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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旗人作家蔡友梅的小说有着浓郁的北京地方风情,被认为开了“京味”小说风气之先。他的作品以描写北京市民阶层生活为主,见证了社会转型期的市井百态,并辅以京白京韵,营造了诙谐幽默、爽快畅朗的艺术风格。在观念上,他以民间伦理道德为标准,审视乱世中的礼崩乐坏,表现了一代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没落时的反思,以及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矛盾与退守心态。
关键词:蔡友梅;市井;京味儿;道德批评
蔡友梅(?—1920),即损公,又名松友梅、松龄,亦曾用过梅蒐、亦我等笔名,清末民初著名旗人小说家。由于去世较早,蔡友梅的身世经历已难考证。但据雷晓彤考察,蔡氏作品中曾忆及幼时家里专请了坐馆先生教书,大约其时家境不错,但他后来却并未应举,也没能为官作宦。家道中落后,蔡友梅必须学一技之长以谋生计,故转而学医,其后又投身于报业。和很多有同样坎坷经历的作家一样,家境由盛转衰反而成全了蔡友梅的文学事业①。1907年,蔡友梅创办了《进化报》并任社长,其后还曾任《公益报》的编辑。这两种报纸均为白话报,以面向市民为宗旨。蔡友梅在《进化报》上发表了小说代表作《小额》,他的朋友德少泉将其创作宗旨概括为:“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民国成立之后,蔡友梅继续在北京《顺天时报》、《京话日报》、《白话国强报》等多家报纸上发表小说数十种,被称为“新鲜滋味”小说。据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载,蔡友梅系旗人,故其所办报纸言论新闻,注意到八旗生计问题。不过蔡友梅本人的思想和创作目的倒未见得如此狭隘。1908年,杨曼青在为《小额》写序时就着重提醒读者,对于此书倘以旗人家政而目之,则有负作者苦心。因为《小额》虽然描写的是旗人故事,但作者借此要表达的是对晚清整个社会现实的看法。显而易见,蔡友梅已然具备了一个小说家所应有的超越民族的胸襟和眼光。
在清末民初北京那批旗人作家中,蔡友梅作品的数量虽不是最多,但流传最广。原因一则在于他的发表阵地如《京话日报》影响较大;一则在于他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带有浓郁北京地方色彩的“新鲜滋味”。
市井百态的见证实录
蔡友梅早年家道中落、饱尝冷暖的人生经历,在他这样的本色作家的作品中,必然会留下印记。悬壶济世的生涯使蔡友梅有机会接触社会方方面面、各色人等,为后来的创作打下深厚的生活底子。世间百态、家族是非,特别是北京都城的人情世故,在其作品中多有体现。他的小说多以主要人物及其家庭邻里关系为中心展开情节,或单线或双线,徐徐推进,将世相百态娓娓道来。举凡旗人家政、为官诉讼、行医经商,人情冷暖、风物民俗,无不有所涉猎。他擅长描写市井小人物,尤长于刻画放高利贷者、江湖医生、贪官庸吏、街头痞子等角色。因此,从小说的内容与题材来看,蔡友梅的小说显然代表了那个时候大多数市井文人,尤其是地方报人的文学价值取向。虽然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口号早已提出,“革命小说”、“科学小说”等各类新潮小说层出不穷,译印域外小说也给中国小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变化在蔡友梅那里表现得并不明显。相较于颇有政治抱负和革新要求的“新小说”鼓吹者们,蔡友梅并没有多少文学的自觉意识。他只是秉笔直书,更多带有传统满族说部勾勒世态人情、敦促教化的道德主义倾向。也正因如此,他的选材似乎“落后”于时代文学发展潮流。不过,这反而使其小说成了清末民初市井的见证实录。
辛亥前后,古今中西价值的冲突、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冲击。处于破旧立新的时代夹缝中间,整个社会窳败混乱、令人不安,人们以利相交、不讲情义。蔡友梅首先关注的,便是这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库缎眼》用漫画笔法画出“库缎眼”见风使舵、前倨后恭的丑态,足见当时人心浇漓之状,令人不由想起契诃夫在《变色龙》中刻画的警官奥楚美洛夫。《小蝎子》写讼棍刑房经承田万能(小蝎子)欲霸占民妇董兰姐儿,勾结土匪设计陷害其夫郑采芹下狱,气病其公公,幸得义士毛豹打抱不平,小蝎子也因作恶多端被仇家杀死,郑氏一家终幸免于难。小说铺陈了衙门的黑暗、官员的无能与恶棍的横行,叙写了时代的无奈现实,而故事结局由毛豹这样的侠士来充当拯救者,则表明了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搜救孤》反映北京旗人家庭的内部生活,带有《红楼梦》的影子。不过小说内容只是集中表现了继承权与金钱,并没有探讨家族制度本身的问题,设定的人物也多是正面的,其中麻穆子就是古典小说中的侠胆义仆演化出来的人物,唯有二奶奶成氏恶毒凶狠,要谋夺家产。小说体现出满族特有的文化语言风情。例如,小说详细介绍了旗人大家庭内部的财务管理:“在管氏当家的时候儿,公中的款项进来,类如房租、地租、铺子的红利等等,共分五股:三个屋内各分一股,其余两股,一股作为存款,以备冠婚丧祭的事情;那一股支配公共的事情,类如人情应酬修理房屋,以及周济亲族之用。此外个人的进项,是个人拿着。”①类似这样的知识性内容在蔡友梅小说中比比皆是。这些难入正史的边角料出现在实录型小说中,不仅增加了阅读的兴味,今日看来也颇可佐正史之遗漏。而这种写法,同中国源远流长的野史笔记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蔡友梅的创作与同一时期的“新小说”在艺术技法和审美趣味上的背道而驰,或者说“落后”。当然,我们并不应该以进化论的史观来对这种“落后”作价值判断。
除了平民社会、家庭内部之外,对于官场内幕的种种荒诞,蔡友梅作品中也有深入表现。在小说《忠孝全》中,通过主人公对“打抽丰”的嬉笑嘲讽,揭露了晚清官场告帮的恶劣风气:
中国的习惯,只要你实缺够上县知事,局差够上总办局长,陈亲破友穷本家,嘱臭肉的,能把你踪上,你不必下帖请他,他自己就来,不是告帮,就是求事,够资格不够资格,有学问没有学问,先不必提,要是一一的满其欲望,简直的就办不到。如今挤兑的一得阔差缺,先登告白拒绝亲友,登告白也叫瞎掰,该去的还是去;不信你考查,无论那一省,上至督军省长,下至县知事衙门,大半都有官亲本家,在那里住闲。此外浮来暂去告帮的,那还不算。无论如何,也得点染点染,所以古人有两句诗是:“亲友欢愉僮仆乐,做官到底为他人。”这话是一点不错的,一来就说做官的滑头,真能连裤子都没有啦。②
又如,小说对晚清地方士绅同官僚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民国以降议员横行的情况,也进行了淋漓尽致地表现:
但说外州县普通的风俗,是绅士很占势力,乏点儿的州县,就能让绅士给抬了,可是厉害有势力的州县,也能收拾绅士。自打一入民国,绅士的刁风所起来呀。……本县要出了二位议员,如同出了两位宗室,可是专制时代的黄带子,如今的黄带子,拉胶皮的很多,入了辕儿龙性可也就差了,倚势仗势带虎事,横完了三年,下届选不上,算是完事,可是他正应时当令的时候儿,也闹的很凶。本处地方官,真得特别的优待,格外的欢迎,议员要是回家,本县必要请他吃饭,还不定赏脸不赏脸,遇见地方上的事情,一句话真气死圣旨,亚赛命令,老县就得遵行。这宗议员,可是比旧日的绅士,又闹得厉害啦。③
小说还对晚清军队的一些规矩习俗做了介绍:“旧日绿营,俗说父子衙门。什么叫父子衙门呢?兵丁对于官长,如同家人父子一样。衙门当差的兵丁,简直就是官家人。(如今也是如此呀!汽车上司机的两旁站着的,都是丘八太爷。)执帖的叫作传号,打顶马的叫作旗牌,跟班的叫作伴当,打执事的叫作外班。当伴当的,是穿房入屋。大人老爷要出门,太太屋里有褂子,他都能进去拿去。您别瞧金顶子白顶子亮白顶子,三节两寿,跪下就磕头。”这段文字,在风俗通意味的白描中插科打诨,以轻松诙谐的语调表达民众的通俗观念,颇有几分神似清人笔记。作者一再强调自己所写乃是真人真事,但小说家言、鲁鱼亥矢,作者如此表白,不过是为了加强小说“警世”的效果。虽然小说形式较为粗糙,甚至未曾写完,但北京本地的风俗民情在这种“前现代小说”里反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京味儿风格:方言与民俗
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寿臣回忆童年时代时曾说:“我家住在宣武门外南下洼大川路,路南有一祠堂,名叫‘越中先贤祠’,里边正开设着一个宣讲所。我每天回家路过那里,必进去听听。一来可以听关多福先生讲古文《豫让论》、蔡友梅先生讲小说《京华故事》等。二来也可以借机喝点开水。日久天长,我的知识增多了。以后又借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自己看,兴趣就更大了。后来又订一份《白话时事报》,这使我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我和关、蔡两先生虽没有接谈过,但他们是我真正启蒙的老师。我在说相声时,常常把他们所讲的东西掺进去,观众很欢迎。”①关多福、蔡友梅是如何影响了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以至于使后者在耄耋之年还念念不忘呢?显然,他们的宣讲肯定是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否则不可能被相声这种通俗曲艺所吸收。而蔡友梅的宣讲风格,与他小说的语言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先看一段《忠孝全》中的议论:
在世俗的议论,都说吃喝嫖赌不好,我说这几样儿,比甚么都高,不信我说给您听听,平常拉不下脸来说的话,借着四五子,就能大说特说,俩人喝对了分量,就能倾心吐胆,无话不过。俗语有云:喝酒喝厚啦。一点儿也不错。平常又酸又狂,翻着白眼儿,不理亲爹,(也得有准的呀。)只要你跟他联络上,能够同游花界,你瞧吧,他是喜笑颜开,原形毕露,什么变的都能瞧得出来。酸狂臭美一概取消,你同他逛过两回,就能套上玩笑,一套上玩笑,就好办啦;不怕运动人情,借着玩笑就说了。甚至于求妓者帮个腔,事情就许成功。再说打麻雀这节,是高矮不等,男女合演,坐的一块儿就是赌友,借着红中白板,小则联络感情,大则运动个事,借着打牌得事的,很多很多。(可是看什么事啦,难说的事情也有。)抽大烟这节更不必说,第一先得躺下,借着烧烟的功夫儿,两个人一聊天儿,能够越说越对劲,就能成为知己。不信您考查,酒铺儿,要钱场儿,花界里头,打架斗殴的都有,烟馆打架的很少,至近的朋友,在家里喝酒,搬大发了,还有起打的时候儿;朋友在里躺着抽烟,您见有抽着抽着拿上帽的吗,所以我说吃喝嫖赌抽这五门,到了如今,直可以说是国民道德,不可须臾离也。②
这段话仿佛一篇单口相声,带有浓郁的北京特色,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浓厚的“京味儿”。有论者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清末民初的蔡友梅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京味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整体的文化精神,而不是零散地描写北京的人物、风习……把作品内容与形式上的地域特点结合在一起”,“蔡友梅的小说把焦点集中于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是专门将市民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写,并且把北京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并表现得十分充分,这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③这种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市民文学,尤其是旗族报人作家中,蔡友梅年龄较大,起步较早,在近代“京味”白话小说兴起过程中确实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所谓“京味”文学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专门描写北京本地生活和各种人物;第二,体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精神,而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风格。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所言,京味之所以以“味”命名,强调的就不单是题材性质,“即它不是指‘写北京的’这样一种题材范围。写北京的小说已多到不胜计数,其中北京仅被作为情节背景、衬景的自可不论,即使那些有意于‘北京呈现’的,也并不就是京味小说”。换言之,它主要是指一种“风格现象”。此种风格典型地体现在文学语言上。蔡友梅对如何使用语言相当自觉,在《库缎眼》中,他对自己的创作语言作过一番说明:“本报既开设在北京,又是一宗白话小说,就短不了用北京土语。可是看报的人不能都是北京人哪,外省朋友们看着,就又不了然的。一个不了然,就许误会,很耽误事情。所以记者近来动笔,但能不用土语,我是决不用。可是白话小说上,往往有用句俗语,比文话透俏皮。小说这宗玩艺儿,虽然说以惩恶劝善为宗旨,也不在乎用土话上。往往挤的那个地方儿,非用土话不成。不但记者这宗小说,就是上海白话小说,也短不了用上海的土语。这层难处,作过小说的都知道。如今我想了一个法子,实在必得用土语的时候儿,费解的不用,太卑鄙的不用,有该注释的,咱们加括弧。”?譹?訛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蔡友梅不仅积极改进笔下的白话,以迎合读者的需求,而且这种改进与整个传媒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关连——特定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特定的语言,而将这种特定的语言书写为文字,又需要考虑传播载体和市民大众接受的需要。这种观念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学不谋而合,只是后者是有意识培养一种民族文学和国族意识,前者则是不自觉中承传有明“三言二拍”以来的影响,同时带有满族语言俗白流畅的传统特色。通过自己的小说实践,蔡友梅无形中成为“京味”传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过渡人物之一。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影》等传统京味小说的笔法向老舍、王度庐等现代京味小说转化的过程中,清末民初的旗人作家,尤其是蔡友梅这样早期的小说家,通过化俗为用、俚语入文的语言改造,以及诙谐幽默、爽快畅朗的风格营造,对京味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蔡友梅小说对于京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的描写,也为形成京味特色打造了最初的模式。就内容来看,蔡友梅小说生动刻画了北京平民阶层的各种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风情。比如日常生活中繁多的礼数,在各种场合下的寒暄,酒桌上、茶馆里的礼让;红白喜事的办法和风俗;节日的休闲与娱乐等等。他还注意到,北京人在生活中的风习实际上缘于一种共同的美学观。他在《鬼吹灯》中赞叹:“您别小瞧这个上下车,这是北京人的专门学,上车讲究飘洒,下车讲究利落。”老北京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讲究,这些在蔡友梅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真实的展示,体现了他对北京文化的熟悉和喜爱。正因如此,蔡友梅更能了解当时的社会实情,对于世纪交替时代的种种“文明”新说和文化嬗变,往往能透过表面看到本质:
北京有宗老妈妈论,说姑不娶(姑母不给娶亲),姨不送(姨母不送亲),姊妹送了一身病……大半妇人的开通,全是假开通。本来是迷信根子,顽固脑子,近来看点报纸,爷们又在新界混饭,表面不能不说文明话,外人看着好像文明女士,开通的邪乎,其实全是假事。背着家里的先生(如今称当头人为先生),她跑到东岳庙烧香去,一切都迷信讲究,很也都有。可是经人一说,登时又能不迷信。万总归一是学无根底,性情无定的缘故。?譺?訛
北京文化的构成中,旗人文化占了很大的成分,加上蔡友梅本人是旗人,故对旗人文化有很多审视。在他的小说中,各色旗人比比皆是。除了对于旗族的认同,他对于八旗文化也有清醒的反思,例如《曹二更》中借博二太太的口说:“我可是满洲旗人,酸满洲的习气,我就不赞成,把高等的满洲旗人打个板儿高供,我说这话人家也决不挑眼,像你这宗满洲旗人,你有甚么能为?有什么本事?有甚么学问?除去提笼架鸟下茶馆儿,造旱谣言,抽大烟喝烧酒,会赊猪头肉,玩笑耍骨头,排个八角鼓儿;就说在衙门当差,旗下有甚么高超的公事,来行文无事片打到书稿,验缺下仓放钱粮,压个兵缺,吃两包儿空头饷,完了,有甚么警人的玩艺儿,你说我听听。”③类似这样的自我反思在后来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一再出现、余响不绝,可谓开启了满族作家文化反思的先河。
“京味”风格的锻造,使蔡友梅得以确立他在北京地域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京味”既是其荣耀也是其局限,如同其他京旗作家一样,囿于地域和学养的限制,蔡友梅的作品大多写的是北京及其郊区,最多写到山东山西河北的事情,其他地方即使涉猎,也不如写北京生动传神;另一方面,蔡友梅的语言始终没有超脱出“贫北京”、“油北京”的范畴。他存在着当时大多数通俗小说家的通病:混淆“写实”与“实录”?譹?訛。新小说倡导者引进的现代笔法在他那里找不到一丝踪迹,这实际上也妨碍了他的小说格局的拓宽和境界的提升。在他为数不少的小说中,从结构布局、情节推展来看,唯有《曹二更》有些更新的迹象。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伦理道德的审视讽叹
1907年创办的《进化报》小说栏连载了蔡友梅的社会小说《小额》,德少泉在谈到此书写作缘由时说:“丁未春北京进化报社创立。友梅先生以博学少鸿才,任该馆总务。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魅魅旭烟,无奇不有。势日暨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愈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哉?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逆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与?’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坐,因慨然曰:‘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于是友梅先生……逐日笔述小说数语,穷年累日,集成一轴。”?譺?訛在“辅助政府”、“开通民智”之中,蔡友梅侧重的显然是后者。因此,与同时期的另外一些旗族作家一样,蔡友梅的小说往往充满了道德教化,这种说教有时甚至到了声色俱厉的程度。
蔡友梅小说描绘的现实虽然林林总总,但关注的焦点却在道德的堕落。他首先关注的是人伦关系在近代的变化。清末民初,由于传统权威的丧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进而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危机。由于整个儒学的根基受到动摇,社会如同严复所说,旧道德被废弃而“新者又未立也”,所以一时出现行为毫无规范的道德真空状态。《小额》一开头就说:“庚子以前,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老实角儿,是甘受其苦。能抓钱的道儿,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赛刘海》开篇也提出:“立意劝善与诛奸,偏激苛刻难免。现在道德沦丧,效尤鲜耻寡廉。”所以作者宣称要“惩恶劝善,感化人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蔡友梅首先着力描写了一类栩栩如生的反面人物。这类人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所特有的社会渣滓:或是街坊上的一霸,或是市井间的流氓痞子,或是道貌岸然的所谓老爷们。最典型的就是《小额》的主人公额少峰。他厚颜无耻、道德败坏,肆意克扣旗人钱粮,完全丧失了基本良知,“所放的帐目,都是加一八分。要是一分马甲钱粮,在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然而,这类人在现实中却如鱼得水,过得轻松自在。从他们身上,作者看出晚清的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整个社会从上到下落后与愚昧并行,风气已然败坏。
事实上,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最保守的人们也能感受到国将不国的危机。蔡友梅们很清楚传统文化已经落伍,但又无法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最关心的问题,在蔡友梅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主要是道德的焦虑。首先,对于风雨欲来的新生事物包括革命,他充满了怀疑和否定。例如,在蔡友梅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他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
无闷(旗人)微然一笑,说:“民党中也有高超的,不过少就是啦。将来高一路儿的,也决不能上台;是上台的,都不是真正民党。你瞧这些个新人物,一嘴的流血革命,那是生一口江湖话,一心的财迷官迷,权利心比你我都重。你记着我的话,将来是一般专横军阀,跟无耻政客,还有改造官僚,这三种人操纵政局。真正民党韬光纳晦,全都隐遁。另有一般捣乱派,争权攘利,闹的生灵涂炭,大局不宁。”③
作为一名旗人的后裔,蔡友梅的认识无法不受到其出身和经历的影响,因而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往往独异时流。他在《非慈论》中说:“彼时正是光绪末叶,革命的学说正盛。外国人要收拾中国,正利用这把子青年,不但不禁止,反到鼓吹提倡。”?譼?訛作者未必一概否定革命,却在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敏感问题,即海外势力支持的民族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毋庸讳言,晚近的历史研究和殖民研究已经指出,日本、美国等其实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支持清末民族革命的。因而在旗人看来,所谓民族革命无异于里通外国,出卖国家利益。《铁王三》更是一篇带有家国寓言色彩的小说,作者开宗明义,借着铁王三的家产纠纷喻说中国时事:
世界上单有一宗缺德的人,利令智昏背亲向疏,拿着外人当亲人,借着外人的势力压制同胞,能够牺牲祖坟,拿同胞的血换面包吃,及至国破家亡,他也是奴隶一分子,朝鲜的李完用就是前车之鉴,将大比小,是一个样的事情。①
因为富户铁王三无子,过继义子导致大权旁落,出走山西。族人王九赖、假秀才,外戚王英,流氓无赖仉红和义子二秃子三派势力趁机争夺家产,直到王三在山西娶妾生子才要回大权。作品表面看来是在宣扬续弦娶妾的合理性,其实强调的是家庭的团结一心,只不过结尾落入了因果报应的俗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篇小说可以视为一个政治隐喻,联系当时海外势力对中国的殖民渗透,这种隐喻尤其具有警醒意义。由于对“新”如此怀疑,在蔡友梅小说中,说着时髦语言的便多是被批判的丑类,如王九赖借着梁启超的维新言语来粉饰自己等等。对于“新”思想观念的全盘否定固然不合时宜,但这种看似平庸落伍的见解,其实代表了当时日常生活最广泛的舆论话语。反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维新思想在一般旗人乃至市民大众那里真正所起的作用。
新生事物既然不可靠,那么,到哪里去寻找道德的基石呢?蔡友梅选择了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回归民间、回归传统。
在价值观、道德观混乱的转折时代,能够支撑社会最普通的伦理秩序的不是上层精英文化,而是那些积淀在集体记忆中的民俗信仰。蔡友梅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
乡野人无知,高超学理不懂得,能够认命运,还是好人。小则明火路劫欺诈取财,大而争权夺利卖国求荣,那都是不认命运的。所以十六年前,记者乍一登台宣讲,最爱破除迷信,如今倒不敢破了。道德也完了,风俗也坏了,就仗着这点儿穷迷信维持着。要是普通的人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啦,那就不可思议啦,不定出什么德行哪。②
他在《忠孝全》中又说:
至于原因结果循环报应,那是宗真理,不能说是迷信。俗语云:“善恶到头终日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两句话听着极俗极厌,其实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废的格言。……害人的人没有不被人害的,所谓天道好还,如影随形者是也。别的迷信可破,要说原因结果都是老谣,循环报应都是汤儿事,害两条人命,只要手续办的严密,就能没事一大堆,不但没这宗理,也没有这宗事。创这宗议论的人,就是人群妖孽,世界蟊贼,这宗藩篱要是一破,非人与禽兽之域不可。③
小说名为“忠孝全”,就其内容来看,其实写的是主角岳魁父子于国于家忠孝全无。这种正话反说,倒是幽默诙谐的京味特色之一。其实,蔡友梅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并不深刻,比《警世恒言》也未见得高明,但从许多穿插在情节中的时事议论中,可以见出民国初年的普通市民对于社会的看法。在《非慈论》中,作者针对辛亥革命前后反对一切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牛兰谷、牛少谷父子一个欲独善其身而不得,一个飞扬浮躁思想过激,最终激进的少谷失败,回归传统,并且“每逢上堂,遇着机会,必要给学生发明孝道”,彻底转变成了牛孝子。从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有清一代以孝治天下的文化沉淀,但作者“天理大不过人情”的文化保守心态也昭然若揭。在动荡不安的转折时代,这或许是作者不无犬儒主义色彩的选择。这种思想当然谈不上如何“进步”、“新潮”,但却真实地再现了普通市民的道德观念。
与《忠孝全》、《非慈论》对传统“忠孝”精神的呼唤形成呼应的,是《曹二更》等篇中提出的“良心”问题。《曹二更》情节曲折、人物鲜活,堪称蔡友梅小说中的精品。山西小木匠曹立泉从富二先生学医时,还是个初进京城的朴实聪明的小伙。自立门户之后,渐渐在城市文化的腐蚀下变得唯利是图。不仅气死了师父,并且竭力摆脱赡养师母(还是婚姻介绍人)富二太太的义务,终于在街头引起公愤,患恶疾而死。在这部据说是依据实事改编的小说中,作者强调的是长久以来一直维持宗法社会秩序、具有习惯法性质的“良心”,即自我的私德。作为叙事者,蔡友梅在行文中充当了道德法官的角色,并最终以因果报应的手法,回归了大众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在另一篇小说《董新心》④中,主人公董新心是个“好谈时务,见谁就劝谁爱国”的“董疯子”。适逢清末新政,他上了师范学校,回来做劝学所长,因不堪陈腐,出走上海,遇到一帮投机革命的“新人”。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回到北京,又目睹了“民主”选举暗箱操作的丑行。袁世凯复辟后,先前的“革命家”又开始拥护帝制。于是,他万念俱灰,杜门不出。小说采用了晚清谴责小说“目睹怪现状”的典型写法,通过观察者游历的眼光描绘了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前后群魔乱舞的社会丑态。在小说中,主人公始终相信,“新心”——教育与启蒙——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他无力回天,只能归隐红尘。对于蔡友梅来说,这些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同样代表了自己的文化态度。我们当然可以将之视为“穷则独善其身”这一古典理想的近代回响,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更应视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无奈回归。
蔡友梅小说的道德主义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笔下人物的要求,经常表现的过于苛刻,这背后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小说《赵三黑》①的情节本无别出心裁之处,只是其中对于腐儒陈杏筵的描写带有几分反智主义的色彩。陈杏筵落入贼手被赵得海搭救,不仅不思报答,反在赵得海入狱时向李大令进言要铲除他,而其在贼窝里磕头求饶的辱人贱行,则活露出小人之相。李大令认为陈杏筵为人凉薄,辞了他的馆,陈杏筵居然写匿名信告发李大令。显而易见,作者在这里暴露了对于知识分子极端不信任的主观倾向,认为读书坏人心术,士人饱读诗书,但在道德上还不如朴实民众。因此,蔡友梅实际上将道德坚守的重任赋予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身上。这既使蔡友梅在面对市民阶层的保守因循时充满同情,也使他对市民大众的道德堕落痛心疾首,形于声色。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分层的,相应的,道德也是分层的。士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高于民,所以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也就更加严格,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士恪守道德,为礼教牺牲是应有之义,维持名教和道德是他们的责任,而普通民众因为没有相关的权利,所以也不必尽这样的义务。但是,宋明理学将原教旨主义的礼教本质化之后推延为普世的准则,把原本只属于上层的道德规范全民化,这就造成了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怪现状。也就是说,当文化和权力上层已经改弦更张之后,普通民众却要承担起道德的重负②。有清一代以儒学治天下,这对于民众尤其是旗族普通民众的影响深远,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我们习知的旗人重礼的现象。到蔡友梅的时代,整个国家已“天崩地裂”,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上层的统治阶级已经垮台,新的道德规范尚待建立。蔡友梅作为普通民众一员,却以传统道德来要求和他一样,甚至比他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更少义务的普通民众如曹二更,这其实是社会角色及其评价的错位。这种对于普通市民的严苛道德态度,并不鲜见。那些和蔡友梅同时代的旗族作家,大多都有类似的道德观。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道德滑坡持批判态度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单纯地用道德来评判一切却有欠公允③。这种道德主义的泛滥,既是这一代旗人作家的特色,也是他们的缺陷所在。
[责任编辑孟庆澍]
关键词:蔡友梅;市井;京味儿;道德批评
蔡友梅(?—1920),即损公,又名松友梅、松龄,亦曾用过梅蒐、亦我等笔名,清末民初著名旗人小说家。由于去世较早,蔡友梅的身世经历已难考证。但据雷晓彤考察,蔡氏作品中曾忆及幼时家里专请了坐馆先生教书,大约其时家境不错,但他后来却并未应举,也没能为官作宦。家道中落后,蔡友梅必须学一技之长以谋生计,故转而学医,其后又投身于报业。和很多有同样坎坷经历的作家一样,家境由盛转衰反而成全了蔡友梅的文学事业①。1907年,蔡友梅创办了《进化报》并任社长,其后还曾任《公益报》的编辑。这两种报纸均为白话报,以面向市民为宗旨。蔡友梅在《进化报》上发表了小说代表作《小额》,他的朋友德少泉将其创作宗旨概括为:“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民国成立之后,蔡友梅继续在北京《顺天时报》、《京话日报》、《白话国强报》等多家报纸上发表小说数十种,被称为“新鲜滋味”小说。据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载,蔡友梅系旗人,故其所办报纸言论新闻,注意到八旗生计问题。不过蔡友梅本人的思想和创作目的倒未见得如此狭隘。1908年,杨曼青在为《小额》写序时就着重提醒读者,对于此书倘以旗人家政而目之,则有负作者苦心。因为《小额》虽然描写的是旗人故事,但作者借此要表达的是对晚清整个社会现实的看法。显而易见,蔡友梅已然具备了一个小说家所应有的超越民族的胸襟和眼光。
在清末民初北京那批旗人作家中,蔡友梅作品的数量虽不是最多,但流传最广。原因一则在于他的发表阵地如《京话日报》影响较大;一则在于他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带有浓郁北京地方色彩的“新鲜滋味”。
市井百态的见证实录
蔡友梅早年家道中落、饱尝冷暖的人生经历,在他这样的本色作家的作品中,必然会留下印记。悬壶济世的生涯使蔡友梅有机会接触社会方方面面、各色人等,为后来的创作打下深厚的生活底子。世间百态、家族是非,特别是北京都城的人情世故,在其作品中多有体现。他的小说多以主要人物及其家庭邻里关系为中心展开情节,或单线或双线,徐徐推进,将世相百态娓娓道来。举凡旗人家政、为官诉讼、行医经商,人情冷暖、风物民俗,无不有所涉猎。他擅长描写市井小人物,尤长于刻画放高利贷者、江湖医生、贪官庸吏、街头痞子等角色。因此,从小说的内容与题材来看,蔡友梅的小说显然代表了那个时候大多数市井文人,尤其是地方报人的文学价值取向。虽然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口号早已提出,“革命小说”、“科学小说”等各类新潮小说层出不穷,译印域外小说也给中国小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变化在蔡友梅那里表现得并不明显。相较于颇有政治抱负和革新要求的“新小说”鼓吹者们,蔡友梅并没有多少文学的自觉意识。他只是秉笔直书,更多带有传统满族说部勾勒世态人情、敦促教化的道德主义倾向。也正因如此,他的选材似乎“落后”于时代文学发展潮流。不过,这反而使其小说成了清末民初市井的见证实录。
辛亥前后,古今中西价值的冲突、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冲击。处于破旧立新的时代夹缝中间,整个社会窳败混乱、令人不安,人们以利相交、不讲情义。蔡友梅首先关注的,便是这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库缎眼》用漫画笔法画出“库缎眼”见风使舵、前倨后恭的丑态,足见当时人心浇漓之状,令人不由想起契诃夫在《变色龙》中刻画的警官奥楚美洛夫。《小蝎子》写讼棍刑房经承田万能(小蝎子)欲霸占民妇董兰姐儿,勾结土匪设计陷害其夫郑采芹下狱,气病其公公,幸得义士毛豹打抱不平,小蝎子也因作恶多端被仇家杀死,郑氏一家终幸免于难。小说铺陈了衙门的黑暗、官员的无能与恶棍的横行,叙写了时代的无奈现实,而故事结局由毛豹这样的侠士来充当拯救者,则表明了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搜救孤》反映北京旗人家庭的内部生活,带有《红楼梦》的影子。不过小说内容只是集中表现了继承权与金钱,并没有探讨家族制度本身的问题,设定的人物也多是正面的,其中麻穆子就是古典小说中的侠胆义仆演化出来的人物,唯有二奶奶成氏恶毒凶狠,要谋夺家产。小说体现出满族特有的文化语言风情。例如,小说详细介绍了旗人大家庭内部的财务管理:“在管氏当家的时候儿,公中的款项进来,类如房租、地租、铺子的红利等等,共分五股:三个屋内各分一股,其余两股,一股作为存款,以备冠婚丧祭的事情;那一股支配公共的事情,类如人情应酬修理房屋,以及周济亲族之用。此外个人的进项,是个人拿着。”①类似这样的知识性内容在蔡友梅小说中比比皆是。这些难入正史的边角料出现在实录型小说中,不仅增加了阅读的兴味,今日看来也颇可佐正史之遗漏。而这种写法,同中国源远流长的野史笔记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蔡友梅的创作与同一时期的“新小说”在艺术技法和审美趣味上的背道而驰,或者说“落后”。当然,我们并不应该以进化论的史观来对这种“落后”作价值判断。
除了平民社会、家庭内部之外,对于官场内幕的种种荒诞,蔡友梅作品中也有深入表现。在小说《忠孝全》中,通过主人公对“打抽丰”的嬉笑嘲讽,揭露了晚清官场告帮的恶劣风气:
中国的习惯,只要你实缺够上县知事,局差够上总办局长,陈亲破友穷本家,嘱臭肉的,能把你踪上,你不必下帖请他,他自己就来,不是告帮,就是求事,够资格不够资格,有学问没有学问,先不必提,要是一一的满其欲望,简直的就办不到。如今挤兑的一得阔差缺,先登告白拒绝亲友,登告白也叫瞎掰,该去的还是去;不信你考查,无论那一省,上至督军省长,下至县知事衙门,大半都有官亲本家,在那里住闲。此外浮来暂去告帮的,那还不算。无论如何,也得点染点染,所以古人有两句诗是:“亲友欢愉僮仆乐,做官到底为他人。”这话是一点不错的,一来就说做官的滑头,真能连裤子都没有啦。②
又如,小说对晚清地方士绅同官僚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民国以降议员横行的情况,也进行了淋漓尽致地表现:
但说外州县普通的风俗,是绅士很占势力,乏点儿的州县,就能让绅士给抬了,可是厉害有势力的州县,也能收拾绅士。自打一入民国,绅士的刁风所起来呀。……本县要出了二位议员,如同出了两位宗室,可是专制时代的黄带子,如今的黄带子,拉胶皮的很多,入了辕儿龙性可也就差了,倚势仗势带虎事,横完了三年,下届选不上,算是完事,可是他正应时当令的时候儿,也闹的很凶。本处地方官,真得特别的优待,格外的欢迎,议员要是回家,本县必要请他吃饭,还不定赏脸不赏脸,遇见地方上的事情,一句话真气死圣旨,亚赛命令,老县就得遵行。这宗议员,可是比旧日的绅士,又闹得厉害啦。③
小说还对晚清军队的一些规矩习俗做了介绍:“旧日绿营,俗说父子衙门。什么叫父子衙门呢?兵丁对于官长,如同家人父子一样。衙门当差的兵丁,简直就是官家人。(如今也是如此呀!汽车上司机的两旁站着的,都是丘八太爷。)执帖的叫作传号,打顶马的叫作旗牌,跟班的叫作伴当,打执事的叫作外班。当伴当的,是穿房入屋。大人老爷要出门,太太屋里有褂子,他都能进去拿去。您别瞧金顶子白顶子亮白顶子,三节两寿,跪下就磕头。”这段文字,在风俗通意味的白描中插科打诨,以轻松诙谐的语调表达民众的通俗观念,颇有几分神似清人笔记。作者一再强调自己所写乃是真人真事,但小说家言、鲁鱼亥矢,作者如此表白,不过是为了加强小说“警世”的效果。虽然小说形式较为粗糙,甚至未曾写完,但北京本地的风俗民情在这种“前现代小说”里反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京味儿风格:方言与民俗
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寿臣回忆童年时代时曾说:“我家住在宣武门外南下洼大川路,路南有一祠堂,名叫‘越中先贤祠’,里边正开设着一个宣讲所。我每天回家路过那里,必进去听听。一来可以听关多福先生讲古文《豫让论》、蔡友梅先生讲小说《京华故事》等。二来也可以借机喝点开水。日久天长,我的知识增多了。以后又借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自己看,兴趣就更大了。后来又订一份《白话时事报》,这使我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我和关、蔡两先生虽没有接谈过,但他们是我真正启蒙的老师。我在说相声时,常常把他们所讲的东西掺进去,观众很欢迎。”①关多福、蔡友梅是如何影响了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以至于使后者在耄耋之年还念念不忘呢?显然,他们的宣讲肯定是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否则不可能被相声这种通俗曲艺所吸收。而蔡友梅的宣讲风格,与他小说的语言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先看一段《忠孝全》中的议论:
在世俗的议论,都说吃喝嫖赌不好,我说这几样儿,比甚么都高,不信我说给您听听,平常拉不下脸来说的话,借着四五子,就能大说特说,俩人喝对了分量,就能倾心吐胆,无话不过。俗语有云:喝酒喝厚啦。一点儿也不错。平常又酸又狂,翻着白眼儿,不理亲爹,(也得有准的呀。)只要你跟他联络上,能够同游花界,你瞧吧,他是喜笑颜开,原形毕露,什么变的都能瞧得出来。酸狂臭美一概取消,你同他逛过两回,就能套上玩笑,一套上玩笑,就好办啦;不怕运动人情,借着玩笑就说了。甚至于求妓者帮个腔,事情就许成功。再说打麻雀这节,是高矮不等,男女合演,坐的一块儿就是赌友,借着红中白板,小则联络感情,大则运动个事,借着打牌得事的,很多很多。(可是看什么事啦,难说的事情也有。)抽大烟这节更不必说,第一先得躺下,借着烧烟的功夫儿,两个人一聊天儿,能够越说越对劲,就能成为知己。不信您考查,酒铺儿,要钱场儿,花界里头,打架斗殴的都有,烟馆打架的很少,至近的朋友,在家里喝酒,搬大发了,还有起打的时候儿;朋友在里躺着抽烟,您见有抽着抽着拿上帽的吗,所以我说吃喝嫖赌抽这五门,到了如今,直可以说是国民道德,不可须臾离也。②
这段话仿佛一篇单口相声,带有浓郁的北京特色,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浓厚的“京味儿”。有论者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清末民初的蔡友梅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京味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整体的文化精神,而不是零散地描写北京的人物、风习……把作品内容与形式上的地域特点结合在一起”,“蔡友梅的小说把焦点集中于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是专门将市民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写,并且把北京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并表现得十分充分,这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③这种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市民文学,尤其是旗族报人作家中,蔡友梅年龄较大,起步较早,在近代“京味”白话小说兴起过程中确实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所谓“京味”文学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专门描写北京本地生活和各种人物;第二,体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精神,而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风格。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所言,京味之所以以“味”命名,强调的就不单是题材性质,“即它不是指‘写北京的’这样一种题材范围。写北京的小说已多到不胜计数,其中北京仅被作为情节背景、衬景的自可不论,即使那些有意于‘北京呈现’的,也并不就是京味小说”。换言之,它主要是指一种“风格现象”。此种风格典型地体现在文学语言上。蔡友梅对如何使用语言相当自觉,在《库缎眼》中,他对自己的创作语言作过一番说明:“本报既开设在北京,又是一宗白话小说,就短不了用北京土语。可是看报的人不能都是北京人哪,外省朋友们看着,就又不了然的。一个不了然,就许误会,很耽误事情。所以记者近来动笔,但能不用土语,我是决不用。可是白话小说上,往往有用句俗语,比文话透俏皮。小说这宗玩艺儿,虽然说以惩恶劝善为宗旨,也不在乎用土话上。往往挤的那个地方儿,非用土话不成。不但记者这宗小说,就是上海白话小说,也短不了用上海的土语。这层难处,作过小说的都知道。如今我想了一个法子,实在必得用土语的时候儿,费解的不用,太卑鄙的不用,有该注释的,咱们加括弧。”?譹?訛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蔡友梅不仅积极改进笔下的白话,以迎合读者的需求,而且这种改进与整个传媒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关连——特定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特定的语言,而将这种特定的语言书写为文字,又需要考虑传播载体和市民大众接受的需要。这种观念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学不谋而合,只是后者是有意识培养一种民族文学和国族意识,前者则是不自觉中承传有明“三言二拍”以来的影响,同时带有满族语言俗白流畅的传统特色。通过自己的小说实践,蔡友梅无形中成为“京味”传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过渡人物之一。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影》等传统京味小说的笔法向老舍、王度庐等现代京味小说转化的过程中,清末民初的旗人作家,尤其是蔡友梅这样早期的小说家,通过化俗为用、俚语入文的语言改造,以及诙谐幽默、爽快畅朗的风格营造,对京味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蔡友梅小说对于京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的描写,也为形成京味特色打造了最初的模式。就内容来看,蔡友梅小说生动刻画了北京平民阶层的各种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风情。比如日常生活中繁多的礼数,在各种场合下的寒暄,酒桌上、茶馆里的礼让;红白喜事的办法和风俗;节日的休闲与娱乐等等。他还注意到,北京人在生活中的风习实际上缘于一种共同的美学观。他在《鬼吹灯》中赞叹:“您别小瞧这个上下车,这是北京人的专门学,上车讲究飘洒,下车讲究利落。”老北京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讲究,这些在蔡友梅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真实的展示,体现了他对北京文化的熟悉和喜爱。正因如此,蔡友梅更能了解当时的社会实情,对于世纪交替时代的种种“文明”新说和文化嬗变,往往能透过表面看到本质:
北京有宗老妈妈论,说姑不娶(姑母不给娶亲),姨不送(姨母不送亲),姊妹送了一身病……大半妇人的开通,全是假开通。本来是迷信根子,顽固脑子,近来看点报纸,爷们又在新界混饭,表面不能不说文明话,外人看着好像文明女士,开通的邪乎,其实全是假事。背着家里的先生(如今称当头人为先生),她跑到东岳庙烧香去,一切都迷信讲究,很也都有。可是经人一说,登时又能不迷信。万总归一是学无根底,性情无定的缘故。?譺?訛
北京文化的构成中,旗人文化占了很大的成分,加上蔡友梅本人是旗人,故对旗人文化有很多审视。在他的小说中,各色旗人比比皆是。除了对于旗族的认同,他对于八旗文化也有清醒的反思,例如《曹二更》中借博二太太的口说:“我可是满洲旗人,酸满洲的习气,我就不赞成,把高等的满洲旗人打个板儿高供,我说这话人家也决不挑眼,像你这宗满洲旗人,你有甚么能为?有什么本事?有甚么学问?除去提笼架鸟下茶馆儿,造旱谣言,抽大烟喝烧酒,会赊猪头肉,玩笑耍骨头,排个八角鼓儿;就说在衙门当差,旗下有甚么高超的公事,来行文无事片打到书稿,验缺下仓放钱粮,压个兵缺,吃两包儿空头饷,完了,有甚么警人的玩艺儿,你说我听听。”③类似这样的自我反思在后来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一再出现、余响不绝,可谓开启了满族作家文化反思的先河。
“京味”风格的锻造,使蔡友梅得以确立他在北京地域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京味”既是其荣耀也是其局限,如同其他京旗作家一样,囿于地域和学养的限制,蔡友梅的作品大多写的是北京及其郊区,最多写到山东山西河北的事情,其他地方即使涉猎,也不如写北京生动传神;另一方面,蔡友梅的语言始终没有超脱出“贫北京”、“油北京”的范畴。他存在着当时大多数通俗小说家的通病:混淆“写实”与“实录”?譹?訛。新小说倡导者引进的现代笔法在他那里找不到一丝踪迹,这实际上也妨碍了他的小说格局的拓宽和境界的提升。在他为数不少的小说中,从结构布局、情节推展来看,唯有《曹二更》有些更新的迹象。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伦理道德的审视讽叹
1907年创办的《进化报》小说栏连载了蔡友梅的社会小说《小额》,德少泉在谈到此书写作缘由时说:“丁未春北京进化报社创立。友梅先生以博学少鸿才,任该馆总务。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魅魅旭烟,无奇不有。势日暨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愈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哉?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逆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与?’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坐,因慨然曰:‘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于是友梅先生……逐日笔述小说数语,穷年累日,集成一轴。”?譺?訛在“辅助政府”、“开通民智”之中,蔡友梅侧重的显然是后者。因此,与同时期的另外一些旗族作家一样,蔡友梅的小说往往充满了道德教化,这种说教有时甚至到了声色俱厉的程度。
蔡友梅小说描绘的现实虽然林林总总,但关注的焦点却在道德的堕落。他首先关注的是人伦关系在近代的变化。清末民初,由于传统权威的丧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进而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危机。由于整个儒学的根基受到动摇,社会如同严复所说,旧道德被废弃而“新者又未立也”,所以一时出现行为毫无规范的道德真空状态。《小额》一开头就说:“庚子以前,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老实角儿,是甘受其苦。能抓钱的道儿,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赛刘海》开篇也提出:“立意劝善与诛奸,偏激苛刻难免。现在道德沦丧,效尤鲜耻寡廉。”所以作者宣称要“惩恶劝善,感化人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蔡友梅首先着力描写了一类栩栩如生的反面人物。这类人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所特有的社会渣滓:或是街坊上的一霸,或是市井间的流氓痞子,或是道貌岸然的所谓老爷们。最典型的就是《小额》的主人公额少峰。他厚颜无耻、道德败坏,肆意克扣旗人钱粮,完全丧失了基本良知,“所放的帐目,都是加一八分。要是一分马甲钱粮,在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然而,这类人在现实中却如鱼得水,过得轻松自在。从他们身上,作者看出晚清的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整个社会从上到下落后与愚昧并行,风气已然败坏。
事实上,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最保守的人们也能感受到国将不国的危机。蔡友梅们很清楚传统文化已经落伍,但又无法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最关心的问题,在蔡友梅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主要是道德的焦虑。首先,对于风雨欲来的新生事物包括革命,他充满了怀疑和否定。例如,在蔡友梅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他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
无闷(旗人)微然一笑,说:“民党中也有高超的,不过少就是啦。将来高一路儿的,也决不能上台;是上台的,都不是真正民党。你瞧这些个新人物,一嘴的流血革命,那是生一口江湖话,一心的财迷官迷,权利心比你我都重。你记着我的话,将来是一般专横军阀,跟无耻政客,还有改造官僚,这三种人操纵政局。真正民党韬光纳晦,全都隐遁。另有一般捣乱派,争权攘利,闹的生灵涂炭,大局不宁。”③
作为一名旗人的后裔,蔡友梅的认识无法不受到其出身和经历的影响,因而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往往独异时流。他在《非慈论》中说:“彼时正是光绪末叶,革命的学说正盛。外国人要收拾中国,正利用这把子青年,不但不禁止,反到鼓吹提倡。”?譼?訛作者未必一概否定革命,却在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敏感问题,即海外势力支持的民族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毋庸讳言,晚近的历史研究和殖民研究已经指出,日本、美国等其实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支持清末民族革命的。因而在旗人看来,所谓民族革命无异于里通外国,出卖国家利益。《铁王三》更是一篇带有家国寓言色彩的小说,作者开宗明义,借着铁王三的家产纠纷喻说中国时事:
世界上单有一宗缺德的人,利令智昏背亲向疏,拿着外人当亲人,借着外人的势力压制同胞,能够牺牲祖坟,拿同胞的血换面包吃,及至国破家亡,他也是奴隶一分子,朝鲜的李完用就是前车之鉴,将大比小,是一个样的事情。①
因为富户铁王三无子,过继义子导致大权旁落,出走山西。族人王九赖、假秀才,外戚王英,流氓无赖仉红和义子二秃子三派势力趁机争夺家产,直到王三在山西娶妾生子才要回大权。作品表面看来是在宣扬续弦娶妾的合理性,其实强调的是家庭的团结一心,只不过结尾落入了因果报应的俗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篇小说可以视为一个政治隐喻,联系当时海外势力对中国的殖民渗透,这种隐喻尤其具有警醒意义。由于对“新”如此怀疑,在蔡友梅小说中,说着时髦语言的便多是被批判的丑类,如王九赖借着梁启超的维新言语来粉饰自己等等。对于“新”思想观念的全盘否定固然不合时宜,但这种看似平庸落伍的见解,其实代表了当时日常生活最广泛的舆论话语。反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维新思想在一般旗人乃至市民大众那里真正所起的作用。
新生事物既然不可靠,那么,到哪里去寻找道德的基石呢?蔡友梅选择了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回归民间、回归传统。
在价值观、道德观混乱的转折时代,能够支撑社会最普通的伦理秩序的不是上层精英文化,而是那些积淀在集体记忆中的民俗信仰。蔡友梅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
乡野人无知,高超学理不懂得,能够认命运,还是好人。小则明火路劫欺诈取财,大而争权夺利卖国求荣,那都是不认命运的。所以十六年前,记者乍一登台宣讲,最爱破除迷信,如今倒不敢破了。道德也完了,风俗也坏了,就仗着这点儿穷迷信维持着。要是普通的人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啦,那就不可思议啦,不定出什么德行哪。②
他在《忠孝全》中又说:
至于原因结果循环报应,那是宗真理,不能说是迷信。俗语云:“善恶到头终日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两句话听着极俗极厌,其实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废的格言。……害人的人没有不被人害的,所谓天道好还,如影随形者是也。别的迷信可破,要说原因结果都是老谣,循环报应都是汤儿事,害两条人命,只要手续办的严密,就能没事一大堆,不但没这宗理,也没有这宗事。创这宗议论的人,就是人群妖孽,世界蟊贼,这宗藩篱要是一破,非人与禽兽之域不可。③
小说名为“忠孝全”,就其内容来看,其实写的是主角岳魁父子于国于家忠孝全无。这种正话反说,倒是幽默诙谐的京味特色之一。其实,蔡友梅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并不深刻,比《警世恒言》也未见得高明,但从许多穿插在情节中的时事议论中,可以见出民国初年的普通市民对于社会的看法。在《非慈论》中,作者针对辛亥革命前后反对一切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牛兰谷、牛少谷父子一个欲独善其身而不得,一个飞扬浮躁思想过激,最终激进的少谷失败,回归传统,并且“每逢上堂,遇着机会,必要给学生发明孝道”,彻底转变成了牛孝子。从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有清一代以孝治天下的文化沉淀,但作者“天理大不过人情”的文化保守心态也昭然若揭。在动荡不安的转折时代,这或许是作者不无犬儒主义色彩的选择。这种思想当然谈不上如何“进步”、“新潮”,但却真实地再现了普通市民的道德观念。
与《忠孝全》、《非慈论》对传统“忠孝”精神的呼唤形成呼应的,是《曹二更》等篇中提出的“良心”问题。《曹二更》情节曲折、人物鲜活,堪称蔡友梅小说中的精品。山西小木匠曹立泉从富二先生学医时,还是个初进京城的朴实聪明的小伙。自立门户之后,渐渐在城市文化的腐蚀下变得唯利是图。不仅气死了师父,并且竭力摆脱赡养师母(还是婚姻介绍人)富二太太的义务,终于在街头引起公愤,患恶疾而死。在这部据说是依据实事改编的小说中,作者强调的是长久以来一直维持宗法社会秩序、具有习惯法性质的“良心”,即自我的私德。作为叙事者,蔡友梅在行文中充当了道德法官的角色,并最终以因果报应的手法,回归了大众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在另一篇小说《董新心》④中,主人公董新心是个“好谈时务,见谁就劝谁爱国”的“董疯子”。适逢清末新政,他上了师范学校,回来做劝学所长,因不堪陈腐,出走上海,遇到一帮投机革命的“新人”。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回到北京,又目睹了“民主”选举暗箱操作的丑行。袁世凯复辟后,先前的“革命家”又开始拥护帝制。于是,他万念俱灰,杜门不出。小说采用了晚清谴责小说“目睹怪现状”的典型写法,通过观察者游历的眼光描绘了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前后群魔乱舞的社会丑态。在小说中,主人公始终相信,“新心”——教育与启蒙——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他无力回天,只能归隐红尘。对于蔡友梅来说,这些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同样代表了自己的文化态度。我们当然可以将之视为“穷则独善其身”这一古典理想的近代回响,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更应视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无奈回归。
蔡友梅小说的道德主义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笔下人物的要求,经常表现的过于苛刻,这背后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小说《赵三黑》①的情节本无别出心裁之处,只是其中对于腐儒陈杏筵的描写带有几分反智主义的色彩。陈杏筵落入贼手被赵得海搭救,不仅不思报答,反在赵得海入狱时向李大令进言要铲除他,而其在贼窝里磕头求饶的辱人贱行,则活露出小人之相。李大令认为陈杏筵为人凉薄,辞了他的馆,陈杏筵居然写匿名信告发李大令。显而易见,作者在这里暴露了对于知识分子极端不信任的主观倾向,认为读书坏人心术,士人饱读诗书,但在道德上还不如朴实民众。因此,蔡友梅实际上将道德坚守的重任赋予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身上。这既使蔡友梅在面对市民阶层的保守因循时充满同情,也使他对市民大众的道德堕落痛心疾首,形于声色。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分层的,相应的,道德也是分层的。士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高于民,所以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也就更加严格,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士恪守道德,为礼教牺牲是应有之义,维持名教和道德是他们的责任,而普通民众因为没有相关的权利,所以也不必尽这样的义务。但是,宋明理学将原教旨主义的礼教本质化之后推延为普世的准则,把原本只属于上层的道德规范全民化,这就造成了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怪现状。也就是说,当文化和权力上层已经改弦更张之后,普通民众却要承担起道德的重负②。有清一代以儒学治天下,这对于民众尤其是旗族普通民众的影响深远,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我们习知的旗人重礼的现象。到蔡友梅的时代,整个国家已“天崩地裂”,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上层的统治阶级已经垮台,新的道德规范尚待建立。蔡友梅作为普通民众一员,却以传统道德来要求和他一样,甚至比他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更少义务的普通民众如曹二更,这其实是社会角色及其评价的错位。这种对于普通市民的严苛道德态度,并不鲜见。那些和蔡友梅同时代的旗族作家,大多都有类似的道德观。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道德滑坡持批判态度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单纯地用道德来评判一切却有欠公允③。这种道德主义的泛滥,既是这一代旗人作家的特色,也是他们的缺陷所在。
[责任编辑孟庆澍]