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的那天
　　王长贵和李大刚两家到村部的时候，帐篷已经发得差不多了。
　　准确地说，帐篷只剩下三顶。帐篷是简易帐篷，撑开来面积不大，但是拆卸组装都很方便。眼下余震不断，正是它派上用场的时候。
　　王长贵家老小五口，李大刚家只有夫妇俩。很简单，王长贵家领走两顶，李大刚家领走一顶。
　　刘支书在心里也是这么盘算的。李大刚家却不干，也不是李大刚不干，主要是李大刚家的媳妇陈小娥不干。刘支书这就闹不明白了，夫妻俩要两顶帐篷干什么？这不是添乱嘛。莫不是俩口子闹别扭了？
　　还真闹别扭了。
　　早上地震的时候，被一泡尿憋醒的李大刚索性起床，尿完尿就在客厅里抽烟看电视。地动山摇的那一刻，李大刚吐掉烟头，大叫一声：“地震了！”然后就兀自跑下了楼。陈小娥就是为这事生气：“你一个大老爷们撇下老婆就这么跑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要不是现在山河破碎，陈小娥离婚的心都有。
　　王長贵家也非要两顶帐篷不可。倒不是因为家里人多，一顶帐篷根本住不下，而是因为他家里现在也不消停呢。
　　事情是这样的。
　　早上地震时，王长贵倒没有像李大刚那样只顾自己跑，他跑上二楼抱出了还在熟睡中的儿子小冬，没有第一时间去叫醒住在对面老屋里的爸妈。虽然万幸都没有受伤，但是二老也不乐意：“不来救我们也就罢了，怎么连朝对面喊一声的工夫也没有？”
　　老房子还是砖瓦房，王长贵住的是新盖的二层小楼。要是垮的话首先垮的肯定也是老旧的砖瓦房。王长贵自知理亏，面对一脸铁青的爸妈始终没有吱声。王长贵的媳妇杜娟却不这么看：“儿子可是王家唯一的命根子啊，难不成不去护他还要先管那两把老骨头？”
　　王长贵里外不是人。不管怎么说，两顶帐篷肯定是要定了。
　　帐篷只有三顶，两家都要两顶，怎么说也是不够分的。刘支书就为了难。
　　“既然都想多要，怎么不早来呀？早来还能给你匀出来，现在上哪儿匀去？”刘支书气呼呼地说。
　　“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能来不就早来了吗？”
　　几个人就站在村部门前的空地上你一言我一语地理论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谁也不让谁。
　　乌云正在头顶聚集，像是老天爷吹了一声集结号似的，瞬间就黑压压地铺满了河湾村上方的天空。不消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子就砸了下来。
　　几个人再也无心辩论，赶紧用手遮着头往村部里面跑。
　　“轰！”几个人刚跑进屋，还没站定，村部就像一个中风的老人一样瘫在了地上。
　　每个人都躲在自家的帐篷里，巨大的雷声鬼吼鬼叫着，没人听见村部的动静。只有一个救援队开着卡车艰难地朝村部这边驶来。
　　很快，救援队的队员就在地上发现了三顶富余的帐篷。不消多说，队员们立即跳下车把它们收起来，装上车，在雨幕里继续向受灾更严重的石湾村开去。
　　惘然记
　　旦进入冬天，员工不能按时上班的问题
　　便让韦斯顿克公司的老板默多斯头疼不已。尽管员工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比如雾霾天导致交通瘫痪、闹钟坏了等等，但默多斯相信所有的借口都不足以成为理由，他们不过是想在温暖的被窝里多赖几分钟罢了。
　　默多斯决定把这个难题交给菲尔马克社会大学的两位管理学教授——韦恩教授和伯克教授，请他们设计出一套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韦恩教授和伯克教授接受了这个课题，并立即着手开始研究。很快，韦恩教授便提交了他的第一套方案。
　　韦恩教授设计了一个碎纸机型闹钟。办法是将该员工的周薪，例如500美元，放在碎纸机的入纸口，然后预设碎纸时间，例如早晨六点，开关就是闹钟的按钮。一旦闹钟响起，碎纸机将不可挽回地开始工作。因此当闹钟响起时，你不得不第一时间起床按下碎纸机开关，否则，你一周的薪水将付之东流。
　　尽管这个方案看起来新颖别致，可一旦投入使用很快便宣告失败。因为这款闹钟虽然采取了加密设计（也就是说，你无法将钞票取出，除非输入密码，而密码是由财务部统一掌握的），但是你无法阻止员工将闹钟按钮按下去之后重新躺回床上呼呼大睡。
　　伯克教授于是提交了第二套方案。他的方法更加简单——只需在晚间给员工打一个电话即可。
　　这天晚上，市场部的“迟到大王”查尔斯便在午夜十一点接到了行政部打来的电话。行政部的工作人员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明天公司将有重要决定对你宣布。”至于具体是什么决定则闭口不谈。就在查尔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行政部立即挂断了电话。
　　次日上午，查尔斯果然按时到达了公司。默多斯对这个结果大为惊讶，不知道伯克教授到底对查尔斯施了什么魔法。
　　伯克教授道出了原委：“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典故，曾经有一位年轻人租房，租到一位心脏不好的老年房东二楼上的房间。年轻人每晚夜归，都是直接把两只靴子蹬在地上，‘咣当、咣当’两声把楼下的老人从梦中惊醒。老房东忍无可忍，上楼抱怨，年轻人羞惭不已，向老人保证以后再也不闹出这么大动静。这天晚上年轻人回家，还是一如从前蹬下了一只靴子。当他准备蹬第二只靴子的时候，他想起了老房东白天的抗议，于是将第二只靴子轻轻放下。第二天一大早老房东便来敲年轻人的门：‘为了等你第二只靴子落地，我昨晚一夜没睡。’这个典故我们不妨称之为‘靴子效应’。我们正是利用这一效应解决了难题。”
　　事实的确如此。查尔斯接到行政部的电话之后便陷入了痛苦的思考：“公司到底要对我宣布什么决定呢？”结果查尔斯一宿未眠。一个失眠的人当然不会赖床，因此次日他便迫不及待地到达了办公室。
　　默多斯对伯克教授的这个方案赞叹不已，很快便在全公司进行推广。
　　于是，这天晚上查尔斯再次接到了行政部打来的电话，不过这一次内容变成了“公司已经了解你上一个季度做了什么，明天到行政部面谈”。当然，更多的韦斯顿克雇员也同样接到了行政部的电话。他们所有人都在电话里听到了类似的语焉不详的内容，无一例外地，他们在等待另一只靴子掉地的巨大折磨中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失眠之夜。他们迫切地盼望着黎明的到来，然后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公司。 　　韦斯顿克公司果然再也没有一个员工迟到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韦斯顿克的雇员们多数要在晚上遭受令人绝望的失眠，他们在白天工作时难免萎靡不振频频出错。很快，在这个冬天最后一次寒潮尚未完全退去之前，韦斯顿克公司便匆匆地关门大吉。
　　寒冬夜行人
　　在广州这家彩灯公司做了快五年吧？五年来，每逢过年罗春风都是最后一个回家。
　　做彩灯这行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到了年底，别的工厂早早歇了业，工人们都迫不及待地赶回家过年，唯独彩灯行业是个例外，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彩灯火的时候，一沓沓的订单送到设计制作部，罗春风就更忙了。
　　谁都知道，自贡是彩灯之乡。罗春风他们几个自贡师傅在公司就紧俏得很，许多客户点名要他们做。罗春风心里想，等这批大型彩灯做完就可以回家了。可还没等他愣过神，又一批订单送了进来。就这样不断地接单，眼看就到了腊月二十七。
　　不管怎么说，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这是中国人过年的规矩。老婆孩子都在自贡老家，从年头到年尾，罗春风心心念念的都是他们。再说了，在外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就是图跟家人一起过个好年吗？
　　终于等来了公司的放假通知。一结完工资，罗春风就直接奔向了火车站。
　　硬座票已经没有了，只有一趟临时加开的慢车还有无座票，到自贡要36个小时。“无座就无座吧，总比没票好。”罗春风顾不得这么多，毫不犹豫地买票上了车。
　　到了自贡，过年的气氛就上来了，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花灯。“咱们自贡真不愧是花灯之都！”罗春风在心里感叹道。尽管他自己就是一名老练的花灯设计师兼制作艺人，在公司里算得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但跟眼前这些创意十足、惟妙惟肖的仿生恐龙花灯比起来，罗春风还是自叹弗如。
　　无暇多顾，罗春风就急忙赶往长途汽车站。罗春风老家在农村，他还要搭乘回县城的班车，再从县城搭乘到镇上的班车，再走十里山路才能到家。
　　紧赶慢赶，等罗春风终于到了镇上，已是年三十的晚间十点。本来他心里还抱有一丝期望，兴许能碰上一辆回村的顺风车，眼下却连辆车的影子都没有。
　　按说到了年根，街上应该有些揽活的摩托车。罗春风心里这么惦记着，转念又一想，这都年三十了，谁还会上街来揽活、不待在家里过年呢？
　　一阵寒风吹起，罗春风紧了紧衣领。“走吧！”罗春风在心里对自己说，抬眼看了看那几只孤零零地挂在商场门口的彩灯，便拎起行李向村口走去。
　　电是突然之间停的。这在农村过年是常有的事。年三十家家户户都点着灯开着电视，电就不够用了。原来还有沿路人家星星点点的灯光，这下可好，整个山村全黑了。
　　好在这条山路罗春风实在太熟了。即便没有光亮，罗春风也能摸清路的方向。
　　没去广州打工之前，罗春风就在镇上扎彩燈。每天早出晚归，这条路罗春风走了十几年。多少年过去了，路还是原来的样子，没铺水泥也没铺沥青，一点也没变，仿佛这世界的发展变化跟它没关系一样。
　　这一年在外面做了上万个彩灯都不止，现在却没有一盏灯为自己亮起。这么想着，罗春风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悲凉，步子也一下慢起来，仿佛身上的行李有千斤重。
　　又一阵寒风吹起，罗春风打了个寒战。恍惚中，他好像看见了远处的一星灯火。那灯火是如此微弱，但罗春风还是认出来了——那是他家的灯火，因为那灯光分明来自他亲手扎的彩灯——一盏通红的彩灯！
　　是妻儿点了彩灯来迎他回家！罗春风眼睛一热，甩开了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