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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来到中国，站在“生态文明·美丽家园”关注气候中国峰会的演讲台上，乔治·科尔（Georg Kell）传递的依然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越来越多的迹象向我们表明，簇拥全球契约普遍原则，可促进企业进行长期有效的可持续价值创造”，语气平缓却又坚定。在全世界进行了十余年的企业动员之后，他认为这是全球契约取得的一定的进步。
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下称“全球契约”）总干事，乔治·科尔多数时候给人的印象是深沉而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络腮胡、有些清瘦的形体让他看来更像一位布道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各国首脑、企业家谈契约精神，希望他们能加入全球契约。他常常对他的下属、全球契约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刘萌说，他总有一天会在旅途中倒下。但他每次仍然如此，为着他的使命而来，他希望，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大众了解全球契约的理念和原则，企业不再只关注经济的利益，而是循着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担负起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和反腐败方面的责任。
“我毕生学到的是，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有同样的渴望。”科尔说，“其实我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只不过恰好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但这也是没法选择的，对吧？”带着一点“无奈”，难得的是一抹笑意。
架构桥梁
在全球契约官网的介绍中，乔治·科尔被称为全球契约“关键的架构者”（key architect）。的确，这个组织从创建伊始，即倾注了他的精力。
1987年，在做过著名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的工程研究员和在亚洲、非洲等国做金融分析师后，科尔进入联合国工作，随后长达十年的时间，他都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为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而努力。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他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注意。在报告中，科尔详细分析了联合国应争取更多商界支持的理由。
1999年当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全球契约”这个畅想后，科尔获得了安南授命：将“全球契约”发展为一项计划。
“重新建起商界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以共同实现和平和发展的目标。”科尔曾如此描述自己的这项工作。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7年就职后，采纳了这个计划，并将其提升至新的高度，甚至尽责地做起了“推销员”：行程所到之处，他都希望和当地的企业领袖见面，如果乘坐飞机身边恰好坐着一位企业家，他都会询问对方的企业是否加入了全球契约。这让科尔很受鼓舞。“秘书长的亲自参与和推动，表明他十分看重联合国推崇的价值和全球契约倡导的原则，都能在企业层面得到实践和遵循”。
工程师出身的科尔很务实，更侧重于解决问题，看重目标和效果。早在全球契约正式启动之前，他就明确指出：全球契约若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到两件事，其一，联合国必须争取到企业部门的支持，活跃于全球各地的企业可以有效弥合全球层面狭隘经济领域与广泛社会议程之间的裂痕；其二，需要提升企业采取措施以巩固全球治理结构的能力。此后，科尔给出了更为简明扼要的判别依据：在何种程度上促成其参与者——尤其是企业成员——以具体和可持续的行动推进广泛的联合国目标、契约的各项原则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十多年里，这一目标从未改变，因为一个垒球化的市场需要更为强大的道德取向，更为全面的风险认知、评估和管理模式，“企业现在应该从所谓短期利益的眼光进展到长期的利益创造，如果企业没有环境、社会、治理的综合考虑，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就像是一个风险管理系统，能够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分享与包容
科尔强调，全球契约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项战略或理念，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学习与行动试验。“无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什么规模、性质的企业，都能够在一起分享知识、交流经验、共享资源。这是全球契约组织成立的初衷，最终促成一个可持续、包容性的全球市场的建立”。
从2000年成立之日起，全球契约就一直倡导各利益相关方就一系列关键议题展开对话。文章开篇提及的峰会也是这样一个对话的平台，当天，来自联合国、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代表、NGO组织、知名专家学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上市公司等不同领域的代表，对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高度开放与包容，让全球契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共同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全球契约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自愿性质的企业公民倡议组织，在全球有1万多家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成员，他们分布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在加入我们全球契约组织的企业当中，有1/2是来自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科尔很自豪。对话
《WTO经济导刊》：随着全球发展模式的变化及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全球契约是否也面临着新的使命？
乔治·科尔：如果说过去十多年，我们是在进行实验和能力建设，那么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当前，世界的挑战在于从单一的经济增量发展向追求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改革的转变，这更需要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激发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与实践。
《WTO经济导刊》：据说联合国秘书长给您提出了一个要求，到2020年，全球契约企业成员要达到2万。您感觉有压力吗？
乔治·科尔：压力肯定是有的，目前全球契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扩大规模，把更广范围内的企业包括进来共同行动，使市场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WTO经济导刊》：加入全球契约组织的企业，也有被除名的情况。
乔治·科尔：加入全球契约并不是作为一种“荣耀”去宣传，作为参与者，必须定期提交年度进展情况报告，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如何将全球契约的原则融入企业经营战略和日常运作。如果这样的透明与公开都做不到的话，就会被除名。
在这方面，中国企业表现不错。目前加入全球契约的中国企业成员有300多家，除名率在30%左右。这一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但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价值观、文化上的因素、语言上的障碍等等，这使得他们可能容易被误解。
《WTO经济导刊》：这种被误解也一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乔治·科尔：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要知道，二十几年前中国还在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
编辑 李长海
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下称“全球契约”）总干事，乔治·科尔多数时候给人的印象是深沉而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络腮胡、有些清瘦的形体让他看来更像一位布道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各国首脑、企业家谈契约精神，希望他们能加入全球契约。他常常对他的下属、全球契约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刘萌说，他总有一天会在旅途中倒下。但他每次仍然如此，为着他的使命而来，他希望，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大众了解全球契约的理念和原则，企业不再只关注经济的利益，而是循着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担负起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和反腐败方面的责任。
“我毕生学到的是，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有同样的渴望。”科尔说，“其实我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只不过恰好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但这也是没法选择的，对吧？”带着一点“无奈”，难得的是一抹笑意。
架构桥梁
在全球契约官网的介绍中，乔治·科尔被称为全球契约“关键的架构者”（key architect）。的确，这个组织从创建伊始，即倾注了他的精力。
1987年，在做过著名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的工程研究员和在亚洲、非洲等国做金融分析师后，科尔进入联合国工作，随后长达十年的时间，他都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为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而努力。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他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注意。在报告中，科尔详细分析了联合国应争取更多商界支持的理由。
1999年当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全球契约”这个畅想后，科尔获得了安南授命：将“全球契约”发展为一项计划。
“重新建起商界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以共同实现和平和发展的目标。”科尔曾如此描述自己的这项工作。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7年就职后，采纳了这个计划，并将其提升至新的高度，甚至尽责地做起了“推销员”：行程所到之处，他都希望和当地的企业领袖见面，如果乘坐飞机身边恰好坐着一位企业家，他都会询问对方的企业是否加入了全球契约。这让科尔很受鼓舞。“秘书长的亲自参与和推动，表明他十分看重联合国推崇的价值和全球契约倡导的原则，都能在企业层面得到实践和遵循”。
工程师出身的科尔很务实，更侧重于解决问题，看重目标和效果。早在全球契约正式启动之前，他就明确指出：全球契约若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到两件事，其一，联合国必须争取到企业部门的支持，活跃于全球各地的企业可以有效弥合全球层面狭隘经济领域与广泛社会议程之间的裂痕；其二，需要提升企业采取措施以巩固全球治理结构的能力。此后，科尔给出了更为简明扼要的判别依据：在何种程度上促成其参与者——尤其是企业成员——以具体和可持续的行动推进广泛的联合国目标、契约的各项原则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十多年里，这一目标从未改变，因为一个垒球化的市场需要更为强大的道德取向，更为全面的风险认知、评估和管理模式，“企业现在应该从所谓短期利益的眼光进展到长期的利益创造，如果企业没有环境、社会、治理的综合考虑，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就像是一个风险管理系统，能够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分享与包容
科尔强调，全球契约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项战略或理念，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学习与行动试验。“无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什么规模、性质的企业，都能够在一起分享知识、交流经验、共享资源。这是全球契约组织成立的初衷，最终促成一个可持续、包容性的全球市场的建立”。
从2000年成立之日起，全球契约就一直倡导各利益相关方就一系列关键议题展开对话。文章开篇提及的峰会也是这样一个对话的平台，当天，来自联合国、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代表、NGO组织、知名专家学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上市公司等不同领域的代表，对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高度开放与包容，让全球契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共同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全球契约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自愿性质的企业公民倡议组织，在全球有1万多家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成员，他们分布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在加入我们全球契约组织的企业当中，有1/2是来自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科尔很自豪。对话
《WTO经济导刊》：随着全球发展模式的变化及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全球契约是否也面临着新的使命？
乔治·科尔：如果说过去十多年，我们是在进行实验和能力建设，那么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当前，世界的挑战在于从单一的经济增量发展向追求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改革的转变，这更需要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激发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与实践。
《WTO经济导刊》：据说联合国秘书长给您提出了一个要求，到2020年，全球契约企业成员要达到2万。您感觉有压力吗？
乔治·科尔：压力肯定是有的，目前全球契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扩大规模，把更广范围内的企业包括进来共同行动，使市场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WTO经济导刊》：加入全球契约组织的企业，也有被除名的情况。
乔治·科尔：加入全球契约并不是作为一种“荣耀”去宣传，作为参与者，必须定期提交年度进展情况报告，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如何将全球契约的原则融入企业经营战略和日常运作。如果这样的透明与公开都做不到的话，就会被除名。
在这方面，中国企业表现不错。目前加入全球契约的中国企业成员有300多家，除名率在30%左右。这一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但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价值观、文化上的因素、语言上的障碍等等，这使得他们可能容易被误解。
《WTO经济导刊》：这种被误解也一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乔治·科尔：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要知道，二十几年前中国还在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
编辑 李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