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看中国，是一种视角；外国人在国外看中国，是另一种视角，那么第三种视角则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看中国，视角与前两个会截然不同。而在这种不之外，我们却能明显地感受到这群瑞典人心中有着对中国的某种认同。
　　
　　瑞典很早就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两国的贸易渊源可以追溯到16 世纪初期。瑞典最早被中国人称为瑞国，可见尽管我们对这个遥远的国度直到今天都知之甚少，却一直充满着美好的想像。所以，虽然他们都是些海盗的后裔，我们却更容易将他们想像成一群高大而儒雅的人群。瑞典人厌恶没完没了的忙碌，这在全世界都是很出名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群互不相干的瑞典人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凑成了一个圈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在中国居住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在寒室，见到了瑞典圈朋友的聚会，和他们聊起了有关瑞典、中国、北京、生活，事业的种种话题。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尤其是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令人非常吃惊。他们完全没有那种身在异乡的紧张，个个都像经验老到的旅人，能够在任何地方发现不可替代的风景，并且从容地将自己溶入其中。
　　
　　他乡的“大龙”
　　
　　读了information（信息）, 读音确实非常类似，而读音方法比如四声与西方的语言迥异，而且汉字的字形特殊，确实也会形成很大困难。就他看来学习语言，一定要刻苦自律，要有毅力才能学好的。
　　大龙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日常时间里喜欢练习中国书法和阅读中国古文，也阅读一些中国历史书籍。他经常读的书籍包括《论语》、《易经》、《孟子》等等。让人惊异的是他是直接阅读古代汉语，并认为中国古文与现代汉语的联系性十分明显。他说，阅读古文就是要用古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从古至今，做事方法是有变化的，但处事原则往往相同。
　　易为公关的董事长和创始人白石桦，瑞典语名叫JohanBjorksten，但大家都叫他“大龙”。初次见面，大龙没有丝毫的拘谨，和大家侃侃而谈。他的汉语非常的流利，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可以听出一些北京口音。几句下来，发觉大龙掌握的绝非简单的汉语对话，他似乎可以用汉语思维。
　　


　　大龙曾在1986 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后的几年他在瑞典著名的Uppsala大学修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瑞典是个科学发达的国度，诺贝尔就曾是化学家和发明家。至今瑞典仍因颁发诺贝尔奖而声名远播，令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趋之若鹜。但大龙似乎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瑞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遭遇了经济的负增长，身处其中的大龙，在经历几年的沉浮之后，1994 年决定回到中国定居。
　　说起十几年来北京的变化，大龙感慨良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北京街上没有太多餐厅，一般的饭店七点钟就不营业了，下班了。北京那时没有酒吧街，唯一的酒吧在北京饭店里，只供应可乐和啤酒。自1998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让世界震惊。在中国显然有更多的机会，虽然这里也存在着让每一个外国人都感到困惑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对此大龙不仅适应，而且让自己融入其中。大龙去过新疆和四川的藏区，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感到极有兴趣。
　　说到事业，大龙说瑞典人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很直率。这就是不绕弯子，直接表达，是一件好事，中国有句成语叫“诤友难求”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同事谨慎，怕犯错误，而瑞典人不太一样，喜欢放权，等出了问题，再来讨论解决的方法。
　　从很小的时候，大龙就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应该到另一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在相对因孤独而痛苦的环境中锻炼，适应生活的变化；思考，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这样会改变一个人，让他可以具有更加多维的视角，让他的思想变得立体。我们问起大龙，他在中国怎么看中国文化。他微笑着回答：中国人看中国，是一种视角；外国人在国外看中国，是另一种视角，他是第三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看中国，视角与前两个会截然不同。说起中国文化对他自身的影响，大龙说有很多事情影响了他的观念，比如事业、家庭、伙伴等。中国人非常重视对父母的感情，所以他也会对自己的父母格外照顾。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
　　大龙坦诚地说，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的语言教育。所以对他而言中国的文字语法变化较少，比如“是”就是“是”，并无英语词格的am,is,are,was,were 等等复杂的语法变格，所以对于他这个不喜欢语法的人来说，确实便利。西方文字读音有些相似，说到这一点，大龙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分别
　　
　　


　　新人丹尼尔
　　
　　这是一个略显腼腆的瑞典小伙子。他和大龙用瑞典语打招呼，然后转向记者，用清澈的声音说：“你好”。这两个字的发音很标准。
　　丹尼尔. 奥尔森是今年的4 月14 日才来到中国的。6 个月的时间里，他基本上掌握了汉语的日常会话。虽然没有大龙那样挥洒自如，但看得出来，为了练好汉语，也是很下苦心。大龙为了帮助他练习，有时候主动和他用汉语交谈，看到这种景象，让大家会心一笑。
　　瑞典人很多都会说英语，而且发音准确，一丝不苟。丹尼尔说他在语言学校里学习汉语，6 个月时间感觉自己掌握了不少知识。以往在假期里曾经到访中国，去过北京的著名景点，比如紫禁城、长城，很喜欢北京的环境气息。他说，文化与环境是最好的老师。
　　丹尼尔毕业于瑞典著名的Uppsala 大学，是大龙的校友。这次来中国，是受到其他朋友的影响，他认为未来中国会有很多的发展机遇，显然做好了在中国长期发展的准备。说起瑞典的著名企业在中国的成就，爱立信、宜家、沃尔沃、萨博、伊莱克斯等等，丹尼尔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和微笑。也许，这个年轻人在未来会获得比他的前辈更大的成就。
　　
　　“一外”的白丽莎
　　
　　白丽莎女士是和她的孩子一起来的。他的孩子是他认养的一个中国婴儿。孩子很活泼，正在学习讲话的年纪。丽莎把孩子抱在怀里，用汉语、英语、瑞典语和孩子说话。她平常教孩子瑞典语会多一些，因为在中国，上学了以后，孩子一定会学会汉语，所以最好让孩子可以会的语言种类多一些。
　　


　　丽莎从1990 年就到中国来学习语言，在著名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了显示对北京众多大学的了解，丽莎幽默地强调她上的学校是“一外”。这应该可以解释丽莎的汉语高水准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女性大约有着比男性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对语言理解的天赋吧。
　　毕业后，丽莎在爱立信（亚太）工作了9 年，一直到2003 年，她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亚太领袖发展中心，简称APLDI。现在致力于领导力的培训。事实上，是培训人们如何成为具有领袖气质和内涵的一种教育课程，除此之外，也包括如何构建高效的管理团队。这对于出身名校名企的丽莎而言，显然是长期实践的积累所致。
　　短短的4 年间，丽莎的客户群体已经有很多著名的企业，其中包括中国移动通信这样的中国企业。说起事业的发展，丽莎说，一定要专业才能把事业作好。所以，她的企业专注于企业领导力的培养， 强调对话、沟通、分析和计划能力的均衡与协调。
　　


　　说起北京瑞典圈，丽莎回忆说：“十几年前，那时候，北京的瑞典人不多，会汉语的更少。”丽莎微笑着说：“我是那时候就会汉语的少数瑞典人之一。所以大家在瑞典商会经常聚会，相互也会时常交流一些汉语学习的体验。”“那时候大家相互都认识。”丽莎微笑着说。后来来到中国的瑞典人越来越多，自己又忙于公司的事务，新来的瑞典同乡，已经不是每一个都认识了。但是，来到中国的瑞典人，很多都是因为中国古老神秘的文化才来到中国的，来了以后，才会惊诧于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蓬勃兴起的产业，并不断受到更多的吸引。
　　
　　“少数派”安博
　　
　　安博是一位典型的西方绅士。与大龙的平易近人不同，安博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学校的教育气氛，让人想起校长或者教导主任。他1995 年来到中国定居，距今已经有12 个年头。安博的汉语口语水平，足以让你感到惊叹，他发音追求准确清晰，而且轻松自如。
　　在瑞典圈里安博是个少数派，因为他毕业于瑞典LUND 大学。Uppsala 与LUND 在瑞典国内教育是两强之争，安博说：这就像是中国的清华和北大，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美国的哈佛和耶鲁。虽然相互竞争，暗地里却有点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意味，让人想来不禁莞尔。安博最初在瑞典所学的专业是教育事业，在LUND 学了一年的汉语，但来中国之前，一句汉语也说不出来。来中国以后，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了一年汉语，这一年的汉语水平提高则是非常迅速。后来，在瑞典商会的聚会中，安博认识了大龙等等其他本国的同胞，并熟悉起来。“其实如果我们都在瑞典，我们是不会认识的，但就是到了中国之后，才有机会认识现在的这些瑞典老乡”。安博称呼自己瑞典同籍的方式让人感到奇特的幽默，连这些称呼，也都入乡随俗了。安博自述，自己和大龙不一样，大龙喜欢书法和中国古代文化，安博则更喜欢中国武术，甚至为之痴迷。说起少林寺，安博很激动，说去少林寺是一次很难以忘怀的体验。
　　在中国的12 年里，他创办的瑞来语言培训机构为很多国外驻华机构和组织培训汉语，他的客户包括微软、谷歌、普胜等著名企业，甚至美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可以在他的培训机构里获得该校的语言学学分。去年，有2000多中国的白领在他的瑞来培训接受了英语的培训。随着事业的成功，安博的万联博爱在7 个国家发展了自己的业务，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企业，当然，按他自己的说法，中国的事业还是最大而且最重要的，这里的资讯与需求，正处在最快的增长期。而他预计，在未来的10 年中，每年会有超过一万的外籍在职人士在中国的培训机构中学习汉语，这就是未来很大的市场机遇。
　　说起未来，安博的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在未来，因为交流的需要，并伴随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语言教育正在成为必需的课程。安博认为，教育的环境至关重要，而一个跨国企业有能力实现不同的环境。在瑞来，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此交谈，用汉语或者英语。汉语是中国的这个大环境，英语是安博可以创造和掌握的小环境，因此，不同的人们可以更快地掌握语言。日常的管理中，安博与中国的员工，相处非常融洽。
　　
　　我们的瑞典和我们的中国
　　
　　


　　在东西方交往的过程中，确实曾发生过误解与冲突。这种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的文明冲突自圣经记载的巴别塔倒塌以后，就已经广泛存在。房龙说：“愤怒往往来源于恐惧，而恐惧往往来源于未知”。亨廷顿则预言：“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冲突就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需求又是迫切的，因为显然对任何一方而言，合作共赢的结果比误解冲突的结果好很多。而合作与共赢则必地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与芬兰、挪威为邻，加上其南部隔海相望的丹麦，合称“北欧四国”。历史上的北欧，最赫赫有名的应属“北欧海盗”—维京人，这一群身体雄健的战士，那时就怀有勇敢无畏的精神和探索世界的勇气。他们乘坐北欧森林所产优良木材制造的大海船，纵横万里波涛，中世纪里，无人敢与争锋。他们建立的王国成为目前很多欧洲国家的雏形。瑞典也曾经是欧洲北方的霸主之一。瑞典很早就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两国的贸易渊源可以追溯到16 世纪初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中国的经济形态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批又一批的瑞典人来到中国，开始了在中国的事业与生活。
　　须建立在相互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语言，往往是了解这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的最好切入点。但是，一个国家的独特语言特征和长期的历史积淀，往往很难为此国家之外的人们所了解。由于近代以来东西方日益广泛的联系与接触，人们开始逐渐从语言、文化乃至意识形态融汇成为一体，越来越多的事例已经表明，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使无数的个人成为文化的信使，传递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声音，它们可以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作为一个群体，生活在北京的瑞典人，有很多已在中国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各自的事业已经初有成就，同在北京，逐渐形成了因地缘而成的“瑞典圈”。或周末，或假日，就会开展活动，交流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和体会。
　　2005 年10月2日，耗资3亿瑞典克朗（约3 亿人民币）的歌德堡3 号仿古帆船，在十万观众的注目中，在朝阳中扬起巨大的航帆，向着中国驶来。2006 年7 月18 日上午，歌德堡号到达广州，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艘传奇的穿越时空的帆船，因这次焕然新生的传奇之旅，而成为中国对瑞典美好印象的象征。正像大龙在访谈中微笑着说：瑞典与中国有着类似的国民，有着很好的友谊与感情。我留在中国，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发展机会，更因为，我喜欢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