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1年到1966期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主政其间，广东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戏言，谓之：陶铸同志有三件宝———红线女、杨大炮、《羊城晚报》。这三宝是陶铸所提倡的文化符号，也都是广州市民热衷的文化品牌：红线女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杨大炮是屡获全国冠军的象棋手杨官璘，《羊城晚报》则是我党执政后的第一份社会主义大型晚报。陶铸对《羊城晚报》的创办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陶铸与《羊城晚报》的诞生：摸着石头过河，提着脑袋办报
1957年是风雷激荡、瞬息剧变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1日，《羊城晚报》横空出世。
波匈事件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波匈事件的教训。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实践上在全党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与以往不同的是采取了开门整风的方式，号召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赋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反对官僚主义的新内容。毛泽东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号召采取“放”的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在广东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征求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座谈会上，广州知识界对党委机关报的状况表示不满意，要求扩大“百家争鸣”的园地。陶铸很是赞同，并下决心创办一张晚报，作为日报的辅助和补充。
这时，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诬蔑国内情况“一团糟”。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在陶铸看来，反击右派的进攻是必要的，但它和为贯彻“双百方针”办晚报是并行不悖的。
6月26日，陶铸对150多名作家、戏剧家、美术家宣布：接受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决定开辟一系列贯彻“双百方针”的园地。接着，广东省委根据陶铸的提议，决定创办《羊城晚报》，作为整风运动“边整边改”的措施，不过不能让民主党派来办，而要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来筹办，并把这个任务交由《南方日报》编委会负责。
为了筹办《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编委会议论过多次，并于7月底抽调杨奇、邬维梓、刘逸生3人，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8月20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开会，最后决定由李超兼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杨奇担任副总编辑，并初步商定了从各部抽调给晚报的干部名单。广东省委还要求《羊城晚报》必须在10月1日国庆节创刊。于是，《羊城晚报》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实际上，《羊城晚报》筹备的过程正逢全国反右派斗争高潮，也有人质疑过《羊城晚报》还办不办，但陶铸没有改弦易辙，要求按照原来的计划在10月1日出版《羊城晚报》。
为了支持《羊城晚报》，陶铸还亲自为《羊城晚报》题写了报头。
1957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日子，下午2时20分，《羊城晚报》印出来了！人们看到：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庆祝国庆的新闻《首都今午五十万人大游行》以及《广州的狂欢队伍浩荡前进》；第四版还刊登了记者自佛山、汕头、韶关、湛江、海口、通什等地发回的当地庆祝国庆的专电。这些报道，全是在上午采写、编辑、排印出来的。
就这样，《羊城晚报》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诞生了，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提着脑袋办报”。可以说，没有陶铸的政治胆识，没有陶铸的关心，就没有《羊城晚报》。
陶铸与《羊城晚报》的风格：另辟蹊径，不走《真理报》的路子
建国初期的中国报界，普遍以苏联《真理报》为模式，连版式都基本相同。怎样办《羊城晚报》？陶铸明确指示，《羊城晚报》不走《真理报》的路子，要另辟蹊径。他说：“社会主义报纸可不可以办得多种多样呢？我们想另辟路径，可不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我们教育人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要以为板起面孔，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多一些，文章写得风趣，不一定没有马克思主义。”
陶铸非常注重晚报要创造自己的特色，认为《羊城晚报》的特色应是“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他强调不要跟别的报纸一样，搞人云亦云，特别不能和日报相同，说：“广州市三张报纸（《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你一大版，他也一大版，差不多一个样子，那就没有味道了。”他反复说过，“如果办成《南方日报》第二，那就不如不办。”当《羊城晚报》刊登了一些与日报重复的东西、或与日报差不多的内容时，陶铸便批评说：“《南方日报》登了的，你何必重复呢？”
在陶铸的指导下，《羊城晚报》在创办之初便定下了自己的风格：要敢于冲破苏联办报的桎梏；要敢于摆脱党委机关报的办报模式；要敢于发扬我国报纸力求满足读者需要的优良传统。
为了让《羊城晚报》办出自己的特色，陶铸进行了悉心指导，他提了三条建议，就是“打破框框、有取有舍、会做编辑工作”。
所谓“打破框框”，陶铸解释说，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放一版。王杏元是农民，写了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一版要作文章。农民也能写出这样好的作品，说明文化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了。一版要选全世界、全中国、全中南、全广东比较有分量的消息。今后登消息要有特点，没有，就不要登。或者本身有特点，也可以登。消息一定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一版还要多登广州的消息，因为是“羊城”晚报。要多登广州的科学、艺术、发明创造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消息。这张报纸25万份发行在广东，主要在广州，所以一定要以广州为中心。总之是要有些有见解的东西，有些独特的东西。就是新闻报道，陶铸也认为《羊城晚报》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所谓“有取有舍”，陶铸解释说，别的报纸没有抓到或者没有抓着的，而又是重要的、新鲜的，就要着重把它抓住，挖得深，那就有自己特色了。他说：“我们的记者不要机关化，不要秘书型，要深入接触社会，要善于独立思考，才能写出好的新闻稿来。”
所谓“会做编辑工作”，陶铸解释说，编辑工作要讲究，编编辑辑，大有可为。要学会找尖端。什么是尖端？特别大，特别小，特别薄，特别厚，都是尖端，要会选。凡是报纸都应该看，凡是有用的东西都为我所有。要多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善于组织稿件，多看看各地的内部刊物，实行“拿来主义”，改写以后在报上发表。
陶铸对《羊城晚报》的具体栏目也提出了很多建议。《羊城晚报》开辟了两大副刊是全国其他报纸没有的，一是文学副刊《花地》，一是综合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晚会》，此外还有体育栏，以及一个表扬好人好事和反映批评意见的《五层楼下》。
关于《花地》，陶铸说，《花地》要有花，不能光是野草，要登出真正有水平的作品来。多搞些好照片，好的报告文学，要组织一批特约的撰稿人。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写得很朴素，很好，这样的文章很有生命力。有些文章摆架子，没有生命力。有位古人论文章说，宁愿做活老鼠，不愿做死蛟龙，希望报纸上多一些活老鼠，少来点死蛟龙。
陶铸指出，晚报就是要方面多一些，活泼—些，短一些，要有点革命的趣味。不要怕谈趣味性，不要把趣味性和政治性对立起来。真正有思想性的东西，趣味性就强；有革命趣味性的东西，就有思想性。《晚会》正是《羊城晚报》体现陶铸这一思想的一个知识性副刊，办得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陶铸很是喜欢，他说，“《晚会》不能挤掉，要天天有，要有特点”。“《晚会》要办得有趣味，但不是低级趣味，是革命的趣味”。他说，“掌故要不要，可以要。但要有新的意义”。“要用新的观点来写，来介绍。中南这样的地方不少，桃花源、汨罗江、鹦鹉洲、郴州三绝碑，都可以写。”陶铸举出《羊城晚报》已经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例说：“《九嶷山记游》属于古迹新探，写得不错。科学知识、历史知识、植物知识，都可以多登—些。”“总之，寓教育于趣味之中，既要有趣味，又能给人增长知识，富有教育意义。”这也是陶铸对晚报副刊提出的方针。
要“百家争鸣”，就得允许争论，不能只是一家之言。所以，陶铸主张报纸要有战斗性，不能四平八稳。他认为，“报纸缺少了建设性的批评，也使人看了觉得真实感不足，即没有全面地反映客观真实情况”，因为“现实有这一面，也有另外一面”，“报纸一定要有批评……光讲好的，群众不相信”。所以，他主张：“报纸要有声音，有争论。没有争论，报纸就没有味道。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通过争论，把错误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
在陶铸看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完全必要的。“报纸没有批评，没有声音不行。我们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对一些不好的东西可以展开批评。”关于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陶铸在1960年到1961年的两年之内先后谈了16次之多。正是在陶铸的亲自指导下，《羊城晚报》逐步解决了报纸如何进行批评的问题。《羊城晚报》开设了一个专栏叫《五层楼下》。虽然每次短小几十字，却微言大义，表扬之余，注重反映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和风细雨的批评。
陶铸还强调《羊城晚报》要满足群众的的需要。他说：“国内、国外大事，从日报、本地报纸可以看到，但晚报这些内容，却从别的报纸上看不到。人家看你的报纸，你总要满足一下群众的需要吧。”陶铸举例说，《晚会》搞些科学知识、历史掌故、“陈医生手记”，可以各取所需；《五层楼下》反映一些群众的呼声；港澳、台湾的一些情况，许多人都想知道，通过《港澳新闻》和《今日台湾》可以加强报纸与读者的联系。总之，读者在《花地》、《晚会》和体育版等等副刊和专栏里，总可以找到一点自己可看的东西。
196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也正是林彪鼓吹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甚为风行之时。陶铸不赞成这一套。他的意见是：报纸要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要用生动的具体的材料、事例、典型来宣传，不要概念化。例如宣传焦裕录、欧阳海、麦贤得，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焦裕录，战士都像欧阳海，还有什么不可以战胜呢!
正是在陶铸的关心指导之下，《羊城晚报》办得独具特色，“好睇有益”，深受群众欢迎，因而成为广州市仅次于越秀山五羊塑像的象征符号。
陶铸与《羊城晚报》的命运：呵护备至，兴衰荣辱紧相连
《羊城晚报》创刊的第一天就卖了8万多份。为了支持《羊城晚报》的发行，陶铸带头自费订阅《羊城晚报》，天天看《羊城晚报》，对《羊城晚报》各个栏目的文章，好的不好的，他都会马上打电话指出来。
陶铸对晚报不仅关心，而且到了偏爱的程度。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严重缺乏，广州难以供应3份报纸的纸张。已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提出把《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合并，合并之后继续出版《羊城晚报》。于是，从1961年2月1日起，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合并，《广州日报》停刊，《羊城晚报》交由广州市委领导，继续出版。
《羊城晚报》的风格迅速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全国的著名作家都以在《花地》和《晚会》上发表作品为荣。从中央领导到三轮车夫都爱看《羊城晚报》，报摊前常常排起长队。毛泽东曾对陶铸说：“我看《羊城晚报》。”周恩来也说：“《羊城晚报》可以出口。”“文革”时候要封《羊城晚报》，广东市民有数万人跑到报社护报，可见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
1965年，国内经济情况已经好转，陶铸想要办一份中南局的机关报来体现其个性化的施政方案。既然《羊城晚报》办得那么火，何不用它来承担中南局机关报的使命呢？于是，1965年7月，《羊城晚报》改版，成为中南局的机关报。在中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的《羊城晚报》，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作为中南局机关报，它的权威性在广东媒体中无出其右。
作为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责任更重了，发行面更广了，遇到的问题更多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羊城晚报》既是晚报，又是机关报，怎么办下去？所以，陶铸的指导也更加具体了。
1965年6月，陶铸明确提出了《羊城晚报》办报方针是：《羊城晚报》既要有晚报的特色，又要起中南局指导工作的作用。又要起机关报的作用，又要是晚报，到底应该办成一个什么样子呢？陶铸明确地说：“它应该办成基本上还是晚报的样子。”他多次强调这一基本方针，不能因为《羊城晚报》归中南局，就把原来的一些特点都丢掉了。他说：“所谓起机关报的作用，主要是指担负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战线方面报道任务来说的。”
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指导作用，从1965年6月至1966年3月，在《羊城晚报》改版以后的短短10个月中，陶铸连续10次同晚报的同志谈如何办报。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一直到具体的栏目、版面、标题、文风，都亲自过问。
陶铸还经常询问群众对《羊城晚报》的反映怎样，并且说，《羊城晚报》要从200多万人着眼，200多万人愿意看，武汉、上海也愿意看，200多万人不愿意看，武汉、上海也不看了。
陶铸对《羊城晚报》的发展如此重视，关心《羊城晚报》如此深入细致，就像他自己是报纸的总编辑—样，以至于他自己都风趣地说：我是2月份“摄政”，3月份“垂帘听政”，到4月份，就要“还政于民”了。
但实践很快就证明：既要保持晚报的特色，又要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这两者是不同功能、难以融合的。指导工作的文章，一般市民是不易接受的。以至于连陶铸也说：“越办越没有看头，那么大的文章有谁看？”可是实际上，隶属中南局领导以后，“指导工作”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而“晚报特色”也就越来越少了。
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未正式开始，但狂风暴雨已经扑面而来。《羊城晚报》是广州3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
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而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是分管《羊城晚报》的。《羊城晚报》原有的领导干部也先后被抄家、批斗了。
为了保住《羊城晚报》，陶铸在8月曾建议把《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从7月开始，《羊城晚报》报社内部，已经一片混乱。
《羊城晚报》被指为“大毒草”、“放毒、造谣的旧报纸”，最终难逃被封闭的命运。对“放毒草”，当时的解释是：“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党和大跃进，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韶山的节日》，也被批判为“大毒草”。不仅《晚会》上毒草大量出笼，《五层楼下》更因被香港反动报刊《晶报》等转载了160多条，成了“香港的分店”。
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日理万机的陶铸，仍然十分关注《羊城晚报》的命运。
为了使《羊城晚报》能够存活下去，他亲自给中南局宣传部打电话，让《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
9月1日，《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从改名字开始，《羊城晚报》就名实皆亡了。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里，也未能逃脱被封闭停刊的命运。
由于陶铸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因而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嫉恨和诬陷。1967年1月，陶铸突然被打倒，受到残酷迫害。他一向格外垂意的《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造反派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1966年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
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出《通告》称：“《羊城晚报》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正式宣布停刊。
一石激起千层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一部分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反对。12月23日，一份题为《就〈红卫报〉被封和停刊事件，告中南地区人民书》的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传单指出，“《红卫报》拥有37万多订户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封闭者无视广大革命群众迫切需要通过党报倾听党中央的指示，倾听毛主席的声音，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单方面地悍然强行封闭《红卫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传单坚决要求《红卫报》必须立即启封和复刊。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的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甚为巨大。12月28日，中南局、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事件作出解释，并重申支持封报立场，否定了启封和复刊的要求。迫于当时的形势，陶铸也否定了复刊的要求。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
1969年11月30日，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在合肥病逝，《红卫报》复刊的要求也被尘封。直到陶铸被平反昭雪后，1980年2月25日，陶铸生前呵护备至的《羊城晚报》才重见天日，正式复刊。
陶铸虽然没有能够亲眼看到《羊城晚报》复刊的这一天，但他亲手培育的《羊城晚报》独具特色的风格，成为了广东媒体具有奠基意义的传统，对广东媒体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铸与《羊城晚报》的诞生：摸着石头过河，提着脑袋办报
1957年是风雷激荡、瞬息剧变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1日，《羊城晚报》横空出世。
波匈事件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波匈事件的教训。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实践上在全党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与以往不同的是采取了开门整风的方式，号召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赋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反对官僚主义的新内容。毛泽东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号召采取“放”的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在广东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征求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座谈会上，广州知识界对党委机关报的状况表示不满意，要求扩大“百家争鸣”的园地。陶铸很是赞同，并下决心创办一张晚报，作为日报的辅助和补充。
这时，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诬蔑国内情况“一团糟”。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在陶铸看来，反击右派的进攻是必要的，但它和为贯彻“双百方针”办晚报是并行不悖的。
6月26日，陶铸对150多名作家、戏剧家、美术家宣布：接受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决定开辟一系列贯彻“双百方针”的园地。接着，广东省委根据陶铸的提议，决定创办《羊城晚报》，作为整风运动“边整边改”的措施，不过不能让民主党派来办，而要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来筹办，并把这个任务交由《南方日报》编委会负责。
为了筹办《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编委会议论过多次，并于7月底抽调杨奇、邬维梓、刘逸生3人，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8月20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开会，最后决定由李超兼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杨奇担任副总编辑，并初步商定了从各部抽调给晚报的干部名单。广东省委还要求《羊城晚报》必须在10月1日国庆节创刊。于是，《羊城晚报》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实际上，《羊城晚报》筹备的过程正逢全国反右派斗争高潮，也有人质疑过《羊城晚报》还办不办，但陶铸没有改弦易辙，要求按照原来的计划在10月1日出版《羊城晚报》。
为了支持《羊城晚报》，陶铸还亲自为《羊城晚报》题写了报头。
1957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日子，下午2时20分，《羊城晚报》印出来了！人们看到：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庆祝国庆的新闻《首都今午五十万人大游行》以及《广州的狂欢队伍浩荡前进》；第四版还刊登了记者自佛山、汕头、韶关、湛江、海口、通什等地发回的当地庆祝国庆的专电。这些报道，全是在上午采写、编辑、排印出来的。
就这样，《羊城晚报》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诞生了，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提着脑袋办报”。可以说，没有陶铸的政治胆识，没有陶铸的关心，就没有《羊城晚报》。
陶铸与《羊城晚报》的风格：另辟蹊径，不走《真理报》的路子
建国初期的中国报界，普遍以苏联《真理报》为模式，连版式都基本相同。怎样办《羊城晚报》？陶铸明确指示，《羊城晚报》不走《真理报》的路子，要另辟蹊径。他说：“社会主义报纸可不可以办得多种多样呢？我们想另辟路径，可不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我们教育人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要以为板起面孔，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多一些，文章写得风趣，不一定没有马克思主义。”
陶铸非常注重晚报要创造自己的特色，认为《羊城晚报》的特色应是“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他强调不要跟别的报纸一样，搞人云亦云，特别不能和日报相同，说：“广州市三张报纸（《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你一大版，他也一大版，差不多一个样子，那就没有味道了。”他反复说过，“如果办成《南方日报》第二，那就不如不办。”当《羊城晚报》刊登了一些与日报重复的东西、或与日报差不多的内容时，陶铸便批评说：“《南方日报》登了的，你何必重复呢？”
在陶铸的指导下，《羊城晚报》在创办之初便定下了自己的风格：要敢于冲破苏联办报的桎梏；要敢于摆脱党委机关报的办报模式；要敢于发扬我国报纸力求满足读者需要的优良传统。
为了让《羊城晚报》办出自己的特色，陶铸进行了悉心指导，他提了三条建议，就是“打破框框、有取有舍、会做编辑工作”。
所谓“打破框框”，陶铸解释说，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放一版。王杏元是农民，写了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一版要作文章。农民也能写出这样好的作品，说明文化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了。一版要选全世界、全中国、全中南、全广东比较有分量的消息。今后登消息要有特点，没有，就不要登。或者本身有特点，也可以登。消息一定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一版还要多登广州的消息，因为是“羊城”晚报。要多登广州的科学、艺术、发明创造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消息。这张报纸25万份发行在广东，主要在广州，所以一定要以广州为中心。总之是要有些有见解的东西，有些独特的东西。就是新闻报道，陶铸也认为《羊城晚报》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所谓“有取有舍”，陶铸解释说，别的报纸没有抓到或者没有抓着的，而又是重要的、新鲜的，就要着重把它抓住，挖得深，那就有自己特色了。他说：“我们的记者不要机关化，不要秘书型，要深入接触社会，要善于独立思考，才能写出好的新闻稿来。”
所谓“会做编辑工作”，陶铸解释说，编辑工作要讲究，编编辑辑，大有可为。要学会找尖端。什么是尖端？特别大，特别小，特别薄，特别厚，都是尖端，要会选。凡是报纸都应该看，凡是有用的东西都为我所有。要多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善于组织稿件，多看看各地的内部刊物，实行“拿来主义”，改写以后在报上发表。
陶铸对《羊城晚报》的具体栏目也提出了很多建议。《羊城晚报》开辟了两大副刊是全国其他报纸没有的，一是文学副刊《花地》，一是综合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晚会》，此外还有体育栏，以及一个表扬好人好事和反映批评意见的《五层楼下》。
关于《花地》，陶铸说，《花地》要有花，不能光是野草，要登出真正有水平的作品来。多搞些好照片，好的报告文学，要组织一批特约的撰稿人。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写得很朴素，很好，这样的文章很有生命力。有些文章摆架子，没有生命力。有位古人论文章说，宁愿做活老鼠，不愿做死蛟龙，希望报纸上多一些活老鼠，少来点死蛟龙。
陶铸指出，晚报就是要方面多一些，活泼—些，短一些，要有点革命的趣味。不要怕谈趣味性，不要把趣味性和政治性对立起来。真正有思想性的东西，趣味性就强；有革命趣味性的东西，就有思想性。《晚会》正是《羊城晚报》体现陶铸这一思想的一个知识性副刊，办得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陶铸很是喜欢，他说，“《晚会》不能挤掉，要天天有，要有特点”。“《晚会》要办得有趣味，但不是低级趣味，是革命的趣味”。他说，“掌故要不要，可以要。但要有新的意义”。“要用新的观点来写，来介绍。中南这样的地方不少，桃花源、汨罗江、鹦鹉洲、郴州三绝碑，都可以写。”陶铸举出《羊城晚报》已经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例说：“《九嶷山记游》属于古迹新探，写得不错。科学知识、历史知识、植物知识，都可以多登—些。”“总之，寓教育于趣味之中，既要有趣味，又能给人增长知识，富有教育意义。”这也是陶铸对晚报副刊提出的方针。
要“百家争鸣”，就得允许争论，不能只是一家之言。所以，陶铸主张报纸要有战斗性，不能四平八稳。他认为，“报纸缺少了建设性的批评，也使人看了觉得真实感不足，即没有全面地反映客观真实情况”，因为“现实有这一面，也有另外一面”，“报纸一定要有批评……光讲好的，群众不相信”。所以，他主张：“报纸要有声音，有争论。没有争论，报纸就没有味道。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通过争论，把错误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
在陶铸看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完全必要的。“报纸没有批评，没有声音不行。我们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对一些不好的东西可以展开批评。”关于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陶铸在1960年到1961年的两年之内先后谈了16次之多。正是在陶铸的亲自指导下，《羊城晚报》逐步解决了报纸如何进行批评的问题。《羊城晚报》开设了一个专栏叫《五层楼下》。虽然每次短小几十字，却微言大义，表扬之余，注重反映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和风细雨的批评。
陶铸还强调《羊城晚报》要满足群众的的需要。他说：“国内、国外大事，从日报、本地报纸可以看到，但晚报这些内容，却从别的报纸上看不到。人家看你的报纸，你总要满足一下群众的需要吧。”陶铸举例说，《晚会》搞些科学知识、历史掌故、“陈医生手记”，可以各取所需；《五层楼下》反映一些群众的呼声；港澳、台湾的一些情况，许多人都想知道，通过《港澳新闻》和《今日台湾》可以加强报纸与读者的联系。总之，读者在《花地》、《晚会》和体育版等等副刊和专栏里，总可以找到一点自己可看的东西。
196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也正是林彪鼓吹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甚为风行之时。陶铸不赞成这一套。他的意见是：报纸要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要用生动的具体的材料、事例、典型来宣传，不要概念化。例如宣传焦裕录、欧阳海、麦贤得，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焦裕录，战士都像欧阳海，还有什么不可以战胜呢!
正是在陶铸的关心指导之下，《羊城晚报》办得独具特色，“好睇有益”，深受群众欢迎，因而成为广州市仅次于越秀山五羊塑像的象征符号。
陶铸与《羊城晚报》的命运：呵护备至，兴衰荣辱紧相连
《羊城晚报》创刊的第一天就卖了8万多份。为了支持《羊城晚报》的发行，陶铸带头自费订阅《羊城晚报》，天天看《羊城晚报》，对《羊城晚报》各个栏目的文章，好的不好的，他都会马上打电话指出来。
陶铸对晚报不仅关心，而且到了偏爱的程度。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严重缺乏，广州难以供应3份报纸的纸张。已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提出把《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合并，合并之后继续出版《羊城晚报》。于是，从1961年2月1日起，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合并，《广州日报》停刊，《羊城晚报》交由广州市委领导，继续出版。
《羊城晚报》的风格迅速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全国的著名作家都以在《花地》和《晚会》上发表作品为荣。从中央领导到三轮车夫都爱看《羊城晚报》，报摊前常常排起长队。毛泽东曾对陶铸说：“我看《羊城晚报》。”周恩来也说：“《羊城晚报》可以出口。”“文革”时候要封《羊城晚报》，广东市民有数万人跑到报社护报，可见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
1965年，国内经济情况已经好转，陶铸想要办一份中南局的机关报来体现其个性化的施政方案。既然《羊城晚报》办得那么火，何不用它来承担中南局机关报的使命呢？于是，1965年7月，《羊城晚报》改版，成为中南局的机关报。在中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的《羊城晚报》，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作为中南局机关报，它的权威性在广东媒体中无出其右。
作为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责任更重了，发行面更广了，遇到的问题更多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羊城晚报》既是晚报，又是机关报，怎么办下去？所以，陶铸的指导也更加具体了。
1965年6月，陶铸明确提出了《羊城晚报》办报方针是：《羊城晚报》既要有晚报的特色，又要起中南局指导工作的作用。又要起机关报的作用，又要是晚报，到底应该办成一个什么样子呢？陶铸明确地说：“它应该办成基本上还是晚报的样子。”他多次强调这一基本方针，不能因为《羊城晚报》归中南局，就把原来的一些特点都丢掉了。他说：“所谓起机关报的作用，主要是指担负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战线方面报道任务来说的。”
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指导作用，从1965年6月至1966年3月，在《羊城晚报》改版以后的短短10个月中，陶铸连续10次同晚报的同志谈如何办报。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一直到具体的栏目、版面、标题、文风，都亲自过问。
陶铸还经常询问群众对《羊城晚报》的反映怎样，并且说，《羊城晚报》要从200多万人着眼，200多万人愿意看，武汉、上海也愿意看，200多万人不愿意看，武汉、上海也不看了。
陶铸对《羊城晚报》的发展如此重视，关心《羊城晚报》如此深入细致，就像他自己是报纸的总编辑—样，以至于他自己都风趣地说：我是2月份“摄政”，3月份“垂帘听政”，到4月份，就要“还政于民”了。
但实践很快就证明：既要保持晚报的特色，又要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这两者是不同功能、难以融合的。指导工作的文章，一般市民是不易接受的。以至于连陶铸也说：“越办越没有看头，那么大的文章有谁看？”可是实际上，隶属中南局领导以后，“指导工作”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而“晚报特色”也就越来越少了。
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未正式开始，但狂风暴雨已经扑面而来。《羊城晚报》是广州3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
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而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是分管《羊城晚报》的。《羊城晚报》原有的领导干部也先后被抄家、批斗了。
为了保住《羊城晚报》，陶铸在8月曾建议把《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从7月开始，《羊城晚报》报社内部，已经一片混乱。
《羊城晚报》被指为“大毒草”、“放毒、造谣的旧报纸”，最终难逃被封闭的命运。对“放毒草”，当时的解释是：“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党和大跃进，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韶山的节日》，也被批判为“大毒草”。不仅《晚会》上毒草大量出笼，《五层楼下》更因被香港反动报刊《晶报》等转载了160多条，成了“香港的分店”。
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日理万机的陶铸，仍然十分关注《羊城晚报》的命运。
为了使《羊城晚报》能够存活下去，他亲自给中南局宣传部打电话，让《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
9月1日，《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从改名字开始，《羊城晚报》就名实皆亡了。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里，也未能逃脱被封闭停刊的命运。
由于陶铸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因而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嫉恨和诬陷。1967年1月，陶铸突然被打倒，受到残酷迫害。他一向格外垂意的《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造反派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1966年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
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出《通告》称：“《羊城晚报》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正式宣布停刊。
一石激起千层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一部分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反对。12月23日，一份题为《就〈红卫报〉被封和停刊事件，告中南地区人民书》的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传单指出，“《红卫报》拥有37万多订户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封闭者无视广大革命群众迫切需要通过党报倾听党中央的指示，倾听毛主席的声音，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单方面地悍然强行封闭《红卫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传单坚决要求《红卫报》必须立即启封和复刊。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的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甚为巨大。12月28日，中南局、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事件作出解释，并重申支持封报立场，否定了启封和复刊的要求。迫于当时的形势，陶铸也否定了复刊的要求。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
1969年11月30日，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在合肥病逝，《红卫报》复刊的要求也被尘封。直到陶铸被平反昭雪后，1980年2月25日，陶铸生前呵护备至的《羊城晚报》才重见天日，正式复刊。
陶铸虽然没有能够亲眼看到《羊城晚报》复刊的这一天，但他亲手培育的《羊城晚报》独具特色的风格，成为了广东媒体具有奠基意义的传统，对广东媒体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