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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这一篇短文是记述20世纪40年代在莫高窟敦煌艺术研究所人们的生活状况，当时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直属单位，小小的单位只有不到三十人，似乎是一支快要断线的风筝，孤悬塞外，飘摇不定。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批工作人员在这个小天地里艰难度日，终于坚持到解放。在本文中除了述说当时社会混乱一群生活在莫高窟的人们艰难度日的情况外，另外还写到一只狗和几只黄鸭，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在这个小天地里，人们远离城乡、社会、朋友、亲人。没有电影、戏剧和些许文化生活。如果我们不在身边所接触的事物中感受到一点乐趣，排解一下精神和生活的压力，那实在是太残酷了，所以我决定写出来供人评说。
关键词：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生活；敦煌艺术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15-07
Mogao Stories-My Life Career at Dunhuang （Ⅲ）
SUN Rujian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staff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in the 1940s， then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Institute with a staff of no more than 30 persons was isolated and unstable， much like a kite breaking away from its string. This group of people led by Chang Shuhong lived a hard life in a small and isolated world until the liberation. I’ll also mention a dog and a few yellow ducks， which may seem strange to those of refined tastes. Here people lived far away from cities， society， friends and relatives， without movies or drama or any form of cultural life.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painful if we could not amuse ourselves with what we did and saw to relieve our spiritual and social isolation.
Keywords： 1940s； Life at the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艰难的岁月
那是在20个世纪的40年代——1948年的秋天，解放战争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社会上货币严重贬值，物价飞涨。敦煌僻处边塞，小小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总共只有二十多个人的生活也逐渐难以为继了。很少的一点经费，实际上就是一点员工们的吃饭钱，但要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汇来，一纸国库拨款通知书用邮寄的方式从南京寄到敦煌，等我们收到通知已经是一二十天以后的事了。当时的物价天天在涨，一天一个价，等经费到了敦煌，物价已经涨了几番，钱已经更不值钱了。1948年的秋天，总务组（办公室）的文书兼出纳俞荫人进城去银行提取经费时，因为虚开了支票，被常书鸿所长发现后，当即免除了他的出纳职务。当时研究所就只有二十多个人，辛普德是会计，出纳由谁担任呢？常书鸿所长召集全体职员征求大家的意见，但人们都不说话。所长说：“那大家推选一个人吧。”段文杰说：“请孙先生担任吧，他是学技术的，搞点计算当然比我们强。”我连忙声称我不会这个工作。会计辛普德说：“没有关系，有我做传票（记账凭证），你只需凭传票记一个流水账就行了。”就只有这几个人，知道无法推辞，从此我就兼任出纳，直到解放。
当时单位根本没有多少经费，每个月要去敦煌银行提取所里员工的工资（当时叫做薪水），然后就找到一些商家把钱买成土布（敦煌农村织的粗布，宽约0.4米，长约六七米），有时也可能买成香烟。因为物价涨得太快，如果不买成实物而把货币带回所里发给职工，职工们等到下一个星期天再到敦煌去购买生活用品，货币就更不值钱了，那真的就成为“薪水”（杯水车薪）。买成实物折成货币发给大家，薪水缩水得好一点，损失稍少一些。给大家折发成实物还得首先把伙食费扣下，余下的才能折算成实物。当大家需要点零花钱的时候，就只有把实物拿去卖给商人，又要受到商家的盘剥，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如此。
我如果进城取钱并购买实物，总是和总务组长霍熙亮先生一道进城，比较好商量着购买实物。买了实物还得驮在牲口上带回山上（莫高窟）。两个人能相互有个照应。当时我们进城办事中午得自己掏钱吃饭，霍先生在城里熟人比我多，有时候可以同他一起去熟人家混吃一顿饭。等到下午我们再骑着瘦马驮着实物回所。走公路太远，我们总是出东门，沿着大渠边绕到城南经南台、纪家庄子、佛爷庙然后就上了戈壁。牲口驮上物资，再骑上一个人，不堪重负，行走缓慢。夕阳西下，人和牲畜在沙漠上投下瘦长的身影。应该说夕阳下的沙丘，向背分明，大自然的力量把无数沙粒在千万年中搬运成山，鬼斧神工塑造成千姿百态的沙丘，沙脊线曲折婉转，富有弹性而柔和，景色是壮美的。但是人困马乏，戈壁上悄无声息，只有马蹄踏在沙粒上的沙沙声，规律而单调。惆怅和凄凉之感不禁涌上心头。我记起读过的诗中有“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我不会写诗，但突然之间心里涌出“荒村、枯树、人家，戈壁、白云、黄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游子身在天涯”。当时研究所的人员处境艰难，自己哼哼的打油诗也是心情的写照。 1949年的春天，时局更加紧张了，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正常给我们汇经费，即使收到拨款通知，但已经是时隔二十多天的事，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拿到巨额的拨款（通货大大贬值，数额很大，货币的值却很小，一会叫关金券，后来又改为金圆券）通知，到银行也提不出钱来了。银行的人说：“我们没有钱提给你们了，实在没有办法，你们一定要取钱，我们只能发给你们银行的本票（代用券）。”还说：“不过我们的本票可以在市面流通购物。”我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就发给我们本票吧！”他让我进到柜台里，给我几本事先印好的票据，还有木刻一千元、一万元的印章，要我在空白票据上面用印章印出数字，然后由他们再盖上银行和行长的大印。一次就要给我几本这种钞票。我拿着这种面值很大，作用很小的“敦煌钞票”真是哭笑不得，苦涩难言。但更大的麻烦是，这几本“钞票”还不能带回莫高窟发给大家，因为当时社会上不愿意用这种靠不住的“敦煌币”而是喜欢“袁大头”，这种硬通货非常吃香，有时我们也用这种本票按市价买成“袁大头”。我记得清楚，有一次发薪水的时候，扣下了下月的伙食费，余下的钱折合成9包咖啡牌香烟。有一次我进城办事，中午在一个姓夏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面片，我没有货币付账就掏出一包香烟付给夏师傅，他把香烟接在手上掂了一掂，无可奈何地说：“好哩！”算是认可了。
1949年夏天当时所里共有二十多名员工，还分成两个伙食单位分灶吃饭。因为经常发不出薪水，虽然是两个灶，实际上吃的也差不多，顿顿不是白水面片就是馒头。蔬菜基本上是自己种的，白水煮萝卜、菜葫芦、盐和醋拌韭菜。没有油水，吃的面是自磨的，为了节约，磨得稍粗一些。唯一调剂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养了一头母山羊，每天可以挤点羊奶喝。还养了几只母鸡，隔三差五收个鸡蛋来勉强维持身体的基本需要。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1948年秋薛德嘉回了四川。第二年春天我本打算同范文藻结伴一道回四川，家里给我汇的旅费，因为我嫂子把地址写错了在几月后汇款退回了老家，通货高速膨胀，钱是退回去了，但钱已经大大贬值，白白损失了艰难筹措的一笔钱。没有收到钱我不能上路。范文藻就单独回四川和他的女朋友完婚。美术人员萧克俭回了老家临洮。客居敦煌的画家周星祥也回了四川。家在敦煌的许多工人也走了。窦占彪背上自己的一小卷被褥及老羊皮袄去向常所长辞职，常所长不同意，希望他坚持下去，但他还是不辞而别。一个民间画工张定南也辞职不干了。听说窦占彪和张定南后来因为生活无着，曾去南山挖金子（实际上是当淘金工人）。不知道为什么张定南后来遭人打黑枪，死了。窦占彪解放后又回来了。所里员工陆续减少，给我们外地人的精神上产生了不小的压力。兵荒马乱，无处可去，我们只得继续在莫高窟艰难度日。
1949年的4月份，解放战争已到最后关头。有一天段文杰先生进城办事，晚上回来高兴地说，共产党已经打过长江了，还宣布蒋介石以下几十个高级军政要员是战争罪犯。我们大家在中寺院子里议论纷纷。后来常所长曾劝告段先生说：现在时局不稳，社会上流言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还是谨慎一点为好。过了一些日子，看到了报纸（张治中是西北军政长官，他在兰州办了和平日报）才证实了战事的情况，还看见了毛泽东、朱德发布的渡江作战令和战犯名单。敦煌地处边塞，消息闭塞，但重大事情还是有人传播。
二 在莫高窟拉壮丁
这一年的六七月以后，虽然还能收到国库拨款通知，但银行里连本票都发不出来了。甘肃的军政大权已经由青海的马步芳掌握。为了扩充兵员，敦煌也是到处拉壮丁。我们每天吃的面粉是由一个雇工磨的。我记得这人是敦煌三危乡的农民，人很勤快。他每天准时早起磨面，当天的磨好了，又忙着把第二天的麦子进行筛选、淘洗好。还得喂饱拉磨的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就是这么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却被保甲长拉了兵。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两个比一般农民穿着稍微整齐一些的中年农民来到莫高窟中寺院子，其中一个人还背着一支步枪。他们说有个农民在你们千佛洞干活，要抽他去当兵。大概是霍熙亮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他们说我们要找常所长。后来他们直接找到中寺后院常所长的家，常所长在家门口拦住这两个人，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人在你们这里干活，请你们把人交给我们。”常所长说：“我们这里没有你们要的人。”这两位保甲长似乎想强行进屋。常所长说：“你们想要干啥？”他们说：“我们想看看。”“这是我的家你们看什么？”两个人无奈地慢慢离开了。还悻悻地说：“我不信就把你抓不到。”他们又在中寺各处寻找。据上寺徐喇嘛说：“他们早在各处都找过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真的是躲在常所长的家里。看来他躲在这里也不安全，常所长给了他一些吃的东西，连夜让他跑到三危山里的观音井躲藏起来。但保甲长们为了交差，终于千方百计找到这个年轻人并把他抓走，他的下场也就不得而知了。
此事过了不久，事务员范华进城办事，当天没有回来。因为老范在敦煌城里有家，没有回来大家也没有在意。可是当天夜里老范的大哥范成连夜赶到莫高窟来，说是昨天范华被抓了壮丁，他来请常所长帮助把范华救出来。还说他的母亲为此急得快病倒了。常所长一听也很着急，当即请霍熙亮先生带上他的亲笔信马上进城找县太爷或是兵役部门。霍先生在县里奔波了几天，四处求人，终于见着了被关在北台庙的范华。但兵役部门说：范家三兄弟都是青年，他家应该抽一丁，范华最年轻，抽他去当兵是应该的。霍先生说：我们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范华是我们单位的职员，应该免服兵役。最后大概花了点钱，终于把范华从关押处救了出来。为此在很长时间里范华都不敢进敦煌城。
上一件抓壮丁的事过不久，这一年六七月间，解放战争已经临近西北，驻敦煌的国民党部队调动频繁，社会上人心惶惶，研究所只剩下不到二十人了。经费无着落，我们身处困境，大家也没有心情继续上洞窟工作。常所长见大家情绪不好，有一天他说：“大家散散心吧，到月牙泉去玩玩。”常先生和李承仙夫妇邀约了霍熙亮、段文杰、黄文馥、欧阳琳、史苇湘和我共八人。但所里只有两匹马、四头驴。于是我和段文杰自告奋勇，步行去月牙泉。在月牙泉休息到下午，仍然是我和段文杰步行进敦煌城，其余的人说是进城以后让牲口再来路上接我们。当时天气炎热而干燥，段先生和我步行到纪家庄附近时，人困干渴，于是走进一家庄子想在那家稍事休息，并要一点水喝。这一家的院子比较干净整洁，看来不是一般农家。中年的主人很客气的接待了我们，他请我们喝了凉茶。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段先生都一一回答了。此事我们也并没有在意。事隔不久，我们听说我们去的那家是保长，看我们年轻力壮，又是步行，就打算抓我们的壮丁，只是听说我们是千佛洞研究所的职员，还听说有人要给我们送马来，研究所单位不大，但敦煌城乡都知道是中央单位，才打消了抓我们壮丁的念头。 在马步芳上台的时候，敦煌县上某些士绅为了给马长官捧捧场拍拍马屁，想派人到兰州给马步芳送一份大礼。一位敦煌的头面人物亲自来所里找常所长要画，常所长说我们这里画的都是佛或是菩萨，马长官是信仰伊斯兰的，送佛教的绘画恐怕不好吧？来人说常所长是大画家，请你送一张画吧。常先生说：我是画油画的，短时间又画不出一张油画，怎么办？后来不了了之。
三 段先生临危受命
1949年夏，天气十分炎热，解放战争已经快到最后阶段了。虽然莫高窟地处戈壁深处，但也感到了灼热的战争气氛。社会动荡，人心惶惶，本来研究所就只有二十多人，因为生活困难，本地工人纷纷辞职回家，所里剩下的十几个职员大都是外地人，兵荒马乱，想走也走不了。当时除常所长及李承仙夫妇之外，业务上有段文杰、霍熙亮、黄文馥、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六人。行政上有辛普德、刘荣增、范华、王晓钟。工人有马科、马兴、达又德、周德信等人。人员减少使得莫高窟看上去更凄凉了。几个业务员的心情不好，也无心上洞窟工作。常所长也不勉强大家继续上洞窟临摹壁画，有时大家在办公室画素描，常所长给我们指导。因为生活困难，常所长安排我们画点飞天、菩萨看有没有机会出售，赚点小钱改善生活。但是社会动乱，有谁肯花钱买画呢？只是我们在无奈之下的一厢情愿罢了。但是美术人在绘画时只要进入画的状态中，身外的时事纷扰、身边的拮据生活都可以暂时忘却，在精神上得到些微的慰藉。
到了1949年的8月26日，兰州已经解放，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和一些机构撤退到了河西走廊。9月中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是国民党甘肃中央银行退到了张掖。常所长当机立断委派段文杰先生带着好几个月的拨款通知书赶到张掖去提取研究所的经费。段先生临危受命，不知道从那里找到了辆便车赶到张掖。到了张掖已经找不到中央银行的办事处，几经打听，才知道中央银行的办事处又退到了酒泉。段先生又急忙回到酒泉，终于找到了银行的办事处。经过艰难的交涉，总算把近半年的国库拨款通知书折换成一个小金条，重12两（当时一斤等于16两，合375克）。段先生怀揣着这个小金条，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又从酒泉安全地回到所里。大家为他顺利地办成此事，也为他能安全地返回而高兴。常所长当即从敦煌请来一位金匠，把金条碾成长条，其中一半留作所里的经费，一半分给了职工。我分得的几克黄金打成了一支戒指。这时已经临近敦煌解放，常所长决定把没有分配的一半黄金在敦煌全部换成小麦，以保证敦煌解放后我们在没有和有关单位接上关系之前，能维持一定时间的生活，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这是高明的决策。
四 解放前夜
1949年八九月间原来驻防敦煌的国民党部队陆续开赴前线对抗解放军的西进，敦煌的防务由新疆陶峙岳的部队接管。驻防敦煌的是一支警备营。因为陶峙岳在新疆宣布起义，9月28日夜敦煌和平解放，在解放军到敦煌之前，敦煌附近有不少从河西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敦煌警备营不让他们进城。当时的敦煌县城是有城墙和城门的，只要把东关、南关的城门和西门关闭，散兵就进不了城。因为怕散兵进城骚扰滋事，甚至抢劫烧杀。但是散兵不能进城，可能在城外农村滋事，我们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担心散兵流窜到莫高窟，因为莫高窟是通往党城湾及南山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得不防。于是常所长安排我们不多的职工轮流警戒。所里有几支步枪，警戒的地方在下寺三层楼到第3窟的坡道上，这里既可以看见大泉河床及对面的公路，又可以防守从山上下来的人。两人持枪警戒，如发现散兵游勇人数较多时，一人迅速回中寺报信，另一人可以上洞窟暗中监视。当时除常所长一家之外，我们所有职工都是单身，大都家无长物，穿的在身上，宿舍里可能只有几本书、几张画和被褥而已，是不怕抢劫的。大家就躲藏在高层洞窟里，白天黑夜警戒了几天，也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到9月28日晚上，工人马科从敦煌回来，在中寺院子给大家说，他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新店台（现在敦煌飞机场以东一带）公路上有大量的汽车灯光，可能是解放军来了。那时，我们对共产党的了解不多，也不了解解放军，只是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民不聊生。我们在莫高窟困守几年，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就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上。当天晚上，大家都非常兴奋，议论纷纷，因为曙光在望了。
五 生活轶事
1. 所里的美国十轮大卡车
我到敦煌不久，在中寺后面场院饲养牲畜和停放牛车的地方，一角上停放了一辆美国军用十轮大卡车。车的牌号叫“斯帝派克”，车很结实，但是经过长期日晒雨淋，显得有点破旧。后来听范文藻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在重庆移交给国民党的军车。是1946年常书鸿所长为教育部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事去重庆呼吁活动成功之后，经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向当时国防部长陈诚要来的交通工具。常所长有了这一辆大车，买了些物资，并招兵买马，从重庆招来了郭石清（画家）夫妇、凌春德（雕塑家），到了成都有四川艺专的霍熙亮、范文藻及漆器工艺教授沈福文夫妇，到兰州后又加入了段文杰。就这样一路浩浩荡荡地回到敦煌。这部车应该是功臣，可惜到了敦煌后司机觉得敦煌地方太苦，不愿留在莫高窟。汽车没有司机就使用不成了。后来霍熙亮和范文藻二人就鼓捣着学开车，终于把汽车发动起来了，其后他们竟然把车开到敦煌去了几趟。但是他们是两个门外汉，二把刀司机，只知道开车不知道检查机器。有一次开车从敦煌城返回千佛洞，离家还有三四公里的河滩上（当时的公路有一段在大泉河的河床上，实际就没有路）通过一段沙窝，汽车一加油吃力地前行，只听到引擎轰地响了一声就不动了，经检查是引擎的活塞连杆断了，把油箱底壳的侧面捅了一个大窟窿，车子完全报废了。后来请别人的汽车把报废的汽车拉回来放在后院，一停就是一年多。
到1948年的夏天，从社会上来了个汽车机械师叫周巨川。他自告奋勇地说能把汽车修好。经常所长同意，他四处活动，大概是他去了一趟新疆带回一些零件，从敦煌县上一个工兵营里借来一些工具、一部发电机，又请了几个军人帮忙。当时正好有一批从山丹培黎学校来的老师，其中有一位美籍俄罗斯人也参与了修车。他们鼓捣了多天终于把破车又拼装起来，又忙活了两天居然把车子发动起来了，开出中寺后院，大车到了大泉河床上比较正常地跑起来了，大家都非常兴奋。平常我们到敦煌都是骑马骑驴甚至是步行，有了一部卡车可以较快地往返敦煌城乡了。可是我们只享受了一次往返敦煌的方便，很快汽车就离开敦煌出去跑生意，目的是想利用汽车去赚点钱改善一下单位拮据的经济状况。出去跑生意由周巨川开车，窦占彪当助手，霍熙亮管财务和监督。第一次从敦煌出去是装敦煌的棉花拉到武威交货，然后从武威拉货到张掖、酒泉，甚至到新疆的哈密。就这样往返在河西走廊到哈密之间装运物资，出去以后就很少回到敦煌。后来才知道周巨川是一个很有技术的人，但生活上却是一个无赖，他每到一地把汽车停在一个大车店，转眼间人就不见了。霍熙亮、窦占彪二人拿他没有办法，货是他联系的，运费也控制在他手里，有时霍、窦二人连吃饭、住店的钱都没有。周巨川住在窑子里，吃喝嫖赌，把跑车赚的运费花了个精光。眼看已经快到冬天，有一次从玉门拉军油到哈密，他把军油偷卖了，结果军队把车给扣下了。没办法霍熙亮只身回到敦煌，常所长把职工的薪水都给霍熙亮，让他去哈密把车赎回来。真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 这时已到了1949年春节之前不几天了，汽车回来了。为了进城过节，常所长夫妇及大部分职工随车进城休假，住在一陶姓家中，周巨川把车开往陶家院子把车子停好，趁人们下车安置住处没有注意，他溜出大门转眼就不见人了。本来车回到莫高窟后常所长、霍熙亮、段文杰商量的意见是：等汽车一进城就把周巨川抓起来，但他是个久闯江湖的无赖，肯定能估计到他几个月胡作非为，研究所是不会轻易放过，是要找他算账的。所以汽车一到敦煌城，他马上一走了之，逃得无影无踪。实际当时的敦煌城就那么一点大，但他躲在那里一时也把他没有办法，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而我们职工一两个月的薪水也泡了汤。那时正是我们穷困潦倒之际，真是屋漏又遇连阴雨。凄凄惶惶地过了春节，要回莫高窟了，麻烦的是我们坐汽车进的城，现在司机溜走了，一群人如何回的莫高窟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年无论冬夏我们进城都得带上自己的被褥，汽车没有指望了，还得背上被褥步行回莫高窟，大家商量到骑兵团借十几匹马，但是正值春节期间，人家也在休假，不好开口就算了。最后大概还是霍熙亮、窦占彪两人勉强把汽车开回了莫高窟。1949年因为没有钱修车、买油，车又爬窝了。这辆汽车解放以后敦煌县上要了去。
2. 饲养野黄鸭
度过了1947年严寒的冬天，48年的3月一阵阵的春风刮得杨树树梢呜呜作响，阳光明媚，晒到人身上暖洋洋的。田边地头向阳处青草已悄悄地探出了嫩芽。清明一过，杏花、桃花、梨花争先恐后竞相开放。钻天杨、小叶杨们似乎一夜之间绿叶就挂满了枝头。榆树枝头挂满了嫩绿色的小钱，莫高窟的春天像是爆发似的，匆匆忙忙赶来了。这是我在莫高窟经历的第一个春天，感到十分惊讶。家乡的春天是从容不迫地缓慢而悠闲地来到的。莫高窟正是繁花似锦、春色满园的时候，天空中不断传来嘎嘎的鸣叫，成双成对的飞鸟在莫高窟上空飞旋。后来才发现它们在莫高窟北区的山崖上筑巢产卵，要在这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候鸟，棕黄色的羽毛，比家鸭稍小，也是水禽。敦煌人把这种鸟叫黄鸭。大概在四月中旬吧，小鸭孵出以后，母鸭会携带雏鸭到小溪边上游戏、觅食。此时正值莫高窟每年的庙会（四月初八沐佛节），从四月初敦煌城乡来莫高窟的游人骤然增多。有一天，我们发现几个年轻人抓了一群小黄鸭，每人手里都抓了一两只。小鸭惊慌失措，一边挣扎，一边不停地啾啾乱叫，十分可怜。范文藻和我想法儿和那几个青年搭话，问他们是哪里的，是不是学生。他们说是敦煌中学的学生。我们说这里是黄鸭的故乡，春天它们从南方飞回来在这里繁殖后代，你们把小鸭抓来玩，一会儿弄死了，以后黄鸭就不会回来了，多可惜！你们把小黄鸭送给我们，养在莫高窟好吗？有三个学生把小黄鸭给了我们，一共6只，另一个学生手里的两只不愿意给我们，也就只好作罢了。在我们宿舍后面的果园里有一株大杏树，下有一个水坑，小鸭放在水坑里非常活跃，游来游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从此，每天在饭前饭后我们一群人都停在水坑边上，观看小鸭戏水。这真是上天送给我们尊贵的礼品，在莫高窟单调枯燥的生活里，平添了一份乐趣。
常所长和李承仙也经常来观赏小鸭的嬉戏。他们家的小黄狗“嘟嘟”和小猫也到水边来了，但它们却有点不怀好意，有趁机偷袭的迹象。我们多次对它们进行适当的警告和惩处才没有让它们得逞。小鸭有人保护成长得很快，也敢于和人们亲近，可以到我们手边来吃馒头等食物。后来它们可以成群地跟随我们进饭厅，在饭桌下捡食残渣剩菜，不停地在人们脚下穿来穿去，忙个不停地寻找食物。但是这些小东西也有讨厌之处，在它们寻找食物的同时，也毫无顾忌地随地排泄，弄得饭厅地上很脏乱。
黄鸭成长很快，不知不觉之间羽毛就丰满了，翅膀长成了，可以在果树林中拍拍翅膀作短距离的飞翔。小水坑仍然是它们活动的场所，但食量更大了，已经满足不了我们施舍给它们的一点点食物了，好在果园中有的是青草、昆虫。虽然果园中的食物很丰富，但每当我们开饭的钟声敲响时，这些小家伙也能听懂钟声的含义，它们并不是快步地走向饭厅，而是振翅飞过我们宿舍的房顶，直接落在饭厅门口，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如果不及时阻挡，它们可能就会毫不客气地跳上桌子抢先就餐了。我们只好把它们拒之门外，但它们以高声鸣叫来表示抗议。我们吃过饭后只得再带着剩菜剩饭到小水坑边，小家伙们又摇头摆尾地跟在我们后面到水坑边抢着吃食。
秋凉之后，黄鸭似乎已经感觉到气候的变化，它们快速地成长，羽毛更丰满了。它们不仅限于在果园里飞了，还逐渐地开始展翅高飞了，经常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盘旋飞翔。我们原以为它们是在这里被饲养长大的，可能会改变它们候鸟的习性，认定莫高窟就是它们的家，不会离开我们而迁徙到温暖的南方。但是事实证明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生物的习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到了十月上旬，它们开始躁动不安了，每天都在天上飞翔，而且飞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几个钟头都看不到它们的影子。大概它们是在作长途飞行的锻炼和准备吧！终于有一天，有三只黄鸭飞上天空，在两山之间飞翔，还在不停地鸣叫，意在呼唤另外三只还没有起飞的同伴，似乎有些不舍。飞走的三只黄鸭当天没有回来，我们推测留下的这三只鸭子可能不会走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正在我们深感失落的时候，先飞走的三只黄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飞回来了。它们的回来，令我们倍感亲切和兴奋，更加珍爱它们，赶忙给他们喂了些麦粒，让它们饱餐一顿。可是没想到过了两天，所有的黄鸭一起飞走了，从此就再没有音讯，一去不复返了。老杏树下只留下一池清水……许久许久，大家还在怀念它们，怀念着它们和我们相处的近半年的日子里，带给我们的温馨、愉快和慰藉；怀念着它们的天真、活泼和一种生命的灵动。在莫高窟那种信息闭塞、生活枯燥、缺少娱乐的日子里，饲养了几只黄鸭，把它们从小喂到大，带给了我们多少欢乐和愉悦啊！而今令我们怀念的是它们是否飞到了温暖的南方，它们安全吗？但愿它们明年还会回到它们的故乡——莫高窟。我们一群游子对于它们能够展翅高飞感到由衷地羡慕，我们何时能够回到家乡？何时能见到久别的亲人？
3. 小黄狗和乌鸦
1948年常所长和李承仙他们家养了一只小黄狗，名叫“嘟嘟”。小嘟嘟每天的活动范围只在常所长他们家的中寺后院和我们职工宿舍院子里。嘟嘟没有小伙伴，只得和人玩。每天我们饭前饭后在院子里休息闲聊的时候，嘟嘟就在人们跟前蹿来蹿去、蹦蹦跳跳地和人们交流情感，更喜欢人们与它逗乐。当时我们正在饲养那6只小黄鸭，嘟嘟不时总要去挑逗它们，向它们发出几声吠叫，显示一下它的威风。我们怕它去咬小黄鸭，总是护着小鸭，不让它接近，嘟嘟也许知道人们的心意，它总是逗弄着小鸭，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小鸭。嘟嘟逐渐长大了，它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了。莫高窟各处都能见到它的影子，房前屋后、水渠边、树林里，真是无处不在。洞窟前是一片浓荫的杨树林。杨树树梢上的枝丫间有乌鸦筑巢繁育后代，这种鸦较小，颈上有一圈白毛，我称之为白颈乌鸦，也许有别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有一天我在洞窟里工作，听到许多乌鸦在狂呼乱叫，似乎很惊恐，可能鸦群中发生了什么大事。莫高窟太安静，鸟儿的鸣叫引起了我的好奇，赶忙到洞窟外张望。果然看见一桩好玩而且可笑的事，原来是嘟嘟闯了大祸了。乌鸦的雏鸟从树上掉了下来，雏鸟的父母正在设法营救。这种白颈乌鸦非常合群，雏鸟掉下树，其他的乌鸦也赶来帮忙，所以引起群鸟的鸣叫。适逢此时嘟嘟出现了。它大概是出于好奇就跑到了雏鸟的附近，群鸟哄地飞走了。雏鸟在地上乱蹦乱跳，嘟嘟过来把雏鸟一口叼上就跑了，大鸟群飞起追赶。我就只看到了这一幕闹剧，嘟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想嘟嘟可能是把小鸟弄死或者是干脆把小鸟当作一顿美餐给吃了，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过了两天的下午，我们几人在宿舍院子的西头闲聊，看见嘟嘟从皇庆寺出来（中寺后院，常所长的家在里面），摇头摆尾地走着，突然两只乌鸦从天而降，快速地俯冲向嘟嘟的头部猛啄，嘟嘟反应过来之后，转身反击，乌鸦迅即飞开。等嘟嘟向前跑时，乌鸦又发起攻击，如此反复几次，嘟嘟招架不住，满院子乱跑，寻找藏身之处，最后还是跳回它的主人家中才躲过了乌鸦的继续攻击。这是我亲眼所见以小攻大的趣事，也是嘟嘟作恶多端受到的惩罚吧！
关于嘟嘟还有一件趣事得说说。当时研究所有一批工人，正式的名义叫所警，即现在的保安。不过他们日常的工作并不是站岗执勤，他们的任务有喂牲口的，有管园林的，有专门进城办事采购的，像窦占彪就是负责在洞窟上搞维修的。有一个工人叫周德信，是甘肃高台人，说话口音很重，我都听不懂他的话。老周会一点木工技术，更会种瓜。1948年他在中寺与下寺之间种了二三亩哈密瓜，在瓜成熟以后，他把成熟的瓜摘下来，放在饭厅里。他种的瓜又大又甜。当时人少，瓜是随便大家吃也不要钱，但是地里的瓜是其他人不能随便摘的，得由老周去摘，据他说是怕我们不会选瓜摘了不成熟的瓜，不能吃也可惜了，这倒是实话。我们知道老周的脾气都自觉不到瓜田去摘瓜。老周白天在瓜田里侍弄瓜藤，老在地里转悠，小黄狗嘟嘟一到地里去，老周就把它赶走，于是嘟嘟就在夜里去偷瓜。依仗它灵敏的嗅觉，它会选吃最好的瓜。嘟嘟每次啃吃一个大瓜，只能吃下一部分，其余的就扔下了。气得老周直骂，可拿它没办法。嘟嘟很淘气，但大家还是喜欢它，老逗着它玩。可是嘟嘟没有同类的伙伴，似乎感到孤单寂寞，不知道何时跟上人家的牛车离开了千佛洞。嘟嘟不见了，我们深觉可惜，忘不了它被乌鸦追逐的狼狈情景，忘不了它一天到晚活蹦乱跳的身影。它曾带给我们一些欢乐和愉快，留给我们一点惋惜和惆怅。
关键词：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生活；敦煌艺术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15-07
Mogao Stories-My Life Career at Dunhuang （Ⅲ）
SUN Rujian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staff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in the 1940s， then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Institute with a staff of no more than 30 persons was isolated and unstable， much like a kite breaking away from its string. This group of people led by Chang Shuhong lived a hard life in a small and isolated world until the liberation. I’ll also mention a dog and a few yellow ducks， which may seem strange to those of refined tastes. Here people lived far away from cities， society， friends and relatives， without movies or drama or any form of cultural life.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painful if we could not amuse ourselves with what we did and saw to relieve our spiritual and social isolation.
Keywords： 1940s； Life at the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艰难的岁月
那是在20个世纪的40年代——1948年的秋天，解放战争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社会上货币严重贬值，物价飞涨。敦煌僻处边塞，小小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总共只有二十多个人的生活也逐渐难以为继了。很少的一点经费，实际上就是一点员工们的吃饭钱，但要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汇来，一纸国库拨款通知书用邮寄的方式从南京寄到敦煌，等我们收到通知已经是一二十天以后的事了。当时的物价天天在涨，一天一个价，等经费到了敦煌，物价已经涨了几番，钱已经更不值钱了。1948年的秋天，总务组（办公室）的文书兼出纳俞荫人进城去银行提取经费时，因为虚开了支票，被常书鸿所长发现后，当即免除了他的出纳职务。当时研究所就只有二十多个人，辛普德是会计，出纳由谁担任呢？常书鸿所长召集全体职员征求大家的意见，但人们都不说话。所长说：“那大家推选一个人吧。”段文杰说：“请孙先生担任吧，他是学技术的，搞点计算当然比我们强。”我连忙声称我不会这个工作。会计辛普德说：“没有关系，有我做传票（记账凭证），你只需凭传票记一个流水账就行了。”就只有这几个人，知道无法推辞，从此我就兼任出纳，直到解放。
当时单位根本没有多少经费，每个月要去敦煌银行提取所里员工的工资（当时叫做薪水），然后就找到一些商家把钱买成土布（敦煌农村织的粗布，宽约0.4米，长约六七米），有时也可能买成香烟。因为物价涨得太快，如果不买成实物而把货币带回所里发给职工，职工们等到下一个星期天再到敦煌去购买生活用品，货币就更不值钱了，那真的就成为“薪水”（杯水车薪）。买成实物折成货币发给大家，薪水缩水得好一点，损失稍少一些。给大家折发成实物还得首先把伙食费扣下，余下的才能折算成实物。当大家需要点零花钱的时候，就只有把实物拿去卖给商人，又要受到商家的盘剥，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如此。
我如果进城取钱并购买实物，总是和总务组长霍熙亮先生一道进城，比较好商量着购买实物。买了实物还得驮在牲口上带回山上（莫高窟）。两个人能相互有个照应。当时我们进城办事中午得自己掏钱吃饭，霍先生在城里熟人比我多，有时候可以同他一起去熟人家混吃一顿饭。等到下午我们再骑着瘦马驮着实物回所。走公路太远，我们总是出东门，沿着大渠边绕到城南经南台、纪家庄子、佛爷庙然后就上了戈壁。牲口驮上物资，再骑上一个人，不堪重负，行走缓慢。夕阳西下，人和牲畜在沙漠上投下瘦长的身影。应该说夕阳下的沙丘，向背分明，大自然的力量把无数沙粒在千万年中搬运成山，鬼斧神工塑造成千姿百态的沙丘，沙脊线曲折婉转，富有弹性而柔和，景色是壮美的。但是人困马乏，戈壁上悄无声息，只有马蹄踏在沙粒上的沙沙声，规律而单调。惆怅和凄凉之感不禁涌上心头。我记起读过的诗中有“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我不会写诗，但突然之间心里涌出“荒村、枯树、人家，戈壁、白云、黄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游子身在天涯”。当时研究所的人员处境艰难，自己哼哼的打油诗也是心情的写照。 1949年的春天，时局更加紧张了，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正常给我们汇经费，即使收到拨款通知，但已经是时隔二十多天的事，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拿到巨额的拨款（通货大大贬值，数额很大，货币的值却很小，一会叫关金券，后来又改为金圆券）通知，到银行也提不出钱来了。银行的人说：“我们没有钱提给你们了，实在没有办法，你们一定要取钱，我们只能发给你们银行的本票（代用券）。”还说：“不过我们的本票可以在市面流通购物。”我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就发给我们本票吧！”他让我进到柜台里，给我几本事先印好的票据，还有木刻一千元、一万元的印章，要我在空白票据上面用印章印出数字，然后由他们再盖上银行和行长的大印。一次就要给我几本这种钞票。我拿着这种面值很大，作用很小的“敦煌钞票”真是哭笑不得，苦涩难言。但更大的麻烦是，这几本“钞票”还不能带回莫高窟发给大家，因为当时社会上不愿意用这种靠不住的“敦煌币”而是喜欢“袁大头”，这种硬通货非常吃香，有时我们也用这种本票按市价买成“袁大头”。我记得清楚，有一次发薪水的时候，扣下了下月的伙食费，余下的钱折合成9包咖啡牌香烟。有一次我进城办事，中午在一个姓夏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面片，我没有货币付账就掏出一包香烟付给夏师傅，他把香烟接在手上掂了一掂，无可奈何地说：“好哩！”算是认可了。
1949年夏天当时所里共有二十多名员工，还分成两个伙食单位分灶吃饭。因为经常发不出薪水，虽然是两个灶，实际上吃的也差不多，顿顿不是白水面片就是馒头。蔬菜基本上是自己种的，白水煮萝卜、菜葫芦、盐和醋拌韭菜。没有油水，吃的面是自磨的，为了节约，磨得稍粗一些。唯一调剂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养了一头母山羊，每天可以挤点羊奶喝。还养了几只母鸡，隔三差五收个鸡蛋来勉强维持身体的基本需要。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1948年秋薛德嘉回了四川。第二年春天我本打算同范文藻结伴一道回四川，家里给我汇的旅费，因为我嫂子把地址写错了在几月后汇款退回了老家，通货高速膨胀，钱是退回去了，但钱已经大大贬值，白白损失了艰难筹措的一笔钱。没有收到钱我不能上路。范文藻就单独回四川和他的女朋友完婚。美术人员萧克俭回了老家临洮。客居敦煌的画家周星祥也回了四川。家在敦煌的许多工人也走了。窦占彪背上自己的一小卷被褥及老羊皮袄去向常所长辞职，常所长不同意，希望他坚持下去，但他还是不辞而别。一个民间画工张定南也辞职不干了。听说窦占彪和张定南后来因为生活无着，曾去南山挖金子（实际上是当淘金工人）。不知道为什么张定南后来遭人打黑枪，死了。窦占彪解放后又回来了。所里员工陆续减少，给我们外地人的精神上产生了不小的压力。兵荒马乱，无处可去，我们只得继续在莫高窟艰难度日。
1949年的4月份，解放战争已到最后关头。有一天段文杰先生进城办事，晚上回来高兴地说，共产党已经打过长江了，还宣布蒋介石以下几十个高级军政要员是战争罪犯。我们大家在中寺院子里议论纷纷。后来常所长曾劝告段先生说：现在时局不稳，社会上流言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还是谨慎一点为好。过了一些日子，看到了报纸（张治中是西北军政长官，他在兰州办了和平日报）才证实了战事的情况，还看见了毛泽东、朱德发布的渡江作战令和战犯名单。敦煌地处边塞，消息闭塞，但重大事情还是有人传播。
二 在莫高窟拉壮丁
这一年的六七月以后，虽然还能收到国库拨款通知，但银行里连本票都发不出来了。甘肃的军政大权已经由青海的马步芳掌握。为了扩充兵员，敦煌也是到处拉壮丁。我们每天吃的面粉是由一个雇工磨的。我记得这人是敦煌三危乡的农民，人很勤快。他每天准时早起磨面，当天的磨好了，又忙着把第二天的麦子进行筛选、淘洗好。还得喂饱拉磨的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就是这么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却被保甲长拉了兵。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两个比一般农民穿着稍微整齐一些的中年农民来到莫高窟中寺院子，其中一个人还背着一支步枪。他们说有个农民在你们千佛洞干活，要抽他去当兵。大概是霍熙亮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他们说我们要找常所长。后来他们直接找到中寺后院常所长的家，常所长在家门口拦住这两个人，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人在你们这里干活，请你们把人交给我们。”常所长说：“我们这里没有你们要的人。”这两位保甲长似乎想强行进屋。常所长说：“你们想要干啥？”他们说：“我们想看看。”“这是我的家你们看什么？”两个人无奈地慢慢离开了。还悻悻地说：“我不信就把你抓不到。”他们又在中寺各处寻找。据上寺徐喇嘛说：“他们早在各处都找过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真的是躲在常所长的家里。看来他躲在这里也不安全，常所长给了他一些吃的东西，连夜让他跑到三危山里的观音井躲藏起来。但保甲长们为了交差，终于千方百计找到这个年轻人并把他抓走，他的下场也就不得而知了。
此事过了不久，事务员范华进城办事，当天没有回来。因为老范在敦煌城里有家，没有回来大家也没有在意。可是当天夜里老范的大哥范成连夜赶到莫高窟来，说是昨天范华被抓了壮丁，他来请常所长帮助把范华救出来。还说他的母亲为此急得快病倒了。常所长一听也很着急，当即请霍熙亮先生带上他的亲笔信马上进城找县太爷或是兵役部门。霍先生在县里奔波了几天，四处求人，终于见着了被关在北台庙的范华。但兵役部门说：范家三兄弟都是青年，他家应该抽一丁，范华最年轻，抽他去当兵是应该的。霍先生说：我们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范华是我们单位的职员，应该免服兵役。最后大概花了点钱，终于把范华从关押处救了出来。为此在很长时间里范华都不敢进敦煌城。
上一件抓壮丁的事过不久，这一年六七月间，解放战争已经临近西北，驻敦煌的国民党部队调动频繁，社会上人心惶惶，研究所只剩下不到二十人了。经费无着落，我们身处困境，大家也没有心情继续上洞窟工作。常所长见大家情绪不好，有一天他说：“大家散散心吧，到月牙泉去玩玩。”常先生和李承仙夫妇邀约了霍熙亮、段文杰、黄文馥、欧阳琳、史苇湘和我共八人。但所里只有两匹马、四头驴。于是我和段文杰自告奋勇，步行去月牙泉。在月牙泉休息到下午，仍然是我和段文杰步行进敦煌城，其余的人说是进城以后让牲口再来路上接我们。当时天气炎热而干燥，段先生和我步行到纪家庄附近时，人困干渴，于是走进一家庄子想在那家稍事休息，并要一点水喝。这一家的院子比较干净整洁，看来不是一般农家。中年的主人很客气的接待了我们，他请我们喝了凉茶。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段先生都一一回答了。此事我们也并没有在意。事隔不久，我们听说我们去的那家是保长，看我们年轻力壮，又是步行，就打算抓我们的壮丁，只是听说我们是千佛洞研究所的职员，还听说有人要给我们送马来，研究所单位不大，但敦煌城乡都知道是中央单位，才打消了抓我们壮丁的念头。 在马步芳上台的时候，敦煌县上某些士绅为了给马长官捧捧场拍拍马屁，想派人到兰州给马步芳送一份大礼。一位敦煌的头面人物亲自来所里找常所长要画，常所长说我们这里画的都是佛或是菩萨，马长官是信仰伊斯兰的，送佛教的绘画恐怕不好吧？来人说常所长是大画家，请你送一张画吧。常先生说：我是画油画的，短时间又画不出一张油画，怎么办？后来不了了之。
三 段先生临危受命
1949年夏，天气十分炎热，解放战争已经快到最后阶段了。虽然莫高窟地处戈壁深处，但也感到了灼热的战争气氛。社会动荡，人心惶惶，本来研究所就只有二十多人，因为生活困难，本地工人纷纷辞职回家，所里剩下的十几个职员大都是外地人，兵荒马乱，想走也走不了。当时除常所长及李承仙夫妇之外，业务上有段文杰、霍熙亮、黄文馥、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六人。行政上有辛普德、刘荣增、范华、王晓钟。工人有马科、马兴、达又德、周德信等人。人员减少使得莫高窟看上去更凄凉了。几个业务员的心情不好，也无心上洞窟工作。常所长也不勉强大家继续上洞窟临摹壁画，有时大家在办公室画素描，常所长给我们指导。因为生活困难，常所长安排我们画点飞天、菩萨看有没有机会出售，赚点小钱改善生活。但是社会动乱，有谁肯花钱买画呢？只是我们在无奈之下的一厢情愿罢了。但是美术人在绘画时只要进入画的状态中，身外的时事纷扰、身边的拮据生活都可以暂时忘却，在精神上得到些微的慰藉。
到了1949年的8月26日，兰州已经解放，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和一些机构撤退到了河西走廊。9月中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是国民党甘肃中央银行退到了张掖。常所长当机立断委派段文杰先生带着好几个月的拨款通知书赶到张掖去提取研究所的经费。段先生临危受命，不知道从那里找到了辆便车赶到张掖。到了张掖已经找不到中央银行的办事处，几经打听，才知道中央银行的办事处又退到了酒泉。段先生又急忙回到酒泉，终于找到了银行的办事处。经过艰难的交涉，总算把近半年的国库拨款通知书折换成一个小金条，重12两（当时一斤等于16两，合375克）。段先生怀揣着这个小金条，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又从酒泉安全地回到所里。大家为他顺利地办成此事，也为他能安全地返回而高兴。常所长当即从敦煌请来一位金匠，把金条碾成长条，其中一半留作所里的经费，一半分给了职工。我分得的几克黄金打成了一支戒指。这时已经临近敦煌解放，常所长决定把没有分配的一半黄金在敦煌全部换成小麦，以保证敦煌解放后我们在没有和有关单位接上关系之前，能维持一定时间的生活，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这是高明的决策。
四 解放前夜
1949年八九月间原来驻防敦煌的国民党部队陆续开赴前线对抗解放军的西进，敦煌的防务由新疆陶峙岳的部队接管。驻防敦煌的是一支警备营。因为陶峙岳在新疆宣布起义，9月28日夜敦煌和平解放，在解放军到敦煌之前，敦煌附近有不少从河西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敦煌警备营不让他们进城。当时的敦煌县城是有城墙和城门的，只要把东关、南关的城门和西门关闭，散兵就进不了城。因为怕散兵进城骚扰滋事，甚至抢劫烧杀。但是散兵不能进城，可能在城外农村滋事，我们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担心散兵流窜到莫高窟，因为莫高窟是通往党城湾及南山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得不防。于是常所长安排我们不多的职工轮流警戒。所里有几支步枪，警戒的地方在下寺三层楼到第3窟的坡道上，这里既可以看见大泉河床及对面的公路，又可以防守从山上下来的人。两人持枪警戒，如发现散兵游勇人数较多时，一人迅速回中寺报信，另一人可以上洞窟暗中监视。当时除常所长一家之外，我们所有职工都是单身，大都家无长物，穿的在身上，宿舍里可能只有几本书、几张画和被褥而已，是不怕抢劫的。大家就躲藏在高层洞窟里，白天黑夜警戒了几天，也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到9月28日晚上，工人马科从敦煌回来，在中寺院子给大家说，他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新店台（现在敦煌飞机场以东一带）公路上有大量的汽车灯光，可能是解放军来了。那时，我们对共产党的了解不多，也不了解解放军，只是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民不聊生。我们在莫高窟困守几年，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就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上。当天晚上，大家都非常兴奋，议论纷纷，因为曙光在望了。
五 生活轶事
1. 所里的美国十轮大卡车
我到敦煌不久，在中寺后面场院饲养牲畜和停放牛车的地方，一角上停放了一辆美国军用十轮大卡车。车的牌号叫“斯帝派克”，车很结实，但是经过长期日晒雨淋，显得有点破旧。后来听范文藻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在重庆移交给国民党的军车。是1946年常书鸿所长为教育部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事去重庆呼吁活动成功之后，经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向当时国防部长陈诚要来的交通工具。常所长有了这一辆大车，买了些物资，并招兵买马，从重庆招来了郭石清（画家）夫妇、凌春德（雕塑家），到了成都有四川艺专的霍熙亮、范文藻及漆器工艺教授沈福文夫妇，到兰州后又加入了段文杰。就这样一路浩浩荡荡地回到敦煌。这部车应该是功臣，可惜到了敦煌后司机觉得敦煌地方太苦，不愿留在莫高窟。汽车没有司机就使用不成了。后来霍熙亮和范文藻二人就鼓捣着学开车，终于把汽车发动起来了，其后他们竟然把车开到敦煌去了几趟。但是他们是两个门外汉，二把刀司机，只知道开车不知道检查机器。有一次开车从敦煌城返回千佛洞，离家还有三四公里的河滩上（当时的公路有一段在大泉河的河床上，实际就没有路）通过一段沙窝，汽车一加油吃力地前行，只听到引擎轰地响了一声就不动了，经检查是引擎的活塞连杆断了，把油箱底壳的侧面捅了一个大窟窿，车子完全报废了。后来请别人的汽车把报废的汽车拉回来放在后院，一停就是一年多。
到1948年的夏天，从社会上来了个汽车机械师叫周巨川。他自告奋勇地说能把汽车修好。经常所长同意，他四处活动，大概是他去了一趟新疆带回一些零件，从敦煌县上一个工兵营里借来一些工具、一部发电机，又请了几个军人帮忙。当时正好有一批从山丹培黎学校来的老师，其中有一位美籍俄罗斯人也参与了修车。他们鼓捣了多天终于把破车又拼装起来，又忙活了两天居然把车子发动起来了，开出中寺后院，大车到了大泉河床上比较正常地跑起来了，大家都非常兴奋。平常我们到敦煌都是骑马骑驴甚至是步行，有了一部卡车可以较快地往返敦煌城乡了。可是我们只享受了一次往返敦煌的方便，很快汽车就离开敦煌出去跑生意，目的是想利用汽车去赚点钱改善一下单位拮据的经济状况。出去跑生意由周巨川开车，窦占彪当助手，霍熙亮管财务和监督。第一次从敦煌出去是装敦煌的棉花拉到武威交货，然后从武威拉货到张掖、酒泉，甚至到新疆的哈密。就这样往返在河西走廊到哈密之间装运物资，出去以后就很少回到敦煌。后来才知道周巨川是一个很有技术的人，但生活上却是一个无赖，他每到一地把汽车停在一个大车店，转眼间人就不见了。霍熙亮、窦占彪二人拿他没有办法，货是他联系的，运费也控制在他手里，有时霍、窦二人连吃饭、住店的钱都没有。周巨川住在窑子里，吃喝嫖赌，把跑车赚的运费花了个精光。眼看已经快到冬天，有一次从玉门拉军油到哈密，他把军油偷卖了，结果军队把车给扣下了。没办法霍熙亮只身回到敦煌，常所长把职工的薪水都给霍熙亮，让他去哈密把车赎回来。真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 这时已到了1949年春节之前不几天了，汽车回来了。为了进城过节，常所长夫妇及大部分职工随车进城休假，住在一陶姓家中，周巨川把车开往陶家院子把车子停好，趁人们下车安置住处没有注意，他溜出大门转眼就不见人了。本来车回到莫高窟后常所长、霍熙亮、段文杰商量的意见是：等汽车一进城就把周巨川抓起来，但他是个久闯江湖的无赖，肯定能估计到他几个月胡作非为，研究所是不会轻易放过，是要找他算账的。所以汽车一到敦煌城，他马上一走了之，逃得无影无踪。实际当时的敦煌城就那么一点大，但他躲在那里一时也把他没有办法，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而我们职工一两个月的薪水也泡了汤。那时正是我们穷困潦倒之际，真是屋漏又遇连阴雨。凄凄惶惶地过了春节，要回莫高窟了，麻烦的是我们坐汽车进的城，现在司机溜走了，一群人如何回的莫高窟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年无论冬夏我们进城都得带上自己的被褥，汽车没有指望了，还得背上被褥步行回莫高窟，大家商量到骑兵团借十几匹马，但是正值春节期间，人家也在休假，不好开口就算了。最后大概还是霍熙亮、窦占彪两人勉强把汽车开回了莫高窟。1949年因为没有钱修车、买油，车又爬窝了。这辆汽车解放以后敦煌县上要了去。
2. 饲养野黄鸭
度过了1947年严寒的冬天，48年的3月一阵阵的春风刮得杨树树梢呜呜作响，阳光明媚，晒到人身上暖洋洋的。田边地头向阳处青草已悄悄地探出了嫩芽。清明一过，杏花、桃花、梨花争先恐后竞相开放。钻天杨、小叶杨们似乎一夜之间绿叶就挂满了枝头。榆树枝头挂满了嫩绿色的小钱，莫高窟的春天像是爆发似的，匆匆忙忙赶来了。这是我在莫高窟经历的第一个春天，感到十分惊讶。家乡的春天是从容不迫地缓慢而悠闲地来到的。莫高窟正是繁花似锦、春色满园的时候，天空中不断传来嘎嘎的鸣叫，成双成对的飞鸟在莫高窟上空飞旋。后来才发现它们在莫高窟北区的山崖上筑巢产卵，要在这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候鸟，棕黄色的羽毛，比家鸭稍小，也是水禽。敦煌人把这种鸟叫黄鸭。大概在四月中旬吧，小鸭孵出以后，母鸭会携带雏鸭到小溪边上游戏、觅食。此时正值莫高窟每年的庙会（四月初八沐佛节），从四月初敦煌城乡来莫高窟的游人骤然增多。有一天，我们发现几个年轻人抓了一群小黄鸭，每人手里都抓了一两只。小鸭惊慌失措，一边挣扎，一边不停地啾啾乱叫，十分可怜。范文藻和我想法儿和那几个青年搭话，问他们是哪里的，是不是学生。他们说是敦煌中学的学生。我们说这里是黄鸭的故乡，春天它们从南方飞回来在这里繁殖后代，你们把小鸭抓来玩，一会儿弄死了，以后黄鸭就不会回来了，多可惜！你们把小黄鸭送给我们，养在莫高窟好吗？有三个学生把小黄鸭给了我们，一共6只，另一个学生手里的两只不愿意给我们，也就只好作罢了。在我们宿舍后面的果园里有一株大杏树，下有一个水坑，小鸭放在水坑里非常活跃，游来游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从此，每天在饭前饭后我们一群人都停在水坑边上，观看小鸭戏水。这真是上天送给我们尊贵的礼品，在莫高窟单调枯燥的生活里，平添了一份乐趣。
常所长和李承仙也经常来观赏小鸭的嬉戏。他们家的小黄狗“嘟嘟”和小猫也到水边来了，但它们却有点不怀好意，有趁机偷袭的迹象。我们多次对它们进行适当的警告和惩处才没有让它们得逞。小鸭有人保护成长得很快，也敢于和人们亲近，可以到我们手边来吃馒头等食物。后来它们可以成群地跟随我们进饭厅，在饭桌下捡食残渣剩菜，不停地在人们脚下穿来穿去，忙个不停地寻找食物。但是这些小东西也有讨厌之处，在它们寻找食物的同时，也毫无顾忌地随地排泄，弄得饭厅地上很脏乱。
黄鸭成长很快，不知不觉之间羽毛就丰满了，翅膀长成了，可以在果树林中拍拍翅膀作短距离的飞翔。小水坑仍然是它们活动的场所，但食量更大了，已经满足不了我们施舍给它们的一点点食物了，好在果园中有的是青草、昆虫。虽然果园中的食物很丰富，但每当我们开饭的钟声敲响时，这些小家伙也能听懂钟声的含义，它们并不是快步地走向饭厅，而是振翅飞过我们宿舍的房顶，直接落在饭厅门口，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如果不及时阻挡，它们可能就会毫不客气地跳上桌子抢先就餐了。我们只好把它们拒之门外，但它们以高声鸣叫来表示抗议。我们吃过饭后只得再带着剩菜剩饭到小水坑边，小家伙们又摇头摆尾地跟在我们后面到水坑边抢着吃食。
秋凉之后，黄鸭似乎已经感觉到气候的变化，它们快速地成长，羽毛更丰满了。它们不仅限于在果园里飞了，还逐渐地开始展翅高飞了，经常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盘旋飞翔。我们原以为它们是在这里被饲养长大的，可能会改变它们候鸟的习性，认定莫高窟就是它们的家，不会离开我们而迁徙到温暖的南方。但是事实证明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生物的习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到了十月上旬，它们开始躁动不安了，每天都在天上飞翔，而且飞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几个钟头都看不到它们的影子。大概它们是在作长途飞行的锻炼和准备吧！终于有一天，有三只黄鸭飞上天空，在两山之间飞翔，还在不停地鸣叫，意在呼唤另外三只还没有起飞的同伴，似乎有些不舍。飞走的三只黄鸭当天没有回来，我们推测留下的这三只鸭子可能不会走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正在我们深感失落的时候，先飞走的三只黄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飞回来了。它们的回来，令我们倍感亲切和兴奋，更加珍爱它们，赶忙给他们喂了些麦粒，让它们饱餐一顿。可是没想到过了两天，所有的黄鸭一起飞走了，从此就再没有音讯，一去不复返了。老杏树下只留下一池清水……许久许久，大家还在怀念它们，怀念着它们和我们相处的近半年的日子里，带给我们的温馨、愉快和慰藉；怀念着它们的天真、活泼和一种生命的灵动。在莫高窟那种信息闭塞、生活枯燥、缺少娱乐的日子里，饲养了几只黄鸭，把它们从小喂到大，带给了我们多少欢乐和愉悦啊！而今令我们怀念的是它们是否飞到了温暖的南方，它们安全吗？但愿它们明年还会回到它们的故乡——莫高窟。我们一群游子对于它们能够展翅高飞感到由衷地羡慕，我们何时能够回到家乡？何时能见到久别的亲人？
3. 小黄狗和乌鸦
1948年常所长和李承仙他们家养了一只小黄狗，名叫“嘟嘟”。小嘟嘟每天的活动范围只在常所长他们家的中寺后院和我们职工宿舍院子里。嘟嘟没有小伙伴，只得和人玩。每天我们饭前饭后在院子里休息闲聊的时候，嘟嘟就在人们跟前蹿来蹿去、蹦蹦跳跳地和人们交流情感，更喜欢人们与它逗乐。当时我们正在饲养那6只小黄鸭，嘟嘟不时总要去挑逗它们，向它们发出几声吠叫，显示一下它的威风。我们怕它去咬小黄鸭，总是护着小鸭，不让它接近，嘟嘟也许知道人们的心意，它总是逗弄着小鸭，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小鸭。嘟嘟逐渐长大了，它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了。莫高窟各处都能见到它的影子，房前屋后、水渠边、树林里，真是无处不在。洞窟前是一片浓荫的杨树林。杨树树梢上的枝丫间有乌鸦筑巢繁育后代，这种鸦较小，颈上有一圈白毛，我称之为白颈乌鸦，也许有别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有一天我在洞窟里工作，听到许多乌鸦在狂呼乱叫，似乎很惊恐，可能鸦群中发生了什么大事。莫高窟太安静，鸟儿的鸣叫引起了我的好奇，赶忙到洞窟外张望。果然看见一桩好玩而且可笑的事，原来是嘟嘟闯了大祸了。乌鸦的雏鸟从树上掉了下来，雏鸟的父母正在设法营救。这种白颈乌鸦非常合群，雏鸟掉下树，其他的乌鸦也赶来帮忙，所以引起群鸟的鸣叫。适逢此时嘟嘟出现了。它大概是出于好奇就跑到了雏鸟的附近，群鸟哄地飞走了。雏鸟在地上乱蹦乱跳，嘟嘟过来把雏鸟一口叼上就跑了，大鸟群飞起追赶。我就只看到了这一幕闹剧，嘟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想嘟嘟可能是把小鸟弄死或者是干脆把小鸟当作一顿美餐给吃了，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过了两天的下午，我们几人在宿舍院子的西头闲聊，看见嘟嘟从皇庆寺出来（中寺后院，常所长的家在里面），摇头摆尾地走着，突然两只乌鸦从天而降，快速地俯冲向嘟嘟的头部猛啄，嘟嘟反应过来之后，转身反击，乌鸦迅即飞开。等嘟嘟向前跑时，乌鸦又发起攻击，如此反复几次，嘟嘟招架不住，满院子乱跑，寻找藏身之处，最后还是跳回它的主人家中才躲过了乌鸦的继续攻击。这是我亲眼所见以小攻大的趣事，也是嘟嘟作恶多端受到的惩罚吧！
关于嘟嘟还有一件趣事得说说。当时研究所有一批工人，正式的名义叫所警，即现在的保安。不过他们日常的工作并不是站岗执勤，他们的任务有喂牲口的，有管园林的，有专门进城办事采购的，像窦占彪就是负责在洞窟上搞维修的。有一个工人叫周德信，是甘肃高台人，说话口音很重，我都听不懂他的话。老周会一点木工技术，更会种瓜。1948年他在中寺与下寺之间种了二三亩哈密瓜，在瓜成熟以后，他把成熟的瓜摘下来，放在饭厅里。他种的瓜又大又甜。当时人少，瓜是随便大家吃也不要钱，但是地里的瓜是其他人不能随便摘的，得由老周去摘，据他说是怕我们不会选瓜摘了不成熟的瓜，不能吃也可惜了，这倒是实话。我们知道老周的脾气都自觉不到瓜田去摘瓜。老周白天在瓜田里侍弄瓜藤，老在地里转悠，小黄狗嘟嘟一到地里去，老周就把它赶走，于是嘟嘟就在夜里去偷瓜。依仗它灵敏的嗅觉，它会选吃最好的瓜。嘟嘟每次啃吃一个大瓜，只能吃下一部分，其余的就扔下了。气得老周直骂，可拿它没办法。嘟嘟很淘气，但大家还是喜欢它，老逗着它玩。可是嘟嘟没有同类的伙伴，似乎感到孤单寂寞，不知道何时跟上人家的牛车离开了千佛洞。嘟嘟不见了，我们深觉可惜，忘不了它被乌鸦追逐的狼狈情景，忘不了它一天到晚活蹦乱跳的身影。它曾带给我们一些欢乐和愉快，留给我们一点惋惜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