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代结缘故宫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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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祖孙三代人,亲身经历了故宫国宝颠沛流离的迁徙史,跟随国宝的转移,一家人不得不分隔海峡两岸;为了见证迁徙的历程,子女们的名字与国宝的枉息地息息相关;父亲当年看守的文物,儿子如今为之奔波……
  梁匡忠老人今年80岁了,与故宫国宝相伴了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前,他的父亲随南迁的文物去了台湾,30年后他的儿子又步入了故宫博物院的大门。
  梁家与故宫的渊源,还要从梁匡忠老人的曾祖父说起。他的曾祖父曾经是宫廷画室如意馆的掌管,爷爷和父亲都在那里画画。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梁匡忠的父亲梁廷炜成为其中的工作人员之一。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建院,梁家的命运从此也就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在动荡的时局下,博物院下属的古物馆、图书馆和文献馆进行了整理与保护。此时,父亲梁廷炜在图书馆从事版本整理,与研究玉器的那志良和研究铜器的吴玉璋是拜把的兄弟。然而就在各项事宜稳步发展的时候,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傅物院理事会在国民政府的同意下,决定将院藏的精品南迁上海避难。
  从1933年1月开始,历时5个月时间,5批文物共1.3万箱陆续运抵上海。已经懂事的梁匡忠清楚地记得父亲跟随文物一同南下的情景。“因为不知道上海是什么情况,母亲和我,还有两个弟弟就先留在了北京。”三年后,专为储藏南迁文物的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上海的文物又分批转运至那里。父亲感觉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一家人就在南京团聚了。
  可是好景不长,仅仅半年时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行政院下达命令,存于南京库房的南迁文物再次避敌西迁,梁家人也由此开始了动荡的迁徙生活。
  “文物西迁分三批走,第一批先装船运到汉口,再用火车转运到长沙,最后为了躲避空袭落脚贵阳;第二批走水路奔重庆,最后到的四川乐山县;第三批走陆路到陕西宝鸡,又转运陕西汉中,最后至四川的峨眉县。”梁匡忠对这段历史很熟悉,而他本人更是经历了文物回迁的全过程。由于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直在路上,梁匡忠的书念得断断续续。父亲一个人要负担三个儿子的学费,经济有些勉强,17岁的梁匡忠决定不读书了,于1941年7月正式进故博物院工作,看管库房。“父亲的一位同事做了我的介绍人,他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驻乐山办事处的主任。”梁匡忠说。
  其实早在一两年前,梁甘忠就开始帮着大人们做事了。因为人手少,找外人又所出事,文物箱子出入库房的收发签收就常常交给个子已经很高的梁匡忠。在乐山的库房干了不到一年,由于峨眉办事处的库房缺人,梁匡忠又被调到那里。当乐山有需要时他对还要回去帮忙。“那时一个库房由一个职喘息 一个工友看管,当然还有当兵的进行把守。当地老百姓知道有好多箱子,但不清楚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梁匡忠每天都要去检查库房,看房子漏不漏雨,东西受潮没有,还要防火防虫,因为一切都事关国宝的安危,他自知责任重大。位于四川的所有库房他都跑遍了,运输文物的时候还要跟着押车,不敢出一点差错。押车途中会面临各种险情,车况、路况和天气状况的突变,甚至遭遇土匪打劫。“有一次我押车走到半路上,路中间被放了一排石头,车过不去,山上有人影在动。好在他们没料到我们车上架着机枪,最终没有出事。”梁匡忠回忆说。
  梁匡忠供职故宫多年,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也尽职尽责,从未有一丝怠慢。
  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匡忠与当地的姑娘结了婚。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见证了一家人与迁徙文物绵绵不绝的情愫。“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峨眉出生,所以叫峨生,第二个取名嘉生,因为乐山古称嘉定府,金生和宁生是东迁到南京后出生的,等随西迁的文物最终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又有了小儿子燕生。”梁匡忠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分置在峨眉、乐山和巴县(现重庆巴南区)库房的所有文物要先集中到重庆,然后再一道东归。文物在重庆暂厚了一段时间后,于1947年5月分水、陆两线转运南京。
  梁匡忠押的船是艘登陆艇,可以开上汽车和坦克。就这样在四川度过了8年时光后,他先随文物回到南京。父亲与他发开行动,母亲与妻儿则跟其他家属踏上了返程的路途。
  原以为历时15年的文物迁运终于告一段落,可是回到南京不久,战争的局势对国民党军队越来越不利。国民党政府在逃跑时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存放的文物运往台湾,西迁文物即将开始新的流亡。
  梁匡忠说:“形势紧迫东西不能全带走,船也不够,就挑精华的拿。运到台湾的文物分蘖节三批走的。共1972箱。第二批运的主要是图书馆的东西,父亲被派随行。我则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
  1949年1月6日,父亲梁廷炜带走了母亲和两个弟弟,还有梁匡忠的长子梁峨生。然而谁也没料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梁匡忠辗转获得台湾家人的消息时,父母已经双双去世了。
  共产党接管南京前夜,正逢梁匡忠值班。“局面很乱,到处抢人抢东西。去台湾的已经走了,我们把库房封起来,楼上的小门用砖给砌死,可楼下英国制造的钢门还是被偷走了。”留守的工作人员加上工友一共才十几个人,也没有军队保护,好在东西没有丢失。封锁的门直到共产党接管后才打开。
  留在南京的文物还有1万多箱,北京本院派去人员陆续进行回迁。前来的负责人问梁匡忠想不想北京,梁匡忠回答说:“我在那里生的,怎么不想。”1953年,梁匡忠带着妻儿终于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
  调回北京的第二天,院里就派梁匡忠去接收溥仪抵押给银行的一批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梁匡忠继续在故宫从事库房的文物保管工作,一直干到1994年退休,那时他已70高龄。
  从17岁进入故宫,梁匡忠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文物,对文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天见不着就感觉缺点什么。”梁匡忠凭着丰富的经验在保管部建立起集中故宫精品的珍宝库和陶瓷库,玉器、漆器、珐琅,每个种类都涉及过。退休以后,他又被院里返聘了八年。国家文物局要从故宫借调人员帮助国家文物总店鉴定文物。“都是从海关扣下来的,数量有上万件,故宫派我去了,我帮他们将文物分类、上架。”梁匡算忠老人说。
  保管工作担负很大责任,损坏一级文物甚至要受刑事处罚,当古稀之年的梁匡算忠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时,才彻底脱离了文物保管这个行业。
  然而梁家与故宫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割断,随文物回迁南京后出生的二儿子金生,在父亲之后也进入故宫工作,现在是文物管理处的处长。
  1979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待了11年后,梁金生回到北京参加招工考试。由于从小耳濡自染,他对故宫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当在招工单位的名单进而看见故宫博物院的名字时,他毫不犹豫地就填了志愿。
  梁匡忠对这个儿子并不能有所照顾。“他肯吃苦,大热天别人都凉快的地方歇着,他光着膀子拉车推土,不久就当了瓦工组的组长。”和泥、搬砖、砌墙,在工程队干了5年,梁金生被院里调进保管部,从事文物的管理,走上了和父亲同样的岗位,也再一次与迁徙的文物发生了联系。
  原来最终被遗留在南京的2000多箱文物,被故宫委托给江苏省政府暂厚,以曹日后 再慢慢运送。但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导致这些文物没能运回北京,南京方面又将这些文物委托给南京博物院代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梁金生随院领导几次赴宁,负责协调文物的北返事宜,但至今未果。
  如今,故宫正在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阳大规模的修缮,殿内陈设也等待扩充。运往台湾的国宝犹如鲁迅当年描述南迁的文物一样,是飞去的“黄鹤”,不知何的才归,而隔着一江一河的那十万件文物,虽也饱受流离之苦,但归期应不远了。梁廷炜在海峡的那边没能等到这一天,留下80岁的儿子梁匡忠和50岁的孙子梁金生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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