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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陶渊明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人生充满了困惑、艰辛,可他却以苦为乐,对人生不离不弃,表现出浓厚的乐生思想。他这种对生命快乐的体验,大多是在死亡视野下,通过归隐、躬耕、饮酒等途径获得。归隐、躬耕、饮酒就成了他思考人生,试图超越死亡的途径和方式。
关键词 陶渊明 乐生思想 死亡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121-06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思想对于生命的态度实在有明显的差异。儒家主张积极用世,不惧死亡,仁厚坚毅,重视现世生命价值的实现,因此对生命十分珍重;同时,又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表现出对生命的爱惜,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重生”派。道家崇尚隐逸与自由,有畏死保命的一面,也有超然待死的一面,他们是“养生”派。释家断然否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相信因果报应,生命轮回,认为生命就是苦难,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苦生”派。
陶渊明不仅是大诗人,也是大思想家:“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其知者而已哉!”①陶渊明有极高的哲思禀赋,对人生有通透的了悟,又对人生不离不弃。对此
清代方宗成评曰:“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陶公不仅高于老庄,也扬弃孔孟,砍断功名利欲,人生少了许多黏重,多了许多轻灵;但他又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没有走入释家生命轮回和道教长生不死的泥潭。
对儒道释思想进行合理扬弃之后,诗人紧贴大地,站在人生的此岸,以苦为乐,以生为乐,流露出浓浓的乐生思想。“檀道济说他‘奈何
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虽写穷愁,也含有悠然自得的气象。”②在对生命的态度上,陶渊明应属“乐生”派。
陶渊明对人生快乐的体验是以一种比较新颖而极端的方式获得,即通过对死亡的体验、描写来显现归隐、躬耕、饮酒的快乐,他人生的很大一部分快乐是在死亡的视野下获得的。那么,陶渊明是如何在死亡的视野下体悟到人生的快乐呢?并艺术地表现于诗文之中的呢?
*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29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首先,在死亡视野下,诗文中表现了归隐之乐。陶渊明抒写归隐之乐最有名的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等轻松欢快的文字”(注:郭建平:《陶渊明集解评》,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的《归去来兮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这首辞赋叙事、写景与抒情高度融于一体,凡景语皆为情语,凡述事都在抒情。诗人由于归隐“因事顺心”,如愿以偿,乐不可支;对于归隐田园有种亟不可待、手舞足蹈的快乐。可就在充溢着十足的快乐气氛里,诗人竟然三次写到死亡,一篇之中三致死意:“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寓形宇内复几时”、“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这些看似悟透的言语里,可以看出诗人归隐的坚定,亦可以看出其快乐乃是来自悲怆,细细体味,简直是慷慨而悲歌!
诗人在写给儿子们的遗书《与子俨等疏》开头就把死亡视野交待得很清楚:“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说明诗人对死亡有着十分清醒、理智的认识,可临终之前,对于儿子们的日后生活还是充满牵挂,小到柴水之劳,大到分财无猜,娓娓道来,一一安顿,在牵挂儿子们的同时,诗人不忘对自己归隐生活进行回味,一旦涉及归隐,诗人便忧愁顿扫,眉开眼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这里,诗人已经把归隐生活艺术化,被艺术化了的归隐生活有着极高审美境界,这个境界不仅能提升人的生活品位,更能以恣情山水、归隐田园、耕灌田园的梦想方式忘却死亡,诗人在死亡视野下体悟到了生命的诗性价值,而这种诗性价值无疑是有一种艺术化生存的美学意义。人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怎能感觉不到生命的快乐!因此梁启超说陶渊明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最能领略自然之美,就是在临终之前的遗书里也含有悠然自得的大气象。
刘宋元嘉四年农历九月,大诗人真切地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即将到来,于是自拟《自祭文》。比起以前对死亡世界的描摹、想象,这里的死亡意象就显得最为真切、凄凉:“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在自祭文里,诗人用整个篇幅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最大事功——归隐生活,其中虽然也有箪瓢屡罄,絺綌冬陈的贫困时候,但诗人整体的归隐人生是快乐的,愉悦的:“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阳,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诗人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快乐,是“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是自己坚守归隐,安贫乐道的结果,也是自己苦中作乐在酣饮赋诗中得来的,也是识远知命、乐天顺化得到的,这样的生活虽然充满艰辛、苦难,可真要离别,还是让人眷恋。在诗文的最后,诗人喟然叹道“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是诗人坚守志节累到极点后的愤慨之言,也是一场人生长跑竞赛达到终点后的如释重负,更是对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作最后的了断:多少无奈,多少不甘,多少遗憾尽在其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而一死百了。这是他终生不遇的哀叹,归隐田园的快乐,在这一声感叹中又增添了一层凄凉、悲悯和凝重:归隐之乐是诗人由衷而来,也是斩断仕途功业后用血泪浇灌的,其中滋味,谁人能解?
诗人不仅能在死亡的视野下读到归隐的快乐,有时还能读出一种从容、淡定、悠游,在《酬刘柴桑 》中诗人写道:“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从中我们可以见出诗人隐居得那么久,那么深,以致于“时忘四运周”,时时忘记周而复始运行的四季,犹如“桃花源”中的人们“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直到榈庭黄叶漫天,才慨然知晓新秋又至。但北边窗下,新长的葵菜很茂盛,南亩田地里,稻苗已然抽出美好的穗实。我现在不及时娱乐,谁知明年还活着不?于是,叫妻子拉着孩子们,在良辰吉日里远游,享受人生快乐。这里诗人一如既往地在死亡的视野和心态下看待人生,俯察万类:“今生不为乐,知有来岁否?”死亡随时随地地可以到来,所以他总有一种死期不远的担忧,诗人不仅写出他隐居生活的诗意性,更写出他面对死亡时的淡定、从容和悠游。命运拖着死亡的手,慢慢向他走来,身后曳着长长的黑影,而诗人和妻子拉着孩子们的手,从容不迫地迎了上去,有种慨然,但更多的是静默。诗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不惧怕死亡,而在于他能在死亡的阴影中得到更多的人生感悟,获得更多的生命体验。
陶渊明是位田园诗人,一谈及田园、归隐就感到由衷的快乐,在死亡视野下的归隐更让诗人珍惜。他在《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中写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死亡意识,诗人才会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死亡成了促使诗人归隐的直接动因。《九日闲居并序》、《游斜川并序》、《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都是在死亡之视野下摹写归隐之乐的优秀篇章。
其次,在死亡视野下,诗文中表现了躬耕之乐。躬耕是陶渊明的天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是人生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时他主张,“舜既躬耕,禹也稼穑”(《劝农》),这是执政者取得天下的必要条件,又是保持社会公平、不出现剥削的有效措施。做到这些,就会“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晨兴,农夫野宿”,就会社会太平,天下大治。
基于这样的认识,陶渊明“守拙归园田,开荒南野际”,亲力亲耕,他深知劳动虽然辛苦,但可以获得宝贵的自由,“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所以诗人爱说:“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因此梁启超才会说陶渊明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从勤劳后的休息得来。(注: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
有意味的是陶渊明依然喜欢在死亡的视野下思考躬耕,死亡既然是他哲学思考的工具,那自然可以运思诗人的躬耕。
在死亡视野下把躬耕之乐写得淋漓尽致的还属《归去来兮辞》:“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诗人把农人眼里再也普通不过的春耕写得郑重其事,犹如帝王的祭祀大典,或诸侯的外交典礼,同时也创造出一种令人极为愉悦的阅读心理。可就是如此愉悦快乐的春耕之乐,也是在死亡的视野下体悟出的:“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寓形宇内复几时”、“聊乘化以归尽”,死亡伴随着快乐,如影随形,寸步不离。
把死亡下的躬耕写得最富诗意的是《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尽管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样关于死亡的抒发、感慨,全诗依然飘逸着一种欢乐的气氛,微雨时降,和风送爽,一片悠游跃然纸上。“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先生一生酷爱读书,也以读书为人生一大乐趣,可他非常清楚读书只能是他的副业,耕种才是一生的大道,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先生明白得很。“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诗人此时不再有“草盛豆苗稀”的尴尬无奈,也没有“螟蜮肆中田”的天灾,有的是丰收后的喜悦、快乐。高明的诗人没有直接写耕种的快乐,而是用收获后的喜悦衬托出,当然诗人之所以能安然读书,欣然品酒,迎风送雨,全是因为“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他的快乐真真切切是从劳作后的休憩中得来,一点不假。
诗人的《于下潠田舍获》在今人、古人双重死亡的视野下摹写践行躬耕大道的悲欢之情:“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汎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诗末写道,我的风姿年华已然逝去了,转眼已成暮年老人,但亲力农耕的事从未放弃过,自己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坚韧的操守,全靠的是千载上古荷蓧丈人给我的归隐决心。诗人此时已经五十二岁,依然躬耕不已,这是作者的志气所在,但已非往日气象。诗中虽亦有乐,却也不乏悲痛,悲喜交集;悲在于穷困不已,耕不自足;喜在于坚持节操,从未改变。躬耕已是诗人体道的同义语,是诗人一生的功业。
陶渊明可以明禅悟道,等齐生死,了悟穷通。即使在对知音从弟死亡的念悼中,也没有忘记去叙写躬耕的情景。于是诗人在《祭从弟敬远文》的死亡之境和知音远逝的双重悲痛中,回忆起自己的躬耕之乐:“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躬耕是诗人的至高之道,知音相伴又是他的人生宿愿,如此快意的人生,何乐不为?可好景不长,敬远不久而亡,让诗人“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伤感不已。
第三,在死亡视野下,诗文中表现了饮酒之乐。萧统曾说,陶渊明诗篇篇有酒,诗人会饮,也善饮,能在酒中远情忘天;忘记人间烦恼,酒已是诗人思考人生的媒介物,在死亡视野下酒更成了诗人忘记世情、超越死亡的工具。“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诗人看来,仕途、生命都不足虑,唯有在世饮酒不足让他怅恨不已,饮酒好像成了诗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功,是人生最割舍不了的牵挂“酒,已成为陶渊明生活和文学的标志。”(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饮酒在刘伶、阮籍等人那里,更多的带有痛苦,是种变态般的自虐,而在陶渊明那儿则是一种愉悦。凭借酒这个对象,诗人“构思诗歌,营造一个精神麻醉、忘却生死,从而得以进入幻觉的自由天地,摒弃死亡之思,获得生命永恒的诗意快感,(注:颜翔林:《死亡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诗人从而达到乐生的境地,酒已经成为陶渊明的诗意人生和审美智慧的象征品,饮酒也是忘忧超死的手段与工具。
陶渊明的《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一诗曰:“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这首诗主题就是游周家墓柏,游览时感叹已经作古的柏下之人已经不得人生之乐,喟叹之余,诗人开导大家抓住今天就纵情游乐。因为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死亡说不准明天就会到来。死亡的阴影深深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于是大家“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用酒后的朦胧来消释死亡来临前的恐惧,绿酒成了驱赶死亡的灵丹,联系今世的妙药。世界上哪有一个人在拜谒别人家的坟墓的时候喝得兴高采烈?诗人这样一种“怪异”的行为举动,正是他所处的时代投射给他内心深处的种种焦虑、不安的艺术化表现。这首诗颇有汉末文人诗的气韵,汉末文人的政治处境与陶渊明的政治处境何乃相似。这样的焦虑和不安在绿酒的抚慰之后,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死亡变远了,苦难变轻了,在麻醉和摇晃之中,人生变得快乐了起来,在酒精的催发下,生命有了诗性的价值,即使在坟墓前,即使在死亡的笼罩下,依然清歌飞扬,觥筹交错。诗人在《归园田居》其五中写道:“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此诗写诗人和邻人荆薪代烛、只鸡漉酒,夜以继日,畅饮不辍。诗中之所以有这样的不管不顾,狂欢般的群饮,是有“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世”,“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亲身经历。死亡和无常提醒了诗人,也教会了诗人如何珍惜生命,于醉乡日月另辟一世界,虽然酒粗菜少,黄昏降临,但荆薪代烛,夜以继日,人生命中的快乐,便有了持续、绵延,不至中断。人生便进入规避掉死亡、忘记了苦恼的状态,从而迈进纯而又纯的幸福之乡。
在《答庞参军》中说:“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在《连雨独饮》中他说:“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在《和刘柴桑》曰:“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弱女(指粗酒)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在《乙酉岁九月九日》曰:“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在《拟古其七》中曰:“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在《杂诗其四》中曰:“觞弦肆朝日,尊中酒不燥”。酒中的种种快乐,诗人体会得很明了,可细细一看,这种快乐的后面无一例外地拽着死亡的尾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陶渊明借着抒写酒与沉醉以冲淡、稀释心头的死亡意识,以乐生保真和精神麻醉达到忘却死亡恐惧的目的,酒是他超越生死乃至人生万象的审美工具,也成为审美体验的手段和艺术创作的策略。
二
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陶诗中的饮酒,说他诗中篇篇有酒,殊不知他诗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和死亡意识。陶渊明的死亡意识形成原因颇为复杂。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而言,从东汉末年到晋宋易代,几百年间一直战乱不止,据史家统计,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中国人口是
5600多万,到晋武帝泰康元年(280年),减至1600多万。相隔不到120年,人口减少这么多,这数目真是可惊。(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25页。)残酷的现实给诗人内心以极大的震撼。另外,陶渊明接二连三地遭遇到亲人亡故的打击:父亲、庶母、从弟、母亲、小妹,这些亲人的过早离世,也给诗人心灵以巨大的创伤。从诗人自身而言,他一生多病,身体羸弱,以致几次他自以为都活不下去了。多病的身体,多次让他跨进死亡的门槛。最重要的一点是,陶渊明一生渗入骨髓的孤独感,这是催生他死亡意识的最大动因,陶渊明一生几乎悟透一切,可唯独对知音的企盼几近含泪祈求的地步。他在《寄从弟敬远文》中泣曰:“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说明诗人的归隐曾经引起很大的疑议,世俗中没有谁理解诗人高洁的情怀和远大的志趣。知音的缺失,使终生被孤独包围的诗人更多地与死亡对话,与死亡沟通,这造成他的诗歌里几乎篇篇涉及死亡和死亡意识。这也说明诗人何以喜欢在死亡的视野下观察社会,体悟人生。
虽然诗人面对死亡有过焦虑和矛盾,但总体而言,陶渊明面对死亡抱有一种从容淡定的态度,他的死亡观十分豁达、通透:“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有时他对死亡抱有一种甘之如饴、辩证智慧的态度:“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诗人不相信来世,更不相信成神成仙,但却承认死亡。诗人认为死亡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死亡,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永生于世,生命就会变得无聊平淡。是死亡激活、催醒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潜能,是死亡映衬出了生命的活力和价值。其实,成仙也很平常,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因为没有了生命的长度、生命的动力和起伏跌宕,那仙不如死。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死亡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成仙和永恒,是一种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彻底放归,和成仙一样,从此有种“万岁如平常”的永恒和沉寂,在时间长度上与成仙不差上下。在所谓的神仙世界的观照下,陶渊明反而喜欢死亡世界、田园世界、归隐生活、农耕生活,因为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才会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的幸福生活,可见他对现实生活、生命是多么不舍。
有意味的是,陶渊明在诗歌中不写死亡,或者没有意识到死亡的时候,他的归隐、躬耕、饮酒有时就变得十分艰难、辛酸,有时竟至叫苦连天,撕心裂肺:“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乞食》)“凄厉岁云暮,拥被曝前轩。”(《咏贫士其二》)“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这是写诗人隐居生活的艰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这是写躬耕的尴尬与艰难;“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这是写独饮无绪、越饮越愁的苦闷。可一旦涉及死亡,在死亡的视野下观照归隐、躬耕、饮酒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妙曼无比,诗人笔下的田园世界就变成一个诗化的世界,一个审美的世界。这是因为比起死亡,隐居中的生计艰难、躬耕中的身体倦累、独饮中的无趣无绪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死亡是人生的终结,大限的门槛,人生有苦,可比起死亡,还是甜美无比,让人留恋。死亡在陶渊明这里,反而成了让生命快乐的开心果、发酵粉。
诗人在死亡的视野下体悟到了归隐、躬耕、饮酒带来的人生快乐,反过来说,归隐、躬耕、饮酒又是诗人获得人生快乐的重要途径、审美手段,也是诗人试图超越死亡、忘却死亡的哲学工具,他们是二而一、一而二地融通在诗人的诗文里、生命意识里,无法分解,也不能分解。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诗人写道:“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说明归隐可以让他远离战乱,保全生命;诗人又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并且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平生之志”;《阻风于规林》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夜行涂口》曰:“养真衡茅下,庶以善人名。”综而言之,诗人乐生思想落实在“归隐”上,应该是“自然”、“纵心”、“养真”。诗人在《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在《劝农》曰:“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诗人乐生思想落实在“躬耕”上应是“衣食为道”,“朴真自足”,“舜耕禹稼”。诗人在《饮酒十四》中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在《连雨独饮》中曰:“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诗人落实在“饮酒”上的乐生应是“无我贱物”,“远情忘天”。大而言之,委任顺化,纵心养真;躬耕自足,衣食为道,舜耕禹稼;无我贱物,远情忘天应是陶渊明乐生思想的大要。这些既是诗人以生为乐的思想资源,又是诗人战胜自我、诗意人生、超越死亡的途径。
陶渊明的乐生思想深受时代思潮、哲学观念、社会政治之影响。“魏晋人虽都有厌世的观念,并没有厌生的观念。人生的意义虽是否定,生活的意义并没有否定。他们一样快乐,要求幸福,不过他们追求的途径与方法不同,观察人生的态度和前人有些分别而已。”(注: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陶渊明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实现政治理想抱负的机会,只好选择了在内心世界完善人生的路径。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派的创始人,他的归隐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怎样评估都不为过;他也是第一个亲历农耕的大诗人,他对劳动的由衷赞美,劳动带来的绝对自由,和劳动后休憩的快乐描写,都让其他诗人无法企及;“在诗中集中写饮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应当说还是自陶渊明始。”(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陶渊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厌世不厌生,但他的乐生异于同时代的人,他没有谈玄说佛,放诞任性,炼丹服药,而是用隐逸、躬耕、饮酒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快乐起来,特别是当这些快乐与死亡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浓烈、更加与众不同,这又是他超越时代的地方,也是他站在魏晋风流最高峰的原因。
其实,死亡、归隐、躬耕、饮酒在正常的年月、有作为的时代,对于一个有理想抱负的士人而言,都是生命价值的负向判断的无奈结果和滑落,是不得已的退守,可陶渊明不仅以生为乐,也以苦为乐,把它们写得充满诗意,成为完善生命的审美手段,思考生命、超越死亡的哲学工具。这其中体现出诗人的哲人智慧、人性温淳、责任担当,共同构建起诗人在士林中的“素王”、“教父”形象,从而使诗人站在魏晋风流的最高峰。陶渊明独步千古,不可重现,更不可复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榆林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 陶渊明 乐生思想 死亡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121-06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思想对于生命的态度实在有明显的差异。儒家主张积极用世,不惧死亡,仁厚坚毅,重视现世生命价值的实现,因此对生命十分珍重;同时,又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表现出对生命的爱惜,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重生”派。道家崇尚隐逸与自由,有畏死保命的一面,也有超然待死的一面,他们是“养生”派。释家断然否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相信因果报应,生命轮回,认为生命就是苦难,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苦生”派。
陶渊明不仅是大诗人,也是大思想家:“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其知者而已哉!”①陶渊明有极高的哲思禀赋,对人生有通透的了悟,又对人生不离不弃。对此
清代方宗成评曰:“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陶公不仅高于老庄,也扬弃孔孟,砍断功名利欲,人生少了许多黏重,多了许多轻灵;但他又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没有走入释家生命轮回和道教长生不死的泥潭。
对儒道释思想进行合理扬弃之后,诗人紧贴大地,站在人生的此岸,以苦为乐,以生为乐,流露出浓浓的乐生思想。“檀道济说他‘奈何
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虽写穷愁,也含有悠然自得的气象。”②在对生命的态度上,陶渊明应属“乐生”派。
陶渊明对人生快乐的体验是以一种比较新颖而极端的方式获得,即通过对死亡的体验、描写来显现归隐、躬耕、饮酒的快乐,他人生的很大一部分快乐是在死亡的视野下获得的。那么,陶渊明是如何在死亡的视野下体悟到人生的快乐呢?并艺术地表现于诗文之中的呢?
*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29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首先,在死亡视野下,诗文中表现了归隐之乐。陶渊明抒写归隐之乐最有名的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等轻松欢快的文字”(注:郭建平:《陶渊明集解评》,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的《归去来兮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这首辞赋叙事、写景与抒情高度融于一体,凡景语皆为情语,凡述事都在抒情。诗人由于归隐“因事顺心”,如愿以偿,乐不可支;对于归隐田园有种亟不可待、手舞足蹈的快乐。可就在充溢着十足的快乐气氛里,诗人竟然三次写到死亡,一篇之中三致死意:“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寓形宇内复几时”、“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这些看似悟透的言语里,可以看出诗人归隐的坚定,亦可以看出其快乐乃是来自悲怆,细细体味,简直是慷慨而悲歌!
诗人在写给儿子们的遗书《与子俨等疏》开头就把死亡视野交待得很清楚:“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说明诗人对死亡有着十分清醒、理智的认识,可临终之前,对于儿子们的日后生活还是充满牵挂,小到柴水之劳,大到分财无猜,娓娓道来,一一安顿,在牵挂儿子们的同时,诗人不忘对自己归隐生活进行回味,一旦涉及归隐,诗人便忧愁顿扫,眉开眼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这里,诗人已经把归隐生活艺术化,被艺术化了的归隐生活有着极高审美境界,这个境界不仅能提升人的生活品位,更能以恣情山水、归隐田园、耕灌田园的梦想方式忘却死亡,诗人在死亡视野下体悟到了生命的诗性价值,而这种诗性价值无疑是有一种艺术化生存的美学意义。人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怎能感觉不到生命的快乐!因此梁启超说陶渊明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最能领略自然之美,就是在临终之前的遗书里也含有悠然自得的大气象。
刘宋元嘉四年农历九月,大诗人真切地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即将到来,于是自拟《自祭文》。比起以前对死亡世界的描摹、想象,这里的死亡意象就显得最为真切、凄凉:“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在自祭文里,诗人用整个篇幅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最大事功——归隐生活,其中虽然也有箪瓢屡罄,絺綌冬陈的贫困时候,但诗人整体的归隐人生是快乐的,愉悦的:“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阳,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诗人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快乐,是“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是自己坚守归隐,安贫乐道的结果,也是自己苦中作乐在酣饮赋诗中得来的,也是识远知命、乐天顺化得到的,这样的生活虽然充满艰辛、苦难,可真要离别,还是让人眷恋。在诗文的最后,诗人喟然叹道“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是诗人坚守志节累到极点后的愤慨之言,也是一场人生长跑竞赛达到终点后的如释重负,更是对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作最后的了断:多少无奈,多少不甘,多少遗憾尽在其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而一死百了。这是他终生不遇的哀叹,归隐田园的快乐,在这一声感叹中又增添了一层凄凉、悲悯和凝重:归隐之乐是诗人由衷而来,也是斩断仕途功业后用血泪浇灌的,其中滋味,谁人能解?
诗人不仅能在死亡的视野下读到归隐的快乐,有时还能读出一种从容、淡定、悠游,在《酬刘柴桑 》中诗人写道:“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从中我们可以见出诗人隐居得那么久,那么深,以致于“时忘四运周”,时时忘记周而复始运行的四季,犹如“桃花源”中的人们“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直到榈庭黄叶漫天,才慨然知晓新秋又至。但北边窗下,新长的葵菜很茂盛,南亩田地里,稻苗已然抽出美好的穗实。我现在不及时娱乐,谁知明年还活着不?于是,叫妻子拉着孩子们,在良辰吉日里远游,享受人生快乐。这里诗人一如既往地在死亡的视野和心态下看待人生,俯察万类:“今生不为乐,知有来岁否?”死亡随时随地地可以到来,所以他总有一种死期不远的担忧,诗人不仅写出他隐居生活的诗意性,更写出他面对死亡时的淡定、从容和悠游。命运拖着死亡的手,慢慢向他走来,身后曳着长长的黑影,而诗人和妻子拉着孩子们的手,从容不迫地迎了上去,有种慨然,但更多的是静默。诗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不惧怕死亡,而在于他能在死亡的阴影中得到更多的人生感悟,获得更多的生命体验。
陶渊明是位田园诗人,一谈及田园、归隐就感到由衷的快乐,在死亡视野下的归隐更让诗人珍惜。他在《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中写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死亡意识,诗人才会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死亡成了促使诗人归隐的直接动因。《九日闲居并序》、《游斜川并序》、《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都是在死亡之视野下摹写归隐之乐的优秀篇章。
其次,在死亡视野下,诗文中表现了躬耕之乐。躬耕是陶渊明的天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是人生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时他主张,“舜既躬耕,禹也稼穑”(《劝农》),这是执政者取得天下的必要条件,又是保持社会公平、不出现剥削的有效措施。做到这些,就会“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晨兴,农夫野宿”,就会社会太平,天下大治。
基于这样的认识,陶渊明“守拙归园田,开荒南野际”,亲力亲耕,他深知劳动虽然辛苦,但可以获得宝贵的自由,“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所以诗人爱说:“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因此梁启超才会说陶渊明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从勤劳后的休息得来。(注: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
有意味的是陶渊明依然喜欢在死亡的视野下思考躬耕,死亡既然是他哲学思考的工具,那自然可以运思诗人的躬耕。
在死亡视野下把躬耕之乐写得淋漓尽致的还属《归去来兮辞》:“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诗人把农人眼里再也普通不过的春耕写得郑重其事,犹如帝王的祭祀大典,或诸侯的外交典礼,同时也创造出一种令人极为愉悦的阅读心理。可就是如此愉悦快乐的春耕之乐,也是在死亡的视野下体悟出的:“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寓形宇内复几时”、“聊乘化以归尽”,死亡伴随着快乐,如影随形,寸步不离。
把死亡下的躬耕写得最富诗意的是《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尽管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样关于死亡的抒发、感慨,全诗依然飘逸着一种欢乐的气氛,微雨时降,和风送爽,一片悠游跃然纸上。“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先生一生酷爱读书,也以读书为人生一大乐趣,可他非常清楚读书只能是他的副业,耕种才是一生的大道,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先生明白得很。“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诗人此时不再有“草盛豆苗稀”的尴尬无奈,也没有“螟蜮肆中田”的天灾,有的是丰收后的喜悦、快乐。高明的诗人没有直接写耕种的快乐,而是用收获后的喜悦衬托出,当然诗人之所以能安然读书,欣然品酒,迎风送雨,全是因为“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他的快乐真真切切是从劳作后的休憩中得来,一点不假。
诗人的《于下潠田舍获》在今人、古人双重死亡的视野下摹写践行躬耕大道的悲欢之情:“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汎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诗末写道,我的风姿年华已然逝去了,转眼已成暮年老人,但亲力农耕的事从未放弃过,自己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坚韧的操守,全靠的是千载上古荷蓧丈人给我的归隐决心。诗人此时已经五十二岁,依然躬耕不已,这是作者的志气所在,但已非往日气象。诗中虽亦有乐,却也不乏悲痛,悲喜交集;悲在于穷困不已,耕不自足;喜在于坚持节操,从未改变。躬耕已是诗人体道的同义语,是诗人一生的功业。
陶渊明可以明禅悟道,等齐生死,了悟穷通。即使在对知音从弟死亡的念悼中,也没有忘记去叙写躬耕的情景。于是诗人在《祭从弟敬远文》的死亡之境和知音远逝的双重悲痛中,回忆起自己的躬耕之乐:“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躬耕是诗人的至高之道,知音相伴又是他的人生宿愿,如此快意的人生,何乐不为?可好景不长,敬远不久而亡,让诗人“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伤感不已。
第三,在死亡视野下,诗文中表现了饮酒之乐。萧统曾说,陶渊明诗篇篇有酒,诗人会饮,也善饮,能在酒中远情忘天;忘记人间烦恼,酒已是诗人思考人生的媒介物,在死亡视野下酒更成了诗人忘记世情、超越死亡的工具。“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诗人看来,仕途、生命都不足虑,唯有在世饮酒不足让他怅恨不已,饮酒好像成了诗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功,是人生最割舍不了的牵挂“酒,已成为陶渊明生活和文学的标志。”(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饮酒在刘伶、阮籍等人那里,更多的带有痛苦,是种变态般的自虐,而在陶渊明那儿则是一种愉悦。凭借酒这个对象,诗人“构思诗歌,营造一个精神麻醉、忘却生死,从而得以进入幻觉的自由天地,摒弃死亡之思,获得生命永恒的诗意快感,(注:颜翔林:《死亡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诗人从而达到乐生的境地,酒已经成为陶渊明的诗意人生和审美智慧的象征品,饮酒也是忘忧超死的手段与工具。
陶渊明的《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一诗曰:“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这首诗主题就是游周家墓柏,游览时感叹已经作古的柏下之人已经不得人生之乐,喟叹之余,诗人开导大家抓住今天就纵情游乐。因为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死亡说不准明天就会到来。死亡的阴影深深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于是大家“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用酒后的朦胧来消释死亡来临前的恐惧,绿酒成了驱赶死亡的灵丹,联系今世的妙药。世界上哪有一个人在拜谒别人家的坟墓的时候喝得兴高采烈?诗人这样一种“怪异”的行为举动,正是他所处的时代投射给他内心深处的种种焦虑、不安的艺术化表现。这首诗颇有汉末文人诗的气韵,汉末文人的政治处境与陶渊明的政治处境何乃相似。这样的焦虑和不安在绿酒的抚慰之后,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死亡变远了,苦难变轻了,在麻醉和摇晃之中,人生变得快乐了起来,在酒精的催发下,生命有了诗性的价值,即使在坟墓前,即使在死亡的笼罩下,依然清歌飞扬,觥筹交错。诗人在《归园田居》其五中写道:“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此诗写诗人和邻人荆薪代烛、只鸡漉酒,夜以继日,畅饮不辍。诗中之所以有这样的不管不顾,狂欢般的群饮,是有“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世”,“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亲身经历。死亡和无常提醒了诗人,也教会了诗人如何珍惜生命,于醉乡日月另辟一世界,虽然酒粗菜少,黄昏降临,但荆薪代烛,夜以继日,人生命中的快乐,便有了持续、绵延,不至中断。人生便进入规避掉死亡、忘记了苦恼的状态,从而迈进纯而又纯的幸福之乡。
在《答庞参军》中说:“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在《连雨独饮》中他说:“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在《和刘柴桑》曰:“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弱女(指粗酒)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在《乙酉岁九月九日》曰:“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在《拟古其七》中曰:“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在《杂诗其四》中曰:“觞弦肆朝日,尊中酒不燥”。酒中的种种快乐,诗人体会得很明了,可细细一看,这种快乐的后面无一例外地拽着死亡的尾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陶渊明借着抒写酒与沉醉以冲淡、稀释心头的死亡意识,以乐生保真和精神麻醉达到忘却死亡恐惧的目的,酒是他超越生死乃至人生万象的审美工具,也成为审美体验的手段和艺术创作的策略。
二
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陶诗中的饮酒,说他诗中篇篇有酒,殊不知他诗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和死亡意识。陶渊明的死亡意识形成原因颇为复杂。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而言,从东汉末年到晋宋易代,几百年间一直战乱不止,据史家统计,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中国人口是
5600多万,到晋武帝泰康元年(280年),减至1600多万。相隔不到120年,人口减少这么多,这数目真是可惊。(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25页。)残酷的现实给诗人内心以极大的震撼。另外,陶渊明接二连三地遭遇到亲人亡故的打击:父亲、庶母、从弟、母亲、小妹,这些亲人的过早离世,也给诗人心灵以巨大的创伤。从诗人自身而言,他一生多病,身体羸弱,以致几次他自以为都活不下去了。多病的身体,多次让他跨进死亡的门槛。最重要的一点是,陶渊明一生渗入骨髓的孤独感,这是催生他死亡意识的最大动因,陶渊明一生几乎悟透一切,可唯独对知音的企盼几近含泪祈求的地步。他在《寄从弟敬远文》中泣曰:“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说明诗人的归隐曾经引起很大的疑议,世俗中没有谁理解诗人高洁的情怀和远大的志趣。知音的缺失,使终生被孤独包围的诗人更多地与死亡对话,与死亡沟通,这造成他的诗歌里几乎篇篇涉及死亡和死亡意识。这也说明诗人何以喜欢在死亡的视野下观察社会,体悟人生。
虽然诗人面对死亡有过焦虑和矛盾,但总体而言,陶渊明面对死亡抱有一种从容淡定的态度,他的死亡观十分豁达、通透:“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有时他对死亡抱有一种甘之如饴、辩证智慧的态度:“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诗人不相信来世,更不相信成神成仙,但却承认死亡。诗人认为死亡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死亡,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永生于世,生命就会变得无聊平淡。是死亡激活、催醒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潜能,是死亡映衬出了生命的活力和价值。其实,成仙也很平常,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因为没有了生命的长度、生命的动力和起伏跌宕,那仙不如死。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死亡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成仙和永恒,是一种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彻底放归,和成仙一样,从此有种“万岁如平常”的永恒和沉寂,在时间长度上与成仙不差上下。在所谓的神仙世界的观照下,陶渊明反而喜欢死亡世界、田园世界、归隐生活、农耕生活,因为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才会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的幸福生活,可见他对现实生活、生命是多么不舍。
有意味的是,陶渊明在诗歌中不写死亡,或者没有意识到死亡的时候,他的归隐、躬耕、饮酒有时就变得十分艰难、辛酸,有时竟至叫苦连天,撕心裂肺:“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乞食》)“凄厉岁云暮,拥被曝前轩。”(《咏贫士其二》)“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这是写诗人隐居生活的艰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这是写躬耕的尴尬与艰难;“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这是写独饮无绪、越饮越愁的苦闷。可一旦涉及死亡,在死亡的视野下观照归隐、躬耕、饮酒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妙曼无比,诗人笔下的田园世界就变成一个诗化的世界,一个审美的世界。这是因为比起死亡,隐居中的生计艰难、躬耕中的身体倦累、独饮中的无趣无绪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死亡是人生的终结,大限的门槛,人生有苦,可比起死亡,还是甜美无比,让人留恋。死亡在陶渊明这里,反而成了让生命快乐的开心果、发酵粉。
诗人在死亡的视野下体悟到了归隐、躬耕、饮酒带来的人生快乐,反过来说,归隐、躬耕、饮酒又是诗人获得人生快乐的重要途径、审美手段,也是诗人试图超越死亡、忘却死亡的哲学工具,他们是二而一、一而二地融通在诗人的诗文里、生命意识里,无法分解,也不能分解。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诗人写道:“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说明归隐可以让他远离战乱,保全生命;诗人又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并且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平生之志”;《阻风于规林》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夜行涂口》曰:“养真衡茅下,庶以善人名。”综而言之,诗人乐生思想落实在“归隐”上,应该是“自然”、“纵心”、“养真”。诗人在《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在《劝农》曰:“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诗人乐生思想落实在“躬耕”上应是“衣食为道”,“朴真自足”,“舜耕禹稼”。诗人在《饮酒十四》中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在《连雨独饮》中曰:“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诗人落实在“饮酒”上的乐生应是“无我贱物”,“远情忘天”。大而言之,委任顺化,纵心养真;躬耕自足,衣食为道,舜耕禹稼;无我贱物,远情忘天应是陶渊明乐生思想的大要。这些既是诗人以生为乐的思想资源,又是诗人战胜自我、诗意人生、超越死亡的途径。
陶渊明的乐生思想深受时代思潮、哲学观念、社会政治之影响。“魏晋人虽都有厌世的观念,并没有厌生的观念。人生的意义虽是否定,生活的意义并没有否定。他们一样快乐,要求幸福,不过他们追求的途径与方法不同,观察人生的态度和前人有些分别而已。”(注: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陶渊明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实现政治理想抱负的机会,只好选择了在内心世界完善人生的路径。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派的创始人,他的归隐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怎样评估都不为过;他也是第一个亲历农耕的大诗人,他对劳动的由衷赞美,劳动带来的绝对自由,和劳动后休憩的快乐描写,都让其他诗人无法企及;“在诗中集中写饮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应当说还是自陶渊明始。”(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陶渊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厌世不厌生,但他的乐生异于同时代的人,他没有谈玄说佛,放诞任性,炼丹服药,而是用隐逸、躬耕、饮酒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快乐起来,特别是当这些快乐与死亡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浓烈、更加与众不同,这又是他超越时代的地方,也是他站在魏晋风流最高峰的原因。
其实,死亡、归隐、躬耕、饮酒在正常的年月、有作为的时代,对于一个有理想抱负的士人而言,都是生命价值的负向判断的无奈结果和滑落,是不得已的退守,可陶渊明不仅以生为乐,也以苦为乐,把它们写得充满诗意,成为完善生命的审美手段,思考生命、超越死亡的哲学工具。这其中体现出诗人的哲人智慧、人性温淳、责任担当,共同构建起诗人在士林中的“素王”、“教父”形象,从而使诗人站在魏晋风流的最高峰。陶渊明独步千古,不可重现,更不可复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榆林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