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5月9日，两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人托克维尔和博蒙登陆美国。他们此行名义上是来考察美国的新监狱制度，实际上是想要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九个多月的考察，孕育了托克维尔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在该书上卷开头处表达了对时代大势的理解：“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但在下卷结尾处却表达出了对这种不可遏抑的时代大势的深刻忧虑：“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在对时代大势的关注背后，托克维尔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坦诚表达出他的真正关切：“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托克维尔所崇尚的自由，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备受推崇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大革命时期的自由，纯系基于理性的抽象；而托克维尔则要在人们日常的具体生活过程中发现自由——一如他在美国的乡镇生活中所见。“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集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所谓“片刻的激情”所带来的“独立的外表”，无疑是对于大革命历史的一种苦涩回忆。基于抽象理念的自由，不具有现实的活力；只有内在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才促成自由的不断生长。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对于权利的行使与卫护。
　　接下来又可以追问一下，权利是什么？在大革命中，它也是个不停地被调用的、同样也是基于理性之抽象的理念。然而，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权利并不是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出来的，也不是像革命者所说的那样是天赋的；它是在个体不间断的无尽互动中，逐渐磨合出的行为习惯和规则，也可称之为传统。托克维尔所重视的，正是这些传统—行为习惯。它们使得每个人可以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从而形成一个大家公认—默认的稳定的行为空间，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权利。它可能还未被做条理化、成文化表达，但却对人们的行为有着真實的约束力。
　　这种互动与博弈，若要能磨合出稳定的、有可预期性的行为习惯和规则，便必须以原则上不知其终点的多次博弈为前提；倘是单次博弈，一锤子买卖，则任何人都有违规的激励，稳定的行为习惯便不可得。多次博弈所需要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共同体生活。重要的是，这种共同体不能是人为设计而成，它们只能是如同哈耶克所说的，基于“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
　　在传统社会，共同体可以乡镇的形态而自然生成。在现代社会，人类进入了一种高度流动性的生活状态，共同体又该如何生成呢？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就是，自由结社。有了以共同体为前提的多次博弈，稳定的行为习惯才形成，权利和社会道德也才形成。倘共同体生活不可得，则所有博弈皆是一锤子买卖，权利和社会道德亦不可得。
　　至于政府部门的立法，在普通法传统下，是对那种自生—内生的行为习惯—空间进行发现，然后对其做成文化表达；欧陆成文法传统下，则不承认那种自生的行为习惯—空间，因其太琐碎不够理性，立法部门要以理性原则为基础来立法，规定何为权利，何为社会规则。但是，成文法传统对自生行为习惯的拒斥，并不会使其在事实上归于无效，于是，自生行为习惯以潜规则的形式继续存在，政府立法则以显规则的形式存在。如果立法机制够民主的话，则可通过民主机制的不断反馈，而使潜规则与显规则日益趋近；倘立法机制不够民主，则两种规则不会趋近，它们的对峙式并存，会对社会的道德水准造成极大伤害。
　　托克维尔所期待的自由结社，在19世纪的法国一直未获合法地位，于是各种结社，尤其是工会只能以地下状态运行，在潜、显规则夹缝中，它们常有各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导致社会动荡不已。直到1901年，《结社法》通过，法国政治与社会才走上一条更加稳健的道路。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