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D9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问题摩擦不断，矛盾丛生。虽然中国一直以大局为重，以克制的态度处理问题，但总是有人以冷战的思维怀疑中国的进步，以敌视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出现了一股声势不小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起步失败之后，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开始的锋芒毕露，引起了亚洲及世界的震惊与强烈反响。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及欧洲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扩大，而且他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因此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但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已经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威胁论”显然在恶化着中国的国际环境，阻碍着中国的健康发展，它不仅在影响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制定，而且这种论调还扩展到了中国的一些近邻，使这些国家中的一些人也在以一种怀疑和恐惧的心态面对中国的发展，这种不正常心态危害着与中国正常的双边关系。
这种“威胁”内容繁多，什么文明的威胁、秩序的威胁、粮食的威胁、军事的威胁……不一而足，其中尤以“文明的威胁”最为有名。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的。（1）
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些人感到十分不安和不知所措？其中原因很多，如国际格局的变动、美国国内部分人历史上存在的对华疑惧和异己感、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等因素，但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中国威胁论”的渐成气候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而这个目标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从历史来看，所有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和自我伸张。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而亨廷顿更是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可能带来中国的霸权，而中国的霸权将在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的同时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2）
亨廷顿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持中国威胁论观点人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只要强大起来，必然会像历史上的其他西方大国一样，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威胁世界的秩序。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这一点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就可以看出。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由于前者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生产技术上，还是在教育、文化、科学乃至宗教方面都遠远高于后者，因此，按照现在的观点，古代中国在亚洲甚至是世界上都是绝对的超级强国。那么，当时的中央王朝是怎样对待周边民族的呢？在中国古代，周边民族的入侵与中央王朝的对外征讨时常见的事。每逢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矛盾激化，朝廷中就会发生“和与战孰利”的大讨论。从历史记载看，有的时期中央政府采取战的立场，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等就对北方民族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多数时候则是采取和的立场，如通好、互市、和亲、册封和内置迁安等。纵观整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战与和之间的关系是：（1）中国的战，通常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外族入侵的威胁，而不是要向边远地区进行扩张，从历代王朝修建长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因此，总是打完仗就班师回朝；（2）中国的战只是手段，和才是目的，因为古人认为，“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侵略者明年“将复来”，“只有既胜而后与和”，才能“恩威兼施”；（3）（3）中国在与周边民族的斗争中始终强调教化的作用，认为通过传播以“仁”为中心的文化道德，就能实现天下的大一统。例如，唐王朝在对突厥取得军事胜利后，唐太宗就主张对突厥“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官，部落皆如吾百姓。”总之，在战与和的选择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家是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育和影响作用。
同时，这一点与影响中国深远的儒家文化是分不开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是有两种不同的形态的：一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另一个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强调“礼”、注重“仁”、主张“和为贵”，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则确实存在着某种“专制”和“暴力”的性质，但即使这样它也并非有着强烈的扩张性，并且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学说一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都可能发生与其学说本身相悖的作用。
历史跨入近代，中国在经历了屈辱的百年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综合国力开始重新稳步上升。这一段时间，许多学者倾向于用实力政治来形容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采取实力政治，是因为“屈辱的百年”使中国人相信，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否则在世界上就无法立足，就要受他人的欺负和威胁，因此中国必须成为受尊敬的、与曾经欺负它的大国相平等的亚洲强国。（4）而仅仅就是这一想法，却成为了许多鼓吹中国威胁论人口中的“威胁”。但就像费正清所说：“如果抱着实事求是的观点，就要承认是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中国从西方侵略（像从所有更早的侵略一样）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5）
并且，即使是包含有实力政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也是在强调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同时，着重强调着友好、合作和礼尚往来。中国发展自己的实力，包括发展军备，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回应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在中国，“平等”来源于有着悠久历史佛教。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分大小，本应平等。古人韩愈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正是从这种“不平则鸣”的社会心理出发，才有了中国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方式。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强大实际是为了自卫，并没有展现出多少侵略性。
同时，通过现在许多学者对中国特有的“和合”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之所以连用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两个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外，更有向心，聚拢的意思，更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这样，“合和”文化就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即和谐。因此，受此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外界的新鲜东西，常愿意接受并消化之，认为均可以融会协调，这一点从古代民族的融合上可见一斑。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明之长在于可以通过融合而起到安定的作用，其短在于无法造就足够的物质以支持仁的发挥。”（6）所以由此看来，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古代强大的中央王朝不仅没有显示出侵略性，反而常常成为被侵略的对象，所谓中华文明的侵略性在此不攻自破。
至于“威胁论”中反复强调的东西方文明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并最终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观点更无法使人信服。东西方文明固然存在冲突，但相互融合的方面也比比皆是。从明朝的马可波罗到清朝的利玛窦，在西方文化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刻开始，“西学东渐”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百年来，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入侵，曾经一度造成了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包括对西方文化排斥的现象，但这主要不是由于文化原因而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仍然在不断吸收西方文化。先是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到五四运动前后则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在这之后，“除了极少数顽固的国粹派和少数愚昧无知的民众和官僚外，包括现代新儒家的大师熊十力都主张充分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7）而且目前中国文化正朝着更加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向发展着。因此从历史上看，由于文化而引起的冲突只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吸引与融合则是主导。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在新的世纪里，正以崭新的步伐推进着自己的自强历程。在此过程中，不仅为自身，而且也为世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也一些不了解中华文化和有意丑化中华文化的西方人，不顾历史的潮流，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损害中国的形象。这就要求我们端正态度，调整心态，以事实说话，用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贡献论”来反驳“中国威胁论”。
注释：
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原载美国1993年夏季号《外交》
2，同1
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第5954页
4，《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 译102-105页
5，《中国与美国》费正清432页
6，《国际政治学概论》李少军主编429页
7，《文明与国际政治》王缉思主编253页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问题摩擦不断，矛盾丛生。虽然中国一直以大局为重，以克制的态度处理问题，但总是有人以冷战的思维怀疑中国的进步，以敌视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出现了一股声势不小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起步失败之后，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开始的锋芒毕露，引起了亚洲及世界的震惊与强烈反响。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及欧洲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扩大，而且他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因此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但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已经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威胁论”显然在恶化着中国的国际环境，阻碍着中国的健康发展，它不仅在影响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制定，而且这种论调还扩展到了中国的一些近邻，使这些国家中的一些人也在以一种怀疑和恐惧的心态面对中国的发展，这种不正常心态危害着与中国正常的双边关系。
这种“威胁”内容繁多，什么文明的威胁、秩序的威胁、粮食的威胁、军事的威胁……不一而足，其中尤以“文明的威胁”最为有名。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的。（1）
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些人感到十分不安和不知所措？其中原因很多，如国际格局的变动、美国国内部分人历史上存在的对华疑惧和异己感、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等因素，但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中国威胁论”的渐成气候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而这个目标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从历史来看，所有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和自我伸张。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而亨廷顿更是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可能带来中国的霸权，而中国的霸权将在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的同时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2）
亨廷顿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持中国威胁论观点人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只要强大起来，必然会像历史上的其他西方大国一样，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威胁世界的秩序。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这一点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就可以看出。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由于前者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生产技术上，还是在教育、文化、科学乃至宗教方面都遠远高于后者，因此，按照现在的观点，古代中国在亚洲甚至是世界上都是绝对的超级强国。那么，当时的中央王朝是怎样对待周边民族的呢？在中国古代，周边民族的入侵与中央王朝的对外征讨时常见的事。每逢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矛盾激化，朝廷中就会发生“和与战孰利”的大讨论。从历史记载看，有的时期中央政府采取战的立场，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等就对北方民族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多数时候则是采取和的立场，如通好、互市、和亲、册封和内置迁安等。纵观整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战与和之间的关系是：（1）中国的战，通常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外族入侵的威胁，而不是要向边远地区进行扩张，从历代王朝修建长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因此，总是打完仗就班师回朝；（2）中国的战只是手段，和才是目的，因为古人认为，“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侵略者明年“将复来”，“只有既胜而后与和”，才能“恩威兼施”；（3）（3）中国在与周边民族的斗争中始终强调教化的作用，认为通过传播以“仁”为中心的文化道德，就能实现天下的大一统。例如，唐王朝在对突厥取得军事胜利后，唐太宗就主张对突厥“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官，部落皆如吾百姓。”总之，在战与和的选择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家是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育和影响作用。
同时，这一点与影响中国深远的儒家文化是分不开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是有两种不同的形态的：一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另一个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强调“礼”、注重“仁”、主张“和为贵”，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则确实存在着某种“专制”和“暴力”的性质，但即使这样它也并非有着强烈的扩张性，并且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学说一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都可能发生与其学说本身相悖的作用。
历史跨入近代，中国在经历了屈辱的百年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综合国力开始重新稳步上升。这一段时间，许多学者倾向于用实力政治来形容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采取实力政治，是因为“屈辱的百年”使中国人相信，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否则在世界上就无法立足，就要受他人的欺负和威胁，因此中国必须成为受尊敬的、与曾经欺负它的大国相平等的亚洲强国。（4）而仅仅就是这一想法，却成为了许多鼓吹中国威胁论人口中的“威胁”。但就像费正清所说：“如果抱着实事求是的观点，就要承认是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中国从西方侵略（像从所有更早的侵略一样）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5）
并且，即使是包含有实力政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也是在强调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同时，着重强调着友好、合作和礼尚往来。中国发展自己的实力，包括发展军备，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回应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在中国，“平等”来源于有着悠久历史佛教。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分大小，本应平等。古人韩愈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正是从这种“不平则鸣”的社会心理出发，才有了中国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方式。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强大实际是为了自卫，并没有展现出多少侵略性。
同时，通过现在许多学者对中国特有的“和合”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之所以连用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两个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外，更有向心，聚拢的意思，更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这样，“合和”文化就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即和谐。因此，受此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外界的新鲜东西，常愿意接受并消化之，认为均可以融会协调，这一点从古代民族的融合上可见一斑。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明之长在于可以通过融合而起到安定的作用，其短在于无法造就足够的物质以支持仁的发挥。”（6）所以由此看来，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古代强大的中央王朝不仅没有显示出侵略性，反而常常成为被侵略的对象，所谓中华文明的侵略性在此不攻自破。
至于“威胁论”中反复强调的东西方文明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并最终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观点更无法使人信服。东西方文明固然存在冲突，但相互融合的方面也比比皆是。从明朝的马可波罗到清朝的利玛窦，在西方文化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刻开始，“西学东渐”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百年来，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入侵，曾经一度造成了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包括对西方文化排斥的现象，但这主要不是由于文化原因而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仍然在不断吸收西方文化。先是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到五四运动前后则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在这之后，“除了极少数顽固的国粹派和少数愚昧无知的民众和官僚外，包括现代新儒家的大师熊十力都主张充分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7）而且目前中国文化正朝着更加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向发展着。因此从历史上看，由于文化而引起的冲突只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吸引与融合则是主导。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在新的世纪里，正以崭新的步伐推进着自己的自强历程。在此过程中，不仅为自身，而且也为世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也一些不了解中华文化和有意丑化中华文化的西方人，不顾历史的潮流，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损害中国的形象。这就要求我们端正态度，调整心态，以事实说话，用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贡献论”来反驳“中国威胁论”。
注释：
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原载美国1993年夏季号《外交》
2，同1
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第5954页
4，《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 译102-105页
5，《中国与美国》费正清432页
6，《国际政治学概论》李少军主编429页
7，《文明与国际政治》王缉思主编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