和西方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懂得时代风气和世界潮流，实是当时理想士人之典型。《新中国未来记》的演说者孔觉民亦是士人。士人是教化者，以士人为小说主人公，即是以小说之名行教化之实，亦可以见出蔡元培以“正大确实之义”改造小说的意图。
中国一民，有寓意之名也，暗含了蔡元培的政治理想。“中国一民”典出《礼运》篇：“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礼运》强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孙希旦释曰：“礼达分定，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则是天下虽远，而民之亲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亲爱，如一家之人也；中国虽大，而下之趋上，不啻手足头目之相捍卫，如一人之身也。”{4}中国一民强调“中国虽大，如一家之人”。《礼运》篇强调民亲其君，蔡元培以国家置换了君，民非复亲君，而是民要亲国。小说中作者说，战事之后，民间逐渐康乐，那时候“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到很有条理，没有推诿模糊的”（241页）。蔡元培主张废除君主制，其后他与孙中山而非康有为合作，由此可见出端倪。当务之急是须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国家，小说写道：“先要把没有成国的人，都叫他好好儿建起一个国来才好。现在史拉夫人、支那人，都是有家没国的。”（231页）“中国一民”隐喻了蔡元培的政治理想，这是一种国家状态，中国如同一民。在危机时刻、紧急关头，上下团结一致，方有凝聚力。恰如美国联邦党人，因邦联制不足以应对其时美国之困境，故联邦党人欲修宪，将邦联制改为联邦制。邦联制分散，各邦心怀异志；联邦制则能团结诸邦，众志成城，一方面可以防止内乱，另一方面则可以抵制周边国家的侵略。中国一民是蔡元培的理想，其时中国内部之分裂，不能团结一致，抵制列强。蔡元培曾言：“痛乎哉，西人之论中国也，曰：‘中国号一统，实二十三小国也。’呜呼，岂直二十三行省而已！省之下，道若府又自为国也；府之下，州若县又自为国也；州若县之下，邨若肆若塾又各自为国也。”{1}蔡元培之叹与联邦党人之叹，同也。如何作到中国一民？须去除中间的阻隔，小说中提到的主要阻隔是家庭。“中国一民”言“因为一国中，又是一家一家的分了，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把人的力量都縻费掉了。……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縻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公就好了！”（231页）蔡元培这里的主张与梁启超《新民说》如出一辙，《新民说》主张中国建成国家，下面须去掉家庭，上面须去掉天下。“中国一民”可体现《新民说》之意。小说又写道，各国围攻中国，“那知道真金不怕火，竟不是讲多少的，大凡开战时候，守的本来比攻的容易，就只怕有奸细泄露军情。这时候中国的人，就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灵魂，除了这个，没有再找权利的地方，那里肯损害他一点呢！所以外国人用尽方法，想买个奸细，一个都买不出。”（240）这里具体描述了中国一民的状态。
新年者何？甲辰年正月一日。此是天干地支纪年之法。其时关于中国纪年何去何从，有几种争论。以何纪年，兹事体大，盖意味着立谁为城邦之神。康有为持孔子纪年法，这是推尊孔子；章太炎倡黄帝纪年，这是推尊黄帝。{2}但这些纪年方式逐渐被淘汰，基督纪年逐渐胜出，以迄于今。梁启超曾言纪年之义，他说：“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然而年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者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欲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于是乎有纪年。凡天地间事物之名号，其根原莫不处于指代，而纪年亦其一端也。”③梁启超言纪年为“化无定为有定”。海德格尔言“存在时间”，存在即时间，时间即是存在。在《存在与时间》导言中，海德格尔说：“其初步目标则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4}“理解存在须以时间为视野”，蔡元培此处以干支纪年，或可见其以中华民族为本位。此应不为过度阐释，小说后文亦涉及纪年，作者言“西历千八百四十年的联军破法”（240页），强调“西历”，即暗示西历与中历有分别。甲辰年正月一日出现两次，做梦时间为甲辰年正月一日，梦中成立胜自然会时在“后一个甲辰年正月一日”。前一个甲辰年为1904年，后一个甲辰年为1964年，其间经历一个轮回。前一个甲辰年为当时之现在，后一个甲辰年为当时之将来。前一个甲辰年是起点，须从现在做起，立足于当下建起一个新世界，以达后一个甲辰年。为何梦在新年？且小说郑重其事名为“新年梦”？一朝兴起必改正朔，万事皆从新年正月一日始。《春秋公羊传》首句即是“元年春王正月。”时间一定，人世间方有秩序，万事才能各得其所。《新年梦》中的“新年”即可理解为“元年”，只是“君之始年”被置换为“国之始年”。故小说将“新年”与“新世界”放在一起，新年意味着开启了新世界。小说以“公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始，亦以此终。
三、这是个什么梦
《新年梦》是一个梦，梦起于甲辰年正月一日，迄于下一个甲辰年正月一日，最终梦回现实，又回到甲辰年正月一日。这个梦是想象未来，蔡元培将大光明放在国民眼前，使他们看见六十年之后中国强盛，世界大同的景象。梦可以收放自如，可将未来景象放到现实，将现实拉伸到未来，以此激励国民努力。梦也是希望，希望被潘多拉留在盒子之中，然而却可以通过梦释放出来。《新中国未来记》亦是一梦，梁启超想象未来，一片光明。故有论者说：《新年梦》“继承了梁启超首创的以正笔写‘新中国’之美妙诱人的‘未来’的展望体的路数。”{1}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亦想象未来。{2}这三篇小说皆是美梦，皆给国人以希望，三篇小说表面上写将来，其实为当下。梁启超曾言及“希望”曰：“理想与未来，属于希望。而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券符，然则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③以上所举三篇小说之用意，皆可作此理解：“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尽管笔写未来，然心在乎现实。《老残游记》不同，以噩梦开始。老残午睡梦见破船行于海中，船是中国的隐喻，船中情况危急万分，隐喻其时中国危急万分之境况。{4}《新年梦》是美梦，《老残游记》是噩梦，美梦是向希望而生，噩梦是向死而生。向希望而生与向死而生尽管维度不同，然而为生之目的相同。
蔡元培曾言，此前之小说常写黑暗，《新年梦》则写光明，可见其扶阳抑阴之意。常写黑暗，读者熏染久之，心常居于黑暗；写光明，久之读者则常居于光明。《新年梦》则意在以光明感染读者。
这个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简言之，此梦可谓蔡元培的“建国方略”，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中国建国；第二步是建立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第三步是建立胜自然会。就篇幅而言，建国部分占绝大多数，建立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略提及，建立胜自然会一笔带过。叙述之轻重可知地位之轻重与任务之缓急，一般而言，浓墨重彩者为重、为急，故中国建国大书特书。小说因其特性，可以给这建国三步以具体景象。具体景象亲切可感，若以理论逐条陈述，断无亲切确实之感。康有为《大同书》亦如是，以具体景象感动读者，就此而言，将《大同书》理解为小说亦无不可。蔡元培以“正大确实之义”注入小说，如是《新年梦》与大道、治道发生了关联，小说也就成了大说。
中国建国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做到如同一民，是否能够破除家庭，由家人进为国人。{5}蔡元培曾言：我国伦理“顾大率详于个人与个人交涉之私德，而国家伦理阙焉。”{6}即是言此。若能做到中国一民，“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撤去租界”（235—237页）皆能顺利完成。小说写道：“等到裁判所定罪之后，竟没法免死，所以感化很快，不到一年竟做到全国一心。一切办事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些预定的事，竟是如心如意的办下去。”（238—239页）这些措施不可避免会激怒诸列强，于是“各国约定日期，各统海陆军分道并行，海军有向香港的，有向厦门的，有向定海或上海的，有向烟台或天津或旅顺的；陆军有从朝鲜一面来的，有从印度一面来的，有从安南一边来的，或是一国单行，或是两三国联合，东鸣西应，真个展旗蔽日，植桅成林，比那战国时候，六国的合纵攻秦，与西历千八百四十年的联军破法，还要热闹”。（239—240页）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因为中国做到了如同一民，战争轻而易举取胜。“各国的海陆军，既然被中国击败。把从前叫做势力范围的，统统消灭了。兼且从前占去的地方，也统统收回了。”（240页）此景象为叙述之重，盖因其是当务之急，又因其是第一步，为后两步之基础与前提。
如是，转入第二步。小说写道：“我们虽然战胜，但并不要借此占便宜，趁着各国军备零落的时候，就提出弭兵会的宗旨来。请设一个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240—241页）此有王者气象，而非霸王气象。第二步多是想象，小说呈现出极其美好的景象：“所以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到狠有条理，没有推诿模糊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到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两个人合意了，光明正大地在公园里订定。……后来竟没有人犯的，竟把这种律例废掉了。……国内铁道四通……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241页）这幅景象，类似《礼运》对大同景象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景象极其迷人，晚清已降，国人皆为此大同景象奋斗，一代一代前仆后继。陈原曾感慨地说：“这个想象真美，几乎不能相信它是九十年前在这古老帝国的黄昏时刻写出来的。”{1}尽管“大同”的景象或以“三民主义”面目出现，或以“共产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其背后皆是此象。
如是，小说转入第三步。小说写道：“大家商量开一个大会，想把这些国都消灭了，把那个虚设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一个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斗争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挥，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241—242页）其时，世界大同，人类无争无讼，于是转而与自然斗，与外星球斗，其时人的力量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个景象一笔带过，盖因其过于遥远，不宜过分铺排。
这个分三步走的“建国方略”，即是中国一民的梦。这部小说共有两个梦，中国一民在小说中做梦，此为第一层次之梦，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梦，此为第二层次之梦。无论哪个层次之梦，皆以现实为标的。
四、立法诗
《新年梦》可以理解为“立法诗”，这篇小说意在为中国立法，为中国重新安排礼乐，调整中国的方向，为中国寻求新的核心价值。立法者即“周公型”的蔡元培。所立之法为何？即是中国一民梦中的三步。一是建立国家，此对应中国现状而言；二是建立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此是对应新的世界格局而言，在这个格局中中国起主导作用；第三步是建立胜自然会，此是对应人与自然而言，其时人无差别，人之间亦无矛盾，惟人与自然之间尚有冲突。蔡元培以梦的形式为中国立法，梦可以虚幻地呈现真实，蔡元培所要求于国人的就是将梦变为真实，所谓好梦成真。
蔡元培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怀抱相同，他们可以沟通，只是立场有差别而已。
蔡元培这三步，若以康有为、梁启超著作之象观之，可概括为：第一步为《新民说》，第二步为《大同书》，第三步为《诸天讲》。第一步建国，第二步大同，第三步谈天。只是康有为不合时宜，有所躐等，梁启超则是就当下现实言之。蔡元培其时亦如梁启超，故于第一步建国不厌其烦详述，而于第二步和第三步则从简。康有为《大同书》则恰恰相反，于大同则不厌其烦，于小康则几乎不提，他将大同的景象放出来，于是出了问题。蔡元培则是详于小康，略于大同，与《礼运》篇同。蔡元培将大同之景象略一显露，就赶紧结束，且赶紧将时间从下一个甲辰年收回到现实这个甲辰年。蔡元培与康有为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蔡元培略微显露大同景象，康有为将大同景象巨细无遗地写出，但是于显露一面，二人皆同。且蔡元培以小说形式显露大同景象本来就意在给多数人看到，意在宣传，故蔡元培与康有为在此宣传一面几乎相同。
蔡元培这三步，若以孙中山之象观之，亦可通。第一步就是“以建民国”，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以进大同”。孙中山之标的在大同，其念兹在兹的是“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是进向大同之路。吴稚晖将《礼运》与孙中山“三民主义”联系在一起来讲，曾言：“自从孔子倡了这个学说，给了一个方法的目标，二千年以来，已经暗中慢慢地在那里进向大同。更经国父继承了孔子的方法，指点出一个三民主义。”{2}吴稚晖在纪念孙中山时，又言“三民主义为达到世界大同的途径”③。
蔡元培言“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行于国内，故作《新年梦》以倡之。“西洋社会主义”，盖无政府主义也。蔡元培此后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交好，亦是因为思想倾向大致相同。蔡元培其时尽管倡言无政府主义，然无政府主义为其表，《礼运》篇之思想才是其里。其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皆可与孙中山合作，即是因为他们在思想倾向上大体一致。吴稚晖亦曾言：“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此二种主义非相反。惟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可见吴稚晖与孙中山立场几无区别，又曰“由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而进化至社会主义”{1}。此几乎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同。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与康有为不同之处只在是否保皇，康有为主保皇，他们主张种族革命，废除帝制，然其根本理想皆可谓：使中国进至大同。
在立法的意义上，蔡元培的《新年梦》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大略相同。蔡元培与梁启超皆欲为中华民族立法，《新年梦》与《新中国未来记》皆是立法诗，而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说。正是因为二者皆有立法之志，故二人皆改造了小说，将小说变为大说，以小说为民族立法。五四之后，小说大兴，均与此思路有关。
【责任编辑杨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