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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和闵行区人民政府,分别向社会通报了孙中界和张晖(化名张军)事件的处理结论,承认10月20日发布的否认存在“钓鱼执法”现象的结论,与事实不符。
“人家胃痛关你什么事?”此句出自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名句,成为张晖的内心之痛。
2009年9月8日,这个圣戈班集团中国磨料磨具公司市场经理,在驾车等待红灯时,一男子自称胃痛,请求带他一段,张晖经不住哀求,让他上了车。停车后,男子拔掉车钥匙,七八个交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冲过来,说张晖“非法营运”。
与张晖遭遇的“胃痛”相比,一个多月后,来自河南省商丘市、18岁的孙中界遭遇的是“天冷”。
孙中界回到公司,向哥哥孙中记讲述了事情经过。“你傻啊,不知道现在好事难做么?”孙中记只能这样训斥刚成年的小弟。孙中界回到住处,一腔愤懑无处发泄,他把左手放在案板上,右手举起菜刀砍向小指。“我只能这样表清白了。”孙中界事后说。
官方否认“倒钩”执法
9月9日,张晖向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况,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很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5天后,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张晖被“强制性要求”放弃陈诉和申辩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取回车。当天下午,他无奈缴纳了1万元“罚款”,开回被扣押一周的“福特”车。
在现实中维权受挫以后,张晖选择了网络。9月10日晚上,他在一家网站发帖:《善良的被骗》。张晖说,自己在做笔录时被问:“你是不是收钱了?”他答:“没有。”但签字时却发现,笔录上赫然写着:收了。第二天,该帖经转载后,阅读量迅速超过了20万,媒体随即跟踪调查,舆论大哗。
而孙中界的维权之路,于14日深夜开始。孙中记把弟弟送到医院后,赶回公司所在的闵行公安分局鲁汇派出所,以汽车被抢为由报案,但被告知应该到事发地报案,但事发地的航头派出所告诉他,那边也是执法部门,直接过去交罚款就好了。
10月16日上午,孙家兄弟来到浦东新区(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看问讯笔录后,孙中记認为对方在有意引导孙中界承认开黑车,拒绝签字。
是日下午,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否认“倒钩”执法,称依据以往案例,百分之百可以认定孙中界驾驶的就是黑车。据严良民介绍,在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肯定按章办事,没有违规,他强调,孙先生前天晚上搭载的是普通市民,并非“倒钩”。
“孙中界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各方关注。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10月19日上午,孙家兄弟再次来到执法大队,意外遇到了10余位车主,他们称自己也遭遇过“钓鱼”罚款,看到孙中界的新闻,自发赶来,希望也能讨个说法。
10月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宣布,经全面核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但这一结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该局拒绝公布相关的录像、录音等记录,公众的不满情绪再次被激发。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多次询问乘客身份和上海是否存在“倒钩”现象。调查组成员之一、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丁建国回答说:“浦东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钩子钓头”浮出水面
在“调查报告”公布的当天,新区政府决定成立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在内的12人联合调查组,城管部门明确被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在查阅相关卷宗、录音等资料的基础上,调查组兵分三路,分别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孙中界就职的公司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21日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问:“你是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
但在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9年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破绽越露越多。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蒋某某。“钓头”由此现身。
22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钓头”承认了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没有固定地域。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蒋某某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24日,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出炉,明确写入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以及“陈雄杰在调查中的陈述存在虚假”等关键内容。同日,闵行区人民政府也宣布,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对张晖的行政处罚决定被责令撤销。
流传已久的“钩子”故事
“钩子”一词,已经在上海滩流行了许久。
2008年3月7日,“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陈素军被刺死案,是不少被“钩”者都熟知的故事:陈素军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生意惨淡,在情人的推荐下,她做了一名“钩子”。刚做上此行不久,陈素军上了21岁的司机雷庆文的银色轿车。发现自己中了埋伏之后,雷庆文锁上车门哀求道:“大姐,我刚刚被钩过,你就放了我吧。”陈素军不同意,终被雷庆文刺死。后雷庆文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根据众多被钩司机指称,从口音上辨认,“钩子”大多来自安徽。他们往往与各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通过“埋伏”作战,“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处以1万～5万元的行政罚款。有的“钩子”还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现在,黑车依然常见,而私家车主却频频“上钩”,被指认为黑车,遭遇巨额罚款。
而行政执法大队收到的罚款总额,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见于闵行区官方网站的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
而“钩子”和“钓头”也因此而获利颇丰。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月能净赚1～2万元,一年可达十几万元。
作为孙中界和张晖的代理人,北京法律学者郝劲松估计,在上海每年受害的车辆至少有数千辆。
陈瑞勤是上海博园绿化建材有限公司职工。2008年5月12日,他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北松公路准备加油,车刚停,一个小青年拉开车门就钻进来要求搭车去马桥俞塘村。因顺路,陈瑞勤就让他上了车。经历了一番“钓鱼执法”的“规定程序”后,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扣了他的车,要求罚款1万元。他不服,将执法大队告上了法庭。
从2008年5月到年底,经过行政复议、法院一审、二审、申诉,陈瑞勤均告败诉。
陈瑞勤说,在一审败诉,准备上诉时,区执法大队副队长曾劝他:“你车还要不要啊?停车费不收你了,但是你必须承认你是黑车。”
陈瑞勤告诉记者,区信访办一名工作人员还对他说:“别再折腾了,你的官司不可能赢,要是你赢了,之前所有的案子怎么办?市里几年来收的这么多罚款怎么办?”“要是我真是黑车,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一再地妥协?”陈瑞勤说。
编后
在此引用知名评论员陆建明先生的话:“‘钓鱼执法’就是‘钓鱼违法’,如果没有孙中界壮士断指的勇气,是不是所有车主们就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自认倒霉?前几天还说取证过程合法、牛皮哄哄,这才几天,如此的转变,让我们今后相信谁?谁该来赔社会的公信力和良知?”
“人家胃痛关你什么事?”此句出自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名句,成为张晖的内心之痛。
2009年9月8日,这个圣戈班集团中国磨料磨具公司市场经理,在驾车等待红灯时,一男子自称胃痛,请求带他一段,张晖经不住哀求,让他上了车。停车后,男子拔掉车钥匙,七八个交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冲过来,说张晖“非法营运”。
与张晖遭遇的“胃痛”相比,一个多月后,来自河南省商丘市、18岁的孙中界遭遇的是“天冷”。
孙中界回到公司,向哥哥孙中记讲述了事情经过。“你傻啊,不知道现在好事难做么?”孙中记只能这样训斥刚成年的小弟。孙中界回到住处,一腔愤懑无处发泄,他把左手放在案板上,右手举起菜刀砍向小指。“我只能这样表清白了。”孙中界事后说。
官方否认“倒钩”执法
9月9日,张晖向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况,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很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5天后,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张晖被“强制性要求”放弃陈诉和申辩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取回车。当天下午,他无奈缴纳了1万元“罚款”,开回被扣押一周的“福特”车。
在现实中维权受挫以后,张晖选择了网络。9月10日晚上,他在一家网站发帖:《善良的被骗》。张晖说,自己在做笔录时被问:“你是不是收钱了?”他答:“没有。”但签字时却发现,笔录上赫然写着:收了。第二天,该帖经转载后,阅读量迅速超过了20万,媒体随即跟踪调查,舆论大哗。
而孙中界的维权之路,于14日深夜开始。孙中记把弟弟送到医院后,赶回公司所在的闵行公安分局鲁汇派出所,以汽车被抢为由报案,但被告知应该到事发地报案,但事发地的航头派出所告诉他,那边也是执法部门,直接过去交罚款就好了。
10月16日上午,孙家兄弟来到浦东新区(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看问讯笔录后,孙中记認为对方在有意引导孙中界承认开黑车,拒绝签字。
是日下午,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否认“倒钩”执法,称依据以往案例,百分之百可以认定孙中界驾驶的就是黑车。据严良民介绍,在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肯定按章办事,没有违规,他强调,孙先生前天晚上搭载的是普通市民,并非“倒钩”。
“孙中界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各方关注。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10月19日上午,孙家兄弟再次来到执法大队,意外遇到了10余位车主,他们称自己也遭遇过“钓鱼”罚款,看到孙中界的新闻,自发赶来,希望也能讨个说法。
10月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宣布,经全面核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但这一结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该局拒绝公布相关的录像、录音等记录,公众的不满情绪再次被激发。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多次询问乘客身份和上海是否存在“倒钩”现象。调查组成员之一、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丁建国回答说:“浦东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钩子钓头”浮出水面
在“调查报告”公布的当天,新区政府决定成立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在内的12人联合调查组,城管部门明确被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在查阅相关卷宗、录音等资料的基础上,调查组兵分三路,分别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孙中界就职的公司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21日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问:“你是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
但在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9年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破绽越露越多。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蒋某某。“钓头”由此现身。
22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钓头”承认了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没有固定地域。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蒋某某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24日,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出炉,明确写入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以及“陈雄杰在调查中的陈述存在虚假”等关键内容。同日,闵行区人民政府也宣布,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对张晖的行政处罚决定被责令撤销。
流传已久的“钩子”故事
“钩子”一词,已经在上海滩流行了许久。
2008年3月7日,“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陈素军被刺死案,是不少被“钩”者都熟知的故事:陈素军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生意惨淡,在情人的推荐下,她做了一名“钩子”。刚做上此行不久,陈素军上了21岁的司机雷庆文的银色轿车。发现自己中了埋伏之后,雷庆文锁上车门哀求道:“大姐,我刚刚被钩过,你就放了我吧。”陈素军不同意,终被雷庆文刺死。后雷庆文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根据众多被钩司机指称,从口音上辨认,“钩子”大多来自安徽。他们往往与各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通过“埋伏”作战,“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处以1万～5万元的行政罚款。有的“钩子”还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现在,黑车依然常见,而私家车主却频频“上钩”,被指认为黑车,遭遇巨额罚款。
而行政执法大队收到的罚款总额,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见于闵行区官方网站的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
而“钩子”和“钓头”也因此而获利颇丰。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月能净赚1～2万元,一年可达十几万元。
作为孙中界和张晖的代理人,北京法律学者郝劲松估计,在上海每年受害的车辆至少有数千辆。
陈瑞勤是上海博园绿化建材有限公司职工。2008年5月12日,他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北松公路准备加油,车刚停,一个小青年拉开车门就钻进来要求搭车去马桥俞塘村。因顺路,陈瑞勤就让他上了车。经历了一番“钓鱼执法”的“规定程序”后,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扣了他的车,要求罚款1万元。他不服,将执法大队告上了法庭。
从2008年5月到年底,经过行政复议、法院一审、二审、申诉,陈瑞勤均告败诉。
陈瑞勤说,在一审败诉,准备上诉时,区执法大队副队长曾劝他:“你车还要不要啊?停车费不收你了,但是你必须承认你是黑车。”
陈瑞勤告诉记者,区信访办一名工作人员还对他说:“别再折腾了,你的官司不可能赢,要是你赢了,之前所有的案子怎么办?市里几年来收的这么多罚款怎么办?”“要是我真是黑车,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一再地妥协?”陈瑞勤说。
编后
在此引用知名评论员陆建明先生的话:“‘钓鱼执法’就是‘钓鱼违法’,如果没有孙中界壮士断指的勇气,是不是所有车主们就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自认倒霉?前几天还说取证过程合法、牛皮哄哄,这才几天,如此的转变,让我们今后相信谁?谁该来赔社会的公信力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