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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底,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投票刚落幕,距离官方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还有近一个月时间,对连任胸有成竹的佐科维已经等不及,拍板定案了“迁都计划”。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又来了”。
早在1957年,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便提出迁都的构想,之后每一任总统也都提过,但最终只成为新闻上几日的热点,或是巷弄间茶余饭后的话题。
不同的是,这次的消息更加明确了。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向佐科维汇报了三项可能的计划:
第一是首都仍设于雅加达,但是将所有的政府部门集中到总统府与民族独立纪念碑(Monas)周边,提升政府效能;第二是将首都迁到离雅加达50~70公里外的地方;然而,佐科维的板拍给了最后一项提案—首都迁离爪哇岛。
陷落中的“东方女王”
去年9月初,我和Hadi相约在万隆见面。
万隆位于雅加达南边,是印尼的第四大城。我们在当地社区闲逛,Hadi指着远方的一条高速公路说:“每到周末,就会有一大群雅加达的人从那条路过来,万隆可以说是雅加达人的度假胜地。”
万隆的天气比雅加达凉爽许多,晚上不穿外套还会觉得冷,想要逃离雅加达的高温,万隆确实是个好选择。“雅加达的人太多了。”Hadi补充道。而我从雅加达来,自是心有戚戚焉,但他的下一句话却吓了我一跳:“你知道雅加达正在下沉吗?”
“下沉?”我有点不解,做了一个下沉的手势确认他的意思。我可以理解全球暖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说法,但“下沉”是什么意思?
直到现在,仍有六成的雅加达居民必须自己抽地下水。
“是呀,就是沉下去。”他点点头,看出了我想问为什么。“雅加达的人太多了,太重就沉下去啦。”他嘴角笑得有点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雅加达的人真的很多。雅加达从一个小渔村开始,在16世纪荷兰统治下成为盛极一时的“东方女王”巴达维亚,并在印尼独立后被定为首都。如今,光是雅加达特别行政区内的人口就超过1000万,如果连同它的卫星城茂物、德波、丹格朗、勿加泗(合称为Jabodetabek)计算,人口整整超过了3000万,是全球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都会区。
但雅加达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
雅加达正在严重下沉中,不只因为聚集了太多人,更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自来水可用。直到现在,仍有六成的雅加达居民必须自己抽地下水,导致地底逐渐被掏空,沿岸地区海水倒灌、地层下陷成为日常。
事实上,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都已经低于海平面4米,而且仍以每年25厘米的速度陷落。万隆理工学院的Heri Andreas博士估计,到2050年,北雅加达地区的95%将不复存在。
28岁的Hadi在万隆长大,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和千千万万的印尼青年一样挤往雅加达,而是反骨地不断往乡村走去。“现在的年轻人受电视、网络媒体影响很大,住在乡村的人愈来愈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发生的事,却对雅加达的热点新闻如数家珍。大家都觉得大城市好、雅加达好,便一窝蜂往城市挤,最终却沦为城市的贫民。”
有感于此,Hadi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深入乡村,培训村民使用摄影器材,为偏僻的乡村注入活力,鼓励人们留在当地。
而我拜访Hadi的时候,他的团队刚开始了一项新的影像纪录计划,不过有别于以往,这次他们也要往雅加达去;更准确地说,是往雅加达的“边缘”去,也就是雅加达下沉时,将会首先覆灭的一带。
佐科维的“迁都计划”有了最新进展—定案迁到加里曼丹。
被“岛”消灭的渔村
等我结束在爪哇岛的旅程,刚回到雅加达没几天,便接到Hadi的短信:“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海上啊?”我刚看到时有点懵,“去海上”是什么意思?哪个海?怎么上?
Hadi接着说,他们隔天凌晨要到雅加达北边的渔村,随当地渔民“出海”。我马上答应,约了凌晨三点在他雅加达中区的住处见。
我们从雅加达中区出发,一路往西北方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目的地的时候夜幕垂得正低,只能靠寥寥无几的几盏路灯及手电筒照明。我紧跟着Hadi和朋友们走,四周几乎没有其他人影,而一路上错落着许多低矮平房,但完好的并不多。这里是达达村(Kampung Dadap),位置其实已经超出雅加达的边界,坐落在万丹省的丹格朗,西南边不远处便是印尼的“国门”: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我们朝着唯一灯火通明的屋子走去,那是间简陋的杂货店,Hadi提醒我先上厕所,然后千万别忘记买瓶水。“中午很热,出了海,可是什么都没有了。”补给完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往右拐了个弯,有几个人坐在竹子搭成的小屋里歇息。
Hadi似乎与他们熟识,打了声招呼后,我们便被领上船。船不大,船身最宽处不足两米,大概还能容纳十多人。Hadi和朋友们坐在船沿,分食渔民们的面包与咖啡,我则一边把玩着手工木刻的蛙镜,一边按捺住有点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等涨潮,我们就出发。”Hadi把一块面包递给我。
太阳尚未现身,而潮已经涨起。其中一位渔民将固定船的绳子松绑,另几位则跳下水推动船身,让小船渐渐滑上河道,渔民们再纷纷跳回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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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轧—轧轧轧轧—”这是引擎被唤醒的声音。船缓缓前行,沿岸与死寂的村子不同,反倒灯火通明,一艘艘小船都蓄势待发。但驶出河口之后,场景便又暗了下来,只剩下那老迈的引擎,用0.25倍速的机关枪声,不懈地为我们开路。
航行了大约半小時,我们开始看到许多由竹竿搭成、只凸出海平面一点点的“棚架”。这些架子有大有小,看起来只要铺上木板就能晒鱼。而每一个“棚架”大同小异,但有的上面会绑着旗子、挂衣服,甚至插着一顶安全帽,应是为了在“棚架”间做出区隔。
不久之后,我们的小船靠近了其中一个毫无特色的“棚架”。一位渔民用绳子固定船只,其他人则打开甲板,从船舱内掏出装备穿上。天逐渐亮了,我们要开始晒鱼了吗?
“噗通—”戴上手工蛙镜、简陋的自制氧气罩,肩上背了个渔筐,渔民们一个个都跳下了水。我在船上张望,想瞧瞧渔民们都在水下做些什么,但他们早已潜入水里不见人影。Hadi这时候跟我解释,这里不晒鱼,而是收获翡翠贻贝的“农场”。
渔民们从岸边载来长长的竹竿,或笔直或歪斜地深深插进海底,搭建出一座座稳固的“农场”—不只能负荷几个人走跳其上,甚至能在上面搭起简单的小屋。至于海平面以下的竹竿,则是适合翡翠贻贝附着的环境,所以每“种”一段时间,渔民们就能来这里收获大量的翡翠贻贝。Hadi说,这是流传在海岸沿线的传统技法、向海求生的智慧。“但是再过一阵子,这些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我又想起他说的“雅加达正在下沉”。雅加达政府面对这个城市存亡的问题,自然没办法视而不见。2014年,雅加达政府提出了“大嘉鲁达”计划(Great Garuda,又称Giant Sea Wall),预计在雅加达北部沿海砸下400亿美金,建造长达32公里的海堤、17个人工岛,以及人工泄洪湖,企图用人造的建筑工程,对抗逐日拔高的海洋。
一路上,Hadi和他的团队一直在拍摄,就是为了赶在一切消失前,把达达村记录下来。因为在“大嘉鲁达”中,包含了一座从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直通其中一个人工岛的大桥,而达达村就在这条路线上,也因此成为当局需要清除的地方。
即便不在“清除范围”的其他小渔村,渔民们也因为海堤阻绝,得要爬上数米高的水泥墙,才能见到自己赖以维生的小船。也有许多渔民因为海洋环境被人造建筑破坏,被迫远离家乡,流转到未知的航道上。
离不开的人
日上三竿,船舱内逐渐被翡翠贻贝填满,直到甲板再也盖不上。渔民们再次跳回船上,准备“满载”回岸。
返航的水路上,视野明朗,能远望到沿岸的人造建筑。Hadi指着其中一座人工岛说:“以后上面会盖高档的商业建筑、娱乐中心,给有钱人用的。”而我后来才知道,雅加达北边的“水岸第一排”豪宅开发商,似乎对“下沉”无感,房市欣欣向荣,方兴未艾。
我还在想象着未来人工岛的繁华,船已回到岸边。跳下船没走几步,我便看到一间间被“腰斩”的平房,一半以上都已沉入地底下。我想起在印尼豪华购物城(Grand Indonesia)的厕所,自己因为不会使用免治马桶(智能洗净便座)而被喷了一脸。在我用马桶“洗脸”的同时,这座城市有六成居民没有自来水可用;而在富人们收购豪宅的同时,另一群人正在失去他们赖以维生的家园。
这是印尼,充满矛盾与冲突感的印尼。
7月29日,佐科维的“迁都计划”有了最新进展—定案迁到加里曼丹。加里曼丹位于爪哇岛的北方,目前开发程度低、土地广阔,且相对少有天灾侵扰。有人猜测,佐科维之所以选择将首都迁出爪哇岛,不只为了舒缓人口压力,也是为了平衡以往资源过度集中于爪哇岛的情况。
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则表示,进一步的迁都规划、设计将在2020年完成,并预计在2021年正式启动计划。目前印尼政府估计,建设新的政府机关建筑、周围的道路,大约需耗时4年,所以2024年的时候,就能开始第一阶段的迁都行动。
每当看到这些关于迁都的消息,我都会想起那天在达达村的一切。首都可以搬,渔民们却很难离开,可能一辈子都在海岸边游走。
现在,或许很难论断“大嘉鲁达”计划或“迁都”能否解决雅加达的下沉问题。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雅加达持续下沉的代价,或是当局为了防止雅加达下沉所付出的成本,这当中若必须有牺牲者,往往都是像达达村这样的地方。这仿若一场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