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为对海外创业者视而不见，多年来印度并未能充分享受离乡游子带来的红利，而中国则相反
2002年1月9日，印度举办了第一个年度海外印度人日。选在这一天是为纪念印度史上最杰出的“离籍印度人”。这是印度对其海外游子迟到太久的慰问。中国从海外华人的财富和才干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印度却从历史上就离弃和漠视了这些资源。直到今天，在籍印度人在印度从商、置业，甚至向自愿投身某项事业奉献时间和专业技能都非常困难，对“离籍印度人”则是难上加难。一直到2002年，也就是印度经济改革10年之后，政府才创立了针对印度裔人的政策，海外的印度人从此也能享受祖国的福利和特许权。尽管一些海外印度人一直尽责地汇款回家，改善着身边亲属的生活，但仍鲜有大规模的投资。
和印度不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政府一直把海外华人视为民族的一部分，视为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可利用资源。邓小平上台后，历任中国领导人非常明智，一直制定政策和宣传方针来吸引这个群体的财富和投资。
中国将海外游子统称为华侨华人（华侨指在海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华人指的是加入外国国籍的华裔及其后代）他们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红利。没有明确指数证明中国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注入中国的外资有多少百分比──在中国改革早期达到80%──来自海外华人。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最独特之处。1997年加拿大杂志《MacLean's》这样概括这一独特现象：“世界上五千七百万海外华人统治着世界第三强大的经济体。中国政府这种对海外华人的处理方式是互利的。中国一直为海外华人提供特殊待遇，鼓励海归们争相慷慨解囊，参与到当今时代最精彩的经济崛起传奇之中。
中国城创造者
谁是这五千七百万海外华人呢？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移民就踏上了去往美国西岸的旅程。1848年，加利福尼亚山脉中发现了金矿，移民数量迅速增加。他们中一部分是独立的商人，而大多数是农民─契约劳工─由矿物和铁路公司带来开矿和修路。
到19世纪60年代末，淘金热冷却下来，铁路建设也接近完工，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突然间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他们迅速转移到洗衣、餐饮等服务行业开始创业。不过，没多久，美国经济发展放缓，失业问题加剧，美国西岸的反华情绪日益高涨。
“黄色威胁”和“赶走中国佬”等口号开始流行，针对华人身和财产的暴力事件也在增多。作为对策，中国移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现今的中国城，同时他们开始向大城市迁移，特别是东部城市。这就是现今西岸旧金山和洛杉矶中国城及东岸纽约和波士顿中国城的开端。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他们不再是没文化的苦力，而是学者或是想在国外寻找工作或商业机遇的手艺人。不管怎样，这些人绝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根据移民的年代、祖籍所在地、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的不同，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北美和澳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找到了他们创业的一席之地。
波士顿的中国城位于市中心，夹在金融区和剧院区的中间。不久以前，我经过了那里的牌坊。中国政府给每个城市的中国城都赠送了一个牌坊作为礼物，由当地人出资协助建造。从波士顿牌坊走几分钟就到了风华捷运公司，我约了该公司的创办人梁培林见面。梁的成功在华人中间颇具代表性，我之所以对风华捷运公司感兴趣是因为乘客对其近乎疯狂的追随；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穿梭的旅行者给出的原因是，风华巴士坐着舒服、方便，而价格只是美国公司的几分之一。
从波士顿中国城产生的海外华人红利源自众多客家、汕头、福建和上海等来自中国大陆的社群，大量的资本回流到他们的故乡。这些社群通常彼此不同化，也和当地人不融合。在东南亚国家，华人的情况各有不同。在泰国和菲律宾，华人非常顺利地融入了当地的经济当中。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政治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受到尊重。
孤立的海外“小印度”
伦敦的希思罗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希思罗机场覆盖3000英亩，担当飞往180多个国家的90多家航空公司的重要站点，有数万名员工。可以说，这个机场本身就是一个城市。旅客到达希思罗机场后，都会注意到这里印度裔人无处不在。这些第三、四、五代英籍印度人不光做店主，运货员和门童，讽刺的是，他们还做着移民官。他们在旁遮普语（旁遮普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地区）和伦敦东区方言之间穿梭自如，一边讨论着英国足球和皇室的绯闻，一边帮一位上了年纪的初次来伦敦的旁遮普游客做翻译。我的一位新加坡长大的锡克教朋友告诉我说，英国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新加坡之外惟一让他有家的感觉的国家，虽然他从没在那居住过。这一点要归功于希思罗机场。
希思罗机场只是在英国的印度人聚集和工作的社区之一。过去几十年里，伦敦的郊区布满了“小印度”。因为热播电影《我爱贝克汉姆》而出名的绍索尔是英国当代印度社区的典型例子。沿着绍索尔的大街走下去，我观察到，这些被印度人“眼不见为净”的离籍印度人心中依然留有印度的位置：锡克和印度寺庙到处都是；调料市场和街边小贩让人想起早年的旁遮普；还有透明交叉的酒馆，这是英国第一个接受印度货币的酒馆，外面挂着一个很显眼的牌子：“欢迎用卢比消费”，旁边还贴着一张旁遮普的地图。
印度流行文化已经渗入了英国的主流文化之中。印度餐厅（大部分由孟加拉裔人经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马萨拉咖喱鸡在杂货店冷冻部只卖2.99英镑，已经超过炸鱼薯条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食物。流行电视节目也以英籍印度家庭为题材并重用印度演员。在著名零售品牌马克思斯班塞在伦敦中部的旗舰店里，咖喱角（一种内有土豆和碎肉的印度面点）和雪茄被放在一起售卖。
中部伦敦也是上流印度人的居住地。英籍印度人的财富和名望为他们在英国精英社会赢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最著名的是钢铁大王拉克什米·米塔尔（Lakshimi Mittal）。这些上流印度人是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赞助人，高级俱乐部和赌场的会员，在伦敦洛德板球场拥有私人包厢，也是英格兰著名的阿斯科特皇家赛马场（A s c o tRacecourse）的常客。
印度族群在伦敦和其周边的崛起颇讽刺意义，因为英国曾是奴役印度人的殖民帝国。
在东非，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也有一些“小印度”，他们都源自当初英国的殖民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解殖运动引发了另一波印度移民的浪潮，战后重建需要劳动力，印度移民又上路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是另一波印度人移居英国和美国的浪潮开始。这次的理由更沮丧。在非洲，特别是肯尼亚和乌干达，印度人受到了非洲统治者的压迫，不得不离开他们通过三、四代人的努力建立的家园。这些高水平专业人士在北美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认可，印度本土虽持保留态度，也不得不对他 们另眼相看。
海外印度人真正进入公众视线归功于一群加利福尼亚硅谷的印度工程师和企业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 李· 萨克斯年（ A n n a L e eSaxenian）指出，印度人在硅谷经营着750多家技术公司，其中大约10%是从1995年起步的。值得一提的是，硅谷的印度人绕过了传统宗教和语言的分隔。
像硅谷印度专业人士协会和印度企业家协会这样的团体为这个原本支离破碎的国家创造了共同的身份认同。不少印度人在硅谷成功创业。Hotmail的创立者萨比尔·巴迪亚（Sabeer Bhatia）在1997年以40亿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卖给微软。相似的还有古鲁拉吉·戴施潘德（Gururaj Deshpande），他创立和出售了好几家网络技术公司，目前位列全球首富榜，净资产达40-60亿美元。
忽略他们的代价
作为先例，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清朝曾寄希望于海外华人来振兴中国，并建立一组机构和政策以吸引海外投资。这些政策包括在有大量中国人口的国家建立商会；给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商人赋予官衔；派遣特使到东南亚为大规模项目集资；治理腐败以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最显著的措施可能是1909年清朝颁布的《国籍条例》。该条例宣布所有中国人，不论出生地和住所，都视之为清朝国民。
19世纪，欧洲实行了属人主义（Jus Sanguinis）原则，即父母有权将国籍转入子女出生地，并将该原则延伸到了殖民地。与之相反的原则是属地主义（Jus Soli），拉丁文里土地之权的意思。这一原则把出生地和国籍绑定。通过采取属人主义原则，清朝撒出了一张大网，囊括了生于国外的海外华人，还有整个中华民族。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待海外华人日益疏远，以怀疑的眼光看他们，认为他们是潜在的不稳定力量。邓小平当政后修补了文化大革命给海外关系带来的损伤。1977年，他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这是中国吸引海外华人资金的第一步。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成立了华侨办公室，系统化地建立和海外华人的联系。1978至1990年之间，中国针对海外华人通过了50项法律法规，主张“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国务院在1983年和1985年通过立法，为在经济特区投资的海外华人授予特殊地位。这些政策针对的是身在东南亚的两千万华人和他们达两千亿的财富。侨乡受到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管理海外华人事务的组织和政策结构。中国也因此收到了显著的海外游子红利。在经济改革的前十年，中国收到的海外华人汇款达550亿元人民币。
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没有提供任何特殊政策或激励措施来吸引海外印度人的财富和智慧。印度的英国人都忙于向他们的殖民地输出廉价劳动力。更不难理解为什么独立后的印度对其海外国人的忽视。
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也是原因之一。尼赫鲁建议已定居海外的印度人接受他们居住国的国籍。照顾他们的利益就会与印度和联盟保持距离的政策相违背，因此印度只能牺牲其海外国人。
印度和其海外国人脱离关系，反映了印度“朝内看”的经济发展政策──替代进口和自力更生；也反映了印度偏爱本国资本超过外国资本的倾向。
当中国的清政府寻求海外华人投资取代外国资本之时，印度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把矛头同时指向了所有外国人和海外印度人。当时，印度并不认为外国资本有利于其经济发展。
在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国家政策变得越来越封闭，民粹主义达到顶峰。印度开始了国有化进程。而印度“许可证为王”体系（License Raj）对私人企业，特别是不熟悉的外国人更加不利。讽刺的是，这样的商业环境并没能阻碍外国投资者，一些印度工业巨头也在此时到海外投资和扩张。埃迪亚贝拉集团（Aditya Birla Group）在东南亚的投资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移民的组成发生了变化，一大批专业精英离开祖国去往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印度的大众媒体把这称之为“脑体外流”（Brain Drain）。人们指责这些移民利用印度出色的城市中等教育和医学以及工程学校来提升个人的事业，但却没有做任何回馈。
对离籍印度人，常常听得到像“永远别回印度”和“不需要的印度人”这样的敌视。整个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机构来满足海外华人的需求时，印度却把海外游子完全关在了门外。这种采取属地主义原则，认为只有在籍印度人才对印度有价值的做法，算得上是印度近年国家资源管理不当的一个最糟糕的例子。如有成功的，对国家富有感情的个人组织或团体想回馈印度，往往也是遭到拒绝。
杰瑞·拉奥（Jaitirth "Jerry" Rao）是另一位返回印度并成功创业的离籍印度人。他1998年创立的软件公司MphasiS是印度十大软件企业之一。拉奥出生于班加罗尔，在钦奈和芝加哥大学受的教育。
拉奥花了25年的时间爬到花旗银行的高层。当大家特别是他的兄弟开始创业的时候，他的心也痒痒了。“我曾经给很多创业人生意，因为我手里有很大的技术预算支持这些人做各种实验性的事情，”他解释说，“所以我对自己说，‘我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自己做？'但是他一直想念家乡并觉得他可以在那获得成功。
是什么让印度开始摆脱“不需要的印度人”这一思维综合症的呢？原因一方面在于印度面临危机不得不做出回应，一方面在于私人产业的推动。我期待像拉奥这样的故事变得越来越普遍。
（作者为哈佛商学院教授，本文系译言网根据作者所著《十亿创业者》编译）
2002年1月9日，印度举办了第一个年度海外印度人日。选在这一天是为纪念印度史上最杰出的“离籍印度人”。这是印度对其海外游子迟到太久的慰问。中国从海外华人的财富和才干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印度却从历史上就离弃和漠视了这些资源。直到今天，在籍印度人在印度从商、置业，甚至向自愿投身某项事业奉献时间和专业技能都非常困难，对“离籍印度人”则是难上加难。一直到2002年，也就是印度经济改革10年之后，政府才创立了针对印度裔人的政策，海外的印度人从此也能享受祖国的福利和特许权。尽管一些海外印度人一直尽责地汇款回家，改善着身边亲属的生活，但仍鲜有大规模的投资。
和印度不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政府一直把海外华人视为民族的一部分，视为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可利用资源。邓小平上台后，历任中国领导人非常明智，一直制定政策和宣传方针来吸引这个群体的财富和投资。
中国将海外游子统称为华侨华人（华侨指在海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华人指的是加入外国国籍的华裔及其后代）他们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红利。没有明确指数证明中国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注入中国的外资有多少百分比──在中国改革早期达到80%──来自海外华人。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最独特之处。1997年加拿大杂志《MacLean's》这样概括这一独特现象：“世界上五千七百万海外华人统治着世界第三强大的经济体。中国政府这种对海外华人的处理方式是互利的。中国一直为海外华人提供特殊待遇，鼓励海归们争相慷慨解囊，参与到当今时代最精彩的经济崛起传奇之中。
中国城创造者
谁是这五千七百万海外华人呢？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移民就踏上了去往美国西岸的旅程。1848年，加利福尼亚山脉中发现了金矿，移民数量迅速增加。他们中一部分是独立的商人，而大多数是农民─契约劳工─由矿物和铁路公司带来开矿和修路。
到19世纪60年代末，淘金热冷却下来，铁路建设也接近完工，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突然间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他们迅速转移到洗衣、餐饮等服务行业开始创业。不过，没多久，美国经济发展放缓，失业问题加剧，美国西岸的反华情绪日益高涨。
“黄色威胁”和“赶走中国佬”等口号开始流行，针对华人身和财产的暴力事件也在增多。作为对策，中国移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现今的中国城，同时他们开始向大城市迁移，特别是东部城市。这就是现今西岸旧金山和洛杉矶中国城及东岸纽约和波士顿中国城的开端。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他们不再是没文化的苦力，而是学者或是想在国外寻找工作或商业机遇的手艺人。不管怎样，这些人绝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根据移民的年代、祖籍所在地、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的不同，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北美和澳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找到了他们创业的一席之地。
波士顿的中国城位于市中心，夹在金融区和剧院区的中间。不久以前，我经过了那里的牌坊。中国政府给每个城市的中国城都赠送了一个牌坊作为礼物，由当地人出资协助建造。从波士顿牌坊走几分钟就到了风华捷运公司，我约了该公司的创办人梁培林见面。梁的成功在华人中间颇具代表性，我之所以对风华捷运公司感兴趣是因为乘客对其近乎疯狂的追随；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穿梭的旅行者给出的原因是，风华巴士坐着舒服、方便，而价格只是美国公司的几分之一。
从波士顿中国城产生的海外华人红利源自众多客家、汕头、福建和上海等来自中国大陆的社群，大量的资本回流到他们的故乡。这些社群通常彼此不同化，也和当地人不融合。在东南亚国家，华人的情况各有不同。在泰国和菲律宾，华人非常顺利地融入了当地的经济当中。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政治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受到尊重。
孤立的海外“小印度”
伦敦的希思罗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希思罗机场覆盖3000英亩，担当飞往180多个国家的90多家航空公司的重要站点，有数万名员工。可以说，这个机场本身就是一个城市。旅客到达希思罗机场后，都会注意到这里印度裔人无处不在。这些第三、四、五代英籍印度人不光做店主，运货员和门童，讽刺的是，他们还做着移民官。他们在旁遮普语（旁遮普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地区）和伦敦东区方言之间穿梭自如，一边讨论着英国足球和皇室的绯闻，一边帮一位上了年纪的初次来伦敦的旁遮普游客做翻译。我的一位新加坡长大的锡克教朋友告诉我说，英国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新加坡之外惟一让他有家的感觉的国家，虽然他从没在那居住过。这一点要归功于希思罗机场。
希思罗机场只是在英国的印度人聚集和工作的社区之一。过去几十年里，伦敦的郊区布满了“小印度”。因为热播电影《我爱贝克汉姆》而出名的绍索尔是英国当代印度社区的典型例子。沿着绍索尔的大街走下去，我观察到，这些被印度人“眼不见为净”的离籍印度人心中依然留有印度的位置：锡克和印度寺庙到处都是；调料市场和街边小贩让人想起早年的旁遮普；还有透明交叉的酒馆，这是英国第一个接受印度货币的酒馆，外面挂着一个很显眼的牌子：“欢迎用卢比消费”，旁边还贴着一张旁遮普的地图。
印度流行文化已经渗入了英国的主流文化之中。印度餐厅（大部分由孟加拉裔人经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马萨拉咖喱鸡在杂货店冷冻部只卖2.99英镑，已经超过炸鱼薯条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食物。流行电视节目也以英籍印度家庭为题材并重用印度演员。在著名零售品牌马克思斯班塞在伦敦中部的旗舰店里，咖喱角（一种内有土豆和碎肉的印度面点）和雪茄被放在一起售卖。
中部伦敦也是上流印度人的居住地。英籍印度人的财富和名望为他们在英国精英社会赢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最著名的是钢铁大王拉克什米·米塔尔（Lakshimi Mittal）。这些上流印度人是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赞助人，高级俱乐部和赌场的会员，在伦敦洛德板球场拥有私人包厢，也是英格兰著名的阿斯科特皇家赛马场（A s c o tRacecourse）的常客。
印度族群在伦敦和其周边的崛起颇讽刺意义，因为英国曾是奴役印度人的殖民帝国。
在东非，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也有一些“小印度”，他们都源自当初英国的殖民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解殖运动引发了另一波印度移民的浪潮，战后重建需要劳动力，印度移民又上路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是另一波印度人移居英国和美国的浪潮开始。这次的理由更沮丧。在非洲，特别是肯尼亚和乌干达，印度人受到了非洲统治者的压迫，不得不离开他们通过三、四代人的努力建立的家园。这些高水平专业人士在北美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认可，印度本土虽持保留态度，也不得不对他 们另眼相看。
海外印度人真正进入公众视线归功于一群加利福尼亚硅谷的印度工程师和企业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 李· 萨克斯年（ A n n a L e eSaxenian）指出，印度人在硅谷经营着750多家技术公司，其中大约10%是从1995年起步的。值得一提的是，硅谷的印度人绕过了传统宗教和语言的分隔。
像硅谷印度专业人士协会和印度企业家协会这样的团体为这个原本支离破碎的国家创造了共同的身份认同。不少印度人在硅谷成功创业。Hotmail的创立者萨比尔·巴迪亚（Sabeer Bhatia）在1997年以40亿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卖给微软。相似的还有古鲁拉吉·戴施潘德（Gururaj Deshpande），他创立和出售了好几家网络技术公司，目前位列全球首富榜，净资产达40-60亿美元。
忽略他们的代价
作为先例，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清朝曾寄希望于海外华人来振兴中国，并建立一组机构和政策以吸引海外投资。这些政策包括在有大量中国人口的国家建立商会；给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商人赋予官衔；派遣特使到东南亚为大规模项目集资；治理腐败以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最显著的措施可能是1909年清朝颁布的《国籍条例》。该条例宣布所有中国人，不论出生地和住所，都视之为清朝国民。
19世纪，欧洲实行了属人主义（Jus Sanguinis）原则，即父母有权将国籍转入子女出生地，并将该原则延伸到了殖民地。与之相反的原则是属地主义（Jus Soli），拉丁文里土地之权的意思。这一原则把出生地和国籍绑定。通过采取属人主义原则，清朝撒出了一张大网，囊括了生于国外的海外华人，还有整个中华民族。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待海外华人日益疏远，以怀疑的眼光看他们，认为他们是潜在的不稳定力量。邓小平当政后修补了文化大革命给海外关系带来的损伤。1977年，他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这是中国吸引海外华人资金的第一步。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成立了华侨办公室，系统化地建立和海外华人的联系。1978至1990年之间，中国针对海外华人通过了50项法律法规，主张“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国务院在1983年和1985年通过立法，为在经济特区投资的海外华人授予特殊地位。这些政策针对的是身在东南亚的两千万华人和他们达两千亿的财富。侨乡受到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管理海外华人事务的组织和政策结构。中国也因此收到了显著的海外游子红利。在经济改革的前十年，中国收到的海外华人汇款达550亿元人民币。
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没有提供任何特殊政策或激励措施来吸引海外印度人的财富和智慧。印度的英国人都忙于向他们的殖民地输出廉价劳动力。更不难理解为什么独立后的印度对其海外国人的忽视。
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也是原因之一。尼赫鲁建议已定居海外的印度人接受他们居住国的国籍。照顾他们的利益就会与印度和联盟保持距离的政策相违背，因此印度只能牺牲其海外国人。
印度和其海外国人脱离关系，反映了印度“朝内看”的经济发展政策──替代进口和自力更生；也反映了印度偏爱本国资本超过外国资本的倾向。
当中国的清政府寻求海外华人投资取代外国资本之时，印度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把矛头同时指向了所有外国人和海外印度人。当时，印度并不认为外国资本有利于其经济发展。
在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国家政策变得越来越封闭，民粹主义达到顶峰。印度开始了国有化进程。而印度“许可证为王”体系（License Raj）对私人企业，特别是不熟悉的外国人更加不利。讽刺的是，这样的商业环境并没能阻碍外国投资者，一些印度工业巨头也在此时到海外投资和扩张。埃迪亚贝拉集团（Aditya Birla Group）在东南亚的投资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移民的组成发生了变化，一大批专业精英离开祖国去往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印度的大众媒体把这称之为“脑体外流”（Brain Drain）。人们指责这些移民利用印度出色的城市中等教育和医学以及工程学校来提升个人的事业，但却没有做任何回馈。
对离籍印度人，常常听得到像“永远别回印度”和“不需要的印度人”这样的敌视。整个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机构来满足海外华人的需求时，印度却把海外游子完全关在了门外。这种采取属地主义原则，认为只有在籍印度人才对印度有价值的做法，算得上是印度近年国家资源管理不当的一个最糟糕的例子。如有成功的，对国家富有感情的个人组织或团体想回馈印度，往往也是遭到拒绝。
杰瑞·拉奥（Jaitirth "Jerry" Rao）是另一位返回印度并成功创业的离籍印度人。他1998年创立的软件公司MphasiS是印度十大软件企业之一。拉奥出生于班加罗尔，在钦奈和芝加哥大学受的教育。
拉奥花了25年的时间爬到花旗银行的高层。当大家特别是他的兄弟开始创业的时候，他的心也痒痒了。“我曾经给很多创业人生意，因为我手里有很大的技术预算支持这些人做各种实验性的事情，”他解释说，“所以我对自己说，‘我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自己做？'但是他一直想念家乡并觉得他可以在那获得成功。
是什么让印度开始摆脱“不需要的印度人”这一思维综合症的呢？原因一方面在于印度面临危机不得不做出回应，一方面在于私人产业的推动。我期待像拉奥这样的故事变得越来越普遍。
（作者为哈佛商学院教授，本文系译言网根据作者所著《十亿创业者》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