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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对我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中高、特级同时批了下来。开学那一阵子，几乎每天都有朋友打招呼恭喜我。说实话，从教二十年，对荣誉未敢有过多的奢望，只想实实在在地走好为师的每一步路。
小老师 大责任
二十年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老师。
矮矮的个子，一张娃娃脸，一身学生装，浑身的土气，满脸的稚气。第一次进校园，就被门卫老师傅拦在了门口：“哪个班的?老师还没上班呢。”城里的孩子营养好，长得快，高年级的孩子好多都比我高。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营养不良型的农村大孩子。
上班第一年，我带三年级，是一个新辟班。开学初，家长们不放心，纷纷到学校来了解一下孩子交给了一个怎样的老师。可想而知，很多家长都是带着失望而去。我在学生的闹嚷嚷和家长的不屑中忙碌着：登记、收费、认人、组织大扫除……
快放学了，陆续又来了一些家长。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拉着孩子，向同学询问：这就是你们的新老师?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一把抓住我的手，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小老师，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终于遇上了一位男老师。”许多的话我已经记不真切了，只记得她请我这位小老师务必培养她孩子的男子汉气概，言辞那么恳切，我分明看到了她眼眶中晶莹的泪水。我的手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这么有力地握着，久久不放，那眼睛里传达的分明是信任和期盼。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只是一个劲儿点头答应。上班第一天我接受的竟是这样的一种责任，因为我是一位男老师。
学杂费第一天没有收齐。第二天我便向最后几位没交的同学发出通牒——不交钱明天不要来了!
第三天清晨，我较早地来到教室，老远便看见走廊里站着两个人——一位家长带着孩子。这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黑大个儿，足有一米八五，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身破旧略嫌皱巴的衣服，蓬乱的头发似乎写满了生活的困顿和倦怠。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又一层地打开着，呈现在我眼前的是理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子，一一向我清点，最后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排放在我的讲台上，总算凑齐了所有学杂费。我正看着眼前的一堆零钱发呆，只见他把孩子往前推了推，用他那粗糙而有力的大手握着我的手：“老师，把孩子交给您了!”
我接过钱，却连数都没有数，因为此时心里早已翻江倒海。不知这是一个贫困家庭多少天的积蓄，多少天风里来雨里往的辛劳和汗水。
于是，我又后悔自己的通牒。一种粗暴的工作态度，简单的工作方法，也许会在孩子甚至家长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于是，我又懂得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
以后，小心翼翼地关爱学生，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诚心诚意地走进学生，正是为了从行动上弥补自己的过失。我走家串户，了解孩子们的情况，及时地与家长沟通交流，至今我能清楚地叫出80％学生父母的姓名。雨天送孩子们回家，晚上帮后进生补课。带孩子们到食堂吃饭，掏钱为他们购买奖品。春天带孩子们郊游，秋天带孩子们野炊、走进军营拜访英雄，孩子们在活动中锻炼了能力。一个孩子没回家，星光下我和家长一起到处找，一次次深情地呼喊……我赢得了孩子和家长的信赖。
都是学习惹的祸
我是地地道道的土坷拉里生长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六七十年代那是个怎样的岁月呀，一年吃不上几次馒头，每天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把肚子喝得滚圆滚圆。每天背着草篓割猪草、雨天赤着脚去放牛，家徒四壁，家中唯一的图书就是被翻烂了的课本，也剩不了几页，而且蜷曲得不成样子了。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化熏陶的时候便是冬天的太阳地、夏天的树阴下凑在小伙伴旁边美美地看上一会儿小人书。那，便是儿时所有的课外读物了。
这样的命运惟有读书才有出路。1983年我无奈地选择了师范，两年后我成了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党员，198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被选进了机关。也许是命中注定的教师情结，半个月后我又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开始了我的从教生涯。
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学习。我深感自己文化底子较薄，必须立刻进修学习。我知道，我的同事大多家学渊源，不少人是子承父业，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文化底子特别好，要想在这样一群人中间站稳脚跟，我没有做到笨鸟先飞，只好笨鸟勤飞吧。于是我决定边工作边学习——参加自学考试。
提起自学考试，那是一段辛酸的往事。
那时学校规定，必须年满三年以上的骨干教师，才可以进修学习。三年入门嘛，也难怪，农村学徒一般都要三年才能出师呢。然而，我在第一年校级优课评比获二等奖，那是第一年工作新教师中唯一的二等奖，第二年、第三年又连续两次获一等奖。我以为条件我具备了，于是颤巍巍地向领导递上自己的申请，领导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伴着口中浓浓的烟雾吐出一句话来，“你以为你就是骨干啦，工作六七年的人还没考呢!”仿佛是吞下一个熟透了的冷山芋，咽得我半天没透过气来。
不给考就偷偷地考，仿佛做贼一般。开始，只利用星期天去考试，悄悄地走，悄悄地回，同事们心照不宣。这样第一年顺利地通过了三门，第二年我一次便报了四门。为了能顺利过关，我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起早贪黑，挑灯夜战。暑假，我放弃了一切游玩活动，还特地参加了校外辅导班。
考试的时间终于到了。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星期六要上课。为了稳妥起见，我放弃了上午的一门考试，将下午的一节课也调到上午了。搭班老师建议说，还是跟领导请个假吧，不会不同意的。也是的，人是需要尊重的，请个假吧，礼到人不怪吗。于是，我就向领导请假，领导想了想，说：“考试?我们再商量一下吧。”礼既到了，该没有什么问题。下午，我便高高兴兴去考试了。一连三个半天。匆匆地去，匆匆地回，紧紧张张地考，没有时间想其他任何事情。
星期一，我准时出现在校园，做操、上课。当我匆匆走进教室的时候，教室后面已坐着两位老师——听课并随堂检查教案和作业!我先是一愣，学生们也面面相觑。我很快镇静下来，开始了我的上课。因为我从来没有无准备地走进课堂，没有拖拉过一次学生的作业，我很坦然。老教师关心地劝我：“还是去跟领导当面认个错吧，要不写个检讨悄悄地送过去。”然而，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是想不通——学习有错?我委屈，我愤怒，但我敢怒不敢言。
尽管原定无限期的听课检查，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把柄，在两周后也就结束了。我始终不明白我错在何处，当然也就不会写什么检讨。但对我的处罚——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直持续了很久。每周的总结会总会听到几句刺耳的话，“有些年轻人，不安心工作，不珍惜这样令全市老师羡慕的工作岗位，这山望着那山高……”我实在想不通，难道有了令人羡慕的岗位就不要学习了?难道学习了、提高了就是要另寻高就了?那时侯，我很怕开会。开会 时，我总是尽量坐到最后，躲到角落里，低着头。
第二年，我就被安排到三年级——离开那个会令人“自高自大”的毕业班，同事们戏称：被贬。被贬之人怎好抛头露面，于是我沉入教室，专门“折腾”学生。学生们又玩得不亦乐乎。“每目播报”每天的夕会课，都有五名同学到讲台介绍自己的见闻、奇闻佚事：“清晨必读”每天的早读课，我们不读课文，而是由同学们自己推荐、讲解、背诵一首诗歌；“每周一歌”周末的文艺课，除了游艺活动以外，每周教唱学唱一首儿童歌曲：“每周一记”记录自己最想写的话，与老师同学分享……由于学生们经历的活动多，班级风气特别好，学习积极性特别高，视野十分开阔，文章也写得特别好，我也不断地给学生修改、推荐，创造了市级刊物《小学生之友》期期都有学生习作发表的记录，一学期，刊登了学生习作二十多篇。就这样。我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一干就是四年。四年后，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升入了重点中学，有4人毕业考试成绩进入全市前10名。
有人说，麿难是一种财富。也许，我得感谢这段难忘的经历。否则，我也许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上课、练习、考试、批改作业、找学生谈心、订正作业……正是这次“被贬”，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立身、立教等问题的机会，有了更多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机会。
我思考 我成长
1996年，我担任学校校长办公室主任，2001年到淮安市实验小学任副校长，分管德育，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过课堂，但分管的业务一直跟教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需要，所以特别感到学习的可贵。由于工作的繁杂，语文学科的活动我大多没有机会按时参加。每当有市区的活动，我把班级课上完，就找个借口悄悄地溜出去参加。一来可以躲过了查票，二来回避了大家对不速之客的异样的目光。也许叫“窃听”吧。
一次，市里举行青年教师优课评比，在市区一所学校举行。第二节课，我悄悄地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课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由市直学校领导和各县区教研员组成的评委们在主席台两侧个个神情专注地听着课，所有听课老师的情绪也都随着台上老师和学生而起伏变化着。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我抬头一看，连忙站起身来，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脖子，连忙说：“我的票忘记带了。”后来得知，原来市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领导一起来视察会场，想在前排为我找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误以为查票，结果没等课上完就落荒而逃了。
就这样一次次地“窃听”，给我带来了许多学习的机会。每次听课我总是记得密密麻麻。甚至师生的每一句对话，应该说是课堂实录，同时还有我对每一教学环节的理解，对亮点的认同写出我的理解与赞赏，不能认同的写出自己的看法与设想，因而。每一次听课后总有自己的思考。2001年市综合实践活动举行研讨活动，我观摩了与会老师的教学后，撰写了一篇《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与思考》，部分在《小学语文研究》发表，全文编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新课程研究》。观摩了全国青年教师教学活动，我完成了《真正把握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发表在《山西教育》。两次欣赏了于永正老师的作文课，有感于他教学手段的灵活运用，我写下了《忽悠也是一种智慧》。近几年，我的关于语文教学的十多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我崇拜大师，但绝不盲从。2002年在无锡参加骨干教师培训，学校邀请一位很有思想的特级教师、校长洪永山给我们做“关于现代教学”的讲座，在互动环节我们就“学前学生是否是白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课后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以后再交流”。今年4月底，我有机会在南京聆听了支玉恒老师执教《走月亮》，一种直觉使我认为支老师没有能准确地把握作者表达的情感。回来后，我带着文章请教了当地一位有名的作家，于是一个晚上写成了一篇《明月皎皎寄深情》的随想。
现在，我每天都要听青年教师的课，我依旧这样记录，这样阐释我的理解和观点。
在小学语文教学这条道路上，我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王 昱
小老师 大责任
二十年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老师。
矮矮的个子，一张娃娃脸，一身学生装，浑身的土气，满脸的稚气。第一次进校园，就被门卫老师傅拦在了门口：“哪个班的?老师还没上班呢。”城里的孩子营养好，长得快，高年级的孩子好多都比我高。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营养不良型的农村大孩子。
上班第一年，我带三年级，是一个新辟班。开学初，家长们不放心，纷纷到学校来了解一下孩子交给了一个怎样的老师。可想而知，很多家长都是带着失望而去。我在学生的闹嚷嚷和家长的不屑中忙碌着：登记、收费、认人、组织大扫除……
快放学了，陆续又来了一些家长。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拉着孩子，向同学询问：这就是你们的新老师?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一把抓住我的手，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小老师，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终于遇上了一位男老师。”许多的话我已经记不真切了，只记得她请我这位小老师务必培养她孩子的男子汉气概，言辞那么恳切，我分明看到了她眼眶中晶莹的泪水。我的手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这么有力地握着，久久不放，那眼睛里传达的分明是信任和期盼。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只是一个劲儿点头答应。上班第一天我接受的竟是这样的一种责任，因为我是一位男老师。
学杂费第一天没有收齐。第二天我便向最后几位没交的同学发出通牒——不交钱明天不要来了!
第三天清晨，我较早地来到教室，老远便看见走廊里站着两个人——一位家长带着孩子。这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黑大个儿，足有一米八五，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身破旧略嫌皱巴的衣服，蓬乱的头发似乎写满了生活的困顿和倦怠。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又一层地打开着，呈现在我眼前的是理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子，一一向我清点，最后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排放在我的讲台上，总算凑齐了所有学杂费。我正看着眼前的一堆零钱发呆，只见他把孩子往前推了推，用他那粗糙而有力的大手握着我的手：“老师，把孩子交给您了!”
我接过钱，却连数都没有数，因为此时心里早已翻江倒海。不知这是一个贫困家庭多少天的积蓄，多少天风里来雨里往的辛劳和汗水。
于是，我又后悔自己的通牒。一种粗暴的工作态度，简单的工作方法，也许会在孩子甚至家长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于是，我又懂得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
以后，小心翼翼地关爱学生，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诚心诚意地走进学生，正是为了从行动上弥补自己的过失。我走家串户，了解孩子们的情况，及时地与家长沟通交流，至今我能清楚地叫出80％学生父母的姓名。雨天送孩子们回家，晚上帮后进生补课。带孩子们到食堂吃饭，掏钱为他们购买奖品。春天带孩子们郊游，秋天带孩子们野炊、走进军营拜访英雄，孩子们在活动中锻炼了能力。一个孩子没回家，星光下我和家长一起到处找，一次次深情地呼喊……我赢得了孩子和家长的信赖。
都是学习惹的祸
我是地地道道的土坷拉里生长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六七十年代那是个怎样的岁月呀，一年吃不上几次馒头，每天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把肚子喝得滚圆滚圆。每天背着草篓割猪草、雨天赤着脚去放牛，家徒四壁，家中唯一的图书就是被翻烂了的课本，也剩不了几页，而且蜷曲得不成样子了。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化熏陶的时候便是冬天的太阳地、夏天的树阴下凑在小伙伴旁边美美地看上一会儿小人书。那，便是儿时所有的课外读物了。
这样的命运惟有读书才有出路。1983年我无奈地选择了师范，两年后我成了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党员，198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被选进了机关。也许是命中注定的教师情结，半个月后我又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开始了我的从教生涯。
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学习。我深感自己文化底子较薄，必须立刻进修学习。我知道，我的同事大多家学渊源，不少人是子承父业，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文化底子特别好，要想在这样一群人中间站稳脚跟，我没有做到笨鸟先飞，只好笨鸟勤飞吧。于是我决定边工作边学习——参加自学考试。
提起自学考试，那是一段辛酸的往事。
那时学校规定，必须年满三年以上的骨干教师，才可以进修学习。三年入门嘛，也难怪，农村学徒一般都要三年才能出师呢。然而，我在第一年校级优课评比获二等奖，那是第一年工作新教师中唯一的二等奖，第二年、第三年又连续两次获一等奖。我以为条件我具备了，于是颤巍巍地向领导递上自己的申请，领导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伴着口中浓浓的烟雾吐出一句话来，“你以为你就是骨干啦，工作六七年的人还没考呢!”仿佛是吞下一个熟透了的冷山芋，咽得我半天没透过气来。
不给考就偷偷地考，仿佛做贼一般。开始，只利用星期天去考试，悄悄地走，悄悄地回，同事们心照不宣。这样第一年顺利地通过了三门，第二年我一次便报了四门。为了能顺利过关，我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起早贪黑，挑灯夜战。暑假，我放弃了一切游玩活动，还特地参加了校外辅导班。
考试的时间终于到了。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星期六要上课。为了稳妥起见，我放弃了上午的一门考试，将下午的一节课也调到上午了。搭班老师建议说，还是跟领导请个假吧，不会不同意的。也是的，人是需要尊重的，请个假吧，礼到人不怪吗。于是，我就向领导请假，领导想了想，说：“考试?我们再商量一下吧。”礼既到了，该没有什么问题。下午，我便高高兴兴去考试了。一连三个半天。匆匆地去，匆匆地回，紧紧张张地考，没有时间想其他任何事情。
星期一，我准时出现在校园，做操、上课。当我匆匆走进教室的时候，教室后面已坐着两位老师——听课并随堂检查教案和作业!我先是一愣，学生们也面面相觑。我很快镇静下来，开始了我的上课。因为我从来没有无准备地走进课堂，没有拖拉过一次学生的作业，我很坦然。老教师关心地劝我：“还是去跟领导当面认个错吧，要不写个检讨悄悄地送过去。”然而，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是想不通——学习有错?我委屈，我愤怒，但我敢怒不敢言。
尽管原定无限期的听课检查，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把柄，在两周后也就结束了。我始终不明白我错在何处，当然也就不会写什么检讨。但对我的处罚——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直持续了很久。每周的总结会总会听到几句刺耳的话，“有些年轻人，不安心工作，不珍惜这样令全市老师羡慕的工作岗位，这山望着那山高……”我实在想不通，难道有了令人羡慕的岗位就不要学习了?难道学习了、提高了就是要另寻高就了?那时侯，我很怕开会。开会 时，我总是尽量坐到最后，躲到角落里，低着头。
第二年，我就被安排到三年级——离开那个会令人“自高自大”的毕业班，同事们戏称：被贬。被贬之人怎好抛头露面，于是我沉入教室，专门“折腾”学生。学生们又玩得不亦乐乎。“每目播报”每天的夕会课，都有五名同学到讲台介绍自己的见闻、奇闻佚事：“清晨必读”每天的早读课，我们不读课文，而是由同学们自己推荐、讲解、背诵一首诗歌；“每周一歌”周末的文艺课，除了游艺活动以外，每周教唱学唱一首儿童歌曲：“每周一记”记录自己最想写的话，与老师同学分享……由于学生们经历的活动多，班级风气特别好，学习积极性特别高，视野十分开阔，文章也写得特别好，我也不断地给学生修改、推荐，创造了市级刊物《小学生之友》期期都有学生习作发表的记录，一学期，刊登了学生习作二十多篇。就这样。我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一干就是四年。四年后，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升入了重点中学，有4人毕业考试成绩进入全市前10名。
有人说，麿难是一种财富。也许，我得感谢这段难忘的经历。否则，我也许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上课、练习、考试、批改作业、找学生谈心、订正作业……正是这次“被贬”，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立身、立教等问题的机会，有了更多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机会。
我思考 我成长
1996年，我担任学校校长办公室主任，2001年到淮安市实验小学任副校长，分管德育，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过课堂，但分管的业务一直跟教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需要，所以特别感到学习的可贵。由于工作的繁杂，语文学科的活动我大多没有机会按时参加。每当有市区的活动，我把班级课上完，就找个借口悄悄地溜出去参加。一来可以躲过了查票，二来回避了大家对不速之客的异样的目光。也许叫“窃听”吧。
一次，市里举行青年教师优课评比，在市区一所学校举行。第二节课，我悄悄地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课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由市直学校领导和各县区教研员组成的评委们在主席台两侧个个神情专注地听着课，所有听课老师的情绪也都随着台上老师和学生而起伏变化着。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我抬头一看，连忙站起身来，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脖子，连忙说：“我的票忘记带了。”后来得知，原来市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领导一起来视察会场，想在前排为我找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误以为查票，结果没等课上完就落荒而逃了。
就这样一次次地“窃听”，给我带来了许多学习的机会。每次听课我总是记得密密麻麻。甚至师生的每一句对话，应该说是课堂实录，同时还有我对每一教学环节的理解，对亮点的认同写出我的理解与赞赏，不能认同的写出自己的看法与设想，因而。每一次听课后总有自己的思考。2001年市综合实践活动举行研讨活动，我观摩了与会老师的教学后，撰写了一篇《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与思考》，部分在《小学语文研究》发表，全文编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新课程研究》。观摩了全国青年教师教学活动，我完成了《真正把握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发表在《山西教育》。两次欣赏了于永正老师的作文课，有感于他教学手段的灵活运用，我写下了《忽悠也是一种智慧》。近几年，我的关于语文教学的十多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我崇拜大师，但绝不盲从。2002年在无锡参加骨干教师培训，学校邀请一位很有思想的特级教师、校长洪永山给我们做“关于现代教学”的讲座，在互动环节我们就“学前学生是否是白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课后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以后再交流”。今年4月底，我有机会在南京聆听了支玉恒老师执教《走月亮》，一种直觉使我认为支老师没有能准确地把握作者表达的情感。回来后，我带着文章请教了当地一位有名的作家，于是一个晚上写成了一篇《明月皎皎寄深情》的随想。
现在，我每天都要听青年教师的课，我依旧这样记录，这样阐释我的理解和观点。
在小学语文教学这条道路上，我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