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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于1952年由西北局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习仲勋革命历程的显明主线。
土地革命后期，我党的十几个根据地相继沦陷，只有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担负起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主要依靠有力的领导和正确的政策。”陕甘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它的创建发展正是因为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坚定有力的革命领导者，执行了一整套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根据地遭到“左”倾路线破坏的同时，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也经历了几起几落。陕甘边特委领导军民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习仲勋主持陈家坡会议重建红军，刘志丹召开包家寨会议确立了开辟南梁新区的战略部署，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随着政治、军事、土地、经济等十大政策的制定推行，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并推动陕北组建红军和地方政权，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大格局。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中央領导集体和正确路线，但由于处在转移战斗中的特殊情况，无法在全党贯彻执行，继续奉行“左”倾路线的北方局成立陕甘晋省委，全盘否定陕甘边的政策，残酷迫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同志，致使根据地濒临危亡。党中央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与刘志丹联名发出《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致东北军及哥老会公开信》，同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对陕甘边的十大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就是“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成为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匾额为习仲勋题写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一手操控的“抢救失足者”冤屈了不少同志，他依据绥德的一次对国共两党态度的民意测试中有人表示拥护国民党的情况，就片面认为绥德有大量国民党特务。那时习仲勋刚从关中调绥德工作，认为绥德是个新区，国民党的反动影响比较深是客观情况，但主要属于认识问题，需通过思想教育逐步解决。为此从抗大选调了一批学生到绥德师范插班，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以后成为习仲勋爱人的齐心同志就是带队人之一，她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级支部书记。
康生错误的审干方针使不少地方的运动出现偏差，绥德师范有些女学生就“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他对学校状况及学生思想是熟悉掌握的，在关中工作时就纠正过陕北第二师范要把一个想转学到白区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做法，说学生还没走上社会，如果处理不当，就毁了他一生。习仲勋还亲自同这个学生谈心，说道：“边区的条件肯定比不上国统区，但我们上学的目的是投身解放运动，在这里不但能学文化，还能学革命道理。你看陕北公学有不少都是从南洋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他们为什么不去国统区而投奔我们条件艰苦的解放区呢？就因为他们是来追求真理的。”同时他还和陕北公学校长罗迈（李维汉）约定，邀请师范学生参加公学的新生入学仪式，给关中各学校分配一批公学毕业生加强师资力量。这个叫张西岷的学生经过教育转变了思想，以后成长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在绥德期间，习仲勋还去学校与师生谈心，了解到所谓“特务案”纯属子虚乌有，他规劝学生不能为一时过关搞假坦白，不要“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他还要求干部严防运动出现偏差，“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也会被怀疑”，“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绥德“抢救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为此习仲勋被康生指责为“对敌情重视不够”。习仲勋顶住压力，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建议纠正“左”的偏差。毛泽东在绥德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绥德师范学校新貌
1947年后季全国各解放区陆续开展土改，康生在晋绥抓试点推行极左政策，滥用几十种刑罚，致使不少地富以至中农逃亡陕北，说“陕北的共产党比山西的好”。当时习仲勋领导西北局的土改工作，他客观分析陕北农村的实际情况，认为经过开辟根据地以来的多次土改，到目前尽管还有占地不公的情况，也存在死角，但已经不是土地革命初期那种形势了，土改应该“改得和平些”，要依法进行。习仲勋带着这个不同意见来到米脂县杨家沟，面见毛泽东，坦诚直言上面下达的划定地富成分的比例对陕北来说过高，十几年来这里农村的阶级状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再说“陕北贫穷，哪有那么多地主呀。比如一个百户村庄，怎么可能有八户地主”。他还反映晋绥现场会的违纪做法传到陕北和陇东，已经造成不良后果。毛泽东曾在行军途中遇见并严厉制止过农民吊打地主婆，对这类行为深恶痛绝，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的意见。之后，习仲勋又于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三次向中央书面报告边区土改情况，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我看不要半个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净光”。“‘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来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两旁堤岸决口”，好的领导就要“做到水到渠成”。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在报告材料上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纠正‘左’的错误。”以后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习仲勋又根据老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将下达的镇压指标砍掉一半。
“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
土地革命后期，我党的十几个根据地相继沦陷，只有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担负起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主要依靠有力的领导和正确的政策。”陕甘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它的创建发展正是因为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坚定有力的革命领导者，执行了一整套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根据地遭到“左”倾路线破坏的同时，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也经历了几起几落。陕甘边特委领导军民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习仲勋主持陈家坡会议重建红军，刘志丹召开包家寨会议确立了开辟南梁新区的战略部署，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随着政治、军事、土地、经济等十大政策的制定推行，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并推动陕北组建红军和地方政权，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大格局。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中央領导集体和正确路线，但由于处在转移战斗中的特殊情况，无法在全党贯彻执行，继续奉行“左”倾路线的北方局成立陕甘晋省委，全盘否定陕甘边的政策，残酷迫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同志，致使根据地濒临危亡。党中央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与刘志丹联名发出《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致东北军及哥老会公开信》，同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对陕甘边的十大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就是“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成为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一手操控的“抢救失足者”冤屈了不少同志，他依据绥德的一次对国共两党态度的民意测试中有人表示拥护国民党的情况，就片面认为绥德有大量国民党特务。那时习仲勋刚从关中调绥德工作，认为绥德是个新区，国民党的反动影响比较深是客观情况，但主要属于认识问题，需通过思想教育逐步解决。为此从抗大选调了一批学生到绥德师范插班，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以后成为习仲勋爱人的齐心同志就是带队人之一，她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级支部书记。
康生错误的审干方针使不少地方的运动出现偏差，绥德师范有些女学生就“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他对学校状况及学生思想是熟悉掌握的，在关中工作时就纠正过陕北第二师范要把一个想转学到白区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做法，说学生还没走上社会，如果处理不当，就毁了他一生。习仲勋还亲自同这个学生谈心，说道：“边区的条件肯定比不上国统区，但我们上学的目的是投身解放运动，在这里不但能学文化，还能学革命道理。你看陕北公学有不少都是从南洋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他们为什么不去国统区而投奔我们条件艰苦的解放区呢？就因为他们是来追求真理的。”同时他还和陕北公学校长罗迈（李维汉）约定，邀请师范学生参加公学的新生入学仪式，给关中各学校分配一批公学毕业生加强师资力量。这个叫张西岷的学生经过教育转变了思想，以后成长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在绥德期间，习仲勋还去学校与师生谈心，了解到所谓“特务案”纯属子虚乌有，他规劝学生不能为一时过关搞假坦白，不要“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他还要求干部严防运动出现偏差，“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也会被怀疑”，“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绥德“抢救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为此习仲勋被康生指责为“对敌情重视不够”。习仲勋顶住压力，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建议纠正“左”的偏差。毛泽东在绥德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来的”
1947年后季全国各解放区陆续开展土改，康生在晋绥抓试点推行极左政策，滥用几十种刑罚，致使不少地富以至中农逃亡陕北，说“陕北的共产党比山西的好”。当时习仲勋领导西北局的土改工作，他客观分析陕北农村的实际情况，认为经过开辟根据地以来的多次土改，到目前尽管还有占地不公的情况，也存在死角，但已经不是土地革命初期那种形势了，土改应该“改得和平些”，要依法进行。习仲勋带着这个不同意见来到米脂县杨家沟，面见毛泽东，坦诚直言上面下达的划定地富成分的比例对陕北来说过高，十几年来这里农村的阶级状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再说“陕北贫穷，哪有那么多地主呀。比如一个百户村庄，怎么可能有八户地主”。他还反映晋绥现场会的违纪做法传到陕北和陇东，已经造成不良后果。毛泽东曾在行军途中遇见并严厉制止过农民吊打地主婆，对这类行为深恶痛绝，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的意见。之后，习仲勋又于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三次向中央书面报告边区土改情况，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我看不要半个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净光”。“‘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来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两旁堤岸决口”，好的领导就要“做到水到渠成”。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在报告材料上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纠正‘左’的错误。”以后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习仲勋又根据老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将下达的镇压指标砍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