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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陵与吴昌硕是晚清印坛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他们成就极高。堪称一时瑜亮。吴昌硕生活在印学昌盛的江、浙、沪地区，影响遍及海内外。黄士陵从安徽南来广州寓居十八年之久，形成了独特的印风，对岭南印坛造成极大的影响，以至繁衍成一个新的篆刻流派“黟山派”。
黄士陵(1849—1909)，字牧甫，号穆父、牧父，晚号黟山人、倦游巢主、倦叟。安徽黟县人。其父黄仲和工诗文，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竹瑞堂集》。由于安徽是历代印人辈出之地，风气所及，牧甫自幼喜诗文篆刻。其弟志甫云：“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14岁时，因太平军与清军在其家乡作战，家园被毁，父母也相继过世，为了生计，被迫离开家乡到南昌谋生。正如他在48岁时刻的“末伎游食之民”印跋所述：“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籍兹末伎以糊口……”牧甫在南昌的十余年间，曾随从兄开设过照相馆，后来专以卖字鬻印为生。籍书印的“末伎”可以“为衣食计”，从而使牧甫在书法篆刻中不断学习求索，技艺日趋娴熟。牧甫29岁时已有《心经印谱》行世。近年刊行的《黄士陵书画篆刻艺术》一书上也辑有牧甫30岁时摹刻的秦汉及明清诸家印章的《篆刻四屏》立轴，他在印屏上题跋云：“余学篆刻二十年，每见秦汉金石前贤遗迹常观之，不能释手，暇辍临数纸，摹数石。置之座隅，以求日益。”从其印作中可看到，他涉猎秦汉古印。并已在程邃、丁敬、陈鸿寿、黄易、邓石如、吴让之皖浙诸家印风中钻研特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牧甫篆刻的摹拟时期。
34岁时，牧甫从南昌到了广州，成为其篆刻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鬻艺的几年中，结交了沈泽棠、梁鼎芬、梁肇煜、文廷式等文人，并受到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及其儿子的赏识，看到了很多金石资料，眼界为之开阔。后得吴让之晚年的印谱，他反复钻研，得益甚多。他在“丹青不知老将至”印款中曰：“张心农自江南来，购得让老晚年手作印册，知余攒抑，据出授观。余闭门索隐，心领神会之，进乎技矣。”他在34岁所刻的“阳湖许镛”一印的边跋中曰：“一刀成一笔，古所谓单刀法也，今人效之者甚夥，可观者殊难得。近见赵捣叔手制，天趣自流，不入板滞，虽非生平所好，今为捣叔动偶一效之，振老以为如何。”在牧甫这一时期的印中。明显看到他在吴让之、赵之谦中领悟到刀与笔的意趣和光洁流畅的线条美，其治印呈现出平正质朴的印风。技艺和学识逐渐提高。
37岁时，牧甫经人推荐到北京国子监学习，致力金石之学。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得到王懿荣、吴大激、盛昱等金石大家的指导，接触到大量的金石文字、秦汉印章等资料实物，拓宽了他的视野。此外，他承传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创作方法，广泛地在金石文字中寻找篆刻创作的素材，使之融会到印章中。他在“我生之初岁在丙辰维时己巳”印跋中谓：“《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书瘦劲似汉人镌铜。碑中绝无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墨，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心之深也。”可见牧甫汲取众家之长，孤心独诣，融会贯通。马国权谓：“如果说，牧甫第一次来粤在篆刻创作上是摹拟期的话，那么在京期间该是他的蜕变期，而第二次来粤以后的三数年，则应是牧甫的创新期了。”
两年多后，牧甫应吴大激之邀回广州在广雅书局协助院长梁鼎芬主持书局校书堂工作。并为吴氏辑拓《十六金符斋印存》，使牧甫有机会全面而有系统地观摩二千多方古玺印。使他的印学观有了新的认识，篆刻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字法上他取资甚广，彝鼎、权量、镜铭、古币、砖瓦等无不成为他入印的文字素材，并在吉金文字上多方探索，融会两汉凿款，将汉印平正方直的线条与金文错落诡奇的结体互相结合，使其印富有特色。其弟子李尹桑曾曰：“悲庵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信为定论。由于其入印文字的特有风格，使他的印章布局构成平中见险，曲中有直，密中见清疏，拙中见巧妙的意趣。邓尔雅谓其印：“尤长于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他于印章布局安排之苦心深有体会，国钧在牧甫为他刻的“国钧长寿”一印边跋中言：“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牧甫在“锻客”印款中尝云：“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晚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此外，他借鉴赵之谦的“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的审美思想。改用薄刃冲刀刻古铜印，以光洁的运刀体现汉印的古气穆然。他在“臣锡璜”印款中说：“印人以汉印为宗者，惟赵捣叔为最光洁，甚少能及之者，吾取以为法。”赵氏的审美观对牧甫影响甚深。牧甫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其篆刻形成了“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的个人面目，另辟蹊径，独开一宗，对岭南印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黄牧甫的篆刻艺术自成风格，成为近代印坛的一个重要篆刻流派，很多亲炙或私淑他的印人都成为民国乃至当今的篆刻大家。由于牧甫久寓岭南，手迹流传于粤地较多，所以他的影响在广东最大，传人甚夥。直接跟他习印的有刘庆嵩、李尹桑及雪涛、若日兄弟、易孺等。而私淑者则有胡曼、邓尔雅、冯师韩等。李尹桑、易孺、邓尔雅等汲取牧甫的印学精髓，自出新意，在民国印坛享有盛誉。沙孟海《沙村印话》称：“南国锲家东莞邓尔雅、鹤山易大庵最为老师。尔雅私淑黟山，得其靓挺之嫩，时出新意。……大庵亲受业黟山之门，早岁专治小玺，殊有精诣，近来益闳肆，与前作如出两人。”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也说：“近代印人，南有李玺斋尹桑、邓尔雅万岁、易大庵熹之三君者，渊源所出，佥出牧甫，各有所擅，未可轩轾。”可见岭南印人在黟山印风影响下，别开生面，在民国印坛享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刘庆嵩、李尹桑、易孺及邓尔雅在南国印坛有较大推动作用，春风化雨，使牧甫的印风遍及岭南，从学者甚多，形成了一定的地域风格。从刘庆嵩学印的有陈融、冯康侯及其侄刘玉林。从李尹桑学印的有区梦良、冯衍锷及其子李步昌。从易孺学印的有简经纶、潘桢干、何秀峰。从邓尔雅学印的有余仲嘉、刘玉林、张祥凝、莫铁，还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颉。另外，尔雅的子女和继室皆擅刻印。宗法牧甫篆刻的还有赵浩、周端、何庸斋、李寿庵、黄文宽、黄思潜等，可见牧甫篆刻风气在岭南蔚然成风，影响广东印学百年。部分印人在牧甫的印学思想影响下，以学问而印学，转益多师，自出机杼。各有所创。正如辛尘所言：“黄氏是一位学者型艺术家——他是由艺人而成为学者、最终成为艺术家的。他对学问的重视及其个人成长的历程，对后来者有积极的影响。粤派印风的传人之中卓有成就者，无一不是饱学之士。”
由于黄牧甫在广州生活时间较长，其印风对岭南濡染最大，其传人也多为广东人，所以有人把这一篆刻流派称为“粤派”或“岭南派”。钱君訇以其印风的形成、其影响及门人主要在广州，而称之为“粤派”。马国权认为“别的省份，因有黄少牧、乔大壮、钟刚中等诸位在各地的传播，师从者也大有人在。真要命名的话，似乎该冠以牧甫先生的里籍‘黟山’较为合适。”方去疾在《明清篆刻流派简述》中提出“只有以人名定派为当”的意见。我认为，牧甫印风的形成及影响虽然均在岭南，但他以独具一格的印风从岭南影响遍及海内外，还是以牧甫的里籍或姓氏命名为妥。以里籍命名的流派清代有皖派、浙派。以姓氏命名的流派明代有“三桥派”、“雪渔派”等，近世则有吴昌硕的“吴派”，齐白石的“齐派”等。那么，牧甫篆刻流派则可命名为“黟山派”或“黄派”较为合适。
黄士陵(1849—1909)，字牧甫，号穆父、牧父，晚号黟山人、倦游巢主、倦叟。安徽黟县人。其父黄仲和工诗文，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竹瑞堂集》。由于安徽是历代印人辈出之地，风气所及，牧甫自幼喜诗文篆刻。其弟志甫云：“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14岁时，因太平军与清军在其家乡作战，家园被毁，父母也相继过世，为了生计，被迫离开家乡到南昌谋生。正如他在48岁时刻的“末伎游食之民”印跋所述：“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籍兹末伎以糊口……”牧甫在南昌的十余年间，曾随从兄开设过照相馆，后来专以卖字鬻印为生。籍书印的“末伎”可以“为衣食计”，从而使牧甫在书法篆刻中不断学习求索，技艺日趋娴熟。牧甫29岁时已有《心经印谱》行世。近年刊行的《黄士陵书画篆刻艺术》一书上也辑有牧甫30岁时摹刻的秦汉及明清诸家印章的《篆刻四屏》立轴，他在印屏上题跋云：“余学篆刻二十年，每见秦汉金石前贤遗迹常观之，不能释手，暇辍临数纸，摹数石。置之座隅，以求日益。”从其印作中可看到，他涉猎秦汉古印。并已在程邃、丁敬、陈鸿寿、黄易、邓石如、吴让之皖浙诸家印风中钻研特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牧甫篆刻的摹拟时期。
34岁时，牧甫从南昌到了广州，成为其篆刻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鬻艺的几年中，结交了沈泽棠、梁鼎芬、梁肇煜、文廷式等文人，并受到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及其儿子的赏识，看到了很多金石资料，眼界为之开阔。后得吴让之晚年的印谱，他反复钻研，得益甚多。他在“丹青不知老将至”印款中曰：“张心农自江南来，购得让老晚年手作印册，知余攒抑，据出授观。余闭门索隐，心领神会之，进乎技矣。”他在34岁所刻的“阳湖许镛”一印的边跋中曰：“一刀成一笔，古所谓单刀法也，今人效之者甚夥，可观者殊难得。近见赵捣叔手制，天趣自流，不入板滞，虽非生平所好，今为捣叔动偶一效之，振老以为如何。”在牧甫这一时期的印中。明显看到他在吴让之、赵之谦中领悟到刀与笔的意趣和光洁流畅的线条美，其治印呈现出平正质朴的印风。技艺和学识逐渐提高。
37岁时，牧甫经人推荐到北京国子监学习，致力金石之学。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得到王懿荣、吴大激、盛昱等金石大家的指导，接触到大量的金石文字、秦汉印章等资料实物，拓宽了他的视野。此外，他承传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创作方法，广泛地在金石文字中寻找篆刻创作的素材，使之融会到印章中。他在“我生之初岁在丙辰维时己巳”印跋中谓：“《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书瘦劲似汉人镌铜。碑中绝无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墨，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心之深也。”可见牧甫汲取众家之长，孤心独诣，融会贯通。马国权谓：“如果说，牧甫第一次来粤在篆刻创作上是摹拟期的话，那么在京期间该是他的蜕变期，而第二次来粤以后的三数年，则应是牧甫的创新期了。”
两年多后，牧甫应吴大激之邀回广州在广雅书局协助院长梁鼎芬主持书局校书堂工作。并为吴氏辑拓《十六金符斋印存》，使牧甫有机会全面而有系统地观摩二千多方古玺印。使他的印学观有了新的认识，篆刻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字法上他取资甚广，彝鼎、权量、镜铭、古币、砖瓦等无不成为他入印的文字素材，并在吉金文字上多方探索，融会两汉凿款，将汉印平正方直的线条与金文错落诡奇的结体互相结合，使其印富有特色。其弟子李尹桑曾曰：“悲庵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信为定论。由于其入印文字的特有风格，使他的印章布局构成平中见险，曲中有直，密中见清疏，拙中见巧妙的意趣。邓尔雅谓其印：“尤长于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他于印章布局安排之苦心深有体会，国钧在牧甫为他刻的“国钧长寿”一印边跋中言：“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牧甫在“锻客”印款中尝云：“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晚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此外，他借鉴赵之谦的“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的审美思想。改用薄刃冲刀刻古铜印，以光洁的运刀体现汉印的古气穆然。他在“臣锡璜”印款中说：“印人以汉印为宗者，惟赵捣叔为最光洁，甚少能及之者，吾取以为法。”赵氏的审美观对牧甫影响甚深。牧甫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其篆刻形成了“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的个人面目，另辟蹊径，独开一宗，对岭南印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黄牧甫的篆刻艺术自成风格，成为近代印坛的一个重要篆刻流派，很多亲炙或私淑他的印人都成为民国乃至当今的篆刻大家。由于牧甫久寓岭南，手迹流传于粤地较多，所以他的影响在广东最大，传人甚夥。直接跟他习印的有刘庆嵩、李尹桑及雪涛、若日兄弟、易孺等。而私淑者则有胡曼、邓尔雅、冯师韩等。李尹桑、易孺、邓尔雅等汲取牧甫的印学精髓，自出新意，在民国印坛享有盛誉。沙孟海《沙村印话》称：“南国锲家东莞邓尔雅、鹤山易大庵最为老师。尔雅私淑黟山，得其靓挺之嫩，时出新意。……大庵亲受业黟山之门，早岁专治小玺，殊有精诣，近来益闳肆，与前作如出两人。”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也说：“近代印人，南有李玺斋尹桑、邓尔雅万岁、易大庵熹之三君者，渊源所出，佥出牧甫，各有所擅，未可轩轾。”可见岭南印人在黟山印风影响下，别开生面，在民国印坛享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刘庆嵩、李尹桑、易孺及邓尔雅在南国印坛有较大推动作用，春风化雨，使牧甫的印风遍及岭南，从学者甚多，形成了一定的地域风格。从刘庆嵩学印的有陈融、冯康侯及其侄刘玉林。从李尹桑学印的有区梦良、冯衍锷及其子李步昌。从易孺学印的有简经纶、潘桢干、何秀峰。从邓尔雅学印的有余仲嘉、刘玉林、张祥凝、莫铁，还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颉。另外，尔雅的子女和继室皆擅刻印。宗法牧甫篆刻的还有赵浩、周端、何庸斋、李寿庵、黄文宽、黄思潜等，可见牧甫篆刻风气在岭南蔚然成风，影响广东印学百年。部分印人在牧甫的印学思想影响下，以学问而印学，转益多师，自出机杼。各有所创。正如辛尘所言：“黄氏是一位学者型艺术家——他是由艺人而成为学者、最终成为艺术家的。他对学问的重视及其个人成长的历程，对后来者有积极的影响。粤派印风的传人之中卓有成就者，无一不是饱学之士。”
由于黄牧甫在广州生活时间较长，其印风对岭南濡染最大，其传人也多为广东人，所以有人把这一篆刻流派称为“粤派”或“岭南派”。钱君訇以其印风的形成、其影响及门人主要在广州，而称之为“粤派”。马国权认为“别的省份，因有黄少牧、乔大壮、钟刚中等诸位在各地的传播，师从者也大有人在。真要命名的话，似乎该冠以牧甫先生的里籍‘黟山’较为合适。”方去疾在《明清篆刻流派简述》中提出“只有以人名定派为当”的意见。我认为，牧甫印风的形成及影响虽然均在岭南，但他以独具一格的印风从岭南影响遍及海内外，还是以牧甫的里籍或姓氏命名为妥。以里籍命名的流派清代有皖派、浙派。以姓氏命名的流派明代有“三桥派”、“雪渔派”等，近世则有吴昌硕的“吴派”，齐白石的“齐派”等。那么，牧甫篆刻流派则可命名为“黟山派”或“黄派”较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