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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实践中，要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与传播工具双重性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性与社会生活实践性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关系；传播工具；主导性；双重性；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57-04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适应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多元化的新变化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要命题以来，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新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则再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1] 当前，全党全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也在顺利进行。在实践中，要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几个重要关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主体观念层面看，实际上也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党的十八大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这就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做出了科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一个由国家主导价值观、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等不同层次要素构成的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内在关系。
国家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民族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理性集结体。它支撑着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从更深层次影响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2] 国家主导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帅地位，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引导和规范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作用的发挥，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的稳定和发展。我国的国家主导价值观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它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的具体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引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社会基本价值观是依据国家主导价值观确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意识的反映，其功能在于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设计、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观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本质上维护的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观维护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3]“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观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共同价值观是依据国家主导价值观确定公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观念，其功能在于确立公民日常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具体道德准则。公民共同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中公民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标准，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它不会因公民权利、金钱、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不同。公民共同价值观所确立的是公民最基本、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它是人们追求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点，是对人们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当前我国公民共同价值观就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国家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以认同和坚持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和前提，是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和抽象，起着引导和规范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发展方向的作用。国家主导价值观无时不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引领着社会基本价值观和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从而使其自身蕴含在社会基本价值观和公民共同价值观之中并通过社会基本价值观和公民共同价值观表现出来。同时，社会基本价值观和公民共同价值观又无时不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着国家主导价值观，以国家主导价值观为指导和灵魂。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要以国家主导价值观建设为重点，以社会基本价值观建设为保障，以公民共同价值观建设为抓手，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旋律。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结构完备、逻辑缜密的价值观念体系。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世界观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旗帜，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方向和灵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胡锦涛曾指出：“我们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5]在当前社会意识多样化背景下，我们只有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去主导、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追求。共同理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基本目标，也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生动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决定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追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精神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凝聚人心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卓越的创造力。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一定时代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不仅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而且创造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伟大奋斗中不断创造新辉煌的力量源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的精神动力，因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道德准则。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价值紊乱、道德混乱，进步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失范行为并存。“当一个社会普遍蔑视道德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了潜意识中包含着敌视法律的倾向，并会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出对法律的挑战。”[7]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涵盖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明确而具体地界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什么是应该弘扬的真善美，什么是应该摒弃的假恶丑，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最基本的标准和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因此，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准则。
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互为支撑互为保障，构成了灵魂、目标、精神动力和道德准则“四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其内在联系，注重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与意识形态传播工具双重性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具有鲜明的主导性。这种具有鲜明主导性的价值体系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就必须在社会大众中进行传播，这就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意识形态传播工具是指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场所和载体。阿尔都塞曾指出：“强制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但却有多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学校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通讯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绝大部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私人范畴的部分。”[8]这就表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具有公共性，也涉及到很多私人领域，它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引导，但更多地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起作用。
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基本场所和载体。不同的传播场所和载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功能是不一样的。家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基础平台，在对未成年人进行价值观、道德观、民族文化启蒙方面起着其他载体所无法比拟的作用。学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关键领域，在系统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重要保障，对于民众广泛认知并积极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主渠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中具有舆论导向、价值引领、社会整合的独特作用。
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传媒这些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场所和载体并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天然平台。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往往会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传播工具进行传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传播工具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家庭是一个人价值观、德育观教育开始的场所，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会长期持续不断地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中既有积极影响，也会有消极影响。学校有教学和教育双重性功能，但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教育功能的资源和时间往往会被教学功能所挤占，加上教师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以及多种社会思潮的聚集，就会使学校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相对减弱。社会组织是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载体，但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法轮功”现象的蔓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大众传媒作为制度化的传播工具，是承载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息的主渠道，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商业利润的驱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杂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带来了消极影响。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与意识形态传播工具双重性的矛盾，一方面要注意选取恰当的传播载体，注重多种传播载体的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种传播载体的独特功能；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掌控传播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传播载体的引导，把握舆论导向，使其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旋律的强大阵地，进而在社会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舆论强势。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性与社会生活实践性的关系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包括各种思想观念和各种理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点，往往具有概念化、逻辑化的理论形式。但这种具有理论形式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思想家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社会生活实践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发源地。任何意识形态都根植于社会实践，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72-7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层面的内容，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体系，不是一种超越社会实践孤立存在的精神现象，而是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提炼和升华，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它是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的现实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反映。所以，社会生活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基础。离开了社会生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产生于社会生活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信奉的价值理想，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价值准则，必须回归社会生活实践，才能被真正理解，也才能真正为人们所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回归社会生活实践，不仅仅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用民众容易接受的生活化语言来表述其基本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要以实践为基础，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挖掘、提炼、整合出当代中国需要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准则。“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程度。”[9] 9理论要满足于一个国家的需要，就必须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性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总是围绕着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而展开的，价值选择、价值实践活动也不例外。人们所奉行的价值观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起重要支配作用的因素——利益。人们的价值观念实质上是某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表达或要求。人们总是按照自身利益的实现程度来选择和接受某种价值观。利益追求是人们价值比较和价值选择的重要标准，也是人们价值追求和价值实践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62恩格斯也曾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9] 439“‘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深入民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回归社会生活实践，就是要把社会生活实践作为关键环节，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抽象和升华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同时让民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评判、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否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性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先导，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矛盾与冲突进行深入研究，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着力点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社会化、生活化，以切实解决好当前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着力点，使之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人们的自觉行动。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工程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要素、基本内容、传播工具、社会生活实践等诸多方面。只有全面认识和把握每一个方面的内在关系，有针对性地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力度，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2]王泽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N].光明日报，2007-04-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84-685.
[6]本书编写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13.
[7]徐宗华.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68.
[8][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图绘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6-10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关系；传播工具；主导性；双重性；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57-04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适应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多元化的新变化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要命题以来，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新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则再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1] 当前，全党全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也在顺利进行。在实践中，要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几个重要关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主体观念层面看，实际上也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党的十八大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这就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做出了科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一个由国家主导价值观、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等不同层次要素构成的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内在关系。
国家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民族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理性集结体。它支撑着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从更深层次影响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2] 国家主导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帅地位，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引导和规范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作用的发挥，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的稳定和发展。我国的国家主导价值观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它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的具体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引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社会基本价值观是依据国家主导价值观确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意识的反映，其功能在于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设计、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观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本质上维护的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观维护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3]“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观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共同价值观是依据国家主导价值观确定公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观念，其功能在于确立公民日常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具体道德准则。公民共同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中公民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标准，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它不会因公民权利、金钱、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不同。公民共同价值观所确立的是公民最基本、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它是人们追求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点，是对人们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当前我国公民共同价值观就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国家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以认同和坚持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和前提，是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和抽象，起着引导和规范社会基本价值观、公民共同价值观发展方向的作用。国家主导价值观无时不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引领着社会基本价值观和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从而使其自身蕴含在社会基本价值观和公民共同价值观之中并通过社会基本价值观和公民共同价值观表现出来。同时，社会基本价值观和公民共同价值观又无时不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着国家主导价值观，以国家主导价值观为指导和灵魂。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要以国家主导价值观建设为重点，以社会基本价值观建设为保障，以公民共同价值观建设为抓手，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旋律。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结构完备、逻辑缜密的价值观念体系。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世界观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旗帜，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方向和灵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胡锦涛曾指出：“我们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5]在当前社会意识多样化背景下，我们只有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去主导、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追求。共同理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基本目标，也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生动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决定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追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精神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凝聚人心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卓越的创造力。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一定时代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不仅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而且创造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伟大奋斗中不断创造新辉煌的力量源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的精神动力，因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道德准则。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价值紊乱、道德混乱，进步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失范行为并存。“当一个社会普遍蔑视道德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了潜意识中包含着敌视法律的倾向，并会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出对法律的挑战。”[7]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涵盖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明确而具体地界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什么是应该弘扬的真善美，什么是应该摒弃的假恶丑，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最基本的标准和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因此，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准则。
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互为支撑互为保障，构成了灵魂、目标、精神动力和道德准则“四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其内在联系，注重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与意识形态传播工具双重性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具有鲜明的主导性。这种具有鲜明主导性的价值体系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就必须在社会大众中进行传播，这就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意识形态传播工具是指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场所和载体。阿尔都塞曾指出：“强制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但却有多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学校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通讯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绝大部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私人范畴的部分。”[8]这就表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具有公共性，也涉及到很多私人领域，它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引导，但更多地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起作用。
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基本场所和载体。不同的传播场所和载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功能是不一样的。家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基础平台，在对未成年人进行价值观、道德观、民族文化启蒙方面起着其他载体所无法比拟的作用。学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关键领域，在系统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重要保障，对于民众广泛认知并积极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主渠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中具有舆论导向、价值引领、社会整合的独特作用。
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传媒这些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场所和载体并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天然平台。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往往会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传播工具进行传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传播工具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家庭是一个人价值观、德育观教育开始的场所，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会长期持续不断地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中既有积极影响，也会有消极影响。学校有教学和教育双重性功能，但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教育功能的资源和时间往往会被教学功能所挤占，加上教师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以及多种社会思潮的聚集，就会使学校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相对减弱。社会组织是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载体，但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法轮功”现象的蔓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大众传媒作为制度化的传播工具，是承载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息的主渠道，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商业利润的驱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杂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带来了消极影响。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与意识形态传播工具双重性的矛盾，一方面要注意选取恰当的传播载体，注重多种传播载体的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种传播载体的独特功能；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掌控传播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传播载体的引导，把握舆论导向，使其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旋律的强大阵地，进而在社会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舆论强势。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性与社会生活实践性的关系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包括各种思想观念和各种理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点，往往具有概念化、逻辑化的理论形式。但这种具有理论形式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思想家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社会生活实践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发源地。任何意识形态都根植于社会实践，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72-7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层面的内容，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体系，不是一种超越社会实践孤立存在的精神现象，而是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提炼和升华，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它是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的现实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反映。所以，社会生活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基础。离开了社会生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产生于社会生活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信奉的价值理想，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价值准则，必须回归社会生活实践，才能被真正理解，也才能真正为人们所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回归社会生活实践，不仅仅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用民众容易接受的生活化语言来表述其基本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要以实践为基础，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挖掘、提炼、整合出当代中国需要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准则。“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程度。”[9] 9理论要满足于一个国家的需要，就必须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性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总是围绕着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而展开的，价值选择、价值实践活动也不例外。人们所奉行的价值观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起重要支配作用的因素——利益。人们的价值观念实质上是某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表达或要求。人们总是按照自身利益的实现程度来选择和接受某种价值观。利益追求是人们价值比较和价值选择的重要标准，也是人们价值追求和价值实践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62恩格斯也曾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9] 439“‘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深入民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回归社会生活实践，就是要把社会生活实践作为关键环节，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抽象和升华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同时让民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评判、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否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性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先导，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矛盾与冲突进行深入研究，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着力点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社会化、生活化，以切实解决好当前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着力点，使之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人们的自觉行动。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工程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要素、基本内容、传播工具、社会生活实践等诸多方面。只有全面认识和把握每一个方面的内在关系，有针对性地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力度，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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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