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清脆的驼铃声回荡在天际，一队人马浩浩向西，穿越长河落日冰山雪，叩醒了大漠万丈孤烟村。丝绸路，千万里，书写了连接东西的传奇。今天，咱们就去看看丝绸之路上的蔗糖和织锦吧。
　　 中国人食用及制作蔗糖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发展历程同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甘蔗原产热带，公元前传播、种植于印度及南洋地区。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就已开始种植及食用甘蔗，常见的食用方法为生啖（dàn）或榨取蔗浆直接饮用。
　　 后来，人们也尝试对蔗浆粗加工，即以曝晒、煎、煮，去掉蔗浆中的部分水分，制成浓度较高的“蔗饧（tánɡ）”。“蔗饧”乃是一种稠厚的糖浆，若是进一步冷凝，可以固结为赤褐色的糖块，因其形色似石，味甜如蜜，得名“石蜜”。
　　 不过，这种粗制糖块水分含量大，极易溶解，不易运输。而在不产甘蔗的北方，人们要想品尝石蜜的滋味，就得依靠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他們带来的“西极石蜜”产于西域，因经过高超的脱水处理而呈干燥的饼块状，不但易携带，易储存，而且滋味品质都优于南方粗制的“蔗饧”。
　　 公元661年，唐高宗命人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利用印度的“竹甑（zènɡ）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煞割令”。自此，天竺制糖法在中华神州落地生根，而印度的制糖技术也在新的环境、新的理念下获得富有想象力的改进与完善，为中国在世界蔗糖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匠人凭借“窨（xūn）制法”，造出了一种异常细腻、净白、美味的结晶糖霜。苏轼有诗云“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也以“我舌犹能及鼻尖”的俏皮诗句，极言糖霜的美味。
　　 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制作技术的推广，糖霜在满足南方本地用糖需求的同时尚有富余。于是，产于南方的糖霜不但乘船北上，而且也漂洋过海，向南销往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等南洋国家，甚至到达波斯、罗马等地。“中国糖”由此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元朝崛起后，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一些阿拉伯制糖人来到中国，将他们较为先进的“树灰炼糖法”传授给了福州糖工，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白糖的质量。《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福州人能大量炼制“非常白的糖”。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白糖生产，对于提升中国糖的国际竞争力，激发进一步技术革新，是很有帮助的。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在以往制糖技术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发明出“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精制蔗糖，其中最为雪白细腻的被称为“西洋糖”。此时中国人已凭借手工脱色技术，在世界蔗糖生产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是输出而非输入。“西洋糖”出口的目的地也较以往更多，航线距离更长，不仅包含占城、暹（xiān）罗等“老主顾”，还覆盖了日本、波斯湾及欧洲多个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的白糖与脱色技术在明代传入印度孟加拉，此后在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几种印度语言中，白糖均被称为“继（cī）尼（nī）”，意为“中国的”。“继尼”与唐代的“西极石蜜”“煞割令”遥相呼应，分别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外各国因蔗糖结下的缘分，以及彼此间互通有无、愿结友好的恒久心意;也见证了中国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人于蔗糖制造历程中展现出的开阔胸怀与精进精神，在古老丝路重焕新生的今天，仍可成为烛照文化传承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