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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居住需求的名义，我们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一大批建筑残次品。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们把这些残次品拆了盖，盖了又拆，把个中华大地锦绣山河成功变成了一片建筑工地。
短命建筑何其荒唐
前文我们提到，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不低于20亿平方米，可是你知道吗？按照“十一五”期间我国建筑的拆建比折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若这些被拆除的房屋使用寿命由设计的50年降低为实际使用的25年，按平均每平方米1000元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导致的房屋浪费为4600亿元。
同时有数据显示，英国的平均住宅寿命为132年，美国为74年，日本为60年，而我国新建的住宅使用年限最低仅为25-30年。据统计，我国每年老旧建筑拆除量已达到新增建筑量的40%，远未到使用寿命限制的道路、桥梁、大楼被拆除的现象比比皆是，带来的浪费尤其严重。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有上亿平方米的住宅交付使用，其中精装修房只占少数，大量毛坯房需要重新装修，从而产生巨量废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感慨说，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几年前青年文摘杂志上曾经写过一位老人和短命建筑的故事，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心酸。当时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为了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多年来四处追看建筑爆破现场。
他曾经亲眼目睹18层高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形。从底座开始，完成爆破只用了6秒钟。而沈阳夏宫从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到一堆废墟只用了2秒。这些庞大而无辜的建筑，也许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无论在建筑之初曾经令多少人心力交瘁，现在它们俨然已经成了某些人换取利益的砝码。
辽宁省科技馆，1982年开工，1988年建成，拿过鲁班奖。钢筋含量是普通建筑的150%，剪力墙和钢筋密度之高远远超出预料。致使原定的1200多个炸药孔被迫扩充到1889个。这样一栋“兢兢业业”的建筑，一朝成废墟，令从事爆破的工作人员也唏嘘不已。6秒钟，短短一瞬，就足以让这样一栋建筑“栋梁”消失得足够彻底，它留在查号台的电话号码，当天再拨打时已经不复存在了。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说，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从来没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运动式地拆了盖，盖了拆。没有文化积淀的城市如何成为城市？在刘维新看来，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中国的“短命建筑”现象严重违背了城市建筑发展的规律。我们愣是把中国建筑这部“古代史”写成了“现代史”。
建筑垃圾贻害无穷
除了大拆大建造成的资源极大浪费，建筑垃圾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发展。由于过早拆除了大量本不该拆除的建筑，中国建筑垃圾的总量不断飙升。如何处理建筑垃圾，化解“垃圾围城”困局，已成为各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棘手问题。
建筑垃圾的运输、处理和存放，都已经对环境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过早拆除的建筑碳排放量约为中国碳排放总量的5%，如果考虑建筑再建过程中所需的建筑材料以及拆除时的碳排放量，建筑过早拆除将致中国每年新增碳排放量10%。
2015年1月29日，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发展报告（2014年度）》。《报告》显示，近几年，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总量约为15.5亿—24亿吨之间，占城市垃圾的比例约为40%，产量惊人。而这个数字还在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而逐年递增，至2020年左右，我国建筑垃圾产生量可能达到峰值。
据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郭海斌介绍，以北京为例，其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多达4000万吨。据测算，每万平米的建筑施工面积平均产生550吨建筑垃圾，而建筑施工面积对城市建筑垃圾产量的贡献率为48%，据保守估计，未来10年，我国平均每年将产生15亿吨以上的建筑垃圾。
郭海斌表示，对于如此大量的建筑垃圾，我国处理的方式目前主要仍为填埋与露天堆放，易产生大量环境问题并占用宝贵土地资源。并且，因为我国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对其管理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各地方政府也对建筑垃圾处置企业缺乏热情，导致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建筑垃圾资源化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资源化率95%，只有不到5%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
目前，由于中国大部分建筑垃圾未经处理就直接运往郊外堆放，由此占用的土地面积还在不断增加。这些土地由于垃圾覆盖，已暂时失去了自然生产能力。同时，散落的粒径较小的建筑垃圾会改变土壤的物质组成，破坏土壤的结构，降低土壤的生产力。另外，不少建筑垃圾都含有一定数量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建筑垃圾在堆放和填埋过程中，由于化学反应、发酵和雨水淋溶，有些有害物质会活动起来，随着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径流，危害周围的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建筑垃圾有害气体排放到空气中就会影响大气质量；垃圾中的细菌、粉尘隨风飘散，也会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
短命建筑折射城市规划短板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沈金箴统计了国内比较知名的50余处“短命建筑”后发现，其中追求经济效益和提升城市形象功能是造成“短命”的主要原因，达到近70%，规划因素造成的占11%，城市转型过程中体制原因造成投资无法跟进的占9%，而与建筑本身有直接关系的建筑设计环节和施工环节原因造成的仅分别占9%和3%。
在以往拆除的“短命建筑”中，有些是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旧楼，规划品位低、建筑质量差、设施不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建筑的需求逐渐提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多数建筑，在当时可能已经很不错，但以目前的需求来看，其功能、舒适度已比较落后，有些被拆除也情有可原。然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短命建筑”被提前拆除问题不是出在质量上，而是出在不理性、不科学、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上。很多建设得相当不错的建筑物，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辽宁省科技馆，也因为妨碍到地方政府的建设发展大计而被拆掉了，不禁令人感到痛惜。 一个政府一个想法，规划总是改来改去，城市总是拆拆建建。目前不少地方的规划，只能管三五年，无法保持长期的稳定性。主要是制定规划后，“领导意志”凌驾于法律效力之上——继任者看着不顺眼，说拆除就拆除，全凭领导一句话。人们无奈地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办；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无奈里带着一丝苦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关于城市建设带来的后果，只有承受的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分析，目前很多地方领导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他们好大喜功，对规划朝令夕改以致“短命建筑”频出。近年来，土地价格快速上涨，拆迁置换出土地带来的卖地收入，更让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拆大建。
近年来，工程建筑领域已成为官员腐败重灾区，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21766件，其中涉及招标投标环节的3305件，占15.2%；全国已落马官员近半涉事建筑工程。目前不论是招标投标，还是质量把关，都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有的开发商将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作为“公关费”预算用于拉关系、行贿，这必然会为开发商在工程中偷工减料埋下伏笔，导致工程质量低劣。
今年6月15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曾经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9起违反城乡规划的典型案件，9座城市因擅改规划被挂牌督办。这是《城乡规划法》出台8年以来住建部首次掛牌督办违反城乡规划的案件。
我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20年。“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然而现实中，规划朝令夕改的现象不时发生，不仅催生了大量短命建筑和矛盾多发的拆迁问题，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还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根据《城乡规划法》规定，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不过，在或明或暗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下，相关监督检查往往形同虚设。同时，《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出台已有两年，但对案件的查处力度不够、影响力不大，目前尚无一起因规划违法而被问责的案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地方和干部擅改规划的底气。
城乡规划之所以朝令夕改，一方面在于一些地方的领导对规划的严肃性认识不足，为了凸显自己在位时的政绩，按照自己的想法“另起炉灶”。另一方面，规划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寻租空间，通过调整规划为某些企业“铺路”，自己从中渔利，这一问题在规划乱象中较为普遍。
在李绍荣教授看来，要斩断地方政府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利益关联，遏制部分地方政府的过度拆迁与过度开发城市行为。要扭转各级地方政府的畸形政绩观，把有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规划中的表决权和决策权关进“笼子”。在建筑质量监管方面，要形成民众、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社会团体等全方位的社会监督，加强对城市建筑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克服规划随意化、任意化现象。
短命建筑何其荒唐
前文我们提到，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不低于20亿平方米，可是你知道吗？按照“十一五”期间我国建筑的拆建比折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若这些被拆除的房屋使用寿命由设计的50年降低为实际使用的25年，按平均每平方米1000元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导致的房屋浪费为4600亿元。
同时有数据显示，英国的平均住宅寿命为132年，美国为74年，日本为60年，而我国新建的住宅使用年限最低仅为25-30年。据统计，我国每年老旧建筑拆除量已达到新增建筑量的40%，远未到使用寿命限制的道路、桥梁、大楼被拆除的现象比比皆是，带来的浪费尤其严重。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有上亿平方米的住宅交付使用，其中精装修房只占少数，大量毛坯房需要重新装修，从而产生巨量废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感慨说，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几年前青年文摘杂志上曾经写过一位老人和短命建筑的故事，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心酸。当时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为了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多年来四处追看建筑爆破现场。
他曾经亲眼目睹18层高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形。从底座开始，完成爆破只用了6秒钟。而沈阳夏宫从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到一堆废墟只用了2秒。这些庞大而无辜的建筑，也许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无论在建筑之初曾经令多少人心力交瘁，现在它们俨然已经成了某些人换取利益的砝码。
辽宁省科技馆，1982年开工，1988年建成，拿过鲁班奖。钢筋含量是普通建筑的150%，剪力墙和钢筋密度之高远远超出预料。致使原定的1200多个炸药孔被迫扩充到1889个。这样一栋“兢兢业业”的建筑，一朝成废墟，令从事爆破的工作人员也唏嘘不已。6秒钟，短短一瞬，就足以让这样一栋建筑“栋梁”消失得足够彻底，它留在查号台的电话号码，当天再拨打时已经不复存在了。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说，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从来没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运动式地拆了盖，盖了拆。没有文化积淀的城市如何成为城市？在刘维新看来，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中国的“短命建筑”现象严重违背了城市建筑发展的规律。我们愣是把中国建筑这部“古代史”写成了“现代史”。
建筑垃圾贻害无穷
除了大拆大建造成的资源极大浪费，建筑垃圾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发展。由于过早拆除了大量本不该拆除的建筑，中国建筑垃圾的总量不断飙升。如何处理建筑垃圾，化解“垃圾围城”困局，已成为各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棘手问题。
建筑垃圾的运输、处理和存放，都已经对环境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过早拆除的建筑碳排放量约为中国碳排放总量的5%，如果考虑建筑再建过程中所需的建筑材料以及拆除时的碳排放量，建筑过早拆除将致中国每年新增碳排放量10%。
2015年1月29日，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发展报告（2014年度）》。《报告》显示，近几年，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总量约为15.5亿—24亿吨之间，占城市垃圾的比例约为40%，产量惊人。而这个数字还在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而逐年递增，至2020年左右，我国建筑垃圾产生量可能达到峰值。
据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郭海斌介绍，以北京为例，其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多达4000万吨。据测算，每万平米的建筑施工面积平均产生550吨建筑垃圾，而建筑施工面积对城市建筑垃圾产量的贡献率为48%，据保守估计，未来10年，我国平均每年将产生15亿吨以上的建筑垃圾。
郭海斌表示，对于如此大量的建筑垃圾，我国处理的方式目前主要仍为填埋与露天堆放，易产生大量环境问题并占用宝贵土地资源。并且，因为我国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对其管理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各地方政府也对建筑垃圾处置企业缺乏热情，导致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建筑垃圾资源化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资源化率95%，只有不到5%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
目前，由于中国大部分建筑垃圾未经处理就直接运往郊外堆放，由此占用的土地面积还在不断增加。这些土地由于垃圾覆盖，已暂时失去了自然生产能力。同时，散落的粒径较小的建筑垃圾会改变土壤的物质组成，破坏土壤的结构，降低土壤的生产力。另外，不少建筑垃圾都含有一定数量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建筑垃圾在堆放和填埋过程中，由于化学反应、发酵和雨水淋溶，有些有害物质会活动起来，随着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径流，危害周围的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建筑垃圾有害气体排放到空气中就会影响大气质量；垃圾中的细菌、粉尘隨风飘散，也会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
短命建筑折射城市规划短板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沈金箴统计了国内比较知名的50余处“短命建筑”后发现，其中追求经济效益和提升城市形象功能是造成“短命”的主要原因，达到近70%，规划因素造成的占11%，城市转型过程中体制原因造成投资无法跟进的占9%，而与建筑本身有直接关系的建筑设计环节和施工环节原因造成的仅分别占9%和3%。
在以往拆除的“短命建筑”中，有些是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旧楼，规划品位低、建筑质量差、设施不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建筑的需求逐渐提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多数建筑，在当时可能已经很不错，但以目前的需求来看，其功能、舒适度已比较落后，有些被拆除也情有可原。然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短命建筑”被提前拆除问题不是出在质量上，而是出在不理性、不科学、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上。很多建设得相当不错的建筑物，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辽宁省科技馆，也因为妨碍到地方政府的建设发展大计而被拆掉了，不禁令人感到痛惜。 一个政府一个想法，规划总是改来改去，城市总是拆拆建建。目前不少地方的规划，只能管三五年，无法保持长期的稳定性。主要是制定规划后，“领导意志”凌驾于法律效力之上——继任者看着不顺眼，说拆除就拆除，全凭领导一句话。人们无奈地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办；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无奈里带着一丝苦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关于城市建设带来的后果，只有承受的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分析，目前很多地方领导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他们好大喜功，对规划朝令夕改以致“短命建筑”频出。近年来，土地价格快速上涨，拆迁置换出土地带来的卖地收入，更让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拆大建。
近年来，工程建筑领域已成为官员腐败重灾区，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21766件，其中涉及招标投标环节的3305件，占15.2%；全国已落马官员近半涉事建筑工程。目前不论是招标投标，还是质量把关，都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有的开发商将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作为“公关费”预算用于拉关系、行贿，这必然会为开发商在工程中偷工减料埋下伏笔，导致工程质量低劣。
今年6月15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曾经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9起违反城乡规划的典型案件，9座城市因擅改规划被挂牌督办。这是《城乡规划法》出台8年以来住建部首次掛牌督办违反城乡规划的案件。
我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20年。“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然而现实中，规划朝令夕改的现象不时发生，不仅催生了大量短命建筑和矛盾多发的拆迁问题，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还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根据《城乡规划法》规定，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不过，在或明或暗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下，相关监督检查往往形同虚设。同时，《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出台已有两年，但对案件的查处力度不够、影响力不大，目前尚无一起因规划违法而被问责的案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地方和干部擅改规划的底气。
城乡规划之所以朝令夕改，一方面在于一些地方的领导对规划的严肃性认识不足，为了凸显自己在位时的政绩，按照自己的想法“另起炉灶”。另一方面，规划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寻租空间，通过调整规划为某些企业“铺路”，自己从中渔利，这一问题在规划乱象中较为普遍。
在李绍荣教授看来，要斩断地方政府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利益关联，遏制部分地方政府的过度拆迁与过度开发城市行为。要扭转各级地方政府的畸形政绩观，把有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规划中的表决权和决策权关进“笼子”。在建筑质量监管方面，要形成民众、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社会团体等全方位的社会监督，加强对城市建筑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克服规划随意化、任意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