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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最后的快乐时光
前些天，大姐来我这儿，带来一个西瓜。西瓜不大，也就五六斤的样子。我喝水或吃水分多的水果都不行，吃了三天，才吃掉一半，都有点儿变味了，没想到大姐又带了一个西瓜来，我只好苦笑。
我们家里，最爱吃水果的是妈。妈曾说过，她小时候在柑子园里偷吃柑子，专拣又红又大、熟透了的柑子，一口气吃掉好几斤，然后刨个坑把皮埋掉，这样柑子的主人就不会发现。
妈吃柑子的“伟业”我没见过，还得再过好几十年，我才出现在世上。但妈吃西瓜我是见过的，只不过那是在六年之前。
六年前，我和妈租房住在二医斜对面一户姓张的人家。那时妈的右腿股骨粉碎性骨折，在床上已经躺了大半年。由于请来的保姆做不好家务，又不能尽心照料她的吃喝拉撒，我只能辞了职在家里全天候照顾她，靠着零星发表些文章和偶尔获得的一些小奖来维持起码的生活与房租。
妈在老家被人打成残疾之后，我因为忙于一堆堆理不清的事务和照料妈的起居，而被人四处散布我好吃懒做的流言，导致公司领导对我极度憎厌，本就高高在上的朋友们也大都表达了他们的蔑视。但这也正好让我和妈得到了难得的清静。近一年来，我母子二人身居闹市却恍若僻处深山，几乎没人过访。
一年之中，我们搬了四五次家，住到这户姓张的人家时正值酷暑，外面有人每天拉了板车来定点卖西瓜。那年西瓜产量很大，一斤卖到了两角钱以下，这是罕有的低价，我们基本保持着每天买一个瓜的频率。
那时妈还不能下床，躺在一张中间挖了孔用以大小便的木床上，还只能斜斜靠在叠起的棉被和枕头上，这样就很容易吃得汁水滴答，弄脏衣襟和枕被，我一手端着盆放在她下巴下接着西瓜汁，一手拿着毛巾给她擦拭，看着妈大口大口地吃瓜，我心如刀绞。
有了瓜吃，生活似乎变得有些甜味了。妈吃瓜多过于吃饭，有时我劝她控制一下，因为她有严重的糖尿病，她根本不听。其实我知道劝也是白劝，妈挑食是出名的，她不吃没有弄散的饭，吃肉不吃肥肉，并且菜从不放饭上，怕弄脏了饭。去河北营救被拐卖的二姐那次，去了一个多星期，由于吃不惯北方的饮食，她天天都吃西瓜。
妈心情好了，我的精神压力也小了许多，苦日子我们都过惯了，从来不感畏惧。到她稍稍能够站立的时候，我还会带她去步行街晒晒太阳。邻居们看见我每天背着妈上楼下楼，都说这娃乖呀。其实不但上下楼，就是上街，也都是背着她去的。我曾去残联给妈申请过轮椅，最终只办了个残疾证。证是办了，却没起什么作用，公交车上下麻烦，的士车一见到她就落荒而逃，还是只能走路。那时妈已经瘦了几圈，大概不到九十斤了，要不然我背着她根本走不了多远。
一天我们在步行街歇脚，过来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婆婆，问妈：“老人家，这里有人坐吗？”妈说没人，然后她便坐下了。我刚好给妈买来一碗凉粉，喂着她吃。老婆婆在旁感慨：“盘崽就是为的这一天啊。”老婆婆问妈多大了，有没有九十岁，妈笑了笑，没有说，老婆婆又猜，有一百岁了？我看了看妈，她拄着两根拐杖还站不稳，头发也已经全白了，由于多年病魔缠身，形容枯瘦憔悴不堪，身量也比健康时矮了十公分左右，看起来的确很老了。不过她精神倒是不错，少有乱发脾气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经常有贼入室盗窃，我们因此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一向斤斤计较的妈却罕见地没有像过去那样骂上半天。
那时也是我和妈交流得最多的时候。在过去家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人因脾气不合而造成永难磨灭的家族世仇。早期是公和婆，后来是妈跟爸以及婆的仇恨，爸去世后，妈、大姐和外甥互为仇敌。这些仇恨与接连不断的外侮一同造成了整个家族世代相传的苦难，当外来的侵害达到非人力所能逆转的地步，这种侵害就会转化为无休的内斗，更多的时候，亲人之间的仇恨甚至大过外人所给予的残害。如今当这世界只剩下我和妈时，我们家终于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平静与安祥。
妈经常要看我的文章。虽然她可能不太看得明白，特别是诗歌，但她喜欢听我给她念，给她讲解，那时她的脸上会洋溢出微微的醉意。
在他人眼里，妈一向是个把情绪写在脸上、挂在嘴上的人，有仇有怨从不隐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印象。但我却知道，妈非常爱美，这种美倒不是梳妆打扮的个人之美，而似乎是精神与自然之美。妈从小爱养花，在老家时，我们家的后院就是个小小的花园，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卉，从我们幼小时的月季花、芍药花、指甲花、牵牛花，到长大后的康乃馨、水仙、铃兰、法国吊兰等。妈侍弄这些花草比什么都上心，有时因此耽误了做饭，爸便会说，不晓得她那些花能吃还是能穿？
妈多年后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她小时候在一个有身份的亲戚家的经历，她说那家人有个真正的花园，种了满满一园的茶花，什么十八学士、抓破美人脸等极其稀少名贵的品种都有，那时她和一些姐妹一整天都流连在茶园，午睡就在园里铺了席子。饭也端到园子里来吃。可惜后来这家人在“文革”中家破人亡，这些茶花也被付之一炬了。我听她说起那个遥远的茶园午后，不知怎么地，脑子里一会儿出现《天龙八部》里段誉在曼陀山庄养花的画面，一会儿又出现《红楼梦》里宝玉去拢翠庵讨梅的情景。我绝对相信，那午后的快乐一定超过了妈一生中所有快乐的总和。
除了种花外，妈还非常喜爱山水画。她讨厌重檐回廊的仙山琼阁，喜欢重意而不重形的水墨山水。在这方面，我跟妈有相同的爱好和气质，虽然两代人都因相同的原因放弃了绘画，但这种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追求还保留着。在妈因伤致残的日子里，我尽可能地从网吧或别人电脑上下载许多风光图片和名家书画（那时我虽已装了宽带，但因时常搬家而无法使用），放在自己的硬盘里，一次次跟妈一齐欣赏这些美景，并对每张图片指点批阅，这帧人物的神态如何，那幅山水的构图怎样，以致常常忘记了黑白时序的轮转。
虽然那一年里妈又重温了些许以往岁月的快乐时光，但现实的阴影还是不能完全驱除。我们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自制着快乐，却终究不能完全回避现今时刻需要面对的一大堆问题。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妈在老家租下的房子，由于我们全部的家当都在里面，没有别的地方安放。房子一直这么空置着却又不能退掉，一年下来，房租累积到了我无法承受的地步。 那时，我的稿费十分微薄且不稳定，一日三餐尚可勉强敷衍，但算上房租水电，久而久之也就捉襟见肘了。我承认，这些问题妈可能想得比我多，因为在后来二姐一意唆使她搬到大姐家去时，她没有考虑两人间根本无法消除的性格冲突就同意了，并且不顾我苦口婆心的劝告。
结束租房的流浪生活后，果然不出我所料，战争天天发生，没有一刻平息。妈的状况越来越差，甚至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时常大小便失禁。我一直希望她能够息事宁人，尽量忍让，等到我自己买房，我们还可以回到曾经的宁静与安祥，但妈再也听不进我的劝告，她一生从不求人，也绝不向人示弱。
我得承认，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也时刻感到焦躁和紧张，既恨妈不听话，又担心她惹祸招灾，不能再如过去那样心平气和。一次妈无故骂了我，我一气之下跑了出去。
我出去之后，妈经常背着外甥用过的书包，拄着两根拐杖颤巍巍地在街上游荡，像个失依的孤寡老人。多数时候她是去找我，在她的意识中，我已经搬进了新家，却没有告诉她。她也不知道新住址在哪里，只是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当她最终走不动时，就会向路人借手机打我电话，让我去接她，而这样来去一趟，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有一天下午她被打后，我没有帮她说话，绝望中她决定去投奔远在邻县的舅舅，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被附近镇上种草莓的人送回来。
鉴于妈的情况十分糟糕，我们都没时间专门来护理她，就合计把她送到敬老院去。在求爷爷告奶奶之后。敬老院不情愿地收下了她。但没过几天就把她赶了出来。妈被赶出来时，正是午夜时分，敬老院远在离城约二十里的郊外，我带着她一步一挨地走着，这一段路遥远得比一生都恐怖。
从敬老院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妈就去世了。对于我们家，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不贤或者儿女不孝的故事，好让他们以儆效尤，在过去，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从不同层面上配合着。如今我不知道妈是否还记得当初流浪中的隐秘快乐，但我知道，她这一生任何一个愿望都未能实现：她费尽心血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家在拆迁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我们全家流离失所，债台高筑：她花了一生精力置办、拆迁后因无处置放而害得她残废的所有家当在被房主偷卖得差不多了之后，最终用来抵押了房租：她一生出生入死，大小受伤百余次，却无一次能够报仇雪恨；她临终前一直操心的儿女正处于企图自杀的崩溃边缘：便是她自己，最后也是在儿女们的厌弃与抱怨中悲惨地撒手人寰。
而今，当我捧着西瓜，泪水一行行地滴落在鲜红的瓜瓤上，映出血一般的凄厉之色，我越发坚定了不要后代的信念，妈就是我此生最后的孩子，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也不能选择妈的出生。但我能选择不让妈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
岁月碾碎的瘦弱童年
妈一辈子始终念念不忘的地方叫秀山。临到老来，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有时外人在旁，我们就会特不好意思。比如当年她对一个在我们隔壁租房的上海人极力夸赞秀山，没想到那人去过秀山，回了她一句：“秀山有哪样好嘛。”她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说起秀山，好像秀山就是天堂，应有尽有又无忧无虑，我们都烦了，就用邻近的铜城或者省会贵阳来把它比下去。其实嘛，我们谁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可是要想迁移，起码也得去个更高级别的城市，平级移民我是吃撑了还是咋的？
秀山对我们姐妹几个虽然没有吸引力，但对妈来说，却是她永远的精神故里，因为那是她的家乡。妈总爱说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每当她说到这些，我就知道，她这一天的心情是不错的，我也因此能够较为安静地度过二十四小时。妈说外公早年曾读过私塾，画得一手好画，工笔写意、釉彩雕刻无所不能，算是个半农半工的手工艺人，大概手艺很是不错，置了几十亩田产，长短雇农也请过几个，其中一个雇农我长大后还见过，直到2009年才去世。听妈说，外公每年都会独自去贵州的梵净山采一两次名贵草药，那时的梵净山没有开发，原始森林郁郁葱葱，毒虫猛兽时常出没，我想象着外公腰缠麻绳，悬挂在万仞绝壁之上，心底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个世外高人的形象。妈说外公有个别人没有的长处是，他不像别人那样重男轻女，他养了三女二男五个孩子，每一个都送去上学，乡邻们都很不解，说闺女学了再多，今后都是别人家的人，何必花那么多钱送她上学呢？外公却不理这些闲言，他只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够有出息。
然而外公的过早去世，却使得这一家子从物质生活到理想追求急转直下，从此各自踏上了完全不同的命运之路。
外公去世时，抗战大约还未结束，儿女们都还小，外婆无力独自承担五个孩子的学费，几个子女相继失学。但是妈是个很看重学习的人，家里送不起，她就自己勤工俭学。那时她已有了一手好刺绣，经常绣出一些精美的枕套、被面等绣品拿到区上或县里去卖，卖来的钱就用来交学费，就这样，她好歹读完了高小。
我在上小学时。妈经常会考问我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同学们见了，总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父母多半是建国前后出生的，比妈要年轻一二十岁，却大多都没读过书，所以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20世纪80年代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婆会懂得四则混合运算和中心思想。但令我骄傲的是，妈不但懂得这些，她还曾经拥有过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能力。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的绘画才能就广为同学们所知，到了十二三岁，我画的百余幅写意山水和花鸟，已经惊动了县文化馆的专家，那时，每天都有很多街坊邻居来我家看画。直到如今，当年的同学朋友或者邻居，可以不知道我会写文章，却没人不知道我会画画。但是我知道，跟妈相比，我的画实在只能说是欺骗外行。我曾经保留过妈的两本作业本，都是她自己用麻线订的，其中一本好像用的是毛边纸，上面记了诸如《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团结就是力量》等很多当时流行的曲谱，还有手绘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以及一幅素描肖像。事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幅肖像的样子，它画的是一个老年农民，比例非常准确、光线过渡自然、线条有条不紊，我自问写生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可惜的是，尽管我努力想要保存着它们，但经过了多年的流离颠沛后，这两个本子最终没能逃过丢失的命运。 除了怀念外公外婆。妈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她的读书生涯，比如学校出墙报，总是由她设计和布置啦，学校举行大合唱，她一般都是担任领唱啦，等等。有一件事我们都还记得：有一次县里招考财经干部，妈瞒着家人去报考，考卷改完之后，监考老师告诉她：“某某某，你的数学考了个零蛋。”原来人家去参加考试的都是高中学历，她一个小学生去考自己完全没接触过的知识，怎么能考得好呢？就是这么一件算不上光彩的事迹，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串门者说起。
然而，自从一个叫梅钟文（音）的人进人妈的世界之后，妈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告一段落了。准确地说，是那个叫梅钟文的人让爸进入了妈的世界，梅的身份，只是一个媒人而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妈还在经常哭骂这个媒人，算起来，这事也有三十好几年了，三四十年还在切齿痛恨一个在自己生命中只出现过一瞬间的人，可见这桩婚姻错得有多离谱。
在我还未长大之前，妈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大哥的死。大哥死的时候才两岁，正是过粮食关的时候。据说大哥是得了小儿麻痹症，本来这种病也算不得是绝症，但爸把妈从外婆家借来的公债券偷去孝敬了婆，致使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哥病死。而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则是一次我和二姐回家找妈时被婆发现，婆捡起一块砖头砸破了二姐的头。那个寒冷的雨夜，一个刚上初一、一个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在冰冷的街头流浪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饿着肚子步行百余里去外婆家寻找妈妈。
小时候妈经常带我去外婆家，在我眼中，外婆是个年纪很老、身材很高、腰板很直的人，看起来很严肃，不大说话，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但是我并不怕她，我反而有点儿怕婆，婆虽然比外婆矮了约有十五公分，却总是一副阴恻恻的样子，每次我进入她们家，她都会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甚至进行全程跟踪，好像我是来她家下毒似的。
外婆家住在一个长满松柏的小丘上，坡下是广阔的田坝和纵横的阡陌。我非常喜欢跟表兄弟们在割完麦子后空旷的田坝和打谷场上猫跳狗窜，追逐那些无处藏身的野兔或斑鸠，那样会让我感觉到身心无比的辽阔与充满活力。我还喜欢在下午阳光斜射进院落时，横骑在高高的门槛上，听黑漆斑驳的古老木门被风吹开的慢悠悠的吱嘎声，我觉得这声音漫长得像外婆们曾经的，和我将要经历的岁月，于是我多半会在这种悠闲自得的嘎吱声中元神出窍。
那个年代似乎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表叔，特别是去到农村，哪怕不住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但只要一开口，谁都有了那么一点儿拐弯抹角的关系。让人心暖的是，这些疑似亲戚并不像十来年后那些跟父亲攀亲带故的所谓农村亲戚。进到城来就为了在城里亲戚家揩油骗钱。那时（或许是那地）的农村人，谁家来了客人，不管跟自己有无亲属关系，都会竭力把你往家里拉，一定要留你吃饭，那个亲热劲让你无法拒绝。
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却已清楚地意识到妈和我来外婆家的目的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度，这种目的说穿了就是逃难，只不过妈逃的是身体之难，我逃的是心灵之难。当时我已经上学了，却也已失去了幼年的聪慧，从一个闻名遐迩的神童堕落成一个成绩在班上只能混迹于前七八名的普通学生，我再无法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脑子里唯一盘算的就是以什么方式去死。当十多年后我听到上小学的外甥说人生没意义，不如死了好的话，我躲在角落里把肠子哭得打结。
虽然我们经常去外婆家，外婆却只来过我家一次，只住了一晚。亲家们冷冷地瞧着她进屋，没有跟她打招呼。那晚我是跟外婆睡的，如今我还记得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被很多孩子打，于是我便在“妈，那些娃娃要打我”这样凄厉的叫声中惊醒。外婆叹着气对妈说，造孽啊，做梦都喊那些娃娃要打他。
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噩梦。我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其实是一个谶语，它预示了我的一生，在今后几十年的光阴中。我循环往复地做着一个比一个更恐怖和悲惨的噩梦，以致我在梦醒时的惨叫和怒吼，成为他人识别我的一道鲜明标志。但更可怕的，是比噩梦还要残酷的现实。是熟悉的面孔后。永远照不见彼此的人心。
唯一的一次贵州之行，就让外婆感受到了来自当地人的冷漠和敌意，从此外婆便不再来。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上中学以后，妈和渐渐长大的子女们的摩擦增多，恶劣的家庭关系从过去的夫妻婆媳之间转向母子（女）之间，我们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被妈绑在裤带上到处飘零。1989年外婆去世时，我才想起，我们姐妹已经多年没去过外婆家了，就算是外婆去世，回去奔丧的，也只有妈一个人。那些月光下泛着蓝色光焰的水田、蛛网般错综复杂的阡陌、火炉旁的长辈，仿佛成了一个迷离的梦，早已随风消逝在不断重复的单调日子里了。
对于外婆之死，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妈却一直放不下，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想起，她一准会咧着嘴哭起来，我们都很烦，心想，外婆都活了快九十岁，还有什么好伤心的，我们谁要能活她那么长算造化了。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每当清明、七月祭祖的时候，妈总会为给外婆烧几包纸而跟爸发生争执，爸多半会负气不管，任她一人去张罗，这种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她太斤斤计较了，连死人的东西都要争个输赢。
妈的计较不但是对家人。更体现在跟把鸡鸭赶到家门口来，弄得满阶粪便的乡下人的争吵，跟强行霸占我们宅基并且打伤了爸的恶邻的打斗，以及跟长期对她女儿实行家暴的流氓女婿的撕咬等方面。直到如今，邻居们一提起她，就会想到她跟人高声大吵的形象，想到她不绝口地骂她所痛恨的人的样子。而向来不和睦的爸的亲戚们。则把她当成反面教材来警示后人。
妈病重无法自理的日子里，我曾去秀山寻找一位当年跟妈关系极好，今已不知下落的亲人，打算请她来照料妈。建成不久的渝怀铁路把我带到没有了外婆的外婆家，当舅舅指着那条在碎石中架起两根铁条的道路，对我说这就是他们家的旧址时，我鼻子一酸，身体里仿佛空了一截似的很不好受，我用以藏匿起我的童年的宁静家园。就这样被沉重而冰冷的铁轨辗碎了。
回忆起这些的时候，妈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这一生几乎没有一个人走进过她的内心，没有一个人理解过她的行为。当她在世之日，家人都指责她不能容人之短，不会与街坊邻居处好关系，每每给家人招来麻烦和祸患。然而现在我却蓦然发现，生命中的不平与凶险并未随之而去，反而由于失去了那个宽阔的怀抱而越发突出。我们这些亲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在帮助侵略者拆除了自己赖以自保的藩篱。她晚年时曾把我当成唯一的依靠和避难所，可是我却眼睁睁地阻止不了她人生终点那段惨绝人寰的经历。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妈的愿望，桃江是妈一生苦难的根源，而在铜城，她只是个孤魂野鬼，只有秀山才是她永恒的故里，于是我咬着牙说：妈，你不要害怕，只要我不死，我总要把你送回故乡，只有在那里，世界才会变得美好，人情才会变得温暖，你也不会再遇上前世所受的无穷无尽的灾难与伤害。 风你向哪边吹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忽然遇上一个儿时的熟人。那时我应邀在编一本县中的校刊，那个熟人就是在复印店碰到的。
那个人叫承勇，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心里咯噔一震，许多泛黄的印象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然而太多的苦难和长期的隐居已经让我失去了表达能力。承勇也认出了我，我不知他是否心里也会这样一震，我们虽曾共同有过无数难以忘怀的过去，再见时已确乎无话可说。
大约十年前的夏天，我和二姐跟着妈搬到了二小操场边的石局长家，这时我正在这里上四年级。承勇他妈银花阿姨离婚后，也租到我们住的那所房子来。一天清晨，妈和银花阿姨带着二姐去附近酒厂拾煤碴去了，我在厨房煮饭，一个头上顶着一摞奖状的小男孩朝我们家走来，嘴里大声喊着：“妈，妈，我饿——”
这个男孩就是承勇，他和他哥一起跟着奶奶过，由于他妈的缘故，奶奶对他们非常不好，那天他实在饿得慌，终于下定决心来找妈妈。不巧的是，他妈做活路去了，我又不会炒菜，只好让他吃了碗酱油拌饭。
晚上我听妈在跟银花阿姨说话，银花阿姨说：
“他连件衣服都不晓得拿来，光拿了几张奖状，不晓得是可以吃还是可以穿。”
妈说：“承勇这孩子乖，懂得用功，读得书以后才有出息。”
我知道妈说的是实话，但银花阿姨却以为她在宽慰她，仍然有些愤愤。不过承勇还真是争气，到了下个学期，他已经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两个破败的家庭凑在了一起，骂自己丈夫就成了妈和银花阿姨的必修课，骂到后来，两人都眼泪汪汪了。妈很佩服银花阿姨，她曾给我们说过，因为承勇的父亲对不起银花阿姨，夫妻二人终至对簿公堂，银花阿姨是个出了名的强人，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斗败了承勇父亲请来的律师，将他送进了监狱。有了银花阿姨这个参照物，妈不由得感叹自己心太软，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不管是不是妈心太软的缘故，大都结了婚的女人下场确实很不好。不知是封建思想作怪，还是地方特色，桃江的男人大都好吃懒做，性格暴戾，家庭观念极其淡薄，抚养孩子侍奉老人的事都交给了女人，一个女人要工作就不能照料孩子，要照料孩子就无法工作。而作为父亲直系亲属的爷爷奶奶们，在这些纷争中，往往站在了心狠与冷酷的父亲这一边，所以夫妻离异后，子女绝大都跟了或许并无谋生技能的母亲。二姐很小的时候，妈去到离家三十里的响水洞电站做活路，把二姐托给奶奶照料，回来后就听邻居们说，奶奶自己有滋有味地吃粽子，却把粽叶扔在地上让二姐去舔；睡觉的时候，二姐经常睡在床底下，不知是她睡不安稳滚下去的，还是奶奶不让她睡床上，总之妈从此再也不把孩子放在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她们带在身边。
对于妈的辛劳我很清楚，银花阿姨比妈年轻了近二十岁，就带了一个儿子，都没时间回家做饭，只能把自己的老母亲、承勇的外婆接来做家务。作为外地人，妈没有任何依靠，我们姐妹也只有尽自己的力量来减轻她的负担，她卖包子的时候，凌晨四点我们爬起来帮她生火，她做泥水工的时候，我们有空就去帮她和灰浆递砖块，她在磷肥厂锤矿的时候，我们一放学就去帮她锤，她卖童装的时候，我用水彩笔给她在衣服上画卡通。
在我的记忆中，承勇是个懂事的孩子，夏天每天放学后，他就去山上割猪草，有时我也跟着他去。他对山里的东西比我熟悉。在割猪草时，总会弄到一些或酸或甜的野果，什么糖罐罐啦，茅茅针啦，牛奶奶（平声，意谓雄性动物生殖器，一种浆果）啦，在那些还不大买得到水果的年月，这些野果吃在嘴里，有一种特别的美味。有一种植物叫作野豌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的笔名中的那个薇。承勇教我把野豌豆剥开来盛在铁皮文具盒里，放到火上去烤，嚼起来嘎嘣脆。
孩童的大脑通常装不下东西，对于艰苦生活和惨淡人世的印象并不深，因而当时我还能经常编些笑话、小品和相声出来逗大家笑。承勇也很聪明，时常配合着我说相声，临时凑段子，虽是说到哪算哪，两个人却都能毫无阻滞地接下去。银花阿姨特不禁逗，每次都笑得岔气，笑完了说：“这孩子这样古灵精怪，以后一定是个影星。”有一段时间妈不知从哪里学了用手型模仿动物的游戏，就经常逆着灯光在墙上做给大家看，逗得大家直乐。妈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承勇家三代人，当即出了个谜语：“两娘母加两娘母是几个人？”
有个经常来串门的老师总喜欢在大伙娱乐的时候抢镜，经常拿他小时候偷东西的事情来炫耀，一次我听出问题，就问他：“你们什么都偷啊？”他神气地回答：“那当然了！”我又问：“那么人偷不偷？”大家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石局长的儿媳捧着肚子说：“他不说就不说，一说话笑死个人。”
那年秋天下了很久的雨，我们住的房子经常漏雨，特别是承勇家住的那问，好几处地方都漏了。到了下半夜，睡的地方也漏雨了，就用摆摊用的塑料薄膜来盖在床上。雨水打在身上，祖孙三人怎么也睡不着。承勇的姥姥不停地咳嗽，像是气管里永远呛着水。承勇却饶有兴味地看着雨水敲打自己的肚子，感到十分新奇。银花阿姨忙着找盆接雨，脸盆、脚盆、汤盆一齐上阵还是不够用，望着到处漏雨的房屋，她郁积的怒火一下被点燃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天空大骂起来：“你这狗日的老天，有本事就把老子的命拿去！”
好不容易等到天晴，妈找了个瓦匠来捡瓦。好像是没捡好还是怎的，总之是捡了后下雨又漏，妈就去找那个瓦匠。我记得那是一个有着鲜血一般晚霞的黄昏，妈头破血流地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哎哟哎哟地呻吟。银花阿姨忙着找来纱布和红巩给妈裹上，问她才知是被瓦匠打的。
这事没过多久，又来了一场台风，把房上的瓦片吹下地来摔得粉碎，把厨房顶上的牛毛毡吹得四处飘散。把尼龙绳绑的柱子吹得东倒西歪。看看一个厨房就要散架了，我们三个孩子一会儿飞奔着去追牛毛毡，一会儿又回来撑住厨房柱子，忙得不亦乐乎。更糟糕的是，我们养的两只小猪和二十多只鸡在暴风过后没有回来，不知最终进入了谁的口中。
台风过后。绝大多数人家房上的瓦片被刮得一干二净，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屋就像灯枯油尽的老人，无可挽回地衰颓下去。这场风让我们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以致一段时间内，生活过得越发紧巴。有一次承勇说想吃肉，银花阿姨就喝斥道：“都快活不下去了还吃肉，快来把你妈咬两口。” 出于对丈夫们的仇恨，母亲们都不准孩子回原来的家。有一次我偷偷回去了一趟，本来妈不知道的，后来我在日记本上写了首诗被妈看到了：
数年羁旅客，今日始得归。苔迹铺阶绿，炊烟炙檩黑。
鼠从墙角过，鸟在瓦间飞。久候无人至，柔肠渐已灰。
妈冷冷说了一声：“赶忙回去认。”石局长的儿子生怕我受罚，忙开导她，说他这么小就写这样好的诗，以后会有大出息的。妈听他这么说，才缓和了些。
到了冬天，承勇也重蹈了我的覆辙。那两天我没见到承勇，就问妈，妈说，被他妈赶走了。具体情况是，承勇的父亲出来了，承勇去找他要钱，被银花阿姨知道了，她怒不可遏，认定承勇是个跟他父亲一样没良心的。就把承勇绑在柱子上暴打了一顿，并且脱去他全身衣服，把他赶了出去，不许他再回来。据说承勇上课时冻得鼻涕长流，浑身哆嗦，他哥听说后，才脱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妈感慨道：“咋说都是自己身上的一砣肉，怎么忍得下心哟。”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承勇了。不久后我们就搬离了那里，直到我上初中时，我们又搬了几次家。颠沛流离的日子无法留存过多记忆，对于承勇母子，以及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时光，脑中不过徒留一些泛黄的影像罢了。当几年后妈告诉我银花阿姨死了时，我还吓了一跳，她不是才四十左右吗，怎么就死了？
原来银花阿姨后来找了个湖南男人，在新晃安了家。那个男人好赌，却受限于银花阿姨对财政管理得极严，丝毫不肯松手，一天输急了，问银花阿姨要钱不得，遂起恶念，一顿板斧把银花阿姨剁成了肉酱，来不及毁尸灭迹，竟然将肉块在水缸里藏了三天，邻居们都闻到了臭味。
离开复印店后。我蓦然产生一种冲动。重游了我们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我来到石局长家时，四处不闻人声，但见铁将军把门。这所在我童年时代还算不错的砖木房屋，如今已是蛛网密布，尘灰累积，瓦沟里都长出了一米多高的草本植物。曾听人说，石局长的儿子一天夜里去大河坝钓鱼被毒蛇咬死了。只留下了年轻的寡妇和行将就木的父亲。如今看来，老人恐已不在，寡妇早嫁他人，这所房子应是一座无主的废墟了。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的那场大风，那场充满了变数的大风其实一直没有停歇过，它一直在我们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猛烈地吹，无论是从不向命运低头的银花阿姨，还是她勤奋好学的儿子，无论是文质彬彬的石先生，还是他漂亮贤惠的妻子，谁也逃不过它的捉弄，对于命运，我们只有遵从，对于前途，我们只能随缘，我们甚至还做不到对死者的哀婉与对生者的怜惜。唯一可以把握的。只有大而黑的回忆。
前些天，大姐来我这儿，带来一个西瓜。西瓜不大，也就五六斤的样子。我喝水或吃水分多的水果都不行，吃了三天，才吃掉一半，都有点儿变味了，没想到大姐又带了一个西瓜来，我只好苦笑。
我们家里，最爱吃水果的是妈。妈曾说过，她小时候在柑子园里偷吃柑子，专拣又红又大、熟透了的柑子，一口气吃掉好几斤，然后刨个坑把皮埋掉，这样柑子的主人就不会发现。
妈吃柑子的“伟业”我没见过，还得再过好几十年，我才出现在世上。但妈吃西瓜我是见过的，只不过那是在六年之前。
六年前，我和妈租房住在二医斜对面一户姓张的人家。那时妈的右腿股骨粉碎性骨折，在床上已经躺了大半年。由于请来的保姆做不好家务，又不能尽心照料她的吃喝拉撒，我只能辞了职在家里全天候照顾她，靠着零星发表些文章和偶尔获得的一些小奖来维持起码的生活与房租。
妈在老家被人打成残疾之后，我因为忙于一堆堆理不清的事务和照料妈的起居，而被人四处散布我好吃懒做的流言，导致公司领导对我极度憎厌，本就高高在上的朋友们也大都表达了他们的蔑视。但这也正好让我和妈得到了难得的清静。近一年来，我母子二人身居闹市却恍若僻处深山，几乎没人过访。
一年之中，我们搬了四五次家，住到这户姓张的人家时正值酷暑，外面有人每天拉了板车来定点卖西瓜。那年西瓜产量很大，一斤卖到了两角钱以下，这是罕有的低价，我们基本保持着每天买一个瓜的频率。
那时妈还不能下床，躺在一张中间挖了孔用以大小便的木床上，还只能斜斜靠在叠起的棉被和枕头上，这样就很容易吃得汁水滴答，弄脏衣襟和枕被，我一手端着盆放在她下巴下接着西瓜汁，一手拿着毛巾给她擦拭，看着妈大口大口地吃瓜，我心如刀绞。
有了瓜吃，生活似乎变得有些甜味了。妈吃瓜多过于吃饭，有时我劝她控制一下，因为她有严重的糖尿病，她根本不听。其实我知道劝也是白劝，妈挑食是出名的，她不吃没有弄散的饭，吃肉不吃肥肉，并且菜从不放饭上，怕弄脏了饭。去河北营救被拐卖的二姐那次，去了一个多星期，由于吃不惯北方的饮食，她天天都吃西瓜。
妈心情好了，我的精神压力也小了许多，苦日子我们都过惯了，从来不感畏惧。到她稍稍能够站立的时候，我还会带她去步行街晒晒太阳。邻居们看见我每天背着妈上楼下楼，都说这娃乖呀。其实不但上下楼，就是上街，也都是背着她去的。我曾去残联给妈申请过轮椅，最终只办了个残疾证。证是办了，却没起什么作用，公交车上下麻烦，的士车一见到她就落荒而逃，还是只能走路。那时妈已经瘦了几圈，大概不到九十斤了，要不然我背着她根本走不了多远。
一天我们在步行街歇脚，过来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婆婆，问妈：“老人家，这里有人坐吗？”妈说没人，然后她便坐下了。我刚好给妈买来一碗凉粉，喂着她吃。老婆婆在旁感慨：“盘崽就是为的这一天啊。”老婆婆问妈多大了，有没有九十岁，妈笑了笑，没有说，老婆婆又猜，有一百岁了？我看了看妈，她拄着两根拐杖还站不稳，头发也已经全白了，由于多年病魔缠身，形容枯瘦憔悴不堪，身量也比健康时矮了十公分左右，看起来的确很老了。不过她精神倒是不错，少有乱发脾气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经常有贼入室盗窃，我们因此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一向斤斤计较的妈却罕见地没有像过去那样骂上半天。
那时也是我和妈交流得最多的时候。在过去家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人因脾气不合而造成永难磨灭的家族世仇。早期是公和婆，后来是妈跟爸以及婆的仇恨，爸去世后，妈、大姐和外甥互为仇敌。这些仇恨与接连不断的外侮一同造成了整个家族世代相传的苦难，当外来的侵害达到非人力所能逆转的地步，这种侵害就会转化为无休的内斗，更多的时候，亲人之间的仇恨甚至大过外人所给予的残害。如今当这世界只剩下我和妈时，我们家终于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平静与安祥。
妈经常要看我的文章。虽然她可能不太看得明白，特别是诗歌，但她喜欢听我给她念，给她讲解，那时她的脸上会洋溢出微微的醉意。
在他人眼里，妈一向是个把情绪写在脸上、挂在嘴上的人，有仇有怨从不隐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印象。但我却知道，妈非常爱美，这种美倒不是梳妆打扮的个人之美，而似乎是精神与自然之美。妈从小爱养花，在老家时，我们家的后院就是个小小的花园，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卉，从我们幼小时的月季花、芍药花、指甲花、牵牛花，到长大后的康乃馨、水仙、铃兰、法国吊兰等。妈侍弄这些花草比什么都上心，有时因此耽误了做饭，爸便会说，不晓得她那些花能吃还是能穿？
妈多年后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她小时候在一个有身份的亲戚家的经历，她说那家人有个真正的花园，种了满满一园的茶花，什么十八学士、抓破美人脸等极其稀少名贵的品种都有，那时她和一些姐妹一整天都流连在茶园，午睡就在园里铺了席子。饭也端到园子里来吃。可惜后来这家人在“文革”中家破人亡，这些茶花也被付之一炬了。我听她说起那个遥远的茶园午后，不知怎么地，脑子里一会儿出现《天龙八部》里段誉在曼陀山庄养花的画面，一会儿又出现《红楼梦》里宝玉去拢翠庵讨梅的情景。我绝对相信，那午后的快乐一定超过了妈一生中所有快乐的总和。
除了种花外，妈还非常喜爱山水画。她讨厌重檐回廊的仙山琼阁，喜欢重意而不重形的水墨山水。在这方面，我跟妈有相同的爱好和气质，虽然两代人都因相同的原因放弃了绘画，但这种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追求还保留着。在妈因伤致残的日子里，我尽可能地从网吧或别人电脑上下载许多风光图片和名家书画（那时我虽已装了宽带，但因时常搬家而无法使用），放在自己的硬盘里，一次次跟妈一齐欣赏这些美景，并对每张图片指点批阅，这帧人物的神态如何，那幅山水的构图怎样，以致常常忘记了黑白时序的轮转。
虽然那一年里妈又重温了些许以往岁月的快乐时光，但现实的阴影还是不能完全驱除。我们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自制着快乐，却终究不能完全回避现今时刻需要面对的一大堆问题。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妈在老家租下的房子，由于我们全部的家当都在里面，没有别的地方安放。房子一直这么空置着却又不能退掉，一年下来，房租累积到了我无法承受的地步。 那时，我的稿费十分微薄且不稳定，一日三餐尚可勉强敷衍，但算上房租水电，久而久之也就捉襟见肘了。我承认，这些问题妈可能想得比我多，因为在后来二姐一意唆使她搬到大姐家去时，她没有考虑两人间根本无法消除的性格冲突就同意了，并且不顾我苦口婆心的劝告。
结束租房的流浪生活后，果然不出我所料，战争天天发生，没有一刻平息。妈的状况越来越差，甚至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时常大小便失禁。我一直希望她能够息事宁人，尽量忍让，等到我自己买房，我们还可以回到曾经的宁静与安祥，但妈再也听不进我的劝告，她一生从不求人，也绝不向人示弱。
我得承认，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也时刻感到焦躁和紧张，既恨妈不听话，又担心她惹祸招灾，不能再如过去那样心平气和。一次妈无故骂了我，我一气之下跑了出去。
我出去之后，妈经常背着外甥用过的书包，拄着两根拐杖颤巍巍地在街上游荡，像个失依的孤寡老人。多数时候她是去找我，在她的意识中，我已经搬进了新家，却没有告诉她。她也不知道新住址在哪里，只是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当她最终走不动时，就会向路人借手机打我电话，让我去接她，而这样来去一趟，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有一天下午她被打后，我没有帮她说话，绝望中她决定去投奔远在邻县的舅舅，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被附近镇上种草莓的人送回来。
鉴于妈的情况十分糟糕，我们都没时间专门来护理她，就合计把她送到敬老院去。在求爷爷告奶奶之后。敬老院不情愿地收下了她。但没过几天就把她赶了出来。妈被赶出来时，正是午夜时分，敬老院远在离城约二十里的郊外，我带着她一步一挨地走着，这一段路遥远得比一生都恐怖。
从敬老院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妈就去世了。对于我们家，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不贤或者儿女不孝的故事，好让他们以儆效尤，在过去，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从不同层面上配合着。如今我不知道妈是否还记得当初流浪中的隐秘快乐，但我知道，她这一生任何一个愿望都未能实现：她费尽心血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家在拆迁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我们全家流离失所，债台高筑：她花了一生精力置办、拆迁后因无处置放而害得她残废的所有家当在被房主偷卖得差不多了之后，最终用来抵押了房租：她一生出生入死，大小受伤百余次，却无一次能够报仇雪恨；她临终前一直操心的儿女正处于企图自杀的崩溃边缘：便是她自己，最后也是在儿女们的厌弃与抱怨中悲惨地撒手人寰。
而今，当我捧着西瓜，泪水一行行地滴落在鲜红的瓜瓤上，映出血一般的凄厉之色，我越发坚定了不要后代的信念，妈就是我此生最后的孩子，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也不能选择妈的出生。但我能选择不让妈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
岁月碾碎的瘦弱童年
妈一辈子始终念念不忘的地方叫秀山。临到老来，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有时外人在旁，我们就会特不好意思。比如当年她对一个在我们隔壁租房的上海人极力夸赞秀山，没想到那人去过秀山，回了她一句：“秀山有哪样好嘛。”她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说起秀山，好像秀山就是天堂，应有尽有又无忧无虑，我们都烦了，就用邻近的铜城或者省会贵阳来把它比下去。其实嘛，我们谁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可是要想迁移，起码也得去个更高级别的城市，平级移民我是吃撑了还是咋的？
秀山对我们姐妹几个虽然没有吸引力，但对妈来说，却是她永远的精神故里，因为那是她的家乡。妈总爱说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每当她说到这些，我就知道，她这一天的心情是不错的，我也因此能够较为安静地度过二十四小时。妈说外公早年曾读过私塾，画得一手好画，工笔写意、釉彩雕刻无所不能，算是个半农半工的手工艺人，大概手艺很是不错，置了几十亩田产，长短雇农也请过几个，其中一个雇农我长大后还见过，直到2009年才去世。听妈说，外公每年都会独自去贵州的梵净山采一两次名贵草药，那时的梵净山没有开发，原始森林郁郁葱葱，毒虫猛兽时常出没，我想象着外公腰缠麻绳，悬挂在万仞绝壁之上，心底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个世外高人的形象。妈说外公有个别人没有的长处是，他不像别人那样重男轻女，他养了三女二男五个孩子，每一个都送去上学，乡邻们都很不解，说闺女学了再多，今后都是别人家的人，何必花那么多钱送她上学呢？外公却不理这些闲言，他只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够有出息。
然而外公的过早去世，却使得这一家子从物质生活到理想追求急转直下，从此各自踏上了完全不同的命运之路。
外公去世时，抗战大约还未结束，儿女们都还小，外婆无力独自承担五个孩子的学费，几个子女相继失学。但是妈是个很看重学习的人，家里送不起，她就自己勤工俭学。那时她已有了一手好刺绣，经常绣出一些精美的枕套、被面等绣品拿到区上或县里去卖，卖来的钱就用来交学费，就这样，她好歹读完了高小。
我在上小学时。妈经常会考问我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同学们见了，总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父母多半是建国前后出生的，比妈要年轻一二十岁，却大多都没读过书，所以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20世纪80年代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婆会懂得四则混合运算和中心思想。但令我骄傲的是，妈不但懂得这些，她还曾经拥有过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能力。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的绘画才能就广为同学们所知，到了十二三岁，我画的百余幅写意山水和花鸟，已经惊动了县文化馆的专家，那时，每天都有很多街坊邻居来我家看画。直到如今，当年的同学朋友或者邻居，可以不知道我会写文章，却没人不知道我会画画。但是我知道，跟妈相比，我的画实在只能说是欺骗外行。我曾经保留过妈的两本作业本，都是她自己用麻线订的，其中一本好像用的是毛边纸，上面记了诸如《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团结就是力量》等很多当时流行的曲谱，还有手绘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以及一幅素描肖像。事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幅肖像的样子，它画的是一个老年农民，比例非常准确、光线过渡自然、线条有条不紊，我自问写生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可惜的是，尽管我努力想要保存着它们，但经过了多年的流离颠沛后，这两个本子最终没能逃过丢失的命运。 除了怀念外公外婆。妈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她的读书生涯，比如学校出墙报，总是由她设计和布置啦，学校举行大合唱，她一般都是担任领唱啦，等等。有一件事我们都还记得：有一次县里招考财经干部，妈瞒着家人去报考，考卷改完之后，监考老师告诉她：“某某某，你的数学考了个零蛋。”原来人家去参加考试的都是高中学历，她一个小学生去考自己完全没接触过的知识，怎么能考得好呢？就是这么一件算不上光彩的事迹，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串门者说起。
然而，自从一个叫梅钟文（音）的人进人妈的世界之后，妈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告一段落了。准确地说，是那个叫梅钟文的人让爸进入了妈的世界，梅的身份，只是一个媒人而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妈还在经常哭骂这个媒人，算起来，这事也有三十好几年了，三四十年还在切齿痛恨一个在自己生命中只出现过一瞬间的人，可见这桩婚姻错得有多离谱。
在我还未长大之前，妈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大哥的死。大哥死的时候才两岁，正是过粮食关的时候。据说大哥是得了小儿麻痹症，本来这种病也算不得是绝症，但爸把妈从外婆家借来的公债券偷去孝敬了婆，致使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哥病死。而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则是一次我和二姐回家找妈时被婆发现，婆捡起一块砖头砸破了二姐的头。那个寒冷的雨夜，一个刚上初一、一个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在冰冷的街头流浪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饿着肚子步行百余里去外婆家寻找妈妈。
小时候妈经常带我去外婆家，在我眼中，外婆是个年纪很老、身材很高、腰板很直的人，看起来很严肃，不大说话，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但是我并不怕她，我反而有点儿怕婆，婆虽然比外婆矮了约有十五公分，却总是一副阴恻恻的样子，每次我进入她们家，她都会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甚至进行全程跟踪，好像我是来她家下毒似的。
外婆家住在一个长满松柏的小丘上，坡下是广阔的田坝和纵横的阡陌。我非常喜欢跟表兄弟们在割完麦子后空旷的田坝和打谷场上猫跳狗窜，追逐那些无处藏身的野兔或斑鸠，那样会让我感觉到身心无比的辽阔与充满活力。我还喜欢在下午阳光斜射进院落时，横骑在高高的门槛上，听黑漆斑驳的古老木门被风吹开的慢悠悠的吱嘎声，我觉得这声音漫长得像外婆们曾经的，和我将要经历的岁月，于是我多半会在这种悠闲自得的嘎吱声中元神出窍。
那个年代似乎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表叔，特别是去到农村，哪怕不住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但只要一开口，谁都有了那么一点儿拐弯抹角的关系。让人心暖的是，这些疑似亲戚并不像十来年后那些跟父亲攀亲带故的所谓农村亲戚。进到城来就为了在城里亲戚家揩油骗钱。那时（或许是那地）的农村人，谁家来了客人，不管跟自己有无亲属关系，都会竭力把你往家里拉，一定要留你吃饭，那个亲热劲让你无法拒绝。
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却已清楚地意识到妈和我来外婆家的目的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度，这种目的说穿了就是逃难，只不过妈逃的是身体之难，我逃的是心灵之难。当时我已经上学了，却也已失去了幼年的聪慧，从一个闻名遐迩的神童堕落成一个成绩在班上只能混迹于前七八名的普通学生，我再无法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脑子里唯一盘算的就是以什么方式去死。当十多年后我听到上小学的外甥说人生没意义，不如死了好的话，我躲在角落里把肠子哭得打结。
虽然我们经常去外婆家，外婆却只来过我家一次，只住了一晚。亲家们冷冷地瞧着她进屋，没有跟她打招呼。那晚我是跟外婆睡的，如今我还记得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被很多孩子打，于是我便在“妈，那些娃娃要打我”这样凄厉的叫声中惊醒。外婆叹着气对妈说，造孽啊，做梦都喊那些娃娃要打他。
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噩梦。我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其实是一个谶语，它预示了我的一生，在今后几十年的光阴中。我循环往复地做着一个比一个更恐怖和悲惨的噩梦，以致我在梦醒时的惨叫和怒吼，成为他人识别我的一道鲜明标志。但更可怕的，是比噩梦还要残酷的现实。是熟悉的面孔后。永远照不见彼此的人心。
唯一的一次贵州之行，就让外婆感受到了来自当地人的冷漠和敌意，从此外婆便不再来。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上中学以后，妈和渐渐长大的子女们的摩擦增多，恶劣的家庭关系从过去的夫妻婆媳之间转向母子（女）之间，我们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被妈绑在裤带上到处飘零。1989年外婆去世时，我才想起，我们姐妹已经多年没去过外婆家了，就算是外婆去世，回去奔丧的，也只有妈一个人。那些月光下泛着蓝色光焰的水田、蛛网般错综复杂的阡陌、火炉旁的长辈，仿佛成了一个迷离的梦，早已随风消逝在不断重复的单调日子里了。
对于外婆之死，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妈却一直放不下，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想起，她一准会咧着嘴哭起来，我们都很烦，心想，外婆都活了快九十岁，还有什么好伤心的，我们谁要能活她那么长算造化了。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每当清明、七月祭祖的时候，妈总会为给外婆烧几包纸而跟爸发生争执，爸多半会负气不管，任她一人去张罗，这种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她太斤斤计较了，连死人的东西都要争个输赢。
妈的计较不但是对家人。更体现在跟把鸡鸭赶到家门口来，弄得满阶粪便的乡下人的争吵，跟强行霸占我们宅基并且打伤了爸的恶邻的打斗，以及跟长期对她女儿实行家暴的流氓女婿的撕咬等方面。直到如今，邻居们一提起她，就会想到她跟人高声大吵的形象，想到她不绝口地骂她所痛恨的人的样子。而向来不和睦的爸的亲戚们。则把她当成反面教材来警示后人。
妈病重无法自理的日子里，我曾去秀山寻找一位当年跟妈关系极好，今已不知下落的亲人，打算请她来照料妈。建成不久的渝怀铁路把我带到没有了外婆的外婆家，当舅舅指着那条在碎石中架起两根铁条的道路，对我说这就是他们家的旧址时，我鼻子一酸，身体里仿佛空了一截似的很不好受，我用以藏匿起我的童年的宁静家园。就这样被沉重而冰冷的铁轨辗碎了。
回忆起这些的时候，妈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这一生几乎没有一个人走进过她的内心，没有一个人理解过她的行为。当她在世之日，家人都指责她不能容人之短，不会与街坊邻居处好关系，每每给家人招来麻烦和祸患。然而现在我却蓦然发现，生命中的不平与凶险并未随之而去，反而由于失去了那个宽阔的怀抱而越发突出。我们这些亲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在帮助侵略者拆除了自己赖以自保的藩篱。她晚年时曾把我当成唯一的依靠和避难所，可是我却眼睁睁地阻止不了她人生终点那段惨绝人寰的经历。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妈的愿望，桃江是妈一生苦难的根源，而在铜城，她只是个孤魂野鬼，只有秀山才是她永恒的故里，于是我咬着牙说：妈，你不要害怕，只要我不死，我总要把你送回故乡，只有在那里，世界才会变得美好，人情才会变得温暖，你也不会再遇上前世所受的无穷无尽的灾难与伤害。 风你向哪边吹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忽然遇上一个儿时的熟人。那时我应邀在编一本县中的校刊，那个熟人就是在复印店碰到的。
那个人叫承勇，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心里咯噔一震，许多泛黄的印象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然而太多的苦难和长期的隐居已经让我失去了表达能力。承勇也认出了我，我不知他是否心里也会这样一震，我们虽曾共同有过无数难以忘怀的过去，再见时已确乎无话可说。
大约十年前的夏天，我和二姐跟着妈搬到了二小操场边的石局长家，这时我正在这里上四年级。承勇他妈银花阿姨离婚后，也租到我们住的那所房子来。一天清晨，妈和银花阿姨带着二姐去附近酒厂拾煤碴去了，我在厨房煮饭，一个头上顶着一摞奖状的小男孩朝我们家走来，嘴里大声喊着：“妈，妈，我饿——”
这个男孩就是承勇，他和他哥一起跟着奶奶过，由于他妈的缘故，奶奶对他们非常不好，那天他实在饿得慌，终于下定决心来找妈妈。不巧的是，他妈做活路去了，我又不会炒菜，只好让他吃了碗酱油拌饭。
晚上我听妈在跟银花阿姨说话，银花阿姨说：
“他连件衣服都不晓得拿来，光拿了几张奖状，不晓得是可以吃还是可以穿。”
妈说：“承勇这孩子乖，懂得用功，读得书以后才有出息。”
我知道妈说的是实话，但银花阿姨却以为她在宽慰她，仍然有些愤愤。不过承勇还真是争气，到了下个学期，他已经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两个破败的家庭凑在了一起，骂自己丈夫就成了妈和银花阿姨的必修课，骂到后来，两人都眼泪汪汪了。妈很佩服银花阿姨，她曾给我们说过，因为承勇的父亲对不起银花阿姨，夫妻二人终至对簿公堂，银花阿姨是个出了名的强人，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斗败了承勇父亲请来的律师，将他送进了监狱。有了银花阿姨这个参照物，妈不由得感叹自己心太软，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不管是不是妈心太软的缘故，大都结了婚的女人下场确实很不好。不知是封建思想作怪，还是地方特色，桃江的男人大都好吃懒做，性格暴戾，家庭观念极其淡薄，抚养孩子侍奉老人的事都交给了女人，一个女人要工作就不能照料孩子，要照料孩子就无法工作。而作为父亲直系亲属的爷爷奶奶们，在这些纷争中，往往站在了心狠与冷酷的父亲这一边，所以夫妻离异后，子女绝大都跟了或许并无谋生技能的母亲。二姐很小的时候，妈去到离家三十里的响水洞电站做活路，把二姐托给奶奶照料，回来后就听邻居们说，奶奶自己有滋有味地吃粽子，却把粽叶扔在地上让二姐去舔；睡觉的时候，二姐经常睡在床底下，不知是她睡不安稳滚下去的，还是奶奶不让她睡床上，总之妈从此再也不把孩子放在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她们带在身边。
对于妈的辛劳我很清楚，银花阿姨比妈年轻了近二十岁，就带了一个儿子，都没时间回家做饭，只能把自己的老母亲、承勇的外婆接来做家务。作为外地人，妈没有任何依靠，我们姐妹也只有尽自己的力量来减轻她的负担，她卖包子的时候，凌晨四点我们爬起来帮她生火，她做泥水工的时候，我们有空就去帮她和灰浆递砖块，她在磷肥厂锤矿的时候，我们一放学就去帮她锤，她卖童装的时候，我用水彩笔给她在衣服上画卡通。
在我的记忆中，承勇是个懂事的孩子，夏天每天放学后，他就去山上割猪草，有时我也跟着他去。他对山里的东西比我熟悉。在割猪草时，总会弄到一些或酸或甜的野果，什么糖罐罐啦，茅茅针啦，牛奶奶（平声，意谓雄性动物生殖器，一种浆果）啦，在那些还不大买得到水果的年月，这些野果吃在嘴里，有一种特别的美味。有一种植物叫作野豌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的笔名中的那个薇。承勇教我把野豌豆剥开来盛在铁皮文具盒里，放到火上去烤，嚼起来嘎嘣脆。
孩童的大脑通常装不下东西，对于艰苦生活和惨淡人世的印象并不深，因而当时我还能经常编些笑话、小品和相声出来逗大家笑。承勇也很聪明，时常配合着我说相声，临时凑段子，虽是说到哪算哪，两个人却都能毫无阻滞地接下去。银花阿姨特不禁逗，每次都笑得岔气，笑完了说：“这孩子这样古灵精怪，以后一定是个影星。”有一段时间妈不知从哪里学了用手型模仿动物的游戏，就经常逆着灯光在墙上做给大家看，逗得大家直乐。妈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承勇家三代人，当即出了个谜语：“两娘母加两娘母是几个人？”
有个经常来串门的老师总喜欢在大伙娱乐的时候抢镜，经常拿他小时候偷东西的事情来炫耀，一次我听出问题，就问他：“你们什么都偷啊？”他神气地回答：“那当然了！”我又问：“那么人偷不偷？”大家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石局长的儿媳捧着肚子说：“他不说就不说，一说话笑死个人。”
那年秋天下了很久的雨，我们住的房子经常漏雨，特别是承勇家住的那问，好几处地方都漏了。到了下半夜，睡的地方也漏雨了，就用摆摊用的塑料薄膜来盖在床上。雨水打在身上，祖孙三人怎么也睡不着。承勇的姥姥不停地咳嗽，像是气管里永远呛着水。承勇却饶有兴味地看着雨水敲打自己的肚子，感到十分新奇。银花阿姨忙着找盆接雨，脸盆、脚盆、汤盆一齐上阵还是不够用，望着到处漏雨的房屋，她郁积的怒火一下被点燃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天空大骂起来：“你这狗日的老天，有本事就把老子的命拿去！”
好不容易等到天晴，妈找了个瓦匠来捡瓦。好像是没捡好还是怎的，总之是捡了后下雨又漏，妈就去找那个瓦匠。我记得那是一个有着鲜血一般晚霞的黄昏，妈头破血流地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哎哟哎哟地呻吟。银花阿姨忙着找来纱布和红巩给妈裹上，问她才知是被瓦匠打的。
这事没过多久，又来了一场台风，把房上的瓦片吹下地来摔得粉碎，把厨房顶上的牛毛毡吹得四处飘散。把尼龙绳绑的柱子吹得东倒西歪。看看一个厨房就要散架了，我们三个孩子一会儿飞奔着去追牛毛毡，一会儿又回来撑住厨房柱子，忙得不亦乐乎。更糟糕的是，我们养的两只小猪和二十多只鸡在暴风过后没有回来，不知最终进入了谁的口中。
台风过后。绝大多数人家房上的瓦片被刮得一干二净，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屋就像灯枯油尽的老人，无可挽回地衰颓下去。这场风让我们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以致一段时间内，生活过得越发紧巴。有一次承勇说想吃肉，银花阿姨就喝斥道：“都快活不下去了还吃肉，快来把你妈咬两口。” 出于对丈夫们的仇恨，母亲们都不准孩子回原来的家。有一次我偷偷回去了一趟，本来妈不知道的，后来我在日记本上写了首诗被妈看到了：
数年羁旅客，今日始得归。苔迹铺阶绿，炊烟炙檩黑。
鼠从墙角过，鸟在瓦间飞。久候无人至，柔肠渐已灰。
妈冷冷说了一声：“赶忙回去认。”石局长的儿子生怕我受罚，忙开导她，说他这么小就写这样好的诗，以后会有大出息的。妈听他这么说，才缓和了些。
到了冬天，承勇也重蹈了我的覆辙。那两天我没见到承勇，就问妈，妈说，被他妈赶走了。具体情况是，承勇的父亲出来了，承勇去找他要钱，被银花阿姨知道了，她怒不可遏，认定承勇是个跟他父亲一样没良心的。就把承勇绑在柱子上暴打了一顿，并且脱去他全身衣服，把他赶了出去，不许他再回来。据说承勇上课时冻得鼻涕长流，浑身哆嗦，他哥听说后，才脱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妈感慨道：“咋说都是自己身上的一砣肉，怎么忍得下心哟。”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承勇了。不久后我们就搬离了那里，直到我上初中时，我们又搬了几次家。颠沛流离的日子无法留存过多记忆，对于承勇母子，以及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时光，脑中不过徒留一些泛黄的影像罢了。当几年后妈告诉我银花阿姨死了时，我还吓了一跳，她不是才四十左右吗，怎么就死了？
原来银花阿姨后来找了个湖南男人，在新晃安了家。那个男人好赌，却受限于银花阿姨对财政管理得极严，丝毫不肯松手，一天输急了，问银花阿姨要钱不得，遂起恶念，一顿板斧把银花阿姨剁成了肉酱，来不及毁尸灭迹，竟然将肉块在水缸里藏了三天，邻居们都闻到了臭味。
离开复印店后。我蓦然产生一种冲动。重游了我们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我来到石局长家时，四处不闻人声，但见铁将军把门。这所在我童年时代还算不错的砖木房屋，如今已是蛛网密布，尘灰累积，瓦沟里都长出了一米多高的草本植物。曾听人说，石局长的儿子一天夜里去大河坝钓鱼被毒蛇咬死了。只留下了年轻的寡妇和行将就木的父亲。如今看来，老人恐已不在，寡妇早嫁他人，这所房子应是一座无主的废墟了。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的那场大风，那场充满了变数的大风其实一直没有停歇过，它一直在我们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猛烈地吹，无论是从不向命运低头的银花阿姨，还是她勤奋好学的儿子，无论是文质彬彬的石先生，还是他漂亮贤惠的妻子，谁也逃不过它的捉弄，对于命运，我们只有遵从，对于前途，我们只能随缘，我们甚至还做不到对死者的哀婉与对生者的怜惜。唯一可以把握的。只有大而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