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染白山川，蝉鸣占领树梢，万里关山的景物都顺理成章，可世人却往往盲目而无常，书上写着经纬纲纶，口间传着家长里短，然而在真正的历史里，那些声音渗进碎片，被踩进地下，变成胸腔里一声低回的叹息。
　　他是“敦煌的守护神”，却没能守住一个完整的家；她是“来自东方的画界天才”，却没能在祖国崭露头角——他们的故事是一段历史公案，无论真相如何，都已赔上了各自的余生。
　　一
　　1924年夏，陈芝秀到杭州的养母家避暑，她喜爱画画，爱在午后背上画架到西湖去，骄阳下的菡萏碧叶，自有一种灼灼生机。那日她抱着画回到养母家，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俊秀青年正坐在客厅里，夕阳照到堂前，衬得那青年人眼底柔和明亮，他笑着向她伸出手：“我见了你的画，颜色配得极好。”

　　那是她养母的内侄，彼时正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做美术教师的常书鸿——他后来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将敦煌的古老文明隔山隔海传过大洋彼岸，备受赞誉——但这一刻，他只是一个羞涩清秀的年轻人，与喜欢的姑娘笑谈书画，点评名家，憧憬未来的美好。
　　1925年，两人结为连理，那时常书鸿21岁，陈芝秀17岁。婚后两年，他们齐赴法国留学，次年她在法国里昂诞下长女沙娜。1934年，两人的作品齐齐在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奖，“来自东方的画界伉俪”声名鹊起，前途似鲜花着锦，春风得意。
　　陈芝秀原以为日子会这样不紧不慢地走下去。她喜欢在早晨七点一刻起床，推开窗看一眼道旁拂风的宽大梧桐叶，楼下的留学生有时会奏一段小提琴，远方哥特式建筑的塔尖在晨雾中渐渐浮现，而她在这样的景色和乐声中，从容地为家人准备一顿早餐。
　　直到1936年的一个冬日，常书鸿兴奋地冲进家里，手里挥舞着一本古老的线装书。那是來自祖国的《敦煌石窟图录》，构图磅礴、笔法细腻、简繁相间，是北魏到隋唐近千年来无数画匠的心血。陈芝秀也被震撼了，她颤抖着问：“这些画在哪儿？”
　　常书鸿立即回答：“在敦煌——中国西北，河西走廊的必经地，敦煌。”
　　飞天袖间的落花缀在他心头，常书鸿提出要到敦煌去守护这些美丽的壁画。1937年，他先行回国；陈芝秀因学业未完，于次年8月携女返国。初踏国土，即逢战事，他们随北平艺高的师生一路南下避难，直到1941年，才在重庆租到一个小小的院子落下脚来。人活世间如舟行水上，过往痕迹被水吮吸殆尽，陈芝秀偏爱这难得的安宁，特意买了茶具，便是在这个小院子里，他们的长子嘉陵诞生了。
　　常书鸿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敦煌梦，在他的多方奔走下，1942年国立敦煌研究所筹委会成立，常书鸿出任副主任。他谈起这件事时，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陈芝秀想替他高兴，可她仰头看着天上淡白的月亮，突然生出一种人生萧瑟的别离之感。
　　二
　　1943年10月，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即日便需到敦煌赴任。
　　自回国后，一迁北京，二迁成都，三迁敦煌——短短5年时光，她已经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搬了3次家，这一次，她要抱着不满周岁的幼子嘉陵，辗转近万里到敦煌去。
　　在重庆的小院子里，陈芝秀沏了最后一壶茶，将晾晒的衣服叠回箱内，将书卷画幅收起，看着好不容易有点生机的房间变成光影斑驳的空洞阴影，陈芝秀忍不住落下泪来：“书鸿，嘉陵还这样小，沙娜还要读书，他们在那里如何接受教育？”
　　常书鸿也陷入沉思，可是战乱的年景，妻儿托付给谁他都不放心，敦煌的壁画更让他不放心。从19世纪开始，那里已经经受了近百年的掠夺和灾难，如果再晚去一步，那些承载着历代工匠毕生心血的壁画将永远湮没在漫天黄土之中。
　　他只是抱了抱妻子：“会有办法的。嘉陵还小，沙娜可以先到酒泉中学寄宿读书。”
　　那天很安静，天又高又远，槐花细细地香着，金黄的叶子掉下来落了满院，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到敦煌，竟会让一对画坛伉俪走成陌路。
　　初到敦煌时，两人都被那些神秘美丽的壁画震惊了，那是远比一本小册子大得多的神佛世界，如来慈悲低眉，飞天反弹琵琶，诸天神佛无声对望，漫天都是静谧的奇迹。常书鸿举起了画笔，陈芝秀则拿起了雕塑刀，以他们的才华和画功，假以时日，这将是一件能载入史书的佳话。
　　可陈芝秀很快发现，她爱壁画，可她爱不了敦煌。她一到敦煌，便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妖精”，时髦的齐耳鬈发、剪裁合身的新式旗袍、鞋尖翘翘的高跟鞋，分明是不容于人的异类。
　　她依旧在七点一刻起床，窗外却不再是巴黎整洁的街道，道旁只有摇摆的枯枝，风夹黄沙铺面而来，她披上泛着膻味的羊皮袄，试图点燃一堆柴火。她向丈夫抱怨了几次，沉浸在壁画中的常书鸿却没有在意，只是寥寥安慰几句，就一头扎进昏暗的洞窟中去。
　　年少时的喜欢太强烈了，她永远记得初见常书鸿的那一天，年轻的脸上带着蓬勃的朝气，看上去那么天真，却让人无怨无悔，所以每一个小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所以她肯为他到荒无人烟的敦煌来，为他洗手做羹汤。
　　可是毁掉爱情的，也往往是细节。
　　三
　　敦煌壁画的保护工作渐入正轨，董希文、周绍淼、潘洁兹等知名画家闻讯而来，常书鸿沉浸在梦想实现的兴奋中，却没有看到，与当地格格不入的妻子日益憔悴下去。
　　1943年，国民党军官赵忠清来到敦煌担任总务主任。他的到来给陈芝秀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个人会称赞她新换的旗袍，会敏锐地看出她在发型上做出的新改变，这一切，都是沉迷于壁画的丈夫忽视已久的。
　　日子久了，连常书鸿的学生都看出些微不对，隐晦地提醒自己的老师：“师母似乎同赵主任很谈得来。”彼时常书鸿正在幽暗的洞窟里，吃力地举着汽油灯临摹壁画，他费力地眯着眼睛修饰飞天的衣角褶皱，随口回应：“赵主任和芝秀是同乡，话题自然多些。”
　　他没有想到，命运的无常早已悄悄地扬起利爪，随着他画笔的描绘，为他们写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1945年夏，陈芝秀以去西安检查身体为由，撇下一双儿女和丈夫，与赵忠清离开敦煌，一路南行，回到自己的老家。得知消息的常书鸿策马追出玉门关，在关前遭遇风沙险些丧命，苏醒后他沉默良久，只身返回敦煌，随后两人在报上刊登离婚声明，爱情传奇变作坊间闲话。
　　时光似乎静止于敦煌，却不曾在尘世间稍作停留。
　　陈芝秀原以为生活会在离开敦煌后恢复原样，却万万没有想到，風波浪涌的人世间，其变故比黄沙厉风还要伤人——解放后，赵忠清因历史问题入狱，随后病死狱中；她再嫁生子，生活潦倒而落魄。
　　1951年，常书鸿赴北京、印度、缅甸、日本等地办展，她在报上看到他的照片，背景是一幅幅熟悉的壁画，笔触线条她都熟悉无比，却再也没有接近的资格。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用那双曾经执画笔握刻刀的手，浣衣洗碗、劈柴挑担，艰难维生。
　　四
　　1979年，陈芝秀因突发心脏病不治而亡，此时她是普通人家的佣人，贫寒憔悴、孤苦伶仃——谁会想到，这个枯瘦落魄的老妪，曾在半个世纪前惊动法国画坛，是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班深造过的女雕塑家。
　　那年，沙娜正与父亲一起准备出访日本，登机后，她貌似无意地告诉父亲：“妈妈去世了。”漫长的飞行中，常书鸿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在飞机降落时的轰鸣里，半询问半叹息地低声说：“你母亲去世了？”
　　自玉门关返回后，他再也没有提及这个名字，甚至刻意忽视——那些承载他少年得意的荣耀过往，那些承载他青年成就的巴黎画展，那些承载他中年艰难的大任担当，只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就被他全然抛弃。他们彼此深爱过，也正因为如此，才无法轻易原谅。
　　1945年的夏日之后，他原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她，如秋风拂去蝉鸣，不留半点痕迹。可是在万里高空的这一刻，与她所有细枝末节的往昔侵入脑海，清晰如昨日，不能挡不能避，空余大佛寺檐下的铁马风铃空灵地回响——那是在敦煌时，唯一会让她欢喜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